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元6世纪晚期和7世纪早期，随着突厥这个单一的政治权力控制了从满洲到乌克兰和克里米亚的欧亚大陆大部分，将阿尔泰山、天山、帕米尔高原和新都库什山这些将东部草原和西部草原相互分离山脉联系到一起时，距离急剧减小了。匈奴/匈人在公元4世纪中期破门而入，并将与中国数世纪互动之中发展起来的治国之道和治理成功植入位于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的萨珊帝国乃至东罗马帝国、日耳曼人治下的西欧和印度古普塔帝国。但是他们当时已经从中国北部被驱逐出去，损失惨重，而且被迫放弃了新疆和蒙古的东部草原。随着突厥的崛起，在其与北周进行联合并在公元552年击溃柔然，开启了一个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1] 。

在这篇短文中，我只能对突厥草原霸权的第一个阶段以及他们冒险进入相邻定居世界的情况，进行一个浅显的总结。我将会聚焦于第一个时期的最后阶段，这十五年中，他们在东方获得了最大的胜绩——公元615年在雁门关俘获隋帝——同时蒙受了公元629年败于唐太宗手下这一彻底的失败，随后则是颉利可汗的溃逃与被俘以及唐太宗在公元630年获得天可汗的名号。这一时期，东方发生了大量的战争：隋朝诸地拥兵反叛，唐太祖李渊在公元618年称帝，紧随着的是突厥在公元621年到626年的入侵。但是最大的战争，也是我标题中所说的战争，是在欧亚大陆西部两个历史悠久的定居帝国——波斯帝国和罗马帝国之间展开的。突厥由于其中亚河中地区的贵霜人之故，在公元615年末也卷入其中。他们的进攻有意无意间穿过了阿姆河，减轻了经历过公元603至610年消耗战后几乎陷入必败境地的罗马军队的压力。罗马已经被从西部的亚美尼亚、叙利亚和西里西亚赶走，陷入失去财富以及巴勒斯坦、埃及的手工业化地区的危险中。十年之后，突厥卷土重来，这一次是对罗马皇帝希拉克略的请求的回应。希拉克略最终也卷入其中，他不顾一切，倍感绝望地尝试将战火引向波斯帝国并防止罗马帝国的毁灭。

突厥人如果没能利用之前几百年在中国内陆亚洲边疆发展起来的传统和超部落的政权，就无法在如此广阔的地域建立一个帝国联盟。游牧帝国的意识观念跨越时空，从匈奴到柔然再到突厥代代相传，我们却对此视而不见。但是我们或许可以承认应考虑观念（连同贸易商品）在到处是漫游氏族和部落的草原中传播。只要是为了季节性的放牧，并在长时期内保护统治集团的集体记忆的话，关于超自然秩序的意识毫无疑问有助于此，上天（腾格里）是至高无上的，等同于地上的伟大可汗。毫无疑问，在代际之间和阿尔泰语系之中的观念传播，可以找到对草原游牧体系长期发展中可辨识的螺旋重复过程的解释，这一进程在13世纪蒙古人吞并毗邻草原的大量定居农业土地并创建一个世界性帝国之后终结 ^[2] 。

突厥标志着从柔然或者匈奴以来的一次巨变。突厥野心之大以及纪念可汗和其他伟人的复合式建筑群之宏伟是显而易见的，组合起来的帐篷位于城墙之中，周围有着代表已死侍臣和随从的人形石作为仪仗队永久伫立。并且从东边过来一路排满了直立的石人（ balbals ），每个都代表了一个被击败的对手 ^[3] 。

定居群体在突厥帝国事业中扮演了关键性角色。通常情况下，在广袤的平原上定居于草原附近和成串绿洲的人群被迫为游牧领主提供有用的服务、物资和产品，并且在与稳定供给者的交易和成功承担大量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中获利。而突厥人则联合了粟特商人贵族以及东部的属国石国（Čāč，位于在锡尔河中段的东岸和天山山脉的西缘）和康国（Semireče，位于天山山脉的北部边缘）以及塔里木盆地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部。与粟特的伙伴关系为游牧政权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延展力，并提升了其影响和支配所控制的领土及民众的能力 ^[4] 。在中国发现的粟特商人坟墓上的修饰性浮雕，内容包括两个担任萨保（ sabao ）职位代替中国皇帝监督在长安的粟特团体世俗和宗教事务的人，是对这一伙伴关系最好的证明。在此浮雕中还并列着粟特人在华生活与归乡的场景以及突厥人押运贸易车队和临朝的场景 ^[5] 。

