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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编
因此，在当初，整个世界就是美洲，比今日为甚……
——约翰·洛克
在当初，整个美洲就是弗吉尼亚。
——威廉·伯德
弗吉尼亚的历史另有一番光景。这儿未闻有什么宏图大略，亦未见以某种观念来统治的尝试，而只有脚踏实地移植一些制度的努力。如果说其他殖民地谋求逃脱英国的丑恶，弗吉尼亚人则希望实现英国的美德。让别的殖民地以“山巅之城”炫耀世界，以亲如兄弟的社会激励世界，以人道主义的巨大实验鼓舞世界吧。弗吉尼亚人心目中的样板是由某个现存社会的实际面貌，即十七和十八世纪的英国、特别是英国农村的面貌糅合而成的。若说弗吉尼亚有哪个方面优于英国，那么这不是因为弗吉尼亚人追求英国人所没有的理想，相反，是因为这里有着实现英国理想的新机会。一个英国中产阶级人士可以在弗吉尼亚找到立身之地，成为一个新型的英国乡绅。一种不可预知的炼金术把英国领主宅邸的习俗改造成为新大陆共和国的风范。乡绅韦斯顿家族和霍勒斯·沃波尔家族经历了一次大西洋沧桑之变，使他们变成了爱德蒙·彭德尔顿家族、托马斯·杰斐逊家族和乔治·华盛顿家族。把他们造就成为美国人的不是他们的目标而是他们的成就。
在十七世纪晚期的英国，一个富商梦寐以求的愿望是要当一名乡绅。从站商店柜台或坐职员办公室退隐到田园之中宽敞的庄园宅第——这是新兴中产阶级的幻梦。那个时代的这种梦想，相当于二十世纪的企业家渴望得到昂贵的城郊房地产，加入城郊俱乐部，去佛罗里达过冬，但还不止于此。在当时，当一名乡绅就意味着加入统治阶级的行列。得到一处庄园宅第还意味着当上治安推事，对当地的牧师们拥有权力，成为当地农民的庇护人和听取忏悔的神父以及教区济贫主管者，也许迟早要当下院议员、骑士、男爵，甚至可以想象会成为上院议员。
因此，乡村宅第是英国新兴阶层登天的中继站。尽管庄园生活优裕，但不奢侈，也不偷闲。在有益的英国民间传说里，政府和公共责任落在那些坐着绅士安乐椅的人身上。理查德·布拉思韦特在他的一本对很多弗吉尼亚人起咨询作用的手册《英国绅士》（1630年出版）中指出：“财产最多，自由便最少。”他造罪作孽是双重性的，是犯了典型罪：这就是说，作为警觉、远虑和勤奋的榜样或典范的那些人，不应当碌碌无为、高枕无忧地消磨时光。（有人说）职高位尊之辈乃是十足的仆人：君主或国家的仆人，名誉的仆人，以及事业的仆人。因此，他们没有任何自由，既没有人身自由，也没有行动自由，时间上亦没有自由。所以，英国绅士的理想尽管肯定不是苦行僧式的，也决然是有道德有公益心的。企望成为绅士的英国新兴商人的目标不只是舒适的生活，而且在于承担起更广泛更体面的责任。
在弗吉尼亚殖民地最初的岁月里，爬上绅士阶层的机会并不罕见。直到将近1700年以前，白人移民在弗吉尼亚大概比他们原先在英国的生活要好过些。劳力缺乏使工资相应高一些。1623年，乔治·桑兹抱怨说，弗吉尼亚人除了口粮以外每天还想要一磅烟草。烟草每磅值一先令，弗吉尼亚人一天的工资就相当其英国同等劳力一星期的工资。而且在那里大有发家致富的希望。据《弗吉尼亚大全》一书（1649年出版）作者所述，刚来时不过是学徒工的青年人，只要干短短几年，便可望“得到土地和耕牛兴家立业”。托马斯·杰斐逊·沃顿贝克研究过的土地转让档案表明，在十七世纪后半期，弗吉尼亚有很多“自耕农”，即拥有耕地二十至五百英亩的人。在这一社会等级的上层，拥有一定资本的移民大概也有较好的机缘扩大其资本；而且，他的钱财在弗吉尼亚可以谋得比在英国更高的社会地位。根据“计口授地”的制度，任何人每向殖民地运送一人，便可得到五十英亩土地，这就使赢得一支随从队伍成了很简单的事情。
要在十七世纪弗吉尼亚那样的新地方上占据权力位置，还无须非把别人挤走不可。一个人要是不能领导一个已经存在的社区，他还可以创建一个新社区。许多弗吉尼亚家庭是由商人或工匠这些特别能干、成功或走运的人建立起来的。他们田连阡陌，很快就能过上相当于乡绅的生活方式。如果有意识地模仿英国绅士，那么绅士风度的标准就必然是比较模棱两可和不那么刻板的姿态。社会阶级的这种流动性表现在许多方面。有一阵子，每个自由的白人都有权选举民众代表院
的议员而没有财产资格限制。《弗吉尼亚的治疗法》（伦敦1662年出版）一书爱挑剔的作者抱怨说，弗吉尼亚民众代表院很少通过英明的立法，因为大多数议员“是到弗吉尼亚去当佣工的，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依靠勤奋，他们也许有了可观的财产，但由于他们贫穷，受的教育差，因而他们对有关购买教会或公共房地产以及购买的方式等问题均不善于判断”。只要白人契约佣工仍然是那里劳动力的主要来源，即直到大约1700年以前，那就不存在妨碍幸运或勤奋肯干的劳工发家致富的种族壁垒。那时是弗吉尼亚“民主”的美好时期。
但是好景不长。十七世纪末期风云变幻，使这个人人可以成为绅士的奇异世界烟消云散。弗朗西斯·尼科尔森总督在1701年12月2日致贸易和拓殖委员会的报告中指出：“对于才能还过得去的男人来说，极少或根本不存在鼓舞他们到这里来的诱惑。”“以前，良田唾手可得，家财殷实的孤孀也不少，她们是招徕能工巧匠的诱饵。但现在，良田全部或大部被占有，若说还有什么有钱的孤孀或处女的话，大多数已为本地人所娶；因为他们开始对外人怀有某种反感，称之为‘陌生人’。”
弗吉尼亚社会开始冻结。到1670年，议会效法英国，确定了财产资格限制：只有“拥有不动产或动产、乃致其利益促其致力于公益”者方为选民。随着时间的推移，选举权进一步被限制，以排除租地者和终身佃农。1699年以后，非“地产主”即直接拥有地产者不得参加选举。唯拥有一百英亩荒地或二十五英亩建有住宅和种植园的地产主，才可参加选举议员。弗吉尼亚的选举权基本上同英国一样了。
岂止是最肥沃的土地和最富有的孤孀业已有主，或不再能为间或到来的移民所获。劳动阶级的特点也开始起变化了。到1680年，黑奴运进数量日增；十八世纪头九年运来六千名黑奴，这或许比上个世纪输入的总和还要多。黑奴取代白人契约佣工成为主要的劳动力来源，乃使弗吉尼亚的奴隶制在十八世纪初期加速发展，因为奴隶制使大种植园更加有利可图。小种植园主困难日甚，使白人佣工望而却步，而白人佣工的减少又使这块殖民地更加依赖黑奴。
十七世纪末期，小种植园主每况愈下。1660年以后，旨在收紧大英帝国重商主义之网的《航海法》得到更严格的实施，这就缩小了殖民地的赢利，给各阶层种植园主造成了新问题。小种植园主连年负债。1676年弗吉尼亚由纳撒尼尔·培根领导的短命的反叛至少部分是因上述不幸而起。培根本人宣告，小农负债问题已非“劳动或勤俭”所能解救。大约1660年之前，契约佣工习惯于在雇佣期满时留在殖民地，以便获取一块土地，并满怀希望地在社会阶梯上往上爬。如果此种土地匮乏，殖民地议会还不时（例如在1627年）特别拨出一定数量的小块土地。但在十七世纪最后几十年，获得自由的佣工则期望到某些其他殖民地谋取当地为新到者提供的土地。
十八世纪初期，弗吉尼亚对于大多数穷苦白人移民已仅仅是个入境口岸而已——南下北卡罗来纳边陲荒原，西越连绵群山，北上特拉华、马里兰和宾夕法尼亚西部。那些兴许已按英国模式形成自耕农集团的穷苦白人殖民者的大批出走，使弗吉尼亚人忧心忡忡，但他们对于出走缘由的看法未能取得一致。十七世纪末之前，英国商务部要尼科尔森总督考虑如何刹住移民出走风。商务部和总督就如何使自耕农今后不离开弗吉尼亚的问题辩论逾二十年之久。尼科尔森总督抱怨道，移民外流的主要原因是诸如宾夕法尼亚一类殖民地对工匠从事毛织业和其他手艺以兴家立业有特殊的吸引力。爱德华·伦道夫在1696年解释道：“议员们以及政府里的……其他官员，不时设法获得大片授地，因而许多年来，携仆而至的人或者忠事其主而佣期届满者便没有任何荒地可得，因为土地早已被占光了。”1728年，古奇总督否定了这种解释，他证实，斯波夕法尼亚县实行大块授田制，但人口密度却高于有许多小块授田的布伦斯威克县。
虽然评论者在原因问题上意见不一，但其后果却是错不了的：弗吉尼亚已成为贵族统治之邦。据沃顿贝克说，到十八世纪初期，正在成为土地所有者的新移民不超过百分之五。十八世纪后期统治弗吉尼亚的各大家族——菲茨休家族、伯德家族、卡特家族、沃姆利家族、李家族、伦道夫家族、哈里森家族、迪格斯家族、纳尔逊家族等——大多数在1700年以前就获得大片授田，奠定了发财致富的基础。“头等”大族往往互相通婚，到十八世纪中叶，不超过一百个家族控制了该殖民地的财富与政事。
弗吉尼亚已经成为酷似英国农村的社会，但这种相似更多的是在于形式而不在于内容。这好比移居弗吉尼亚的诸家族随身携带了一部在英国舞台上献演已久的剧本，现在却要在美洲舞台上上演。一群希奇古怪、在某些方面是笨拙的演员要扮演英国的旧角色。英国乡绅——《古田庄》里的埃芬厄姆·布兰克老爷和布朗乡绅——现在由美国种植园主扮演，英国农民由黑奴扮演，管家由白人监工扮演。人们从某些引人注目的动作，可以认出这些角色。弗吉尼亚的乡绅（同英国乡绅一样）乘坐四轮大马车，坐吃山空，连伦敦纹章院授予他们的镌刻着其家族纹章的银章也吃掉了，他们高踞治安推事之位，充任当地英国国教会的教区委员，阅读士绅们爱读的书籍，连说话写信也常常引经据典，附庸风雅。离开非洲丛林仅一两代的粗野笨拙的黑奴则学着扮演农民的角色。
