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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为狄宇宙的文章《比较视野下的中国与中亚草原的关系》做出一点补充，他所提出的理论框架也同样有补于罗马帝国史研究。与狄宇宙一样，我也认为我们不能将仍然有用的二元化话语——罗马对蛮族加以简单化。但与他不同，我并不认为“草原地区”可以涵盖罗马疆域之外的全体人们，因为欧洲蛮族生活在不同的自然区域。尽管有其局限性，但是，我还是将这些不同的人们称为“蛮族”。我当然知道这个术语有点被用滥了，而且还在被滥用。尽管如此，因为没有更好的术语，所以还是用这个宽泛的术语研究古代晚期的欧洲，而且也只是作为一个描述性的术语而已。由古代希腊和罗马人塑造的这两个术语：“帝国”和“蛮族”一直沿用至今，也成对地使用，所以也很难不使用它们。
对于古代人理解他者的文化含义至今仍然富有争议，围绕犹太人和蛮族两个术语本雅明·伊萨克收集到了许多充满偏见的资料，并称之为“种族主义的发明” [1] 。与此相反，埃里克·S·格鲁恩则发现：“在古代社会，一方面人们知道人群之间存在着差异，有时也会加以强调，但是另一方面也认为自己属于一个更为广泛的共同的文化遗产，发现或者发明彼此之间的联系，通过借用和改造他人的历史来制造自己的历史记忆。” [2] 这两种富有影响力的解释模式共同指出，存在各种各样的文化实践、概念、冲突、互动、交流和排斥（xenophobic reactions）。我们不是要参与争论，讨论是否是种族主义，而是明白如何进行相互区分。
希腊、罗马与蛮族的关系需要联系其不同的背景来思考：在贸易网络、希腊殖民地、希腊罗马文化和帝国中。在不同的背景中他们相遇的意义各自不同 [3] 。借用研究近代早期殖民者与北美土著民的碰撞的术语来说，许多这类碰撞是在“妥协”（middleground）中发生的 [4] 。方法上的局限性并不仅仅限于负面的评价类型，无论这种评价是否带有“种族主义”色彩。诚如爱德华·萨义德在其对欧洲的“东方主义”进行的开创性研究中，已经充分指出的那样，正面评价也是在制造“他者”。例如在东南亚，就将当地人纳入到非常静态的观念之中 [5] 。通过欧洲人的视角，“高贵的野蛮”仍然反衬着殖民者的文明性，这种正面的评价也往往暗示着对古典或者西方文明的或隐或显的批判。约公元100年左右由塔西佗创作的《日耳曼尼亚志》，就是最为典型地展现这一特征的古典人种志作品 [6] 。用弗朗索瓦·哈尔托的话来说，当希腊“史学之父”和人种志作家希罗多德描述斯基泰蛮族的时候，“希罗多德之镜”帮助希腊人借助于这一远方的形象来认识自我 [7] 。
因此，我们不能被罗马、蛮族的二元对立所误导。其实在不同的场合可以区分不同的“文明”和“不文明”的人群、国家，行为乃至物质文化，或者在文明世界的行为是否得当。每个人都有可能在某方面或某些方面或多或少较为野蛮。例如，与哥特将领拉达盖苏斯（Radagaisus）相比，蛮族将领哥特人阿拉里克可以是“更像一位罗马人的基督徒”，“在战斗中不那么野蛮”。拉达盖苏斯则是“非基督徒和蛮族，一位真正的斯基泰人，无穷尽的蛮性使他为了杀戮而杀戮” [8] 。因此，罗马、蛮族二元对立并非一个清晰区分文明和他者的分界线，而只是以极端的方式，强调在帝国管理精英层与境外更具挑衅性的战士之间存在的多种多样的差异。而且由于一旦最野蛮的战士为帝国而战，那么他们就变得非常富有价值了，所以在罗马帝国之内文明与野蛮的对立性也一直处在弱化之中。