粟特人参与到突厥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他们毫无疑问是突厥政权在公元576年扩张到克里米亚半岛的原因所在，粟特人也帮助突厥进入黑海并从那里进入地中海的商业世界。同样，他们在外交上也有首倡之功，那就是在6世纪60年代在中国和波斯之间打开一条横贯大陆的贸易路线。这一倡议被萨珊王朝拒绝，毫无疑问是由于受到那些主导远东海上贸易的商人游说的结果。使节的第二次来访也没能改变波斯人的想法（事实上，好几个使节在来访路途中去世，并没有对关系有很大提升），这使得突厥朝廷中的粟特领袖马尼阿赫向突厥可汗提出转向联系罗马的建议，并随后带着首位突厥使者于公元568年末或569年初到达君士坦丁堡。马尼阿赫因此被视为突厥西方外交政策的缔造者。一个伟大的政治、军事和商业联盟正在与罗马关联在一起。对手从一开始就被普遍认为是萨珊帝国。在另外三次外交互访之后，一个从东西两边联合进攻萨珊帝国的计划在公元573年适时达成。不仅在当时那个阶段没有发生任何不悦，并且直到公元628年灾难降临之前，也没有证据显示突厥人对粟特人在朝廷中的卓越表现有所怨愤 ^[6] 。

正是突厥—粟特的伙伴关系最终聚合成一个如此巨大的帝国，突厥的权力中心在东部，粟特则在西部。这一理念似乎达到一种合意的状态，但在突厥于公元581年分裂为东西两部分之后就很难继续维持下去，作为公元6世纪80到90年代当时最有实力的西突厥达头可汗与隋朝支持的东突厥可汗的霸权争夺的结果，达头可汗在公元599年到602年控制了东突厥。可汗之间的冲突以一种共享观念为前提条件，那就是突厥是一个基于最多四位可汗的共治体系，其中一个被承认为是最高者。我们将会由不同片段对此提供的的无可辩驳的证据加以简要分析 ^[7] 。

但是在我们进入充满忧虑的公元615至630年这十五年之前，我们应该谈一下信息的来源，中国一边是官方或者有文献记载的，西方一边则是私人或内容多变的，两者都聚焦于高层政治和控制帝国机构的个人。《唐书》，尤其是公元941至945年编纂的最完备的《旧唐书》，为中国—突厥关系提供了简明、高度选择性的以及详细的编年记录精确记录 ^[8] 。它一定被像官方资料一样小心处理。我们可以针对其观点进行两点合理的批评：（1）其记载了一个离奇的事件，公元627—628年的严冬时节，可能是由颉利可汗带领的的狩猎探险队挑衅式地进入唐王朝的领土，这可以依据来自当地人言谈，以及基于他们自己的认识和观察来猜测——所以我推测突厥这次成功的欺骗使得唐朝官方确信可汗身处东部并且还防止了唐朝发动进攻 ^[9] 。（2）官修史书体例中一个关键阶段是在帝王接续、年号轮替的时间顺序框架中安置各种事件，但是在接续轮替期间，事件可能会被替代——我相信在关于打击突厥势力方面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突厥分裂为几支机动力量（被放到了贞观三年，629年），并在贞观四年，为了表示他有信心，就已经假设他获得了天可汗的称号 ^[10] 。

西方的文献由部分接近当时以及随后时代的记录汇集而成。一些独立的或者半独立的文化中心在编撰历史，这些历史由多种语言编纂——主要是希腊语、亚美尼亚语和叙利亚语——并有不同的视角——罗马、欧亚大陆、美索不达米亚。这些作者都是自由的历史学者，他们吸收了各种材料。最高质量的材料来源于：（1）希拉克略皇帝的战争派遣令（624—628），（2）萨珊领土内亚美尼亚籍官员的简报，（3）在萨珊王朝服役的一位伟大的亚美尼亚将军的自传，（4）相当熟知的高加索阿尔巴尼亚王国（前苏联的阿塞拜疆）的地方历史。最后一种资料来源值得特别注意，它记录了突厥在高加索南部的军事行动、公元626年突厥指挥官和万王之王（ shahanshah ）库思老二世的信函外交。公元627年在第比利斯的波斯防卫者的眼皮底下希拉克略和统叶护可汗进行了一次首脑会议，突厥事实上控制了高加索阿尔巴尼亚，并且由新的突厥行政机构首领设（shad）接收和管理，一个由教会率领的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正式地承认了突厥的统治。这些西方材料主要从皇帝或万王之王即位之年开始记载 ^[11] 。

控制了整个草原地区以及远远超过此范围的贸易网络之后，突厥处于一个能够及时获知相邻的定居世界不同地区中哪些地方衰弱以及哪些地方正发生冲突的位置。在突厥首批干预行动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突厥对开拓和创造机会非常积极主动。正是突厥人在约公元599年向萨珊建议联合起来一起对抗嚈哒人。外交探子都没能弄清萨珊是否会拒绝。在随后一年发生的战争中，突厥人竭尽全力，萨珊则只能作为副手，且仅仅获得嚈哒人之前领土的一小部分——大夏（巴克特里亚）作为奖赏 ^[12] 。后一年，也就是公元561年，突厥和北周联合，于公元564年和北周一起打击另一个北方政权—北齐 ^[13] 。四年之后，突厥在西方发动了一场相似的行动，这一次联合罗马对抗波斯。因为使节跨越的距离过大，所以谈判进行了很长时间。联合进攻的计划到公元573年才达成，这时距离与罗马的首次外交接触已逾四年。因为缺乏证据（所有中东的材料都专注于公元573年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降临到罗马人身上的灾难），我们无法获知突厥人究竟是遵守了联合攻击计划的诺言，还是执行马基雅维利式的策略挑起两大势力之间的战争，自己则在未来坐收渔利 ^[14] 。