同情况相似的许多其他英属西印度群岛比较一下，其中的差别极大且发人深思。西印度群岛盛行“遥领地主制”，仿效西班牙模式的种植园主期望建立蓄奴殖民地，让奴隶们住营房，每日驱赶到地里干活，如同西班牙徭役制下的印第安人一样。但是，效法英国乡绅的弗吉尼亚人却不得不让奴隶充当别的角色，以便使自己扮演的角色能装得像回事。约翰·S·巴西特提醒我们说：“他期望靠自己的房地产为生，希望把奴隶集中在他周围，以便了解他们，为他们治病，让他们结婚，温和耐心地培养他们，连骂人也是个别训斥。”财运亨通的弗吉尼亚种植园主的生活和西印度群岛种植园主好逸恶劳的生活大不相同，他一天忙到晚，严于监督。他的妻子也担任了不像是装点门面的新差使。
弗吉尼亚的新格局同英国的旧模式惊人地相似，在社会阶级关系上尤其如此。起先，美洲的情景展现了英国绅士的某些特权与消遣。例如，保存鹿苑是留传数世纪之久的绅士遗风的象征：逐猎麋鹿和法办偷猎者是上流社会的特权。但在十七世纪弗吉尼亚的荒原上，鹿并不只是在绅士老爷的地界内才有。一些宣传小册子，如《弗吉尼亚新方志》（1649年出版）和《弗吉尼亚与马里兰的确切关系》（1669年出版），宣扬野生麋鹿之多数不胜数。威廉·伯德迟至1737年还吹嘘说：“经常可以看到它们成群结队，数以百计。尽管本地麋鹿没有欧洲麋鹿那么大，但其味鲜美得多，而且一年到头都很肥壮。”美洲的事实已使偷猎这个概念变得陈腐了，从象征意义上说，几乎没有什么事情比这一事实更说明问题的了。
如果说弗吉尼亚绅士被剥夺了如鹿苑那样的古老象征物，那么他们在设计别的更加美洲化的事物方面并不迟缓。例如赛马，虽然还不算是皇家娱乐，但已经只限于绅士行乐了。1674年，约克县法院裁决云：
詹姆斯·布洛克裁缝以其牝马与马修·斯莱德尔先生赌赛，赌注为两千磅烟草和酒；赛马系绅士专享的娱乐，劳工赛马乃违法之举，因此科以百磅同类的烟草和酒。
总督弗朗西斯·尼科尔森于1691年宣布每年一度的竞技节并发奖品时，声称参加竞技者仅限于“上等弗吉尼亚人”。
似乎还有其他证据表明社会阶级壁垒比较森严。就连十七世纪后期一直是“仆役”（未必终身）的黑人，也逐渐被迫沦落到终身为奴的地位。十七世纪中期男子普选权逐步受到限制，到1700年，弗吉尼亚选举权资格的限制实际上同母国的限制一样了。
在英国，人们长期以来把绅士看得神乎其神。英王詹姆士一世的奶妈求他把她的儿子封为绅士，英王答道：“朕永远无法封他为绅士，尽管朕可以让他当一名爵爷。”如前所述，在弗吉尼亚绅士也是身披灵光，而贵族之家却可以更容易地用金钱来造就。殖民地时代的弗吉尼亚预示着美国人对待贵族政治的有益的粗俗态度。既然银盾纹章随时可用现金买到，人们必然要怀疑一切贵族特许状。在美洲社会地位明显的可售性，有助于消除欧洲世袭贵族制的神秘性。如果穷哥儿们看到他们的“上司”竟能出钱买爵，谁还相信特许状神授的神话呢？
商业进取精神在弗吉尼亚旺盛不衰，即使在逐渐僵化的贵族中也保持活力。弗吉尼亚的主要家族如勒德韦尔家族、斯潘塞家族、斯特格家族、伯德家族、卡里家族和丘家族等的祖辈，不久前都是商界的。由于若干原因，发达的种植园主很可能仍然保持着某些商人气息，仍在孜孜不倦地为其资本寻觅新的投资场所。第一，弗吉尼亚的烟草种植业颇具特色。烟草生长需要吸收氮、钾养分，而弗吉尼亚人种烟草却不施肥，因此只有在未开垦的处女地上烟草才能株盛叶茂；二茬收成通常最佳。四季以后，照例改种玉米小麦，直至最后抛荒，听任野松杂草丛生。在这样的耕作制下，精明的种植园主一个时期只敢辟出一小部分——比方说百分之十——田地种植烟草。预见性要求他非得不断增加自己占有的土地不可，因为用弗吉尼亚人的话来说，他每年要“报废一些土地”。“烟草地”很快就成为“新地”的同义语。估计肥力已尽的“酸地”或“老地”则用作弗吉尼亚沿海低洼地区的学校和教堂地皮。因此，精明的种植园主又必须是土地投机家，看准机会就买田置地。主要家族拥有的田地与日俱增，且常常变换位置。历史最悠久的种植园宅第——如卡特、伦道夫、伯德等大家族的宅第——屹立如旧，由此承袭家族传统，但这些家族赖以发财致富的土地却是资本设施，一旦不能产生过得去的收益，便要被抛弃或被交换。鉴于上述种种情况，大种植园主发现奴隶化的劳动力特别有利，可视需要随时把他们调动到比较有利可图的土地上去劳作。这种浪费人力地力的制度并非有百害而无一利，至少从弗吉尼亚民政机构的观点看是如此，因为它使富裕种植园主阶级——亦即政治领导阶层——经受一种关于警惕性和事业心的冷酷无情的考验。
激发种植园主商业进取精神并造成种植园体制本身特征的第二个因素是那里没有大市镇。法国旅行家弗朗西斯·L·米歇尔在1702年写道：“居民并不聚居在一起，弗吉尼亚并非固定在村庄的基础上，因为每隔二三十年就得开辟新地盘。”但这还不是唯一的原因。简单的地理事实同样很重要。弗吉尼亚沿海洼地向东南方向一直延伸至切萨皮克湾，这是一片肥沃的低地，由几条可以通航的深水河流——波托马克河、拉帕哈诺克河、约克河和詹姆斯河——切割成指状地带。每一条指状地带又被纵横交错的小河分割成网络状，其中许多小河水面宽阔，足以通航入海。这些大小河流乃是经济生活的血液循环系统。溯江而上的船只装载着来自非洲和西印度群岛的黑奴以及来自伦敦的服饰和家具，顺流而下的船只则满载着李氏、卡特氏和伯德氏诸家族的大种植园出产的一桶桶烟草。
因此从商业观点看来，城市是多余的。每一个大种植园主都有自己的私人船坞。烟草种植者可以直接从自己的码头把一桶桶烟草装上船，运往他在伦敦的代销处，而他进口的东西可以卸在他的私人进货口岸。正因为如此，殖民地时期的弗吉尼亚没有波士顿或费城那样的商业都市；它的商业活动就在沿河岸散布的几十个私人货场进行。约翰·克莱顿在1688年给英国皇家学会的信中说：“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地区江河纵横如此奇特。虽然这种水利之便有朝一日会使此地变成尼德兰，变成美利坚最富庶的地方，但在目前我却把它看作是兴邦的最大障碍，也是贸易和商业的最大障碍。河流太多而居民太少，贸易便集中不起来。因此，各类船只一般各载各的货，下行上溯不过百英里航程；能做的生意充其量不过是一种零星买卖，由于是以货易货，他们必须携带各类货物到那里去做买卖。这就是说，河流多是没有城镇的主要原因之一。”几年后，《弗吉尼亚现状》一书的作者问道：舒舒服服稳坐乡里、身边无处没有顾客的种植园主兼商人干吗要改变他的生活或者招惹城镇商人的竞争呢？
在陆上交通很不发达的时代和道路稀少的新拓殖区，弗吉尼亚种植园主和在他们码头上购物进货的人似乎是得天独厚的。休·琼斯神父在1724年写道：“大多数住宅建在码头附近，从伦敦和布里斯托尔等地向那里的一位先生运送任何货物，所花的气力和费用，比之向英国某个住在城外五英里的人运货还要小，因为伦敦来的商品不收运费，布里斯托尔来的货物运费也微乎其微。倒是货主那方面为表谢忱而把烟草装上船捎带给英国的烟草主顾。”
批评弗吉尼亚的人经常抱怨说，文化、宗教和商业水平低下的状况正是由于缺乏城镇。英国家具制造商的产品整船整船地廉价运至弗吉尼亚种植园，换取大量桶装烟草，本地的工匠就泄了气。舟楫交通之便实际上使许多种植园主眼界褊狭。斯波茨伍德总督在1710年报告中称：“第一批移民来到时沿河岸而居，对自家种植园藩篱以外的内地所知无几。他们害怕印第安人，因而不敢再往前探险。而且，除利用水路外，他们同外界没有任何联系。”批评者说，只有建城“聚居”，才会有高度的文明。有人建议通过立法使城镇居民得到减税待遇和其他鼓励，但这些建议均告失败，地理终究胜过人意。直至十八世纪晚期，弗吉尼亚的商业活动——以及相应的商业道德——依然只存在于大种植园主之间。因为没有城镇，弗吉尼亚乡绅比英国乡绅更需要学习城里人的本领，即商业进取精神、精明交易的能耐和城里人对盈亏得失的洞察力。
同许多英国乡绅经营的作物不同，烟草不是传统国计民生的一部分；它是一种商品作物，为赢利而种植。烟草种植者在奴隶、土地和农具上的投资靠大笔现金贷款来维持。乔治·华盛顿和其他许多人的账册以令人泄气的生动性表明了这一点。有人抱怨弗吉尼亚是“建立在烟雾缭绕之中的殖民地”，而杰斐逊同他的前人一样呼吁发展比较多样化的经济。不过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以西印度群岛和弗吉尼亚为典型的种植园制度是罗马帝国以来大规模商品农业的第一次伟大实验。
