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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的计划胎死腹中，这使得现代学者颇想确定他远征的主要军事目标。学者们提出过多种可能选项，从彻底征服帕提亚人，到只是征服美索不达米亚，再到控制帕提亚王国首都之一的埃克巴塔那（Ecbatana） [1] 。但上述军事目标中没有任何一个能在史料中找到支持。
从远征的政治目的角度考量的观点，似乎没有什么前景。当然正如很多学者提到的，安东尼渴望一场军事或政治成就来巩固他的声望，尤其是在P. 文提迪乌斯·巴苏斯已经在两年前因自己抗击帕提亚入侵之功已经享受了一次凯旋礼的情况下 [2] 。同样地一如一些古代作家所指出的，不可否认安东尼有意报复帕提亚人对叙利亚和小亚细亚的侵略，甚至是清算53年卡莱战役那场降临在罗马人头上的大劫 [3] 。安东尼重建在克拉苏远征时失落的军事边界、抢回当时被俘士兵的企图，必须在这个背景下理解 [4] 。不过把这次远征主要当作一次对53年罗马人和刚刚中止的两年侵略带来损害的惩罚性征伐，或者当作安东尼强化自己声望的手段，未免有些过头。因为，如果安东尼的主要目标是获取声望，为何不着力迅速征服帕提亚、占领帕提亚城市，却反倒着力于长期围困一座米底亚—阿特罗帕泰耐城市？从战略上看，占领弗拉塔并非远征帕提亚成功的先决条件。在身后留下敌对的堡垒并不一定导致灭顶之灾 [5] ：71年鲁库鲁斯（Lucullus）对庞托斯（Pontus）成功征服显示，鲁库鲁斯决定当年放弃进攻三座敌对庞托斯城市并未导致战争的不利后果 [6] 。安东尼对控制弗拉塔的持续努力因此表明，36年的这场远征不可能构成一次对个人荣誉的完全的追求（不可能完全是一次追求个人荣誉的举措），其中必然另有原因。
发动这次远征更可能是为防止帕提亚再次进攻罗马控制下的小亚细亚、近东，可能还有埃及。帕提亚在五十年代末入侵叙利亚，曾使当时担任吉里吉亚（Cilicia）总督的著名罗马政治家西塞罗头痛不已 [7] ，三十年代初又大举侵略叙利亚和安纳托利亚大部，可见帕提亚早对这些地区虎视眈眈。36年的远征，可能就是通过使帕提亚无害于罗马的东地中海领地，来应对这个麻烦。为达成这个目标，安东尼并未计划深入帕提亚，考虑到帕提亚广大的领土，在一年时间内征服全境几乎是不可能的。反过来，他似乎决定采取措施离间弗拉泰斯四世的一个主要盟友——米底亚—阿特罗帕泰耐国王阿尔塔瓦斯德斯。如上所述，远征完全着力于米底亚—阿特罗帕泰耐，尤其是对弗拉塔的攻击。安东尼可能希望通过俘虏住在该城的米底亚—阿特罗帕泰耐国王的妻儿，迫使国王投降。如果此时计策成功，就不仅能够强化他在幼发拉底河以西的王公各邦的权威，而且在河东岸的重要地区也增强了力量。与此同时，这也会大大削弱帕提亚的力量。相比罗马，帕提亚帝国以大王或万王之王为君的统治更为间接，不仅对帝国边疆而且在近畿地区都进行羁縻统治 [8] 。
米底亚—阿特罗帕泰耐对安东尼有特殊意义，这点可以从35年米底亚—阿特罗帕泰耐国王和帕提亚统治者因分配36年从罗马入侵者夺来的战利品而生龃龉后，安东尼与米底亚—阿特罗帕泰耐结盟可以看出
。另有依据，据说安东尼在34年，应许自己和克莱奥帕特拉尚未成年的儿子亚历山大·赫里奥斯（Alexander Helios）与米底亚—阿特罗帕泰耐王的女儿约塔佩（Iotape）成亲，以延续与米底亚—阿特罗帕泰耐国王阿尔塔瓦斯德斯的友好关系
[9]
。政治因素造就了这次门第联姻。看来安东尼已经预见到米底亚—阿特罗帕泰耐将最终藉由一位托勒密家族的王，安全地归于自己控制之下；这一迹象在安东尼把亚美尼亚、米底亚—阿特罗帕泰耐、帕提亚，可能还有其他一些幼发拉底河以东的土地让渡给亚历山大·赫里奥斯的情况下得以加强
[10]
。这些礼赠作为34年所谓“亚历山大里亚赠礼”（Donations of Alexandria）的一部分，经常被认为是普鲁塔克和迪奥·卡西乌斯这两位希望把安东尼塑造成一个裂土与人的无能统治者的史家的空洞建构
[11]
。不过，考虑到直到公元1世纪，罗马在征服东地中海几乎每个外族后都在某些时间使用羁縻统治，安东尼应许把幼发拉底河以东领土交给未来会成为托勒密王的自己的儿子，就是更为合理的了
[12]
。可惜安东尼，他在米底亚—阿特罗帕泰耐，以及成功后通过结盟王公的网络在近东的主要地区树立威信的政策，并无任何长远效果。嗣后与屋大维的战争迫使安东尼撤退，允许帕提亚人重新控制米底亚—阿特罗帕泰耐。而且，当奥古斯都在近东树立起自己的权威时，相比于利用盟邦更倾向于直接的罗马行省统治的他，摒弃了安东尼的政策。
[1] Kromayer， op. cit. n. 8， 90（彻底征服帕提亚）；Sherwin-White， op. cit. n. 6， 308（美索不达米亚）；Bengtson， op. cit. n. 11， 21; Reinhold， op. cit. n. 4， 56（Ecbatana）。