北周（位于西部）于公元577年首次击败北齐（位于东部），随后，北周将领杨坚篡位，并于公元581年建立了隋朝，成功组织六支部队和两支舰队总共51万8千人在公元588年到589年进犯南方，这一中国内亚边疆势力平衡局面的决定性改变对突厥不利 ^[15] 。整个中国成为一个单一的帝国，东突厥的进犯也被抵挡住，并承认了隋朝皇帝在地位上的优越性，而当时，西突厥的可汗正在为建立整个突厥霸权而作战。接下来的三十年里，突厥在东部一片沉寂。

但此后，隋朝在公元609年和614年做过了头，试图占领朝鲜北部的高句丽却徒劳无功。招致的惨重损失和混乱的结局给了突厥一个颇为诱人的机会。突厥于公元615年隋炀帝出巡北部边疆时发动进攻。隋炀帝在雁门关被围。雁门关的四十一座城池有三十九座被攻占。然而始毕可汗（609—619年在位）没有将他的优势坚持到底——这毕竟是一次机会主义式的进攻 ^[16] 。

令人感兴趣的是大约同一时期发生的另一场机会主义式的进攻远西（Far West）。萨珊人已在公元613年入侵巴勒斯坦的北部，并在公元614年占领了耶路撒冷，公元615年又向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发，已经可以看见君士坦丁堡了 ^[17] 。在最后也是最大的罗马—波斯战争中，这一西方倡议遭到突厥人的首次干预。突厥在伊朗内亚边疆的委托人，在之前一个帝国瓦解之后被称作贵霜人（Kushans），在公元615年袭击了呼罗珊。在一个已经退役的年长亚美尼亚将军的指挥下，期待多时的军事反抗应时而生。贵霜入侵者随后撤退，在一场战役失败后，贵霜向“伟大的北部可汗”求助。一支早已整装待发的庞大突厥军队在公元615年末跨越阿姆河，驱散波斯防卫部队，并将掠夺者送到广袤的伊朗腹地，直至拉伊（Ray）（靠近现在的德黑兰）和伊斯法罕。突厥人开进了伊朗东部腹地之后——也许是考虑到孤军深入、战线太长，他们随后撤退了，波斯人于公元616年重建政权，防止贵霜的进一步劫掠 ^[18] 。

在远东（Far East），事件继续沿着突厥人的意愿发展。太原的军事将领李渊在公元617年起事。始毕可汗看好李渊，给他政治和军事上的支持。李渊直到公元618年成为唐朝开国皇帝时都意识到自己低人一等的身份，并在朝贺使节中给突厥使节以荣耀地位。中国的皇帝已经沦为代理统治者（client-ruler）。始毕可汗的弟弟处罗可汗（619—621在位）继承了哥哥的位子，似乎倾向隋朝。他的妻子是一位隋朝公主。他为隋炀帝之孙提供庇护，当其在公元621年莫名离世时，正策划对中国进行大规模入侵。使帝国不同势力之间产生分歧的传统政策又出现了。处罗可汗的继承者、他的弟弟颉利可汗（621—630在位），其反唐策略进一步公开化，每年派兵劫掠，并攫取大量本来是贡品的玉器和丝绸 ^[19] 。这些在颉利可汗和其侄子突利可汗的领导下的作战有着明确的目标，就是为公元626年最大规模的进攻扫清障碍。一支突袭部队首先发动了进攻（吃了败仗）。随之而来的是更大规模的部队，他们向南穿过鄂尔多斯抵达渭河北岸，实在是太接近首都长安了。在这里，突厥部队停止进军——可能是在等待一场宫廷政变以及高祖被一个更为顺从的皇帝取代。结果，正是高祖的儿子但又不是指定的皇位继承人的李世民代替了他的父亲，杀掉了太子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夺得大位，是为唐太宗。李世民在渭河的南岸以其自己的方式对颉利可汗的武力展示加以反击。

公元7世纪20年代中期两场首脑会议的第一场在此时出现。突厥可汗和中国皇帝在渭河的桥上谈判并且达成了协议。考虑到当时的环境，这是一个相当特别的协议。一支庞大的突厥军队信誓旦旦要入侵唐朝在北方的心脏。中国军队无法与之匹敌。他们已经如此接近唐王朝的首都。中国皇帝命令封锁雁门关，这对于阻挡突厥包围和占领长安是徒劳的。此役之后，突厥将必然索取数量上前所未有的丝绸和玉石。但是，出乎意料的是，这种要求没有被提出来。相反，颉利可汗同意停止行军，实际上就是提出休战，并且给唐太宗提供三千匹马和一万只羊，并且在太宗的要求下释放了战俘。提供方和提出方位置改变了 ^[20] 。