事实上，有很长一段时期罗马人就被希腊人视为蛮族。希腊语中的“蛮族”（Barbaros）本是对外国人说话饶舌的模拟。罗马所征服的地区大多是如迦太基、西西里和地中海东部的希腊化王国等，它们要比罗马更富庶也更文明。然后罗马进而征服此前从未形成大规模政治体的蛮族腹地，如位于伊比利亚半岛、高卢、不列颠和多瑙河沿岸的地区。罗马人具有非凡的融合这些不同民族的能力。很快这些地区就出现了罗马文明的印迹：标准的军事堡垒、城市、庙宇、剧院、砖瓦房、道路、雕像、拉丁铭文、大规模的陶器制造以及其他进口物品（或最初为进口而来） [9] 。史学撰述总是习惯用“罗马化”来描述这一进程。最近学者们才意识到不应该这样子来说，以避免罗马殖民主义的视角 [10] 。这可能也走得太远了，后殖民理论或者观念也不能提供任何替代的模式，以便描述从地中海中心对边缘地区的文化影响。但是这些理论方法还是提醒我们，不要过于强调“罗马化”过程中的文化一致性和目的性。罗马文化给蛮族社会带来了新的不平等，罗马认同对被征服人群的影响也不是那么平均的 [11] 。
融合基本上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罗马军队有越来越多的“蛮族”加入进来，成为许多边远地区进行文化交换的载体。其次，愿意合作的地方精英，他们保持相当大的自治，因为效忠于罗马政府而增加财富和提高身份。第三，是通过各种物品和习惯，它们可能与“罗马”直接相关，也有可能与此无关，但具有重塑日常生活的潜力。通过这些个节点，罗马的文化习惯和认同性传播得更广。然而最终实现的认同性可能大部分是“不能实现的实现”，也都未能圆满完成
。并没有所谓“统一”的罗马性，不同形式的罗马认同一起存在：罗马城的城市认同性、罗马老贵族自豪自己的祖先、罗马市民的法律身份、文化上的“罗马性”及其各种载体（registers）、掌握拉丁语的不同熟练程度、追随“罗马”宗教及其诸神，参加其公共仪式、从属于“富有独特精神”的罗马军队以及对罗马政府（res publica）的松散的认可。在罗马世界转型和西部帝国瓦解的过程中，这些或多或少地成为罗马人的不同方式开始解体
[12]
。另外，前罗马时期的族性、语言和地理认同一直在罗马时期残留着，行省认同对居民的效忠具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在西部罗马帝国解体之后，在许多地方这些不同类型的认同策略并不够强大，能够成为后罗马时代的认同焦点。因此法兰克高卢变成了法兰西，盎格鲁—撒克逊不列颠变成了英格兰，其他罗马行省现在则因在5、6世纪之后定居于此的“蛮族”人群而被称为勃艮第、伦巴第或者巴伐利亚
[13]
。但是，大多数西部欧洲仍然讲罗曼语则说明了罗马文化习俗（idioms）那缓慢而持续的影响。
罗马向东的扩张遇到不可克服的帝国力量，即帕提亚和此后的萨珊伊朗（他们也通常被视为蛮族，尽管伊朗拥有古老而成熟的文化传统）。罗马的北部边境由两个不同的自然区域组成，虽然这两个地区不能截然分开：西部是森林地区。这部分地区大体上被罗马人称之为日耳曼尼亚。东部则是大草原地区，罗马人称之为斯基提亚，一直延伸到多瑙河下游北岸的草地和喀尔巴阡山脉之中。这种地理环境的差异说明了他们不同的习俗。在森林地区的人们是农夫，主要以步战为主；而在东部大草原则是骑兵，也主要是牧民。当然这种分界线并非那么清晰划一，文化也互相交叉着。尤其明显的是，在3世纪哥特人逐渐进入大草原地区，成为骑兵 [14] 。
罗马北部边境是力量相差悬殊的、彼此竞争的小王国或者部落组织。在黑海北部大草原的萨尔马提亚人按照族群分为不同的王国和部落联盟，其中罗马人最感兴趣的是位于喀尔巴阡山脉盆地的贾柴吉人（Jazyges）和黑海沿岸的罗科索拉尼人（Roxolani）。在帝国早期，多瑙河上游北岸和莱茵河东岸的日耳曼人则分成更小的群落，部族仇视和罗马的外交政策使得大的王国难以形成。只有在3世纪以后，才出现像法兰克人和阿拉曼尼人这样较大的族群联合体 [15] 。
