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前言

2015年6月26至28日，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西方古典学中心和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办，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和普林斯顿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协办，由北京大学人文基金、历史学系和西方古典学中心提供慷慨资助，在北京大学中关新园召开了“断裂与转型：帝国之后的欧亚历史与史学”（Between Empires:Rupture, Transformation and Transmission）的国际会议。本书以论文集的形式，选择性地将在这次会议上发表的论文，经过同行评议和作者修改之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结集出版。

历史研究采取比较的眼光和手段，堪称一个为时悠久的传统。近年世界范围兴起的全球史书写，更让这一传统得以进一步发扬光大。从全球历史演变的角度来看，世界上虽有五大洲、七大洋，但欧亚大陆的历史在整个世界史的演化中，无疑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位于欧亚之间中东那片“新月”狀的地带，不但连接了欧亚两大洲，而且还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由此往外延伸扩展，在古代出现了几个著名的文明中心，如两河流域文明、埃及文明和希腊文明等。而在亚洲的恒河流域和黄河流域，也出现了早期的印度和中国文明。到了公元前2世纪上下，更有罗马帝国在欧洲的强盛、安息帝国在西亚的崛起和汉帝国在东亚的确立。不过自公元3世纪开始，这些帝国均先后走向了衰落：汉帝国于220年正式灭亡、安息帝国也于224年为萨珊王朝（224—651）所取代。罗马帝国经受了“三世纪危机”的重创，渐渐走向了分裂，分为东西两部，最后西罗马帝国于476年消失。由此，欧亚历史大致走入了一个“古代帝国之后”的时代，这也是本次会议探讨的主题。

本次会议取名为“断裂与转型”，包含有双层的含义。首先，帝国的消亡表现出历史的一种“断裂”。在东亚汉帝国和欧洲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欧亚历史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裂变，其后果和影响十分深远。以中国历史而言，史家向来推重大一统的王朝，注重其间的兴衰递嬗。但在汉朝之后，中原大地分裂达四个世纪之久，为前代和后世之未见，由此成为王朝兴替模式的一个异类。而且这段分裂时期，还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其负面的影响就是，帝国一统局面不再，造成战乱频仍，生灵涂炭，中国人口剧降。但从正面来看，魏晋南北朝期间，不但思想文化上新意纷呈，经济上亦有长江流域的逐步开发，并在之后的历史演化中扮演愈益重要的角色。

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地中海大一统世界转化为中古欧洲的分裂局面，发生了与中国类似的变化。但巨变、裂变抑或“断裂”之后也促成了“转型”，这是本次会议谈讨的另一层意涵。比如经过长达几个世纪的分裂，中国在6世纪末迎来了隋唐的统一局面；中国的古代文明通过与西域各族的交流，成就了唐代的成功“转型”，在许多方面其历史意义堪与汉朝相媲美。而欧洲在8世纪也迎来了加洛林帝国（后来转型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兴起。查理曼（800—814）所创建的帝国，囊括了欧洲大部，延续了近百年。9世纪后期东罗马帝国更是强势复兴，进入鼎盛期。更值得指出的是，帝国之后的历史“转型”，似乎还在不断继续。唐朝于907年灭亡之后有半个世纪的振荡，但北宋在960年的建立则又结束了这一分裂局面，使中国历史进入新的转型期。在宋朝（960—1279）统治的三百多年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许多重大变迁。仅就科技发明而言，中国文明四大发明中的三项（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便诞生于那段时期。10世纪下半叶，由奥托王朝正式奠定的神圣罗马帝国与东罗马帝国联姻，双方人员来往密切，文化交流频繁。11世纪之后，整个欧洲的基督教文明不断向北、向东、向南强势扩张，在政治上大一统帝国与封建制度互相补充，经济上农业大规模拓殖、城市强劲复兴，文化上亦出现12世纪的文艺复兴、各种大型教堂互相较力、竞相攀高，中世纪欧洲逐渐步入盛期。