到底发生了什么？颉利可汗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他对于自己军事优势的自信以及对于中国已经承认处于军事劣势的确信使其不必要通过实际作战来证明这种优势？还是因为他的宽宏大量，他给出的礼物是要强调中国皇帝处于更低的位置？这可能是模拟颉利可汗行为的唯一建构。但是随之出现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颉利可汗会如此简单地满足于以这样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优势？他可能的进一步目的是什么？为什么他要准备与唐朝的新皇帝达成和解？他想从东方的休战中得到什么？

我相信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可以在远西（Far West）找到，波斯和罗马帝国在远西的战争早在公元7世纪20年代就达到了高潮。颉利可汗正准备进行干预，并需要绝对保证东方在至少两到三年内不会出现危急情况。因此，归还战俘就剥夺了唐太宗重燃战火的任何理由和借口。

波斯人正在进行收尾工作，占领了小亚细亚，与阿瓦尔人建立联盟，一支残余的柔然队伍逃往欧洲东部，在当地建立了小型的突厥政权。阿瓦尔人被允准在君士坦丁堡劫掠，并进一步蹂躏罗马治下的巴尔干地区。同时，末代罗马皇帝希拉克略孤注一掷地在公元624年深入萨珊的外高加索地区进行反击。在狂暴地穿过阿特罗泰耐尼王国（伊朗阿塞拜疆）时洗劫了最主要的萨珊拜火教神庙（现在被称为赫特—苏莱曼），到了冬天，他撤退到离这一区域的都城帕特阿瓦（Part‘aw）并不远的高加索阿尔巴尼亚（前苏联的阿塞拜疆）。在这个地方，他派遣一名使节与突厥人达成了协议。此后一年，他虽然战胜了三支前来应战的波斯部队，但依旧忧心忡忡，在打算向西战略性撤退之前，向北迂回进入帕阿塔卡兰（P‘aytakaran）的库纳河下游，这个地方像是预先准备好等他前来赴会一样。他的使节返回，陪同前来的突厥骑兵带来了“北方国王的代理人”答应帮助的承诺。罗马使者显然已经去过排名第二的突厥统叶护可汗的大帐，统叶护可汗控制的地区位于天山山脉的北侧，不像颉利可汗那样靠东 ^[21] 。

公元626年，三支军队攻击君士坦丁堡：欧洲阿瓦尔人组成的8万人部队——带来了一大批恐怖的攻城武器——以及两支小亚细亚的波斯野战部队。两支波斯部队中的一支被希拉克略在安纳托利亚高原上中途拦截并击败，保护了君士坦丁堡。另一支波斯部队在8月7日抵达了博斯普鲁斯海峡，但是看到的只是阿瓦尔人历经十日密集攻城失败之后的疲惫无力 ^[22] 。这是那一年要上演的两部大戏中的一部。另一场是发生在外高加索地区的外交大戏。在有设（ shad ）级别的北方之王侄子带领下，一支突厥部队侵入了阿尔巴尼亚。其以“北方之王和整个土地的主人，你的国王和所有国王的国王”的名义也就是颉利可汗的名义，向万王之王（ shahanshah ）的库思老二世发出了最后通牒。通牒将位居权力顶点的库思老降格为仅仅是亚述地区的管理者，被随手指派去疏散所有之前占领的城市和省份，并释放罗马战俘。如果不照做，突厥将会以之前波斯对罗马所做的一切双倍奉还 ^[23] 。

库思老二世拒绝了最后通牒，还发出了自己的威胁，突厥扬言的入侵在公元627年发生了。统叶护可汗与其作为设（ shad ）的一位儿子进行指挥。颉利可汗——根据随后的事情，可以确认是他自己而不是其代理人——从鄂尔多斯一路向西飞驰，抵达高加索北部的草原，疾风骤雨般攻入保护高加索东部边缘与里海海岸之间战略通道的位于索尔（Çor，达尔班德）的巨大要塞。突破了绵延的城墙和两条预留的防线，向这一区域的首府帕特阿瓦一路推进，此时的帕特阿瓦一片哀鸿，从萨珊官员到难民，都聚集在这里。这座城市未经战事便沦陷 。之后，颉利可汗向西前行到库纳河河谷，进入高加索伊比利亚地区，准备与希拉克略会师。一个比渭河会盟更具意义的首脑会议开始进行。颉利可汗首先到达第比利斯并且开始围攻，随后与希拉克略会面。突厥军队和官员在他们自己崇拜的岩石石板（rock platform）上起草协议，两位统治者相互拥抱。希拉克略为颉利可汗戴上王冠，为突厥人举行了宴会，并且向他们展示了自己带来的杯碟和长袍，而且还用珍珠耳环为可汗和他手下的领袖进行打扮。年长的可汗和希拉克略女儿奥古斯塔尤多西亚（Augusta Eudocia）的婚礼，算是对这次联盟的最终确认。 ^[24]