罗马人将所有这些邻居视为“诸族”（gentes），也对他们的地理和习俗积累了许多认识 [16] 。这些认识属于不同的层面。首先是为边境部队和外交官提供资料而有计划地收集、传播的内容详细的资料。例如，从不列颠哈德良长城的雯都兰达堡垒（Vindolanda）发现的简牍可见一斑。士兵们用不屑的语气称不列颠边境人民为“可怜的不列颠人”（Btittunculi），但对他们的装备和行为习惯了如指掌 [17] 。其次，是为有教养的读者提供的。此类信息就混合着古老的、自公元前5世纪的希罗多德以来的古典人种志类型学知识，依据族群来分析各蛮族的习性 [18] 。第三类则是为了帝国合法性。将这些蛮族类型归属于可怕的形象中，以证明皇帝们对蛮族的控制值得歌颂。第四个方面则是将各个族群归类，例如用斯基泰人称呼大草原族群，用凯尔特人、高卢或者加拉太人（Galatae）称为高卢和其他地区的凯尔特居民，以便在这些北方族群中确立一些基本的区分。当朱利乌斯·凯撒找不到类似的类型学术语的时候，他就创造了一个新的：日耳曼人。除了一些在莱茵河地区任职的罗马官员，没有蛮族自称日耳曼人 [19] 。但是日耳曼人确实并没有任何政治统一性甚至采取联合行动，对于分散于多瑙河、维斯瓦河和莱茵河之间及以外地区的各个日耳曼定居点，这个类名也不能为考古学资料提供有意义的分析框架。日耳曼人讲的语言相近，现代语言学称之为日耳曼语。对于罗马人来说，日耳曼人爱好自由，文明程度很原始，不值得去征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4至5世纪，当许多“日耳曼人”进入帝国境内的时候，罗马人不再使用日耳曼人这一术语了。很显然，他们也意识到对于理解日耳曼人的多样性而言，这种类名并没有什么帮助。但是，他们仍然用斯基泰人作为称呼大草原族群的类名，包括哥特人（因为其语言与德语相近，现代学术界把它归入日耳曼人）。
尽管存在着定型化，但在很多方面还得靠“蛮族”来驱动帝国体制的运转。征服、击败或者使蛮族平静事关帝国的合法性，可以说明税收用得合理，而且还能证明诸神（后来是基督教的上帝）继续眷顾罗马和皇帝。另外，许多基本的活计还得落在来自蛮族的奴隶的身上。边境上的蛮族还越来越多地提供了兵源 [20] 。即便在帝国鼎盛时期，蛮族也提供着辅助部队，这些部队通常被冠以族名，在远离其家乡的地方驻防，因此有“萨尔马提亚人”驻防在不列颠，“法兰克人”在埃及驻防。随着时间的流逝，形成融合。在古代晚期，罗马行省居民一般都交税代替服兵役，这样既导致税收的增加，也进一步推动了罗马军队的蛮族化。在3世纪罗马元老贵族业已不能担任军官，蛮族军官通过在罗马军中服役前途辉煌 [21] 。军队的罗马化的功能增强了，但是，这并非我们现代人所乐见的“古典罗马性”，而是一种身份与军功的交融。
“帝国之内”的蛮族日益变得重要，与此相应，“帝国之外”的蛮族也在起着催化剂的作用。这就是匈人，约公元375年他们从中亚来到欧洲。对于罗马与欧洲蛮族之间的关系而言，他们的到来肯定是意外事件，但是却改变了政治均势
[22]
。匈人是第一个建立起帝国的大草原族群。有意思的是，在王朝统治下的帝权集中只能通过半个多世纪的内部分裂来取得。在5世纪中叶在阿提拉的领导下，匈人帝国步入短暂的辉煌
[23]
。关于这些年的情况，从罗马外交官普利斯库斯（Priscus）留下的历史残篇中可以有较好的了解，对阿提拉的宫廷他提供了一手的信息
[24]
。这时也出现了类似于西汉的“和亲”（ho—ch’in）政策。匈人每年接受罗马的贡金和贵重礼物。但是这些和约却并不能阻止匈人对东部和西部帝国的大规模入侵，这些入侵总是以缴纳更多的贡金来宣告结束。根据贸易协议也建立了互市。象征性符号则涉及到了平等和不平等身份的问题。据说，当阿提拉攻克米兰之后，他下令将帝国宫廷中悬挂的一幅皇帝征服蛮族的绘画加以撤换——现在是阿提拉被刻画成高高在上，让皇帝们向他纳贡