以本次会议的英文标题来看，其原义可以译成“帝国之间”（Between Empires）。这一提法也有时间和空间上的双重含义。其时间上的含义与上面所谈的“断裂与转型”相连，也即在汉帝国和西罗马帝国消失之后，欧亚在历史上经历了种种变迁，由此促成了不同程度的转型。而在空间上，“帝国之间”还想在地理范围上，包括从东亚到西欧的区域，也即广阔的南亚、中亚和西亚的地区。本论文集收入的理查德·佩恩和詹姆斯·霍华德·约翰斯顿的论文和在会议上北大荣新江的发言（未能收入），都展现了这一努力。荣新江的发言主要有关粟特人在“丝绸之路”上所起的重要作用，与理查德·佩恩有关萨珊王朝如何成为东西文化的沟通者的文章，相得益彰。稍感遗憾的是，由于第一次召集如此高层次的历史学学术会议，属于这一方面的论文还是相对少了一些。

西方中世纪史和中国汉、唐、宋的历史，长期以来是中外史家研究的重点领域。以前者而言，此次会议由西方重量级的专家参会和发表论文，而北大历史学系的专家也提供了高质量的论文。召开此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集合两者的力量，从比较和跨文化的角度，对中国汉朝以降和西罗马帝国消失之后的历史，从比较文化等各个方面开展研究。与会者的论文涉及许多重要的课题，其荦荦大者为帝国之后政治动荡、政治秩序的重建；文化、族群的融合和交流；汉唐帝国与中亚和西亚政权之间的联系（如丝绸之路）；史学写作形式的变更和历史意识的重构及其与文化认同之间的关系。如上所言，此次会议还突破了中西比较的界限，由一些研究中亚、西亚的专家参与会议，对公元3世纪至公元12世纪的整个欧亚大陆的历史，从事相关的探讨。本书的编排，基本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处理帝国之后历史的变迁，第二部分探讨相关时期史学的更新及与历史变化之间的互动和关联。

狄宇宙教授跳出了游牧族群回应定居族群带来的冲击的传统视角，提出了内陆亚洲世界是否存在独特的政治文化的问题。他的讨论充满了深刻的学术洞见，对学术界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是这篇文章也表明，由于缺乏足够的可靠史料，这一新的研究取向所面临的困难。如若将狄宇宙教授的这篇宏文与瓦尔特·波尔教授的文章对读，则可以了解到，对于亚欧大陆东西两端的帝国与蛮族关系，历史学家们的看法会如何地不同。波尔教授精辟地指出罗马帝国与蛮族之间的关系乃是不对等的，而在后罗马帝国时代，诸蛮族政权之间建立了相对平等的国际关系。王小甫教授综合韩国和中国史书，从中韩关系的角度，贯穿各种名物、史实，梳理出韩半岛三国时代之前的政治名号的演变线索。他的文章与波尔教授的观点颇有互相唱和之效。詹姆斯·霍华德-约翰斯顿教授的《古代晚期欧亚大陆的世界大战》一文，则似乎在为狄宇宙教授提供具体的案例。他以突厥颉利可汗的军事战略策划为例，生动地说明了草原帝国不仅具有自己的政治文化，而且能够利用周边诸农耕帝国之间的竞争关系，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政治利益。理查德·佩恩同样关注亚欧大陆东西部之间的联络，他甚至认为丝绸之路对萨珊王朝的巩固贡献巨大。利用洲际贸易，萨珊宫廷不仅可以获得可观的收入，而且还通过赏赐宫廷制造的昂贵礼品，赢得贵族的支持，在不触动贵族既得利益的基础上巩固了政权。彼得·席泽尔教授的视野也同样宏观，但是他将考察的地理范围局限于欧洲。在这篇讨论公元后第一个千年欧洲历史发展的宏文中，席泽尔教授按照农耕发达程度将欧洲自南向北、从西到东分成三大区域。他强调，三大区域之间的交流和相互影响，形塑了欧洲此后的基本政治地貌。同样是考察跨地区之间的联系，斯蒂芬·艾斯德尔斯教授的关注重心是地中海世界。他以中古早期3次基督教大公会议为例，揭示地中海世界的相互联系，并从理论上反思了强调东西发展异途的传统“分离”思路的局限性。范维里克向我们介绍了在罗马帝国肇建时期，罗马与蛮族盟友之间的关系。为了削弱帕提亚帝国的盟友圈，罗马统帅如何维持罗马帝国东部边疆的稳定。他选择的个案是马克·安东尼于公元前36年发动的帕提亚远征。