突厥—罗马对第比利斯的联合进攻持续到秋天，期间，希拉克略发动了他一生中最勇敢的军事冒险，向南行军，穿过扎格罗斯直接进攻库思老二世老巢。他在泰西封成功发动了一场宫廷政变（628年2月末），经过长时间的和平谈判（628—630）将边界恢复到战前状态。颉利可汗在冬天停止了围城并且撤回高加索。可能是在与希拉克略达成协议之后的第二年，他又返回开始新的围攻。随着这座城市的沦陷，萨珊王朝丧失了对伊比利亚诸如阿尔巴尼亚的控制。颉利可汗将他儿子留在此地，负责在阿尔巴尼亚建立一个突厥政府并确保统治，尤其是确保该地区税收机器的运转。阿尔巴尼亚是萨珊西北部第一个被长久纳入突厥统治的地区，在公元628年由瓦伊伦牧首率领的贵族代表团正式承认了突厥对阿尔巴尼亚的统治权。公元629年，波斯亚美尼亚遭突厥入侵，波斯防卫部队溃不成军。在重建伊比利亚和波斯亚美尼亚的地方政府机构之后的下一步行动，将是向南和向东进入阿杜尔巴达甘（Adurbadagan，古典时代的阿特罗帕泰耐王国）和麦德（Mad，米提雅） ^[25] 。

随后而来的是命运的戏剧性反转。设（ shed ）收到了一个来自统叶护可汗的令人绝望的消息。掠夺者（Marauders）开始攻击他了。设（ shed ）再也没能见到他。他还没稳固自己的地位，便急切寻求一个尚无资格承担此位的王国立足。他由于自己的傲慢，从高位跌落。他建议设（ shed ）在这条消息被周围的人知道并且将他撕为碎片之前立即撤退 。

设（ shed ）遵从了建议。突厥人从此在外高加索消失了四百年。

这条信息明显来自突厥帝国的东半部，为此颉利可汗将他的儿子设（ shed ）留在远西（Far West）管理新的领地，自己东返。公元628到630年，西突厥内部爆发了政治冲突，这次冲突没有造成毁灭性的破坏 ^[26] 。事情在公元629到630年冬天得到平息。对此，我们有来自玄奘法师关于外域游历的口述资料（公元649年他在印度长时间学习佛法后返回长安）作为第一手的证据。他从新疆出发前往塔里木盆地的两个主要的佛教中心——吐鲁番和龟兹。这是一段危险的旅程，他在公元629年冬天翻越天山山脉抵达伊塞克湖和碎叶城，而此时碎叶城正居住着一位可汗（不具名）。没有信息表明这里存在政治动乱，可汗悠闲而友善。可汗要求玄奘和他的同伴多待两三天等他狩猎回来，并且回来之后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宴飨不绝。好几天之后，可汗送他们继续上路并且给了他们通关文牒、一套红色的丝织服装和五十五匹中国丝绸 ^[27] 。

与之相反，颉利可汗已经被迫躲避中国的大规模进攻。他大概藏在天山山脉的东缘。他可能落入了中国军队手中，并在公元634年以右卫大将军的身份去世 ^[28] 。事实上，他之前的西征做过了头。通过他所写的东西判断，他的野心是巨大的——不仅要占有高加索南部的桥头堡，还要控制整个萨珊帝国。当然，这也并非不可能，但六百年后的成吉思汗才做到。受到颉利可汗潜在控制的伊朗高原，处在外高加索征服部队和可由东方的外高加索粟特人直接发动进攻的远征军之间的公元615年的战争通过经过劫掠获取的技术，已经打开了这条道路。中国北部正如颉利可汗在公元626年所展现的那样是没有掩蔽的。他的希望并非没有道理，他回到东方，要再次将他的势力和权威强加于年轻的唐帝国身上。首先要求割地，将渭河北部的鄂尔多斯和处于华北平原可以通往东部的边郡收入囊中。

但唐帝国证明任何事情都不是想当然的，而是会变化的。在颉利可汗离开的大约两年时间里——期间有两次旅程并且有一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在西方指挥军队——爆发了东突厥核心的政治不和。中国官修文献对此事的发生有所提及，但缺乏对具体情境的描述。所以不可能说明由中国外交活动造成的冲突能有多大。我们仅仅知道公元627年在突厥帝国的核心地带——蒙古地区，突厥霸权发生了一次巨变。铁勒部落的两个领导集团薛延陀和回纥起兵造反并且成功击退了被颉利可汗委托负责此地的突利可汗。另外两个游牧集团——契丹和奚人，随后在公元628年于东北起事。公元626—627年以及公元627—628年的两个严冬激起了对颉利可汗统治的不满。同样造成恶果的是，同是在这两年，北河东和关内两位关键军事首领叛变，随后又失去内蒙古这一根据地，极大削弱了突厥的战略性地位。但突利可汗在公元628到629年的叛变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29] 。