[2] Wolski， op. cit. n. 5， 144声称这次远征是受了“古代亚历山大大帝”——打垮波斯帝国、领土东扩到达印度河的马其顿将军——“的目标”启发，这似乎意指他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征服整个帕提亚帝国；E. Dabrowa，‘Marc Antoine， les Parthes et l’Arménie’， Rudiae 18 （2006）， 341—352， q.v. 345， 348. 更近的B. Campbell，‘Imperialism and its Failures， 60 BC — AD 14’， in: D. Hoyos （ed.）， A Companion to Roman Imperialism （Leiden /Boston [MA] 2013）， 169—180， q.v. 172 给出了相似的看法，但未对史料加以任何分析。
[3] Just. Epit. 42.5.3; App. BCiv. 5.65. 参考Plut. Ant . 34.2和Dio Cass. 49.21.2，他们称 P. 文提迪乌斯·巴苏斯在39和38年的胜利已经给克拉苏之殇报仇雪恨了。关于为克拉苏报仇在安东尼发动远征的决定中扮演的角色，参考D. Timpe， ‘Die Bedeutung der Schlacht von Carrhae’， Museum Helveticum 19 （1962）， 104—129， q.v. 199—126.
[4] 据Plut. Ant. 37.2和Dio Cass. 49.24.5记载，安东尼在远征前夜曾向帕提亚人提和，条件是帕提亚人撤出边境，并释放被拘军人。但两位作者都对这个提和是否诚实提出质疑，并认为这个提议是欺骗帕提亚国王计谋的一部分。Wallmann， op. cit. n. 2， 262指出，提出和议是为了使战争师出有据（justifie）。向敌人发布最后通牒（ultimatum）是罗马人向敌人宣战前标准程序的一部分。显然，这并不意味着安东尼不想恢复边界、解放被俘士兵。Plut. Ant. 40.4反而让我们相信，在远征期间的某一时间，安东尼又一次以同样的条件提和（参Dio Cass. 49.27.3—5，此处未提及这些先决条件）。恢复边界、送还被俘军人因此看来是安东尼希望达成的目标之一，虽然这很可能并不是远征帕提亚的主要动机。
[5] Sherwin-White， op. cit. n. 6， 315.
[6] 产生问题的庞托斯三城是Amisus， Heraclea 和 Sinope。关于鲁库鲁斯在71年留下三个庞托斯城市不打，并在次年再并吞它们，这一决策的更多细节和参考，见Sherwin-White， op. cit. n. 6， 172—173， 315。
[7] Cic. Fam. 5.14.1; 15.1.2—6; Att. 5.16.4; 5.20.6. 关于帕提亚人51年短暂入侵叙利亚的更多细节，见Debevoise， op. cit. n. 6， 96—104。
[8] 关于帕提亚王国的行政结构，包括利用盟王实现羁縻统治，参见R.N. Frye， The History of Ancient Iran ，Handbuch der Altertumswissenschaft III.7 （Munich 1984）， 216—233; J. Wiesehöfer， Das antike Persien （Munich / Zürich 1994）， Ch. D; B. Jacobs， ‘Verwaltung’， in: U. Hackl， B. Jacobs， D. Weber （eds.），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s Partherreiches. Textsammlung mit Übersetzungen und Kommentaren I （Göttingen 2010） 84—100 等作品。
[9] Dio Cass. 49.40.2; Plut. Ant. 53.6. 亚历山大·赫里奥斯与约塔佩的婚约是在安东尼许自己儿子娶亚美尼亚的阿尔塔瓦斯德斯之女的企图之后的。
[10] Dio Cass. 49.41.1—3; Plut. Ant. 54.3—5. 关于时间序的问题参考J. Dobíaš， ‘La donation d’Antoine à Cléopâtre en l’an 34 av. J.-C.’， in: Mélanges Bidez: Annuaire de l’Institut de Philologie et d’Histoire Orientales 2 （Brussels 1934） 287—314.
[11] Pelling， op. cit. n. 4， 248; G. Hölbl， A History of the Ptolemaic Empire ， trans. T. Saavedra （London / New York[NY] 2001） 292.
[12] 这是R. Strootman， ‘Queen of Kings: Cleopatra VII and the Donations of Alexandria’， in: T. Kaizer， M. Facella（eds.）， Kingdoms and Principalities in the Roman Near East （Stuttgart 2010）， 139—157最近提出的观点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