。甚至阿提拉想与帝国公主霍诺莉娅（Honoria）成亲，这在西方是很罕见的，皇帝明确表示反对，但这很有可能是阿提拉的宣传策略。他的下一步行动是对高卢和意大利北部的大举入侵，不论他遇到了坚决的抵抗［如在高卢的卡塔瑙念（Catalaunian Plain）战役］还是没有遇到抵抗（在意大利），此类入侵都是以匈人入侵又撤退为特征。阿提拉并不想控制任何罗马领土。在阿提拉死后，他的帝国显然只是建立在其个人名声之上的，而缺乏持久的结构。匈人帝国瓦解后，它的臣属族群有许多进入到帝国境内。
最近魏义天（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和金劲炫（Hyun Jin Kim）强调了匈人—匈奴之间跨越欧亚大陆几个世纪之间的联系
[25]
。魏义天确实精细地说明了匈奴、伊朗北部的匈人族群和欧洲的匈人之间的联系。如果我们不把“族群”当作事实上的共同血缘关系，而是当作一种多元族群延续着的认同性，那么这种族群联系确实是存在的
。但是，我们还是很难看到匈奴帝国与4—6世纪的匈人帝国之间有何政治文化上的延续性。他们有不同的统治头衔，更有可能是在采纳特定地区的政治类型，而不是延续所谓的匈奴帝国的先例，从萨珊王朝边境地区发现的匈人钱币可以很清楚地证明这一点
[26]
。而且，狄宇宙提出的“帝国治理术在各个不同大草原帝国之间的传承”理论，也还是值得商榷的
[27]
。难道欧洲的匈人能够记得匈奴与中国的关系？他们与东罗马帝国的议和确实与匈奴和汉之间的关系有些相似。但是，欧洲的匈人并没有建立像匈奴那样稳定的统治。在帝国瓦解之后，阿提拉诸子分散开来，在黑海北岸的大草原形成了众多小邦。只有公元568年之后阿瓦尔人能够在大草原地区推行持续的帝国政策。与匈人相反，他们有非常强烈的围绕可汗和其他中亚名衔形成的政治认同，而他们与蠕然（Rouran）的族群联系则是颇值得怀疑的
[28]
。另外，他们采取的策略与阿提拉很相似，不是要占领罗马领土，而是将入侵和纳贡金额不断提高的和约结合起来挑战东罗马或者拜占庭帝国。黄金和珍贵物品的流入推动了奢侈性经济，以满足草原帝国的对外扩张，喀尔巴阡山山区发现的丰富的墓葬物品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29]
。另一方面，阿瓦尔人通过臣民（主要是新兴的斯拉夫人）和受安置的俘虏的劳动维持社会的延续。因此，即使是在公元626年阿瓦尔人围攻君士坦丁堡失败，导致有计划的入侵终结后，阿瓦尔人在中欧的统治范围变小了，但还是维持了近两个世纪。
在5世纪，不是匈人或者阿瓦尔人，而是其他的蛮族在西部帝国攫取了权力，更好地了解和融入了罗马帝国的体制中。但他们并非是蛮族出身的、融入良好的罗马正规军将领。他们都没有自立为帝，有些是“立了”傀儡为帝。奥多瓦克是在阿提拉统治之下成长起来的罗马正规军将领，在公元476年推翻了末代西部罗马皇帝，作为意大利王统治了13年。作为一种象征这一事件很重要，但是他获得统治的经历却是罕见的。那些在罗马境内建立王国的人主要来自公元375年之后进入帝国的蛮族盟军。在这一年哥特族群逃离匈人的攻击
[30]
。这些首领在帝国体制内进行活动，希望获得罗马头衔、报酬和任务，也继续统率自己的军队。这些哥特、勃艮第和汪达尔军队以族群为名号，拥有自己的君王和将领
。有时他们要与富有更多罗马色彩的将领和军阀竞争，这些人的手下包括正规军、个人卫队和新近征召来的蛮族。而族群军队的将领具有军队成员单一的相对优势，能保证在其领袖去世之后军队的继续效忠。在5世纪早期，这些在罗马境内的蛮族军队开始瓜分封地，但也还是遵守和约。他们组建了新的、后帝国时代诸王国：西哥特人、勃艮第人、东哥特人、法兰克人以及后来的伦巴第人。汪达尔人、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以及伦巴第人的征服色彩要浓厚一些；盎格鲁—撒克逊人原本是征召到不列颠的盟军。而西哥特人、勃艮第人和法兰克人则是依据和约定居下来的。