唐太宗展现了他拖延时间的本领。他的幕僚在东突厥冲突爆发后催促他尽快干预。但他知道公元627年和628年还是置身事外为宜，以等待确保胜利以及消灭突厥帝国的时机。正是在公元629年，他号令大兵压境，六路大军以压倒性的力量发动进攻。这种攻势是无法抵抗的，颉利可汗的部队四下逃窜，颉利可汗本人也亡命而逃。在公元629年的冬天，一支唐朝的突击部队发现了颉利可汗的藏身之处并成功发动进攻，将之俘虏。他被带往长安，被以贵族相待。战败使颉利可汗变为皇帝的客人，而唐太宗却于公元630年从他之前的支配者那里获得了天可汗的称号。一年之后，颉利可汗去世，唐太宗开始着手实现他对草原民众的真正统治，并向中亚进军 ^[30] 。

对这场公元7世纪早期值得一提的世界大战（ world war ）的意义进行延伸是可能的。直到公元7世纪20年代，欧亚大陆两端进行的战斗是没有关联的。隋朝在进攻朝鲜北部时部署了大量的部队。最后，战役的失败给了突厥进攻中国的机会。公元615年的成功入侵开启了超过十年的突袭远征，在7世纪20年代初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频率，在当时旷日持久的冲突中，唐政权从中国内部众多相互竞争的军事集团中脱颖而出。高潮发生在公元626年的大入侵。在此期间，波斯和罗马之间爆发了在范围、强度和持续时间上前所未有的战争，大约在公元620年，波及巴尔干地区，阿瓦尔突厥人卷入其中。除了公元615年西突厥机会主义式的干预之外，波斯和罗马的战争没有在中亚造成反响，突厥人也没有参与其中。希拉克略让使者带往突厥的消息，很可能被西突厥的统叶护可汗收到，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远东和远西的历史开始铰接在一起。在此后卷入其中的北方之王与整个大地的主人，必定是“东突厥的统叶护可汗”——颉利可汗，也就是说统叶护可汗将罗马使者来访的事告诉了颉利可汗。颉利可汗的信以及他对军事救援的承诺标志着公元625年东方和西方两个巨大的战争竞技场联系在了一起。他在公元626年对渭河的进军应该被解释为一次大规模的军演，目的在于保证唐朝在接下里的几年中保持平静。他在公元626年与唐朝新皇帝太宗的首脑会议所寻求和获得的是一份休战协议（ armistice ），而不是和平条约——中止战争，而不是结束战争。突厥将在合适的时候再次入侵，协议只是为了确认唐朝是顺从的。同时，颉利可汗调转他的方向，前往远西，那时波斯正随时准备创建一个单一的强权，其类似于在中国历史中唐对隋的继承。

当然，过于极端的猜测历史是危险的，但是这个案例中的一些猜想有着坚实基础——随后发生的蒙古人的征服。我认为颉利可汗的目的是（1）在短时间内保持西方两个大帝国之间初步的平衡并且在东方的唐朝能更强有力地维持他的权威。（2）在更长的时期内获得两个定居世界资源丰富地区的控制权。其一是东方的鄂尔多斯高原和华北平原。其二是西方的伊朗高原，其陷于西方外高加索对突厥势力渐渐渗入以及来自东方河中地区粟特的直接攻击之间。一旦成功的话，颉利可汗或者其继任者将会成为成吉思汗一半伟业的开创者。

正如成吉思汗和他的继任者们所证明的浩大兵力可以由一个控制了广阔草原的集权动员并可以进行远距离快速移动。对巨大的定居势力之间广阔的中间区域的控制，为蒙古人和他们的突厥先驱提供了内线优势，因此他们获得了对政治信息的实际垄断权。正因如此，突厥才可能协调不同的外交政策，对两个相距遥远的外交竞技场主动切分，并对那些可以在几个月内而不是几年之内从欧亚大陆的一端重新部署到另一端的军事力量采用支持性的外交手段。这一在不同的剧场之间来回摆荡的宏大战略那时才刚刚开始，这一战略可以在公元626—629年之间观察到。两场可能最大的区域级别的战争在颉利可汗的导演下被合并为一场世界大战，囊括了除印度次大陆之外的整个欧亚大陆。

唐太宗的及时行动阻止了突厥帝国在欧亚大陆建立霸权，并阻止了突厥帝国随后渐渐渗入周边帝国的核心领土并通过武力或谈判持续不断地汲取他们的不可再生的资源。在公元627—628年颉利可汗离开东方前往西方之时对东突厥造成影响的内部冲突中，外部势力造成了颠覆性结局的看法，是受到质疑的。当然这一时段正是唐朝于公元629年大规模进入突厥核心地带的时机成熟时期。东突厥的覆灭打开了中国向西进入中亚的道路，确立了对西突厥、塔里木盆地的绿洲诸国、周边山脉和草原的稳固统治，一直要到唐王朝在8世纪中期与阿拉伯哈里发在怛罗斯河发生对抗才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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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e la Vaissière， Marchands Sogdien s， 118—23， 128—43， 198—207; Stark， Alttürkenzeit ， 289—302.

[5] B. Marshak， ‘La thématique sogdienne dans l’art de la Chine de la seconde moitié du VIe siècle’， Comptes rendus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des Belles-Lettres （Paris， 2001）， 227—64.