英国乡绅历来对他的农场关切入微。即使像几十年以后的第八代德文郡公爵那样的大老爷，当他的猪在斯基普顿博览会上高中头奖时，也觉得经历了“一生中最自豪的时刻”。弗吉尼亚的大种植园主却不能满足于在某个地方博览会上得点奖品。他的烟草已打入了竞争激烈的世界市场，他必须对百余种不同作业的工本精打细算。1686年M·杜兰·德道芬访问沃姆利的宏大庄园罗斯吉尔时，以为进了“一个大村庄”。大种植园生活远非自然农业经济的生活。那里有数百名奴隶、白人工匠、监工、管家和商人，他们生产的烟草是一种经济作物，他们还种粮食，制造工具和农具，织布缝衣，以供自己所需，并在当地与境外市场上出售，货品有时就用种植园主自己的船运送。弗吉尼亚种植园是十八世纪式的现代“公司城”，而不是富于田园诗意的乡村。种植园主既要有经商的精明头脑，又要具备丰富的知识，才能经营其农商工俱全的小天地。像威廉·伯德和托马斯·杰斐逊那样以见多识广和多才多艺著称的人物，在十八世纪弗吉尼亚较为成功的大种植园主中并不罕见：他们对自然发展史感兴趣，对医药和机械学有相当精深的知识，对气象学也很内行，并认为不能不懂得法学。把种植园的这些必备条件说成仿佛是受了欧洲启蒙时代的遥远榜样和抽象教导的鼓舞，那是多么离题！它们充其量不过是探索弗吉尼亚种植园主问题的索引。
如果说所有这些影响造就了一种带有某些新大陆独特品格的人，那么这种人也就是贵族。尽管弗吉尼亚绅士对办实业比较积极，不那么害怕被经商所玷污，在心理上更倾向于资本主义，对现金收支平衡表颇为精明，知识兴趣也多样化，但这种人仍然是人数很少的特权阶级中的成员。这个阶级的基础在进入十八世纪前就已牢固地奠定了。罗伯特·夸里上校1704年向商务部诸大臣发回的报告称，弗吉尼亚四条大河两岸都有十至三十人“靠经商和勤奋挣得了非常可观的家产”。到十八世纪中期，这类人多了起来，还出现了一些暴发户，如其中的杰斐逊家族和华盛顿家族。但是，大种植园主人数倍增的过程大大摧残了小种植园主。富有的绅士种植园主与其他人之间的社会鸿沟在1750年前后的弗吉尼亚兴许已经扩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弗吉尼亚烟草贵族的黄金时代——十八世纪中期——正是美国革命时期弗吉尼亚几乎所有领袖人物的青年时代，也是后来成为早期联邦政府中“弗吉尼亚王朝”的那些人的青年时代。华盛顿生于1732年，这一集团的最后一人门罗则生于1758年。这些人的传记与书信集表明，存在着一个密切地相互通婚的上流社会“四百家族”。亚历山大·斯波茨伍德总督于1713年3月9日向国务大臣报告说，他终于以三名合适人选填补了总督参事会里的三个空缺，他们“才华出众，忠诚守节，家产殷实”。他抱怨道，舍此三人，他再也找不到一个合格人选。其余的人都已在政府“或别处”占据有利职位，他们“……都同一个特定家族〔伯韦尔家族〕沾亲带故，现参事会绝大多数成员几乎都已同这个家族联姻”。从1680年到美国革命为止，被任命为总督参事会成员的九十一人名单上，只有五十七个不同家族的姓氏，其中九个姓氏占了将近三分之一，另外十四个姓氏也占大约三分之一；五名参事姓佩奇，以伯韦尔、伯特、卡特、卡斯蒂斯、哈里森、李、勒德韦尔或沃姆利为姓氏的各有三人。一位参事可能还往往兼任数职。有人抱怨说：“参事会控制的职位多如牛毛，造成很大混乱，在一些互不相容的职位之间，情况尤其如此。比如，他们的税务局责成他们向他们的司法局揭露走私勾当。又如，他们这些法官先生以参事的身份开会，通过他们自己以税务官身份所作的账。”这种官职垄断的情况并不只限于总督参事会。在地方上，一名大种植园主可能会同时当上教区委员、治安推事、民兵司令和议会议员。
尚存的少量托马斯·杰斐逊青年时代的书信（写于1760至1764年间），记载了我们所知的有关他二十一岁以前事迹的仅有的第一手资料。这些书信很像社交录：他的社交活动中所交往的几乎全是弗吉尼亚“头等”大族的名人。他的第一个情人丽贝卡·伯韦尔出身于那个五十年前主宰总督参事会的名门望族。他写信给年轻的弗莱明：“亲爱的韦尔，我想到了一项有生以来所想到的最聪明的生活计划。你用你的地换取埃奇希尔庄园，我用我的地换取费尔菲尔兹庄园，你娶莎姬·波特为妻，我娶丽贝卡·伯韦尔为妻，〔合〕搞一辆车，配上两匹骏马，在同一个法院当律师，还一起驾车去参加乡间所有的舞会。你喜欢不喜欢？”在这位青年社交名人的书信中提到的还有佩奇、曼、卡特、纳尔逊、李、布兰德和耶茨诸姓氏，其中没有一个可以排除在弗吉尼亚名人录之外。
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五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弗吉尼亚，同1776年的弗吉尼亚之间并不存在什么隔墙。十八世纪后期的思想同那个世纪中期的思想并无天壤之别。恰恰相反，我们对弗吉尼亚的生活知道得愈多，就愈能看出革命时期的几代人在思想方式上同他们父辈和祖辈之间的连续性。我们愈是开始认识到他们思想上的本地血统，就愈不需要去探求什么世界主义的哲学始祖或试图把他们的思想说成没有本地传统但已“传遍”全世界云云。美国革命的动机将化为平凡的东西。于是，一向被历史学家生搬硬套地当作美国革命假定的生身之父的欧洲启蒙哲学家们，看来就像在一出拙劣的神秘剧的最后一幕突然登场的罪犯表兄一样不伦不类。革命时期臻于完善的动机和行动方式早在一个世纪前的弗吉尼亚日常生活中就已成形了。
倘若以为弗吉尼亚社会那怡然自得的贵族特点同它的公民道德毫无关系，那就大错特错了。只有荒唐的事后聪明才会把殖民地时代弗吉尼亚的政治制度当成标准民主制度的萌芽。乔治·华盛顿为保留自治和英国人的权利担忧时，他心中必然想到的是十八世纪中期弗吉尼亚的政治习俗，因为他对别的一无所知。这些政治习俗就是弗吉尼亚式的贵族政治的代议制，其特殊的贵族政治品格从根本上培育了美国的代议制政体。这个根可以追溯到弗吉尼亚的黄金时代。
从来没有哪一个统治阶级如此认真对待它的政治责任：随同权力带来的治理的责任。弗吉尼亚在整个殖民地时期实行有限制的选举权，同时它也制订了强制投票的法律。其他少数几个殖民地也用临时性约法惩办那些享有选举资格但不去投票的选民，而弗吉尼亚的这项法律实施得如何有力尚不清楚。但是，这项法律在弗吉尼亚从早期一直沿用到美国革命时期以后，这就证实了下列坚定不移的信念：治理社会是一种责任。如果说普通选民被要求去投票，那么拥有巨额财产的人则被期望肩负更大的责任。当杰斐逊在1781年由于处境很不顺心而向往“慎独的平民生活”时，他说出了弗吉尼亚名门望族中许多人渴望卸担子的心情。
如同一个大种植园主不得不担负起无可推诿的管理任务——他必须规划园圃，及时决定播种和收割烟草，觅取制鞋缝衣的材料，照料奴隶们的身体健康——杰斐逊则负有他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这位成就卓著的种植园主必然养成指挥别人的习惯。他以他经营私人财产时所显示出来的自信心管理殖民地事务。如果说种植园本身就是一个小块殖民地，必须以机智、权威和审慎来加以治理，那么反过来说，统治弗吉尼亚殖民地就像治理一个大种植园。高官显职由最有利害关系的人担任，重大问题的决策也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
民众代表院花名册就是一份主要种植园主的名单。从教区委员或治安推事之职上升到总督参事会的仕途悉由当地士绅一路把守。不得到他们的认可而要在政治上发迹是毫无希望的。民众代表院的权力在殖民地时期不断加强，竟至于控制了总督及其参事会，而这个议会不过是贵族统治集团的一个政治实习班。有关烟草价格和质量、税收、教育、与印第安人的关系和宗教等问题的重大决策悉由议会作出。人们正是首先在议会中得到训练和审查，而后才擢升到更高的职位。地产所有者选举民众代表院的议员，但只有议员们自己才有权使弗吉尼亚人获得更大的荣耀，而他们也就有意选拔上层弗吉尼亚人担任政府工作。尽管十八世纪中期民众代表院的议席不满一百，但几乎所有显赫的弗吉尼亚人都在议会里受过训练。
议员之间的分歧远非我们想象的那么多，他们的讨论与现代立法机构中的辩论简直没什么共同之处。尽管讨论《印花税法》时期直言不讳的争论引人注目，但议会政治并未强化为党争。弗吉尼亚人在新政府成立初期对政党概念尚无思想准备。十八世纪以来，居于统治地位的议员们似乎日趋融洽和真诚，乐于接受政治气质截然不同的人的领导。因此，民众代表院在1774年作为弗吉尼亚代表大会开会推选出席第一届大陆会议的代表时，不仅选举了反对《印花税法》的理查德·亨利·李和帕特里克·亨利，也选举了在前不久关于该法的争执中持保守立场的佩顿·伦道夫、理查德·布兰德和爱德蒙·彭德尔顿。
也许，近代还没有哪一个统治集团对公职采取如此独占的态度。美国革命时期和独立后的头几十年间，民众代表院（差不多完全从它自己的议员中）推举出弗吉尼亚总督和州长、参事、法官、军官和出席联邦代表会议的代表。议员们对弗吉尼亚统治阶层每一个成员都很熟悉，这使他们有资格分配显要公职和公务，即使不是完全没有失误，也令人深感其知人善任。
