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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世纪伊朗帝国从丝绸之路的中间段兴起，此时的丝绸之路日益联络起地中海、中东和南亚、中亚以及东亚的市场。此后在伊朗统治的四个世纪中，随着欧亚大陆各地富有的帝国精英们对彼此昂贵商品的需求，长途贸易网络随之兴起，亚欧贸易的全盛时代来临。尽管伊朗地处洲际商贸和跨洋贸易的中枢，但是人们论述古代晚期伊朗的政治经济的时候，只承认贸易起着非常次要的作用。其中丝绸之路也只是被当作伊朗史的背景，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并不起关键性作用，而且它只在帝国建立之后起作用，而不被认为是导致其兴起和延续的原因之一 [1] 。本文强调洲际商业网络对伊朗形成的作用，认为其发展既依赖于中东内部的因素，也同样依靠东西邻邦的政治经济状况。本文也试图证明长途贸易对帝国财政的巨大贡献，并有助于解决有关伊朗政治经济叙事中的一个悖论。如此一来，也可以揭示古代晚期亚欧大陆各地的政治经济制度存在明显的相互依存关系。他们之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互动，不取决于罗马、伊朗或者中国的大城市，而是存在于亚欧大陆中部的缝隙之中。
在学术史上，丝绸之路既有助于也不利于揭示古代亚欧大陆中部地区被单独研究的各个社会。对长途贸易的重视使得这些与东亚和西亚其他地区同样复杂的社会沦落为贸易往来的、被动而简单的通道，贸易并不在当地历史上发挥着积极作用
[2]
。这些地区考古学和历史学的复兴业已表明游牧精英建立了跨地区的成熟的政治秩序，其经济也压根儿不依赖于洲际商贸
[3]
。因此无论是在青铜时代还是在古代晚期，作为史学解释框架，丝绸之路应该退出亚欧中部地区。然而，在约公元50至750年间，以丝绸贸易为主的商业网络形成，作为指代一系列机构运作的术语，丝绸之路还是有分析价值的。如果说，各种南亚商品长期吸引着地中海和中东的消费者，那么公元前后从东亚来的生丝刺激了罗马精英对这种仅仅能够从中国获得的产品产生大规模的需求。从3世纪开始，中亚也提供这种产品，直到6世纪初其生产技术传入到伊朗和罗马帝国
[4]
。中国宫廷用丝绸作为与外界进行交易的交换媒介，从而将利润转让给亚欧大陆中部的精英们，他们在经历着经济和人口迅速增长的地中海地区，为丝绸找到了市场
。这种价格特别昂贵、而体积轻便的产品使得洲际陆上贸易足够有效，因此有利可图。
从公元1世纪开始，可能是在贵霜帝国（Kushan）的庇护之下，来自粟特（Sogdia）和大夏（Bactria）的商人，在中国西北部城市与印度洋诸港口之间建立起贸易联系
[5]
。然而在4世纪，粟特商人开始控制洲际商贸，并在某种程度上将丝绸之路打造成亚欧中部具有政治基础的一条贸易线路，直到8世纪仍在起作用。从中国的大城市到印度洋，西至伊朗边境都有粟特商人建立的贸易网络站点。立足于粟特城市，例如撒马尔罕（Smarkand）和派垦德（Paykend），按照父系家庭组织起来的粟特商人，在陆路商路贩卖丝绸、银子和其他昂贵商品
[6]
。从事这种高投入的经营使得粟特商人在中国的城市里充当着银行家，也推动了远程财务往来。值其时匈奴和突厥帝国将欧亚大陆中部整合进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粟特贸易网络与它们携手发展起来
。通过对商人征税，也通过投资于商贸，游牧政治精英也试图从经过其辖区的商贸中获利。古代晚期在欧亚大陆中部兴起的匈奴和突厥帝国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意识地保护和支持洲际商贸，而粟特商人间的协作也发展成由城市和定居点构成的带状城市结构，从粟特延伸到伊犁山谷（Ili）和中国西北部的吐鲁番（Turfan）
。稳定的游牧帝国秩序使得粟特商人能够将新制度经济学派信奉的交易成本最小化，交易成本是高效、低风险和有利可图的贸易的障碍
[7]
。但是对丝绸之路更为准确的称呼是“游牧政治经济网”，它是游牧精英们为了方便洲际商贸而建立起来的一套政治机制。
伊朗宫廷从其政治和认知边界之外的政治经济变化中受益。无论其目的地是近东地区的还是地中海地区的市场，这些昂贵商品流入伊朗境内，赐予刚刚兴起的萨珊王室一种独立于高度自治的各地贵族之外的资源。古代晚期伊朗史上难以阐释的一个根本现象是，与此前的帕提亚王室——与强大的帕提亚贵族同时并存——相比，在经济和建筑规模上伊朗宫廷都异常强势
。最近的研究使得争论更加激烈。一方面，考古工作揭示了，至少在萨珊王朝中后期，恰恰是在贵族高度自治的呼罗珊（Khurasan）、里海沿岸和阿塞拜疆，伊朗宫廷建筑的结构规模宏大
[8]
。宫廷能够投资兴建远较帕提亚时代更为宏大的建筑。另一方面，历史学家证明宫廷甚至在履行其基本职能上也要依赖于贵族
[9]
。通常起源于帕提亚时代的大贵族代表，实际上垄断了财政、宗教和军事方面的重要职位，但也只不过是在祖业上扩充其规模罢了。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贵族保持着权力和特权，那么使得萨珊王室比帕提亚王室更加强大的资源何在？琐罗亚斯特组织在巩固宫廷权力上固然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但是他们自身也需要资金来维系。显然纯粹的文化上或者宗教上的解释都是不够的。
因此，我们必须揭示早期伊朗宫廷的财政基础。宫廷收入的主要来源自然是农业税。在缺乏文献证据的情形下，我们只能泛泛地假定，在榨取农业剩余方面早期萨珊王朝并不会比帕提亚王朝更有效，因为大规模的贵族土地不在税收范围之内。而从很早开始，萨珊王室就在投资兴建宏大的建筑项目，尤其是建设各个“市”（sahrestan）。这些市是属于王室掌管的、统一规划的、以统治者来命名的中心城市。头两位萨珊王：阿尔达希尔一世和阿尔达希尔二世奠基了大约12个这样的城市，它们通常取代了此前的城市，作为王室管理中心。如果贵族权力的稳定延续使得帝国内部收入的急剧增长不太可能，那么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了外来资源的重要性，也并不仅仅限于在商业要地取而代之的市。为了从跨亚欧大陆商贸中获得收入，早期萨珊王室必须控制商路，兴建基础设施，促进商业活动和进行征税，建设为自己服务的商业网络。对这些早期的万王之王们而言，这些活动具有压倒性的优先性，而且宫廷也建设生产中心，将原材料制成昂贵商品以满足欧亚各地的需求。在古代晚期，伊朗宫廷发展了一整套机构，与丝绸之路携手培植东亚和西亚之间前所未有的商品流通。在此过程中，伊朗宫廷获得了自主资源促进萨珊王朝中晚期强有力的帝国机构的形成，帝国财政也逐渐从各地农产品以及商贸中获得更多的收入。
[1] 最近的综观并没有将长途商贸与内部政治发展联系起来。参见Touraj Daryaee. “The Persian Gulf Trade in Late Antiquity，”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14 （2003）: 1—16.; Idem， “Bazaars， Merchants， and Trade in Late Antique Iran，” Comparative Studies of South Asia ，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30 （2010）， pp. 41—409.