[6] R.C. Blockley, ed. & trans., The History of Menander the Guardsman （Liverpool， 1985）， 110—27 （fr.10）。M. Whitby， The Emperor Maurice and his Historian: Theophylact Simocatta on Persian and Balkan Warfare （Oxford， 1988）， 218， 250—4; de la Vaissière， Marchands sogdiens ， 222—44.

[7] 参见Barfiel， Perilous Frontier ， 133—8; Stark， Alttürkenzeit ， 17; É. de la Vaissière， ‘Ziebel Qaghan Identifie’，in C. Zuckerman， ed.， Constructing the Seventh Century ， Travaux et Mémoires 17 （Paris， 2013）， 761—8，at 762—3.

[8] Liu Mau-Tsai， Die chinesischen Nachrichten zur Geschichte der Ost-Türken （ T’u-Küe ） （Wiesbaden，1958）， 72—3， 132—44， 148—51， 181—203， 231—42. D. Twitchett， The Writing of Official History under the T’ang （Cambridge， 1992）， 160—205.

[9] Tang-shu ， trans. Mau-Tsai， 192—3; Qu Tang-shu ， trans. Mau-Tsai， 142.

[10] Tang-shu ， trans. Mau-Tsai， 194—6; Qu Tang-shu ， trans. Mau-Tsai， 142—144.

[11] J. Howard-Johnston， Witnesses to a World Crisis: Historians and Histories of the Middle East in the Seventh Century （Oxford， 2010）， 81—2， 84—5， 108—115， 284—95.

[12] M.R.J. Bonner， An Historiographical Study of Abu Hanifa Ahmad ibn Dawud ibn Wanand al-Dinawari’s Kitabal-Ahbar al-Tiwal （ especially of that part dealing with the Sasanian Kings ） （D.Phil.， Oxford， 2014）， 210—19，他认为是在6世纪20年代初期的某一天，但要在562年之后。

[13] Zhou-shu ， trans. Mau-Tsai， 11—12 & 14—15 （court annals）; Sui-shu ， trans. Mau-Tsai， 45—6. O. Franke， 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 ， II （Berlin-Leipzig， 1936）， 241.

[14] Whitby， Emperor Maurice ， 250—8; J. Howard-Johnston， ‘The Sasanians’ Strategic Dilemma’， in H. Börm &J. Wiesehöfer， ed.， Commutatio et contentio: Studies in the Late Roman ， Sasanian and Early Islamic Near East - In Memory of Zeev Rubin （Düsseldorf， 2010）， 37—70， at 48—54.

[15] A.F. Wright， The Sui Dynasty （New York， 1978）， cc.3 & 6.

[16] Sui-shu ， trans. Mau-Tsai， 65， 71. Y. Pan， Son of Heaven and Heavenly Qaghan: Sui-Tang China and its Neighbours （Bellingham， Washington， 1997）， 127—8.

[17] Howard-Johnston， Witnesses ， 439—40.

[18] Patmut‘iwn Sebeosi ， ed. G.V. Abgaryan （Erevan， 1979）， 100.27—103.21， trans. R.W. Thomson in R.W.Thomson & J. Howard-Johnston， The Armenian History Attributed to Sebeos ， Translated Texts for Historians 31， 2 vols. （Liverpool， 1999）， I Translation and Notes （此后写成ps.S）。 Cf. Thomson & Howard-Johnston， op.cit. ， II Historical Commentary. ， n.21， and Howard-Johnston， ‘Strategic Dilemma’， 62—4. Cf. Tang-shu ，trans. E. Chavannes， Documents sur les Tou-Kiue （ Turcs ） occidentaux ， Sbornik Trudov Orkhonskoj Ekspeditsii 6 （St. Petersburg， 1903）， 171 过分夸大了突厥人的胜利。

[19] H.J. Wechsler， ‘The Founding of the T’ang Dynasty: Kao-Tsu （reign 618—26）’， in D. Twitchett，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 III Sui and T’ang China ， 589—906 ， part 1 （Cambridge， 1979）， 150—87， at150—68， 181—2; Pan， Son of Heaven ， 133—38， 168—76; J.K. Skaff， Sui-Tang China and Its Turko-Mongol Neighbours: Culture ， Power ， and Connections ， 580—800 （Oxford， 2012）， 42—3， 48， 301—6.

[20] Tang-shu ， trans. Mau-Tsai， 190—2; Qu Tang-shu ， trans. Mau-Tsai， 139—41; court annals， trans. Mau-Tsai，237—8. Cf. Wechsler， ‘Founding of the T’ang Dynasty’， 184—7; H.J. Wechsler， ‘T’ai-Tsung （reign 626—49） the Consolidator’，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 III.1， 188—241， at 220—1.