这些王国中的大多数起初保留了罗马政治秩序的诸多因素（提奥德里克的东哥特王国号称典范） [31] 。只要原元老和市政贵族保持效忠，他们都或多或少予以尊重，当然罗马精英在这个动乱年代也遭受到了相当大的损失。这些蛮族王国也保留了罗马的管理和税收制度，尽管规模更小一些。税收过重是导致罗马政府失去效忠性的一个原因，而新的王国则可以不依赖于此，不用再将税收集中到帝国的中心城市，蛮族军队也可以通过分地来维持，这可能是个长期的演变但影响深远 [32] 。拉丁语作为官方语言、罗马法（随后有拉丁文蛮族法典加以补充）甚至罗马公民身份也都被保留下来。基督教使得罗马人容易适应蛮族王国 [33] 。在4世纪初君士坦丁大帝统治之后，似乎基督教与帝国能同呼吸共命运，但是在6世纪之后，基督教开始牺牲帝国，为不同的政治共同体提供共同的基础。基督教教会组织，尤其是主教们，在罗马市政管理瓦解之后开始承担起更多的责任，所消失的主要是被彼得·席泽尔所说的中央罗马性（central Romanness），即为地方精英提供帝国职位的机会 [34] 。但是，诸王宫取而代之，许多罗马贵族适应起来似乎也没有什么障碍，这意味着为这些王国的出身蛮族的新军事精英提供服务。他们利用许多罗马性因素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35] 。
在这些王国中，获得特权或多或少是依据族群属性。族群属性是罗马人理解边境外混乱的蛮族世界的方式，在罗马帝国境内，这也是蛮族军队处在不利环境中保存自我的方式之一。现在新兴的蛮族精英采用这种区分策略以区别于罗马行省臣民和其他王国 [36] 。然而不管诸王国之间的竞争有多么激烈，他们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对等的。于是乎，欧洲从帝国与蛮族邻居之间的不对等关系演变为多元民族和政体之间基本平等的关系。强邦总是想重建帝国，像公元800年法兰克王查理曼那样，追求极富诱惑的罗马模式。但是他们从未能摆脱掉欧洲政治地图中族群上和政治上的平等性。
我想提出有助于对罗马——蛮族之间，以及中国——大草原之间关系进行比较研究的几个观点，以结束全文。
罗马业已将境内许多以前的蛮族整合进来，也一直在继续输入蛮族劳力和兵源。帝国的合法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基于抵御蛮族威胁的“罗马的和平”（Pax Romana）。蛮族组织单位的规模相对较小，政治结构较为松散。长远来看，在帝国军队中服役，加剧了蛮族社会内部的分化和军事化，导致了更大规模组织单位的出现。但是罗马的蛮族边境地区一直还在政治上保持着松散的局面，阿提拉时期昙花一现的匈人帝国实属例外。
在长达千年的人种志文献中，蛮族被分类并加以阐释。他们毫无疑问地属于“他者”。但也同时存在多种处理蛮族之间差异的务实性方式，承认他们能够逐渐适应罗马方式。罗马帝国依据族群特性区分其邻居们，虽然含有意识形态化因素（他们的凝聚是天生的，罗马人则是依靠法律和公民身份凝聚起来的），但也包含了足够的弹性。
蛮族是否引爆了衰落的进程，抑或帝国的衰亡来自深层次的机制，使得帝国丧失了维持能力？西部帝国不只是被入侵者所征服，被整合进来的蛮族士兵和军队逐渐建立起地方性政权也起着巨大的作用。这并非是一个单向演化的进程，其间充满了冲突、断裂和长期的演化。但这些变化是源于帝国内部结构性的变化、它与蛮族的关系、以及军事演化的致命结果使得权力失衡，还是仅仅源自一系列突发性事件？还有待争议。所有这些因素都在起作用，问题是在多大程度上起作用。我倾向于认为是结构性因素所致：对不利的权势转移和突发事件，帝国逐渐丧失了足够的适应能力。我们还需要了解其下面的深层次长期演化过程。总而言之，我们不仅要解释为什么西部帝国灭亡，而且也要解释为什么此后没有复兴，以及为什么在西部重建帝国会变得如此困难？