弗吉尼亚统治者的这种巧安排当然也有其令人不快之处，臭名昭著的罗宾逊事件说明了这一点。没有哪个现代新闻记者能编造出比这些不加夸张的事实更耸人听闻的情节。珀迪的《弗吉尼亚公报》（于1766年5月16日）以并非存心捉弄的笔调宣称民众代表院议长兼殖民地财务总管约翰·罗宾逊的死，“对惯于靠他的博爱与慷慨而得救的不幸者和穷人是一大灾难”。罗宾逊那令人困惑的慷慨程度虽早已令人生疑，但在他的财产管理人员开始清理他们的账目之前，这种疑点始终未得到证实。这时他们发现，罗宾逊当殖民地财务总管时挪用公款达十万零七百六十一英镑七先令五便士，他把这些钱借给了他的几十个朋友。借款数额不等，借给威廉·伯德三世（此君未能承袭乃祖乃父精明经商之道，此外赌牌又倒了运）一万四千九百二十一英镑，借给刘易斯·伯韦尔六千二百七十四英镑，卡特·布拉克斯顿三千八百四十八英镑，阿奇博尔德·卡里三千九百七十五英镑，理查德·亨利·李十二英镑，帕特里克·亨利十一英镑。总督参事会的成员们借了罗宾逊近一万六千英镑，民众代表院的议员们借了三万七千余英镑。财产管理人爱德蒙·彭德尔顿花了他一生中风华正茂的十二个年头试图了结这笔账，但他自己也受惠一千零二十英镑。财产账目表明，弗吉尼亚的名门望族中几乎没有一家不曾接受罗宾逊的慷慨相助——用公款来为他们解危济困。这个庞大的债务网说明为什么民众代表院那么多年来一直不愿将议长和财务总管两职分开或彻底清查殖民地账目的根由。和蔼可亲的罗宾逊把公家金库变成了统治集团的救急基金。
有关这一事件的两个具体事实提供了宝贵的线索，使我们能了解弗吉尼亚统治者的道德习尚。第一，罗宾逊自己从未使用一点公款假公济私——他受惠于朋友的感激这一点除外。第二，事实真相大白时，主要议员并未指责罗宾逊滥用公款，相反，他们几乎要赞扬他心肠太好呢。罗伯特·卡特·尼古拉斯（继罗宾逊任财务总管）因为暗示如此用钱有点不当而遭到谴责，结果他感到还是放聪明点，不如否认自己有意含沙射影，并宣称这些借款“多半是由于对身处困境的人抱有不应有的博爱精神与怜悯之心”。福基尔总督听取了彭德尔顿关于罗宾逊财产的报告后说：“这是他心肠太好。”他这样说反映了普遍的看法。无论我们对罗宾逊本人怎么想，他的政治生涯展现了一个公共权力属于少数特权者的社会。
这种权力也确实带来了相应的、有时不胜其烦的责任。几乎从一开始，民众代表院就严格要求所有议员必须参加每届会议的开幕式。根据一项1659至1660年间制定、以后又一再重申的法令，无故缺席者每二十四小时罚三百磅烟草。议长在开幕式上要宣读议员说明缺席理由的信件，这些理由或被认可，或遭拒绝。下列事实并不是什么秘密——如1691年的詹姆斯·布雷事件——其申辩理由冒犯了议会，致使议长发出了对该议员的拘捕令，一直拘留到他作出适当的道歉为止。遇有一些特别任务时（如选举议长），使出席开幕式关系重大，但议会对未出席任何一例会的议员也只是稍微宽容些。十七世纪结束以前，每旷一次会的罚款从两先令六便士增至一桶烟草。1684年会议期间，有五名议员点名时未到，据查系未经议会许可擅自回家，于是议会通过决议，责成其所在县的县长向每个玩忽职守的议员收取罚款一千磅烟草，而且直到他们道了歉才恢复他们在议会的席位。
民众代表院很早（1666年）就宣布任何人无权解除任何合法当选的议员出席会议的义务，即使其选民正式提出请求也不行。这个原则在整个十八世纪还存在，倒霉的杰斐逊在1782年5月对此深感烦恼。当时正值他在一片指责声中辞去弗吉尼亚总督职务之后，阿尔比马尔县人民又选他为出席民众代表院的代表。杰斐逊倦于从政，痛感公众忘恩负义，因而希望谢绝此职。他向议长约翰·泰勒发出辞呈，得到的却是不利的答复：“议员们认为宪法不允许接受你的辞呈。”泰勒告诫杰斐逊说：“贤能之士最好是治人而不是治于人，因为如果贤能之士从社会引退，则贪官污吏、无知之徒就有可能，确实很有可能得逞。”最后，泰勒敦促杰斐逊“出席会议，以免招致被捕的责罚”。
弗吉尼亚民众代表院的议员当然是“选举产生的”。他们的选举与同时代英国议会的议员选举颇相似，虽然腐败行为较少，有才能者当选的机会也较多。这根本不是什么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个个都能借此开拓仕途的自由普选，而是土地所有者们从绅士中作出挑选的过程。从法律条文上讲，议员的资格条件同选民的资格条件一样，但在实际上，议员候选人都是名门绅士。
选举在亲切的气氛中进行，这种活动强调候选人的慷慨和土地所有者们的权力，它是礼仪与欢宴的奇怪结合。竞选演讲似乎无足轻重，只有异常浮夸而又愚钝的绅士才会对自小相熟的邻人们大发宏论。很少会出现对有争议的“问题”的公开辩论，但即使是最有名望的候选人也除非能不厌其烦地同选民打成一片，否则是不会获得成功的。代表大会禁止任何候选人拉票，更不许投自己的票，而且那时根本没有任何党派组织。然而，候选人可望使用间接的说服手段（通常是请客吃饭）；若不“招待”选民，谁也别想当选。大量朗姆酒、姜饼和烤肉使审慎的选民们相信，他们的候选人既慷慨大方又殷实富裕，能在议会里恰当地代表他们。如此宴请耗费甚巨。汉诺威县的塞缪尔·奥弗顿估计他两次竞选的开销为七十五英镑；乔治·华盛顿竞选议员的开支从不少于二十五英镑，而有一次花了约五十英镑。这样的支出几倍于为取得选民资格而购房置地的费用。当然，弗吉尼亚的一项法规禁止任何人“直接或间接地”提供“钱、肉、饮料……礼物、赏金或宴乐……以图当选，或选入议会供职”，但该项法律似乎很少实施。殷勤好客之盛誉实际上是避免选举期间涉嫌行贿的最好挡箭牌。
投票在县政府内举行，如果天气好，则在县政府外的草坪上举行。它和现代美国选举最主要的不同之处是它公布每一个选民的选择，并导致候选人和选民之间有机会互报恩怨。根据几乎从未中断的惯例，候选人应亲临投票场所。县长、候选人和职员（包括为每个候选人所配的一个职员）同桌而坐。选民一个一个上来宣布其选择，这就像记分牌一样公开记分。既然任何到场者都能看到最后统计结果，候选人就可以在最后时刻派支持者投入所需的追加选票。在每个选民宣布他选谁时，一边会大叫赞成，另一边则会高声呵斥。赌局有变，便押上新的筹码。得票的候选人起立鞠躬，向选民致谢，如说：“布坎南先生，你这张选票我将铭记在心，永远引为荣耀。”对选民的信任表示个人感谢已如此习以为常，以致候选人在不能到场的罕见情况下，就委托一位朋友代致敬意。1758年选举期间，乔治·华盛顿正在坎伯兰要塞统领弗雷德里克的民兵而不能分身，他的朋友、县里最有势力的人物詹姆斯·伍德坐镇投票场，凡是对这位缺席的上校表示美意的选民，他都一一致谢。一种不常用的选举方式是举手、鼓掌或其他一些非正式表示。
绅士阶层对选举的支配决不限于其赢得选民的赞誉能力，因为他们是从自己人中间选拔县长的，而选举则由县长主持。县长决定谁有资格投票，确定选举日期，规定投票时间的起讫；如不满于他的决定，除了诉诸议会外别无他法，而议会通常是不大愿意否决地方官员的决定的。
最后，县长总要在县府大门口宣告：“土地所有者先生们，请进府投票，不然选举就要结束了。”有时，选举本应在下午两点钟结束，但如果县长发现许多选民“因天雨或河水上涨”受阻，他就可能将选举延长一天。弗吉尼亚的绅士们有权延长选举直至胜券在握，这使现代的候选人不胜羡慕之至。
弗吉尼亚法律允许土地所有者先生在其具有财产资格的每一个县里投票。他如果在三个县里具备财产资格，就可以投票选举三个县的议员。既然一个人可以在民众代表院里代表他可以参加选举的任何一个选区，这就进一步扩大了大种植园主的政治机会。他们可以选择最有可能当选的选区进行竞选。弗吉尼亚许多大人物，包括乔治·华盛顿、帕特里克·亨利、约翰·马歇尔和本杰明·哈里森在内，都利用他们拥有的广阔和分散的地产来促进自己在政治上的飞黄腾达。
弗吉尼亚共和主义的贵族特征有助于说明为什么杰斐逊和华盛顿一类弗吉尼亚人比出身于北美其他地区的许多有见识的同代人更相信代议制政体。在约翰·亚当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古维纳尔·莫里斯生活的殖民地里，“人民”是反复无常的城市群氓，像“一头巨兽”。弗吉尼亚人认为，“共和”政体是一种微妙地加以平衡的传统安排。
若有哪一位现代历史学家编撰寓言来描述这个问题的话，他很难写得比《候选人，或弗吉尼亚选举幽默》更好。这是梅克伦堡的罗伯特·芒福特于1770年写成的一部三幕喜剧。这部短剧在反映美国人善开政治玩笑的才能方面也许堪称鼻祖。在该剧中，一小群选民扮演了和蔼可亲、消极被动但决非愚蠢的角色。包括候选人在内的每一个人都相信这些选民能够鉴别人品，识破诡计多端、野心勃勃或不诚实的候选人。
奢望者伍德比：好了，我已经摸透了那些主角儿的心绪，发觉他们还在惴惴不安地摸大亨沃西和我本人的底。他们趾高气扬而又希望渺茫，为得几张选票不惜如此卑躬屈膝，阿谀奉承，所以我希望赶快把他们彻底鄙弃。
明公候选志在青云，
从不屈尊掩盖真情。
轻移慢滑马到成功，
逆流激浪切莫横冲。
愚夫奢望高官显职，
喧闹呼喊难免一失。
土地所有者先生们一面学着尊仰伍德比和沃西，自然而然地要鄙弃那些趾高气扬而又希望渺茫的人和有钱的酒鬼约翰·托迪爵士。
大亨沃西：我一点不想当官；你知道我厌恶官宦生涯，伍德比，我从来没有为他们迄今一直强加于我的这个倒霉官职求过人。
奢望者伍德比：我相信你跟大家一样喜欢享受家庭乐趣，你厌恶官宦生涯是因为你在府上其乐融融。不过，阁下，挑重担，任劳任怨，这可是每个有能耐为国效劳的人的责任。