[2] Tamara Chin， “The Invention of the Silk Road， 1877，” Critical Inquiry 40 （2013）， pp. 194—219.认为将亚欧大陆中部地区仅仅视为通道的观点的政治渊源是为了使得20世纪初的殖民—资本主义具有必然性。另一种史学的和地理的解释框架，如Élisée Reclus的，值得复兴。
[3] 最近关于游牧政治经济复合体的大量讨论的综述，参见Honeychurch，“Alternative Complexities: The Archaeology of Pastoral Nomadic States，”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22 （2014）， pp. 277—326.，Idem， “From Steppe Roads to Silk Roads: Inner Asian Nomads and Early Interregional Exchange，” in Reuven Amitai and Michal Biran （ed.）， Nomads as Agents of Cultural Change: The Mongols and their Eurasian Predecessor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5）， pp. 50—87.Ursula B. Brosseder， “A Study on the Complexity and Dynamics of Interaction and Exchange in Late Iron Age Eurasia，” in Jan Bemmann and Michael Schmauder （ed.）， Complexity of Interaction along the Eurasian Steppe Zone in the First Millennium CE （Bonn， 2015）， pp. 199—332.强调当地经济而非跨区域经济对亚欧大陆中部地区各社会的重要性，参见Valerie Hansen， The Silk Road: A New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4] Éric Trombert， “Textiles et tissus sur la Route de la soie: Éléments pour une géographie de la production et des échanges，” in Jean-Pierre Drège （ed.）， La Sérinde ， Terre d’Échanges: Art ， Religion ， Commerce du I-er au X-e Siècle （Paris: Documentation français， 2000）: p. 113，将和阗（Khotan）最早的丝绸产品系年于公元2或3世纪。到4世纪吐鲁番成为重要的生产中心。西传过程，参见Constantin Zuckerman， “Silk ‘Made in Byzantium’: A Study of Economic Policies of Emperor Justinian，” Travaux et Mémoires 17 （2013）， pp. 323—350。他将丝绸生产技术传入罗马帝国的时间推定为530s。
[5] 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 Sogdian Traders: A History （Leiden: Brill， 2005）， pp. 34—41。在古代晚期，经东南亚的海路也一直为印度港口输入生丝，尽管规模更小一些。Tansen Sen， “Maritime Intera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Coastal India and the Ascendancy of Chinese Maritime Power in the Indian Ocean，” Journal of Central Eurasian Studies 2 （2011）， pp. 42—46。
[6] De la Vaissière 2005， pp. 30—70; Patrick Wertmann， Sogdians in China: Archaeological and Art Historical Analyses of Tombs and Texts from the 3 rd to the 10 th Century AD （Darmstadt: Philippp von Zabern， 2015），pp. 22—25， 135—137.
[7] See， e.g.， Alain Bresson， The Making of the Ancient Greek Economy: Institutions ， Markets ， and Growth in the City-Stat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8] Eberhard Sauer， Hamid Omrani Rekavandi， Tony J. Wilkinson， Jebrael Nokandeh， et al.， Persia’s Imperial Power in Late Antiquity: The Great Wall of Gorgān and Frontier Landscapes of Sasanian Iran （Oxford: Oxbow Books， 2013）; Rocco Rante and Annabelle Collinet， Nishapur Revisited: Stratigraphy and Ceramics of the Qohandez （Oxford: Oxbow， 2013）; Alizadeh 2014; Simpson 2014.
[9] Zeev Rubin， “The Sassanid Monarchy，” in Averil Cameron et al. （ed.），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 vol. 14: Late Antiquity: Empire and Successors ， a.d. 425—6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638—61. Parvaneh Pourshariati，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Sasanian Empire: The Sasanian- Parthian Confederacy and the Arab Conquest of Iran （London: I.B. Tauris， 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