西部蛮族（大多属于日耳曼人）在罗马境内建立的跨地区性王国是否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全方位地整合罗马人（包括其精英）的能力，以及能否保留帝国的部分行政管理和经济结构。但是这一进程也不是没有冲突和矛盾。应该说，罗马人和蛮族之间的冲突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在罗马——蛮族关系或者网络方面的竞争。在这一过程中，业已脆弱的帝国效忠意识消失，新的王国取而代之。这种整合方式也不是在所有前西部行省都很成功。在不列颠和多瑙河沿岸地区，罗马结构几乎彻底消失，而缺乏这一基础，也就不会产生任何跨地区性政体。尤其重要的是，这是边境地区，它们主要依赖于罗马军队和中心地区提供的转移性支付来维持其繁荣。
在5至7世纪，西部欧洲的罗马统治被日耳曼蛮族所取代，在东南欧被草原政权和斯拉夫人、在地中海东部地区被伊斯兰征服者所替代，以及拜占庭帝国发生转型。对这些不同更迭方式进行比较研究，可以表明罗马世界的不同因素被维持或放弃：农业生产和剥削模式、城市经济、税收系统、行政管理、帝国意识形态、官方语言，文化表达形式以及宗教。从欧亚大陆来看，宗教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会有多么不同。从4世纪开始，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官方宗教，但也同样能够在随后稳定后罗马时代各政权。伊斯兰是阿拉伯入侵者的宗教，是与被征服者区别开来的标志。而在中国，外来宗教，即佛教在汉朝之后政治化，例如在拓跋魏（Touba-Wei）时期。但是它从来就没有像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那样成为唯一的官方宗教。
取代帝国的政权可以继续帝国统治模式，也可以依靠族群属性、王朝合法性、宗教使命或者军事力量
。这些不同的合法性形式自然总是交织在一起，但结合的方式各有不同。在西部罗马帝国，新兴的王国是以种族属性来区分的。最初这只不过是外人的看法，但很快就成为主要的自我认识了，例如，法兰克王国（regnum Francorum）。我前面已经说过，这些新的族群性王国创造了一种基本平等的国际关系，从此替代了罗马帝国与周边邻居之间的不对等关系。在许多方面，罗马仍然是理想榜样，在此后的欧洲历史中经常受到模仿，尤其是800年查理曼创造的新“罗马帝国”，延续了上千年。但是在稳定性和权威性上，所有的仿效者难以与这个榜样相提并论。在中国，历史发展非常不同，在帝国被外来力量征服之后，不断地以传统的方式被重建。这是最有意思的可比之处了。本书旨在将这个话题置于广阔的背景之中：“断裂、传承和转型”，提出了许多有意思的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通过国际合作来探究。
[1] Benjamin Isaac， The Invention of Racism in Classical Antiquity （Princeton， 2004）; see also The Origins of Racism in the West ， ed. by Miriam Eliav-Feldon， Benjamin Isaac and Joseph Ziegler （Cambridge， 2009）。
[2] Erich S. Gruen， Rethinking the Other in Antiquity （Princeton and Oxford， 2011）， at pp. 1—2.