运行良好的贵族政治机器决不是要挫伤人民的意志，而只是要使人民免犯错误：县长总是在适当时候结束选举。聪明的邻人们终于以鼓掌方式选出了这两位能干的候选人。伍德比欣喜若狂，说这是“与弗吉尼亚人相称的一种独立精神”的绝妙证据。
弗吉尼亚农村的这些习俗在议员们中间培育了一种类似的独立精神。促使弗吉尼亚选举贵族化的种种情况——议会职务世袭化的倾向和大种植园主的自信与安全感——激励议员们明智和独立地断案议事。一旦进入该立法机构，他们对选民的喜怒哀乐便很少回眸一顾，这种习惯往往使现代议员成为其选民的一面易碎的镜子。
当时的弗吉尼亚人普遍承认，门第高贵的大种植园主有约定俗成的权利成为居统治地位的议员，当然这总是要以他们能赢得家道不那么殷实的邻居的好评为条件的。约翰·F·D·史密斯后来在美国革命时期指出：“这里各不同阶级生活之间的差别，也许要比任何其他殖民地大一些；遍及美国绝大部分地区的平等精神和平等原则，在弗吉尼亚却还未达到那样的程度。”大种植园主忙于他们自己的事务，他们不敢出来竞选议员，倒不是怕遭到失败，而是因为肯定会获胜。
社会地位的稳固形成了裁决问题的一种有益的效力，它使弗吉尼亚的民众代表院成为审议和讨论问题的场所，这在现代立法机构中是少见的。议员们逐渐接受了爱德蒙·伯克关于议员的理想——议员并不听命于选民一时的兴致，而只相信自己个人的判断。殖民地时期弗吉尼亚的选民拥有充分的权力来制止议员的不负责任行为，但没有足够权力确保议员们唯命是从。这是一种很难达到的平衡，但它同议会的效能有很大关系。在芒福特的《候选人》一剧中，那位正直善良的伍德比小心翼翼地回避作出一切按人民愿望去办的许诺，因为除非人民认为他比自己高明，就不会选他。这种伯克式的独立精神后来产生了那件最著名的事例：1788年，在为批准新的联邦宪法而召开的弗吉尼亚代表大会上，至少有八名代表违背其选民意愿投票拥护新政府。
议员才能上的差异只是弗吉尼亚议会和现代国家立法机构在气氛上不同的一部分原因。在争论《印花税法》的重要年代里，弗吉尼亚民众代表院审议中那种严肃、明智、诚实的气氛和雄辩滔滔——杰斐逊当时还是一名大学生，在会议厅的门外聆听了这场“杀气腾腾的”辩论——并非仅仅因为这些议员们卓著非凡和问题之重大。这些议员并不满足于成为其选民反复无常的奇想怪念的代言人。他们的发言针对同僚的意见，十分严肃认真，论点有时甚为精妙。他们的辩论没有现代《国会记录》和地方议会记录里那种因插科打诨而漫无边际地东拉西扯的离题之谈。在那个时代，议员（至少在弗吉尼亚是如此）仍然习惯于把较多时间花在议会的审议工作上，而不忙于去答复选民来信，或在议会诸委员会里制造“新闻”，或为其忠诚的追随者谋差使。美国的民间传说只不过略微夸张了一点：弗吉尼亚议会与现代国家的立法机构相比，可谓奥林匹斯山上的神仙会。
议员们彼此交谈，没有人对华丽的词藻有多大的兴趣。除了帕特里克·亨利等不多几个明显的例外，弗吉尼亚的议员们谈吐朴实，谈话形式随便。那里对演讲能力不太看重，在代议制政体时代是罕见的。在民众代表院——其内部交往之密切，今天凡是访问过威廉斯堡殖民地时代遗址的人都能感觉到——这一小圈子中，以理服人最重要，而蛊惑人心的言论毫无用处。杰斐逊不是一个雄辩家，这使他后来采取向国会致送年度咨文的形式而不是亲自发表国情演说；华盛顿和麦迪逊的口才也好不了多少。十八世纪民众代表院里的头面人物——如理查德·布兰德、佩顿·伦道夫和约翰·罗宾逊等——全都是蹩脚的演说家。民众代表院（同它的英国对应机构下议院一样），是绅士们严肃讨论公共问题的排他性俱乐部。
弗吉尼亚是由富人治理的。凡是殷实富裕的家族，都有人在总督参事会、民众代表院、县政府或其他统治机构里当官，殖民地的统治机构也没有一个不是由富人控制的。据信这些人对社会重大经济政治问题，如烟草价格及其生产成本、主要进口货的质量、必不可少的市场的布局、必要的船运性能、主要道路的走向和最佳渡口的位置等，无不了如指掌，而事实亦往往是如此。
土地——耕种、抛荒和在子女中分摊的土地——是所有统治家族和弗吉尼亚财富的基础。弗吉尼亚一片片辽阔的处女地在以后数十年中可望大大增值，而分配这些土地的权力则操在政府，尤其是民众代表院和总督参事会手里。
民众代表院对已垦殖的土地还拥有重要的日常处置权，而这类权力在英国是由法院行使的。在英国，如果土地所有人继承了限定继承权的土地，而他想把这些土地完全据为己有，那就要履行由机智的律师拟订出来的复杂的法院例行手续。在弗吉尼亚可不是这样。那里的任何继承人要摆脱这种限制，就必须以自己的名义从民众代表院获得关于这块土地的私权法令。1711年到1774年间，总共通过了一百二十五项这样的议案，其中将近四分之三是为了保护一些主要家族成员的权益，如阿米斯特德家族、贝弗利家族、布拉克斯顿家族、伯韦尔家族、卡特家族、丹德里奇家族、埃珀斯家族、佩奇家族、泰兹韦尔家族、沃姆利家族、华盛顿家族和耶茨家族。所有这些家族，或本人，或通过亲戚，在议会里有发言权，而议会则按照他们的吁请行事。议会通过的这类有关私人权益的议案，对有财有势的种植园主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没有这些，他就不能自由地处置自己的土地、转移劳动力，或弃置地力耗尽的田块以便进一步向西谋取土地。
更为重要的是，议会和总督参事会拥有控制西部宝库的权力，因为他们掌握着打开这个宝库的立法钥匙。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秘密或隐私。在耗竭地力的现行种植制下，加上烟草价格浮动和伦敦商人需求无度，即使是单纯出于谨慎考虑，也会使烟草种植者变成土地投机商。乔治·华盛顿虽然精明有抱负，却不搞投机，但他也抓准机会扩大占有地。他看到，人口西移会提高山麓沃土地带的价值，因而伺机及早获取好地至关重要。1767年6月，华盛顿奉劝其运气不佳、负债累累的朋友约翰·波西上尉说：“看看弗雷德里克，瞧海特家族和首批占有那些土地的人是怎样发财的。啊不，还是看看我们在这块殖民地上的特大地产是怎么得来的吧。难道不是通过占有和低价购买当初算不了什么的边远沃土吗？而今它们成了我们拥有的最有价值的土地！”在十八世纪中期，即华盛顿服役于布雷多克军之后和出任革命军总司令之前，他同他的许多弗吉尼亚贵族老乡一样，用道格拉斯·弗里曼的恰如其分的话来说，是一个“土地猎取者”。
在弗吉尼亚，要满足获取土地的渴望，只有强壮的体格还不够，还要有敏锐的政治嗅觉。觅取地产富源的途径不仅要穿过茫茫荒野，而且要穿过威廉斯堡政府大楼的走廊过道。这是弗吉尼亚头面人物走熟了的通向荒无人烟的南部和西部浩瀚沃土的“捷径”。弗吉尼亚的每一个发财机会，几乎无一不是用这种方式谋取的。1728年，威廉·伯德奉政府之命勘测弗吉尼亚和北卡罗来纳之间的分界线时，发现肥沃的洼地这一笔财富，乃将其命名为“伊甸乐园”。他抓住当时道德上暧昧的机会从北卡罗来纳专员们手里买下了两万英亩，这些土地原是赐给他们的禄田。1742年，他再次获得“良机”，取得了另外十万零五千英亩土地的专利权。他曾想无偿获得这片土地，但实际上也只付了区区五百二十五英镑。此人谢世时在这个殖民地拥有十七万九千四百四十英亩最富饶的土地，这既是他经办实业的成果，也是他“履行公务”的甜头。
华盛顿早年在弗吉尼亚议会供职时所热心的诸项“公事”中，最积极从事的莫过于为他自己和他那些同在1754年退伍的伙伴们谋取土地。据称，丁维迪总督1754年2月的紧急公告已用“俄亥俄河畔二十万英亩英王土地”犒赏了这些退伍老兵，但十八年后实际拨出数以万计的田亩却全靠华盛顿的活动，包括在民众代表院为此提出法案、致函总督和在总督参事会上发言。华盛顿主动请赏，指定地点，按职衔高低给不同的要求者分拨土地。他自己获赏两万四千一百英亩。其中一万八千五百英亩是他分给自己的份额，五千六百英亩则是他靠其特殊地位廉价买下的别人的份额。他还具有直接了解被分土地的确切情况的便利，从而能保证酬劳他爱国主义精神的那些土地配得上他。在这种情况下，华盛顿没有理由觉得他不正当地肥了自己。他写道：“我可以并非自吹自擂地说，要不是鄙人坚持不懈地审时度势，因势利导，那就一块土地也得不到。”用不着更多的自谦，华盛顿还可以把他和弗吉尼亚其他头面人物通过大沼地公司和密西西比公司取得的成千上万英亩土地说成是自己的功劳。无论如何，政府机构的帮忙是必不可少的。
弗吉尼亚黄金时期代议制政府的弱点在于它的现实主义、实用性，以及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权力过分等同。这是实干家的错误，而不是空想家、改革家或革命家的过失。尽管拥有巨大土地财富的弗吉尼亚人能够富上加富，社会阶梯最底层的白人却不时发现要爬上一层竟比登天还难，而黑人也没有机会摆脱奴隶地位。不过，他们的贵族制度所显示的施政才能同古往今来任何其他社会集团相比毫不逊色。一个人一朝步履青云，便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挡他。