[21] Georgius Pisides， Heraclias ， ii.144—230， ed. & trans. A. Pertusi， Giorgio di Pisidia poemi: I Panegirici epici （Ettal， 1959）， 258—61; ps.S， 124.11—125.15 with Hist.Com. ， n.39; Movses Daskhurants‘i （or Kałankatuats‘i）， ed. V. Arak‘eljan， Movses Kałankatuats‘i: Patmut‘iwn Ałuanits‘ （Erevan， 1983）， 131.3—133.11， 140.17—142.7 （cited henceforth as MD）， trans. C.J.F. Dowsett， Moses Dasxuranc‘i’s History of the Caucasian Albanians （London， 1961）， 78—81， 86—7; Theophanes， Chronographia ， ed. C. de Boor， 2 vols.（Leipzig， 1883—5）， I， 306.26—311.12， trans. C. Mango & R. Scott， 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 Confessor: Byzantine and Near Eastern History AD 284—813 （Oxford， 1997）。 MD认为从突厥回来的使节去了君士坦丁堡，被东罗马皇帝希拉克略误会是在公元625年年末。绕道北进在ps.S （125.3—4）中认为是帕阿塔卡兰和塞奥法尼斯（310.19—20）。对这一线路的解释是笔者所作的。

[22] Chronicon Paschale ， ed. L. Dindorf， Corpus Scriptorum Historiae Byzantinae （Bonn， 1832）， 716.9—726.10，trans. M. & M. Whitby， Chronicon Paschale 284—628 AD ， Translated Texts for Historians 7 （Liverpool， 1989）;Georgius Pisides， Bellum Avaricum ， ed. & trans. Pertusi， 176—200; Theodorus Syncellus， ed. L. Sternbach， Analecta Avarica ， Rozprawy Akademii Umiejętności， Wydział Filologiczny， ser.2， 15 （Kraków， 1900），298.1—320.29. Cf. J. Howard-Johnston，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in 626’， in C. Mango & G. Dagron，ed.， Constantinople and its Hinterland （Aldershot， 1995）， 131—42， repr. in J. Howard-Johnston， East Rome ， Sasanian Persia and the End of Antiquity: Historiographical and Historical Studies （Aldershot， 2006）， no.VII.

[23] MD， 133.16—134.18， 142.8—143.20， trans. Dowsett， 81—2， 87—8. Cf. J. Howard-Johnston， ‘Heraclius’Persian Campaigns and the Revival of the East Roman Empire， 622—630’， War in History ， 6 （1999）， 1—44，at 40—2， repr. Howard-Johnston， East Rome ， no.VIII.

[24] MD， 137.20—139.17， trans. Dowsett， 85—6; Theophanes， 315.26—316.13; Nicephorus， Breviarium ， ed.& trans. C. Mango， Nikephoros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 Short History ， CFHB 13 （Washington， D.C.，1990）， c.12.16—40. Cf. C. Zuckerman， ‘La petite Augusta et le Turc: Epiphania-Eudocie sur les monnaies d’Héraclius’， Revue Numismatique ， 150 （1995）， 113—26. 提奥法尼认为突厥指挥官是齐贝尔（Ziebel肯定是yabghu的异体字，如同MD中使用的jebu），这个说法靠不住。这位指挥官地位仅次于可汗——与此相反，魏义天在《Ziebel可汗》一文中认为Ziebel是人名，认为他就是Sipi，是在629年在西部逃避yabghu可汗的年轻可汗。

[25] MD， 151.13—163.22， 166.14—169.15， trans. Dowsett， 94—102， 104—6. Cf. J. Howard-Johnston， ‘Pride and Fall: Khusro II and his Regime， 626—628’， in G. Gnoli， ed.， La Persia e Bisanzio （Rome， 2004）， 93—113，at 93—7， repr. in Howard-Johnston， East Rome ， no.IX.

[26] Tang-shu ， trans. Chavannes， 53—4; Qu Tang-shu ， trans. Chavannes， 25—6. Cf. de la Vaissière， ‘Ziebel Qaghan’， 763—4.

[27] S. Beal， trans.， The Life of Hiuen-Tsiang （London， 1911）， 21—44. Cf. V. Hansen， The Silk Road: A New History （Oxford， 2012）， 83—90. Cf. É. de la Vaissière， ‘Note sur la chronologie du voyage de Xuanzang’， Journal Asiatique ， 298 （2010）， 157—68.

[28] Tang-shu ， trans. Mau-Tsai， 194—8; Qu Tang-shu ， trans. Mau-Tsai， 143—5; court annals， trans. Mau-Tsai， 240—1. Cf. Wechsler， ‘T’ai-Tsung’， 222.

[29] Tang-shu ， trans. Chavannes， 95， trans. Mau-Tsai， 192—4; Qu Tang-shu ， trans. Chavannes， 89—90， trans.Mau-Tsai， 141—2. Wechsler， ‘T’ai-Tsung’， 221—2; Pan， Son of Heaven ， 176—9; Skaff， Sui-Tang China ，26—31， 48， 53—7.

[30] Tang-shu ， trans. Mau-Tsai， 194—6; QuTang-shu ， trans. Mau-Tsai， 143—4; court annals， trans. Mau-Tsai， 239—41. Pan， Son of Heaven ， 179—88; Wechsler， ‘T’ai-Tsung’， 222—4. MUxO2NfRc84wwviRn/b+4ToBcxvKHOBWh/kQrPr77smZwGQhvsle3clVfRKS/ps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