[3] Kostas Vlassopoulos， Greeks and Barbarians （Cambridge， 2013）， p. 11. See also Greeks and Barbarians ， ed.by Thomas Harrison （Edinburgh， 2002）。
[4] Richard White， The Middle Ground: Indians ， Empires ， and Republics in the Great Lakes Region ， 1650 —1815 （Cambridge， 1991）; 伍尔夫借用以说明罗马与蛮族的关系，参见Greg Woolf， Tales of the Barbarians: Ethnography and Empire in the Roman West （Malden and Oxford， Pbk. edition， 2014）， pp. 8—31.
[5] Edward Said， Orientalism （London， 1978）。
[6] Tacitus， Germania ， translated by James B. Rives （Oxford， 1999）。
[7] François Hartog， The Mirror of Herodotus: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Other in the Writing of History （Berkeley，1988）; see also Ancient Ethnography — New Approaches ， ed. by Eran Almagor and Joseph Skinner （London and New York， 2013）。
[8] Orosius， Seven Books of History against the Pagans ， 7.37.9， translated by Andrew T. Fear （Liverpool， 2010），p. 398.
[9] Greg Woolf， Becoming Roman: The Origins of Provincial Civilization in Gaul （Cambridge， 1998）; Rome the Cosmopolis ， ed. by Catherine Edwards and Greg Woolf （Cambridge， 2003）; Richard Hingley， Globalizing Roman Culture: Unity, Diversity and Empire （London and New York， 2007）; David Mattingly， Imperialism ， Power, and Identity: Experiencing the Roman Empire （Princeton， 2011）。
[10] 关于这一讨论，参见Miguel John Versluys， “Understanding objects in motion. An archaeological dialogue on Romanization”， Archaeological Dialogues 21 （2014）， pp. 1—20，以及相关评论，参见Tamar Hodos， Tesse D.Stek， Peter van Dommelen， Greg Woolf and Miguel John Versluys， pp. 21—64.
[11] Cultural Identity in the Roman Empire ， ed. by Ray Laurence and Joanne Berry （London and New York， 1999）;Louise Revell， Roman Imperialism and Local Identities （Cambridge， 2009）。
[12] Walter Pohl， “Romanness — a multiple identity and its changes”， Early Medieval Europe 22， 4 （2014）， pp.406—418; Walter Pohl， “Christian and barbarian identities in the early medieval West: introduction”， in Post Roman Transitions: Christian and Barbarian Identities in the Early Medieval West ， ed. by Walter Pohl andGerda Heydemann （Turnhout， 2013）， pp. 1—46; Transformations of Romanness: Regions and Identities ， ed. byWalter Pohl， Clemens Gantner， Cinzia Grifoni and Marianne Pollheimer （Berlin and New York， forthcoming）。
[13] Walter Pohl， “Migrations， ethnic groups， and state building”，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Age of Attila ， ed. by Michael Maas （Cambridge， 2015）， pp. 247—263.
[14] Herwig Wolfram， History of the Goths （Berkeley， 1988）。
[15] Edward James， Europe’s Barbarians ， AD 200—600 （Harlow， 2009）。
[16] For this and the following， see Walter Pohl， “Introduction: Strategies of identification. A methodological profil”， in Strategies of Identification. Ethnicity and Religion in Early Medieval Europ ， ed. by Walter Pohl and Gerda Heydemann （Turnhout， 2013）， pp. 1—64.