期望用洛克、孟德斯鸠或卢梭那样的英国或法国政治理论家的本本来解释弗吉尼亚的政治热情是多么牛头不对马嘴啊！深知现实生活的美洲人不需要梦想。弗吉尼亚人愿为维护代议制政体而斗争，他们愿将“生命、财产和神圣的荣誉”奉献于英国宪法的祭坛，但他们却没有写过一本政治理论的重要论著。既已了解代议制政体的实际，又何必苦苦思索它应当如何如何？伟大的弗吉尼亚人同这个充满利益冲突的世界息息相关。他们具有强烈的经济和政治现实感，但没有特殊的天赋去搞空谈哲学的抽象思辨。以后事实证明，这却是他们最大的优点之一。
弗吉尼亚的议员们何必轻视平民百姓，或激情鼓吹“富豪名门”政体呢？实际上，他们生活在一个人民默认富豪名门执政而富豪名门又不压倒人民的天地里。这些弗吉尼亚人对人民的意愿表现出一种不加鉴别的信赖，这种信赖建立在一种坚实而又狭隘的经验基础之上，那就是他们的农村邻人们笃信能力非凡的贵族富有政治才干。经商这种或发财或破落的机会，使贵族具有活力，并加强了它的变动性。一个人可以跻身于贵族阶层，但也会由于无能而难免从贵族地位上掉下来，或至少进不了通向政治权力的渠道。
在十八世纪，还没有什么证据表明有人对本文所述的治理方式有何不满。既然人民予以默许，居统治地位的议员们就没有任何理由贬低自己的生活方式。尽管十八世纪后半期弗吉尼亚有过一些小小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但它们完全是在弗吉尼亚黄金时代的既定体制内进行的。在较有影响的（甚至比较革命的）弗吉尼亚人眼里，美国革命本身就是维护那个时代中庸之道的一种尝试。
由于弗吉尼亚的统治者们钦佩英国绅士的理想，他们最谨慎地遵循的绅士准则就是中庸。和当时某些英国绅士不同，他们不轻视贸易或劳动，也不赞许懒散的贵族作风。他们也不同于后来杰克逊时代的一些美国人或欧洲平均派民主主义者，并不把满手老茧的劳动者特别加以理想化。弗吉尼亚人从布拉思韦特所著《英国绅士》一书中可以得知中庸体现在三个方面，因而必须在精神、肉体和财产上同样地身体力行。他们懂得了“中庸是一种很值得绅士（他被想象为刚来到自己的土地上，因而很需要一名小心侍奉其主的随从）学习的必不可少的美德，因为它是划分社会阶层的最好标准。”这种为治理一个群体所必需的古老美德，在那些欧洲人为之互相折磨了几个世纪的宗教问题上，也同样是需要的。
弗吉尼亚殖民地并非由躲避宗教迫害的难民所建立，早期弗吉尼亚的宗教不是乌托邦式的，也不是“净化”的。英国的现行宗教生活成了移居美洲的英国绅士生活的一部分。在弗吉尼亚历史上和经由弗吉尼亚人形成美国性格方面，没有什么比这一事实更具有决定性意义。1724年，对弗吉尼亚有亲身体验的休·琼斯牧师说：
如果说新英格兰是不信国教者的收容所和宗教问题上的阿姆斯特丹，宾夕法尼亚是贵格会教徒的保育院，马里兰是罗马天主教徒的隐居地，北卡罗来纳是逃亡者的避难所，南卡罗来纳是冒险家和海盗的乐园，那么，弗吉尼亚堪称真正不列颠人以及大多数真正教徒的逍遥胜地；不骄不颓，不亢不卑，更令人敬佩和鼓舞。
新英格兰、宾夕法尼亚和马里兰的分裂派教徒确信，他们宗教的“纯洁性”要求他们反抗母国的制度。然而，早在其他殖民地建立反抗性社团之前，弗吉尼亚人就开始把英国的宗教生活移植到美洲沿海来了。虽然一些小规模的分离主义运动从中世纪起就骚扰着英国的宗教生活，但在1607年弗吉尼亚殖民地建立时，罗马天主教是国教以外英国唯一的大宗教集团。弗吉尼亚的英国国教会是个宽容的教会，它实际上与弗吉尼亚社会共生共栖，而并非众多教派中的一派。弗吉尼亚殖民地从建立到十八世纪后半期发生了许多变化，但它的宗教不知怎的仍然保持着这种宽容色彩。他们的宗教感情不是一种激发人们重建天国或建立兄弟友爱之邦的狂热，而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情操，它使殖民地的制度充满温柔的神意。古老而耐久的宗教丝线把弗吉尼亚的社会组织联结在一起。
1720年7月14日，罗伯特·卡特从拉帕汉诺克写信给督导他儿子学业的伦敦代理人说：“任凭别人用他们喜欢的方法教子成龙吧，我决心要把我们神圣宗教的原则及时灌输给我的孩子；我是英国国教培养出来的，因此我希望我的孩子也这样。不过，我不能苟同华而不实的玄理以及任何超过礼仪和遵奉国教之需的繁文缛节。信神而求实，这才是本体，而那些东西只不过是外壳。”在十八世纪中期的弗吉尼亚，这种中庸之道不仅表现为不受极端派偏激之言的影响，也表现为既热情又冷静地奉行英国国教的风范。那里很少有任何派别的异端教徒。
这种中庸之道是如何在弗吉尼亚产生的？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回顾历史。英国国教起源于一种妥协，而且如麦考利勋爵所说，仍保持着“罗马天主教和日内瓦加尔文教之间的中间立场”。这种中立精神使英国圣公会教义能成为一个自由主义社会的国教，并有助于说明其非凡生命力的缘由。在那个时期，圣公会教义传统上着重于制度而非信条，甚至在英国也是如此。弗吉尼亚教会的宽容性质只是更突出了这个重点。
在马萨诸塞海湾，清教变得比它在英国更注重实际，而不那样醉心于教义。英国清教徒在教义上处于禁锢状态，但在新英格兰，清教徒却自由自在地实践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在理论上几乎没有受到反对派的挑战，因而对磨砺其神学之剑不大感兴趣。治理新英格兰的责任也磨钝了教义的锋芒，因而到十七世纪后期，他们已开始作出精明的妥协，由此产生了十八世纪的公理会教派和十九世纪的一位论教派。
由于类似的原因，弗吉尼亚的英国圣公会也就必然比它在英国更讲求实际和倾向折中。弗吉尼亚出的神学论著比新英格兰还少，弗吉尼亚人专注于制定英国国教的组织制度以及有关教区、教区委员会、教区委员、协助政府、厉行道德教化和赈济穷人等问题。那种清教新英格兰通过正统观念自相矛盾地形成的求实性，在英国圣公会的弗吉尼亚则是通过其宽容性和传统主义而达到的。
例如，这种宗教求实精神从藏有许多宗教书籍的种植园主的图书室里就可显示出来。爱德蒙·贝克莱——一位相当典型的种植园主贵族，卒于1718年——的图书室里有一百十三种图书，数量最多的一类（三十二种）是关于宗教的。威廉·菲茨伯格、拉尔夫·沃姆利二世、理查德·李二世、罗伯特·卡特和威廉·伯德二世的图书室藏书情况也是如此。以上仅举少数几例而已。在这些藏书中，有关神学理论论战方面的著作极其罕见；宗教书主要是一些圣公会指南一类的东西，如理查德·艾莱斯特里的《人的责任》或克莱门特·埃利斯的《异教罪人》，或《英国的无畏绅士》等。即使偶尔有一本宗教论战书籍，恐怕也不是神学论著，而是关于制度方面的论著，是论述教会的组织和管理的。
尽管英国圣公会在成为弗吉尼亚圣公会的过程中神学理论丝毫未变，但它在体制上经历了一场显著的变化。大西洋把弗吉尼亚的圣公会教徒与宗主国进行的神学论战完全隔离开来，与此同时，荒原旷野使这一来自英国的教派变成了一种新的宗教。圣公会俗称“主教派”教会，因为它是主教统治的教会，但在殖民地时代的弗吉尼亚却根本没有主教。与异端教派相反，英国圣公会是臭名昭著的僧侣等级制教会，但弗吉尼亚的各教区教会却是众所周知的独立和自治的组织。在说明弗吉尼亚人善于改造英国制度、变更其外部形式而不破坏其内在精神方面，没有比这更好的例子了。这一改造通过两种方式来完成，一是废除殖民地的英国主教的权力，二是将主教权力分散到各地的教区委员会。弗吉尼亚圣公会不是名符其实的“主教派”教会，也就是说它没有主教。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783年，即脱离英国之后。
在殖民地时期，关于弗吉尼亚是否应当有主教的问题在大西洋两岸引起了激烈争论。虽然法律根据含糊，但人们普遍认为殖民地教会的控制权操在伦敦主教手里。不过，较为谨慎的主教们拒绝承担他们认为无法行使的控制权。托马斯·舍洛克主教（1748到1761年间的伦敦主教）写道：“一个主教住在世界的一边，而他的教会却在另一边，这种情况会使这位主教处理公务十分尴尬，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对人民无益。”由于法律上的含糊、政治上的雄心以及莫名其妙的疑惧，殖民地时代的弗吉尼亚从未有过自己的主教。1771年，在主教派教会的弗吉尼亚，其民众代表院决定采取清教的马萨诸塞早已采取的立场：拒设主教。整个殖民地时期，这个殖民地同宗主国教会的唯一联系人是一个权限含糊不清、被称为代理主教的官员。
由于弗吉尼亚没有主教，每一个圣公会圣职候选人必须到英国去接受任命。舍洛克主教在1751年抱怨说：“那里的人们对培养自己的子女当牧师一事感到沮丧，因为要把他们送往英国接受任命就非得担惊受怕、耗费钱财不可。他们在这里往往染上天花，那里的本地人把它看作是致命的疾病。”极力主张殖民地设主教的英国神职人员掩饰了那些希望当牧师的弗吉尼亚青年人所遭遇的不幸。“即使他们有幸安全抵达，在这里也是无亲无故，只能可怜巴巴地去求见素不相识的人，口袋里除了某种证件以外没有任何推荐信或介绍信。在这种情况下，谁还能鼓起最起码的勇气，谁还敢大胆地去闯？”一位美洲作者说，在1767年，这么一趟旅行至少得花一百英镑，不久前去英国接受任命的五十二名候选人中，只有四十二人安全返回。