王晴佳教授的文章，则把关注投向了历史书写方面。他注意到并从多个方面论证，在这一时期亚欧大陆东西部几乎同时发生的帝国崩溃和蛮族王国建立导致了新的“国史”编纂趋向。通过初步的比较，他指出这一新变化对东西方传统史学的影响极其深远。赫尔穆特·海米茨的文章梳理了中古早期西部欧洲历史书写中的认同性变化。他指出，当拜占庭帝国还在恪守帝国认同的时候，西部欧洲则在缓慢而日渐清晰地形成多民族认同。戚道安教授以南北朝史书中的“蔑称”入手，探讨了这一时期历史认识中出现的“族群化”倾向，并强调它对东亚历史认同进程具有长时段影响力。江湄教授的文章在回应这一观点的同时，强调了宋元之间的华夷之辩也在与时俱进。阅读这四篇文章可收到互相印证之效。

颜·伍德教授讨论了对于西部罗马帝国灭亡的认识。他深入地揭示了中古早期西部欧洲各地史学认识的多元化趋势。他的研究有力地说明了，西部罗马帝国灭亡并非一个历史事件，而是漫长的历史进程。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也并非单线进化式的。李开元教授的文章提醒我们战国时代如何在秦汉之际重演。赵冬梅的文章则系统分析了社会观念的变迁对于历史写作带来的压力，她以司马光为例，揭示了史家与社会观念之间的细腻互动。

邓小南教授的文章则开启了讨论帝国治理的一组文章。通过综合利用各种史料，探幽钩玄，邓小南尽可能复原了宋代宫廷文书运作诸环节。叶炜重新总结了唐代皇权的运作机制，指出了皇权分权与决策干预相结合的特色。李云飞教授关于加洛林王朝的分国计划的研究，提供了探究中国古代皇权的一块有力的“他山之石”。刘寅对加洛林王朝政治话语的分析则昭示了，借鉴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话语，会对欧洲中古早期政治文化研究具有多么积极的意义。李隆国的文章也在表明，加洛林政治与中国古代政治极具可比性。

通过精细的文本分析，夏洞奇展现了，对身边历史小人物的描写如何反映作者（这里是奥古斯丁）的思想世界，蔺志强则提醒我们，如何结合中古话语自身的语境来解读历史文献（这里是大宪章）。

在筹备此次会议期间，我们得到了马克垚、彭小瑜、王新生、高毅、荣新江、罗新、张帆、王元周、昝涛等教授的不少建议和帮助，而在翻译、整理和出版此次会议的论文集的过程中，北大历史系和北大社科处的领导又再度提供了财政援助，使得本论文集能顺利出版，在此我们呈上深切的谢意。我们还要感谢荣新江、辛德勇、陆扬、余欣、魏斌、朱孝远、穆启乐（Fritz-Heiner Mutschler）、黄春高、周施廷等人的参会。此次会议使用中英文两种文字，开会和出版论文，翻译就成了一种必需。我们感谢陆扬、刘寅等在会议期间协助口译和袁剑、刘玺鸿、刘寅、康凯、潘墩等人的笔译，没有他们的辛勤努力，此次会议无法顺利进行，论文集的出版也无从谈起。美国圣母大学的博士候选人刘寅，北大历史系学生黄明浩、赵象察、王班班、孙沐乔等人在开会期间，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本书收入的照片，均为黄明浩所摄。最后，我们要感谢提供并修订了论文的各位作者，并期待读者方家的不吝指正。

2017年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