[17] Vindolanda， T32， ed. Robin Birley， Vindolanda’s Roman Records （Greenhead， 2nd ed. 1994）， p. 44. See also http://vindolanda.csad.ox.ac.uk/4DLink2/4DACTION/WebRequestTablet?thisLeafNum=1&searchTerm=all&sear chType=number&searchField=TVII&thisListPosition=47&displayImage=1&displayLatin=1&displayEnglish=1，编号164的简牍：“不列颠人没有装备（？）。他们多为骑兵，但骑兵并不使用剑，可怜的不列颠人也不在马上投掷标枪。”
[18] Hartog， The Mirror of Herodotus ; Woolf， Tales of the Barbarians .
[19] Walter Pohl， Die Germanen （Munich， 2 nd ed. 2002）。
[20] C.R. Whittaker， Frontiers of the Roman Empire: A Social and Economic Study （Baltimore and London， 1994）;Hugh Elton， Warfare in Roman Europe A.D. 350—425 （Oxford， 1996）; Pat Southern and Karen R. Dixon， The Late Roman Army （New Haven and London， 1996）。
[21] Alexander Demandt， Die Spätantike: Römische Geschichte von Diocletian bis Junstinian ， 284—565 n. Chr. （Munich， 2nd ed.， 2007）， p. 319 （aurum tironicum）， p. 330 （edict of Gallienus）。
[22] Peter J. Heather，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A New History （London， 2005），他认为匈人的到来是摧毁罗马帝国的众多推手中的第一个。他关于军事事件的分析令人信服，但是还不足以表明这些事情如何能够从内部瓦解西部帝国。对于这一观点和其他关于罗马的衰亡的类似观点的批评，参见Walter Pohl， “Rome and the Barbarians in the Fifth Century”， Antiquité Tardive 16 （2008）， pp. 93—101.
[23] 必读书目：Otto Maenchen-Helfen， The World of the Huns: Studies in their History and Culture （Berkeley，1973）。 See also Christopher Kelly， Attila the Hun: Barbarian Terror and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London，2008）;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Age of Attila ， ed. by Michael Maas （Cambridge， 2015）; Walter Pohl，“Goths and Huns”， in Companion to Ethnicity in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 ， ed. by James McInerney （Oxford，2015）， pp. 555—568.
[24] Priscus， fr. 11—14， ed. by R. C. Blockley， The Fragmentary Classicising Historians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Eunapius ， Olympiodorus ， Priscus and Malchus ， vol. 2 （Liverpool， 1983）， pp. 222—377， at pp. 243—295.
[25] 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 “Huns et Xiongnu”，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49 （2005）， pp. 3—26; Hyun Jin Kim， The Huns ， Rome and the Birth of Europe （Cambridge， 2013）。
[26] See Walter Pohl，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the Western Eurasian steppes”， in Eurasian Empires in Late Antiquity ， ed. by Michael Maas and Nicola di Cosmo （forthcoming）。
[27] Nicola di Cosmo， “China-Steppe Relation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The Complexity of Interaction along the Eurasian Steppe Zone in the First Millennium CE ， ed. by Jürgen Bemmann and Michael Schmauder （Bonn，2015）， pp. 49 —72， at p. 56.
[28] Walter Pohl， Die Awaren: Ein Steppenvolk in Mitteleuropa ， 567—822 n. Chr. （Munich， 3rd ed. 2015）， Englishtranslation forthcoming.
[29] Falko Daim， “Avars and Avar Archaeology: an Introduction”， in Regna and Gen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te Antique and Early Medieval Peoples and Kingdom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oman World ， ed. HansWerner Goetz， Jörg Jarnut and Walter Pohl （Leiden and Boston， 2003）， pp. 463—570; Michael Schmauder，“Huns， Avars， Hungarians: Reflections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teppe Empires in Southeast Europe and the Late Roman to Early Byzantine Empires”， in The Complexity of Interaction along the Eurasian Steppe Zone in the First Millennium CE ， ed. Jürgen Bemmann and Michael Schmauder （Bonn， 2015）， pp. 671—692.
[30] Guy Halsall， Barbarian Migrations and the Roman West 376—568 （Cambridge， 2007）。
[31] Wolfram， History of the Goths ; Peter Heather， The Goths （Oxford， 1996）; Patrick Amory， People and Identity in Ostrogothic Italy ， 489—554 （Cambridge，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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