旅途上的风险和开销促使弗吉尼亚的圣公会教徒建立了一个 美利坚 教会，它大不同于他们声称要仿效的英国教会。没有宣言书，没有为自己辩护的论著或支持自己立场的新教义，没有嘹亮的神学进军号——一切都披上可敬的圣公会外衣——弗吉尼亚人形成了自己新颖的教会体制。美国革命以前很久，弗吉尼亚就有了自己的公理会教义了。它不同于新英格兰的公理会教义，这部分是因为它没有轮廓分明的神学盾牌。英国圣公会古老的等级制大厦好比一堵挡风的墙，弗吉尼亚人躲在这堵墙后面建造他们自己朴实的自治平房。他们如此不事张扬，又如此成功，以致他们所作所为的充分意义长期不为人所知。既然他们能维持没有主教的“主教派”教会，那还有什么即兴的奇迹搞不出来呢？
早在十八世纪中期以前，弗吉尼亚圣公会就有了一种确定的性质：它是一批独立的教区，世俗事务由民众代表院治理，有关教义的事务却没有任何中央权威来管。据我们所知，那里没有正规的牧师会议，从而也没有任何阐述教义的权威。在这种情况下，对牧师的监督权和教礼教规的确定权便落于教区主要世俗成员之手。他们当然认为那是最保险的了。
在英国，圣公会牧师由主教授予职位，一旦“正式就职”，他在自己所在的教区就可以有一点房地产。他可以无视教区居民的意愿，有时甚至违背他们的意愿而占有这点房地产。他可以被撤换，但这只有经过主教的审讯才能做到。因此，十八世纪的英国教区生活产生了声名狼藉的孪生祸害：一是“兼圣俸”，即一个牧师控制许多教区，二是“遥领主义”，即牧师掌管他并不在其中居住的教区，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他根本没有去过该教区。不幸的英国教民则处于无权的地位。
弗吉尼亚的改造办法并不复杂，那就是每个教区有权通过其教区委员会遴选本教区牧师，并且只有在他们对他感到满意的情况下才让他留任下去。弗吉尼亚圣公会的非神职人员们并非通过立法取得这一权力，他们只是利用法律术语，悄悄地将其转变为重要的制度。按照法律，弗吉尼亚的牧师只要由教区委员会“举荐”给总督及其参事会，并且“正式任职”以后，就能完全占有他任职的教区和合法控制“牧师田”（教区所有、拨作牧师俸禄的农田）。正式就职以后，他就有了一定的职田。但在此之前，他的去留完全是由教区的意愿决定的。求实的弗吉尼亚人决心要使他们向教会交纳的什一税花得得当，于是搞出了一种简单的做法，即既不予“举荐”也不让“就职”，因此，牧师们总是要年年订合同。哈特韦尔、布莱尔和奇尔顿在其1697年合著的《弗吉尼亚现状》一书中以厌恶的口吻写道，牧师们“给这种合同起了一个相当粗俗的名字，叫做雇牧师。他们很少举荐牧师，从而可以用这个办法使牧师们处于更加从属和依附的地位”。三十年后，休·琼斯牧师仍然担心“教区委员们错误地认为自己是牧师的主人，声称既然他们只是一年一年地同牧师订合同。而且，有些人已经那样做了，那么只要他们愿意就可以解雇自己的这个仆人”。
但是，对弗吉尼亚牧师处境的大多数担心是没有根据的。据1724年材料，弗吉尼亚牧师在同一教区平均任职二十年。但是，在答复伦敦主教同年发出的问题单的二十八名牧师中，有二十三人从未在其教区“正式就职”，因此从法律上说，他们的任期还是一年制的。
在英国，穷苦的代理牧师为富裕的遥领牧师充当傀儡，后者住在遥远的庄园里享清福，而前者得到的待遇同他们卑微的仆役地位相称：他同男仆女佣一起吃饭。但在弗吉尼亚，即使是低级牧师也具有绅士身份。代理主教布莱尔兴高采烈地报告说：“凡想结婚的年轻牧师，只要证明是庄重的好人，就不愁配不上乡绅的女儿。”我们本乐于指出，弗吉尼亚圣公会的牧师们都是有学问和道德高尚的人，但事实上，我们对牧师们个人的品格知之甚少。不过，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弗吉尼亚各教区的圣公会牧师总的说来是一批虔诚和勤勉的人。安德鲁·伯纳比牧师于1759年指出，弗吉尼亚的六十几位牧师“总的说来是一些庄重严肃、堪为表率的人物”。他们并不比其他时代的牧师差多少，而同他们的英国同代人相比肯定要好得多。
不过，牧师的生活充满了弗吉尼亚殖民地的特殊气味，即烟草的气味。若说这块殖民地“建立在烟雾之上”有点夸张的话，那么说弗吉尼亚的“既成权力体制正是烟草”，就没有多少夸张的成分了。至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名副其实的，因为几乎从一开始，给予牧师的津贴就是用烟草来定额和用烟草来支付的。1695年以后，一个牧师的年薪法定为一万六千镑烟草。既然牧师赚得的烟草是他任职的特定教区的烟草，他的薪俸的货币价值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烟草的质量。休·琼斯神父哀叹道：“由于烟草质量差，有些教区牧师长期空缺。”发觉自己身处的教区种植蹩脚的“奥罗诺可”烟草的牧师认为自己同一些同事相比是倒了霉，因为后者布道的教区居民种植的是味淡叶宽（和价格较高）的芳香型烟草。代理主教布莱尔1724年向伦敦主教写信，要求为弗吉尼亚增加牧师时，把“五个芳香型烟草教区”的牧师缺额同“大约一倍于此数的奥罗诺可烟草教区的缺额”相匹配。弗吉尼亚的古老格言对于有雄心的牧师至今仍是有用的：“获得芳香型烟草的最好办法是讲芳香的话。”
实际上，教会事务成为弗吉尼亚殖民地迫切政治问题的唯一事件是1763年的所谓“教区牧师案”。当时，年方二十七岁的帕特里克·亨利第一次得到公众的注意，开始了他的公职生涯。此案并不涉及任何神学问题，甚至也不涉及任何教会管理问题，而只是关系到这样一个问题：在烟草高价时期，是否应当允许各教区委员会按照每磅烟草两便士这一早先低价时期的币值给各自的牧师发薪。
安德鲁·伯纳比牧师在1759年尖刻地报告说：“弗吉尼亚人的公共的或政治的品格同他们的个人品格是一致的。他们高傲且不能容忍其自由权受到侵犯，不耐烦受限制，很难接受任何受制于上级权力的思想。”到十七世纪末，教区人民通过教区委员会委员遴选本教区牧师的惯例已确立不移。这一惯例实际上得到英国检察总长爱德华·诺西爵士1703年发表的意见的支持，但从未得到明确的司法裁决。1719年，代理主教布莱尔大胆反对斯波茨伍德总督的意见，捍卫了这一原则，此后它在弗吉尼亚殖民地就再也没有遇到过任何严重的挑战。各教区继续遴选本教区的牧师，并按为期一年的合同制聘用他们。因此，正如米德主教所说，美国革命之战已经在弗吉尼亚各教区委员会打了一百五十年。“ 税收和代表权问题 只不过是 资助和遴选牧师 的另一种说法。原则是相同的。”
十八世纪弗吉尼亚的“自治”——宗教事务上和民政事务上都是如此——当然是居统治地位的种植园主代表其仆役和邻人实行自治。教区是他们学习政治艺术的初等学校。根据法律，人数不超过十二人的教区委员会委员应该由教区居民选举产生。然而，由于法律上并未为这些选举规定正常的间隔期，居统治地位的种植园主便养成了图方便的习惯，允许教区委员们无限期任职下去，直到死亡或辞职。一旦出现教区委员的空缺，教区委员会便自行任命新委员。这种使自己终身任职的权力很重要，居统治地位的种植园主是不愿放弃的。1676年，在纳撒尼尔·培根主持下召开的弗吉尼亚议会的一届“造反”会议通过了许多“改革”法案，其中不少被保留下来，但重新制定的关于每三年须选举一次教区委员的法律却遭到以后几届议会的拒绝。在整个十八世纪，教区委员们仍然使自己任职终身。直到1784年英国国教在弗吉尼亚不再拥有国教地位，才规定定期选举教区委员会。在这个长时期中，若对教区委员人选有所不满，只能诉诸这个殖民地的公民代表大会或议会。
整个说来，这些自选的教区代表干得不错。他们一年至少开两次会，开会地点一般是在某个委员的宅第。他们拥有遴选牧师以及继续或中止其聘任期的权力。他们具有学历、道德和财产方面的资格，看来是凭智慧和克制行使其权力的。如果说弗吉尼亚显然没有那些使英国的教区遭殃的遥领制、兼圣俸制、逆来顺受和腐败，如果说弗吉尼亚的教区拒绝让英国派来的“会在酒铺子里哇哇乱叫和在布道坛上胡言乱语”的人当牧师，那么这要归功于教区委员会。
教区通过教区委员或其代表，即代理牧师，行使现代县行政司法长官、地方检察官和大陪审团的某些权力。除其他事情外，教区委员还要负责向法院起诉犯有伤风败俗之罪的人，这些罪行包括酗酒、亵渎神明、出言不逊、诽谤中伤、在安息日做工或娱乐、不参加宗教仪式、未婚私通和已婚通奸等。教区委员会征收教区税，对财产估价以确定税额，并划定地产界线。每隔四年，教区委员们在县政府监督下任命两个人“巡查”土地，即检查或更换旧的土地界标，并将地界载入教区簿册。
教区通过其代理牧师办事，是主要的社会福利机构。教区委员会有责任提请注意极度贫困的事例，在没有济贫院的情况下用公款让“穷人和老弱病残”寄宿在自愿承担的居民家里。教区委员会试图使教区免于赡养私生子的义务，办法是逼其生母立约，迫使生父写保证书，并立下直至孩子年满三十岁的契约。在西部几个县里，正是教区委员会照料了印第安人掠杀所造成的孤儿。1748至1752年间，位于印第安人威胁最甚的河谷地区的奥古斯塔教区为四十七名孤儿找到了新家。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城镇毁于1776年元旦大火的诺福克市民，多亏那里的教区委员会救济了他们。在十七世纪后期，教区税相当于所有其他税收总和的三至四倍，这在当时不算反常。就在美国革命之前不久，组成费尔法克斯县的两个教区特鲁罗教区和费尔法克斯教区各自的预算都超过了县政府的预算。
任何一个有名望的公民都不可能体面地退出教会组织，因为宗教义务和公民义务是合二而一的。县政府的法官通常也是教区委员，例如乔治·华盛顿、乔治·梅森和乔治·威廉·费尔法克斯都是费尔法克斯县的法官，又都是特鲁罗教区委员会成员，而1757年11月10日开会的威科米科教区的九名委员中有四名是法官——其余以此类推。民兵军官必须由县法官向总督举荐，所以很容易还是那些人。1785年英国国教的正统地位在弗吉尼亚被废除后，教区委员会的许多权力移交给县政府，但主要的种植园主仍然以县法官的身份处理教区事务。
要是弗吉尼亚的政治和社会领袖居然不是英国国教的头面人物，那就成了怪事。在1776年弗吉尼亚制宪会议的一百多名代表中，只有三名代表不是教区委员。美国独立宣言的签署者中有三分之二是英国国教徒，六人是国教牧师的子孙。美国革命期间，弗吉尼亚各教区的反抗和独立运动蓬勃发展。在殖民地议会被解散和县政府被废除以后，每个县需要选举一个小型治安委员会作为事实上的政府，结果在三分之一的县里，都有一名牧师当选为治安委员会委员，其中有许多担任了委员会主席。在包括乔治·华盛顿、詹姆斯·麦迪逊、爱德蒙·彭德尔顿和帕特里克·亨利在内的美国革命领导人中，很难举出有哪一位不是名副其实的国教徒。诸如乔纳森·鲍彻一类直言不讳的效忠派也是虔诚的国教徒，但这并没有改变整个情况。因为在弗吉尼亚，默默地信奉国教——它既是古老英国传统的堡垒，又是当地独立情绪的反映——助长了对于英国法制和英国人传统权利的崇敬，而正是这种崇敬鼓舞了美国革命。
弗吉尼亚的领导人几乎都是虔诚的国教徒，而同是这些弗吉尼亚人又领导了美国革命，这两者并不矛盾。人们往往自然而然地想象，弗吉尼亚的“英国”国教犹如英国的殖民地统治一样，是由于一场以欧洲某地为震中的理性主义、反教会和反传统的地震而崩溃的。但是，这种观点并不符合事实。
弗吉尼亚各教区地域之辽阔自然而然地影响到它们宗教经验的质量。1740年时，一个小教区约有二十英里长，散布着大约七八百名白人组成的一百五十来个家庭。较大的教区可长达六十英里，如果向西南方向伸展到弗吉尼亚和北卡罗来纳之间模糊不清的边界，那就更长了。教堂之间相距约十余英里。亚历山大·福布斯牧师（他自己的教区长六十英里，宽十一英里）在1724年抱怨说：“这些教区面积之大不仅造成对宗教节日活动的懈怠，而且我经常发现向他们布道是劳而无功。我长途跋涉五十英里到一幢私宅去讲道，但有时在聚会那天恰恰天气不好，来的人寥寥无几甚或一个也不来。要不然就是由于大雨使河流沼泽无法通行，我只好白跑一趟，于人无益，于己扫兴。”他还对宗教热情作了量的测定，他说教区居民的虔诚心使他们愿步行五六英里去教堂，但要跑十英里或十五英里他们就受不了啦。还由于有大量新近到来的非洲人或尚未驯化的白人契约仆役，谨慎小心的种植园主不愿让他家里的成年男子都不在庄园里。
没有实施统一的宗教仪式的任何中央权威，礼拜用品又少，这就养成了一种有悖于英国国教精神的不拘礼节的风气。1715年，一位星期天走访低洼地区某个教堂的人写道：“牧师讲道完毕，在场的男子便个个掏出烟斗，吸上一斗烟。”我们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像查尔斯·伍德梅森神父所恼火的那些人一样（后来成了邻近的卡罗来纳教区居民），确实把狗带到教堂里去。不过，我们的确知道有些地方洗礼不用洗礼盘，另一些地方牧师不穿白色大法衣，还有些地方人们惯于坐在自己座位上而不是跪在圣坛前用圣餐。休·琼斯牧师写道：“在某些特殊的小事和习俗上，每个牧师在他自己的教区里都有几分独立性。”教堂里的许多仪式逐渐移到家里来做。
由于教区地域太大……许多尸体不能运到教堂来安葬，因此习惯于埋在自家的花园或果园里，列祖列宗都埋在那儿。墓地周围一般种上万年青，十分雅致，墓冢保持体面。殡葬仪式为此同样在家里举行，邻里亲友济济一堂，听取安魂布道；如果你一定要他们在教堂举行殡葬仪式，他们就会说，若不按他们的习俗办，那就宁可不办。在家里还可以为孩子和女教徒举行洗礼仪式，这有时是出于兴致或风俗，最经常的是由于非这样做不可，否则有的人就不搞洗礼仪式了。婚礼大都也在家里举行而不讲究季节和日子。
美洲的辽阔空间在弗吉尼亚完成了在英国需要几十年神学论战才能完成的事业。弗吉尼亚人以其特殊方式、甚至并非有意地“净化”了英国国教的教阶制及其过分看重仪式的倾向。这些倾向不正是马萨诸塞的清教徒竭力斥责的弊端吗？
空间既“净化”了宗教精神，也扩散了宗教精神。我们对弗吉尼亚的国教精神知之愈多，就愈是觉得它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十八世纪的宗教信仰自由之邦，甚至应当是信奉国教的诸殖民地中废除其国教地位的先行者之一。在弗吉尼亚，这一过程始于1776年，而在康涅狄格，政教合一的状况一直延续到1818年，马萨诸塞的政教合一状况更是延续到1833年。我们无须用海外势不可挡的理论风尚来解释弗吉尼亚人的中庸精神。
弗吉尼亚宗教信仰自由的关键是求实的妥协精神。这种精神在英国本土造就了英国国教，移植到弗吉尼亚后又赋予它新的活力。正是英国国教的虔诚信徒爱德蒙·彭德尔顿等人在美国革命的无政府时期组织了政府，使弗吉尼亚团结一致。正如佛罗伦萨旅行家菲利普·马齐所述，彭德尔顿以绰号“中庸”闻名。弗吉尼亚人并不热衷于宗教教义，原因很简单：他们往往对教义一无所知。乔治·华盛顿虽说是个活跃的教区委员，但恐怕也说不清楚弗吉尼亚的英国国教教会同任何其他教会之间有什么区别。他只知道英国国教凡事讲中庸，是他教区中礼义廉耻的保障。
弗吉尼亚人并非那种以共同的狂热联结在一起建立其群体的宗教难民，他们是英国生活方式的崇尚者，他们希望在大洋的这一边维护其优良风尚。他们希望人口增长，对神学不感兴趣，这使他们在执行惩治不信奉国教者的法律方面颇为马虎。他们即使对罗马天主教徒和贵格会教徒也宽容为怀，只要他们太太平平就行。虔诚的英国国教徒威廉·菲茨休欣然同天主教徒乔治·布伦特毗邻而居。他甚至还提出一个方案，打算把天主教徒输入一个他们自己的拓居地。他还想吸引法国的胡格诺派教徒。弗吉尼亚的其他许多国教徒头面人物试图把他们的殖民地变成所有崇礼尚仪的基督教徒的庇护地。他们不顾法律规定，把一位贵格会教徒约翰·普莱曾茨选入民众代表院，只是由于他拒绝作就职宣誓，他的席位才空着。1687年英王詹姆斯二世颁布敕令中止各项反对非国教教徒（即新教教徒和罗马天主教徒）的法律。消息传来，弗吉尼亚击鼓鸣炮热烈欢迎！总督参事会草拟了感谢辞，民众代表院予以认可，并让一位罗马天主教徒正式当选为代表斯塔福德县的议员。弗吉尼亚人对贵格会教徒仍然准备使用暴力，因为后者通常表示不愿意为殖民地的防务出力，而且他们的巡回布道方式使他们成了殖民地大敌法国人和印第安人的情报来源。但是，即使对贵格会教徒，他们仍区别对待。托马斯·斯托里在十八世纪初赢得了他们的信任，他们便允许他来去自便地宣传异教教义。
凡希望公民——包括英国非国教徒、苏格兰人、爱尔兰人、胡格诺派教徒、德国人和荷兰人——团结一致，从而巩固殖民地的人们，不会琐细和无益地探究神学问题。英国商业部在1750年明智地劝告弗吉尼亚总督参事会：“关于长老会教徒戴维斯先生的问题，宗教信仰自由和不拘宗教仪式系真正自由权的宝贵的一部分，为贸易国进步和致富所必不可少，应视为英王陛下殖民地神圣不可侵犯之列。”当然，他们必须经常约束那些威胁殖民地和平与安全的宗教肇事者。弗吉尼亚人在1640年禁止清教徒入境，在1662年禁止贵格会教徒集会，一百年以后（1770年）又囚禁了任性的浸礼会传教士。不过，这些都是紧急措施，并非宗教迫害心理的反映。
十八世纪中期以前，异端教徒——长老会、浸礼会乃至贵格会教徒——在弗吉尼亚殖民地生活中取得了被承认的地位。1728年，古奇在他就任副总督的就职演说里宣布：“如果你们当中有谁真正经过深思熟虑而不信奉国教，我将认为宽纵他们是符合基督教真谛、因而决不会违背英国国教利益的。”反贵格会教徒的法律之所以一直得到实施，看来不是为了保证宗教的正统性，而是为了防止骚乱或提防他们以巡回布道为名，行帮助殖民地军事上的敌人之实。1721年，乔治王县县法院撤消了对一些人提出的不去国教教堂做礼拜的指控，因为被告自称是长老会教徒。1724年，该县的汉诺佛教区实际上为一批不信奉国教者建造了一个教堂，并给他们的牧师发放薪俸，而不是要求他们去教区的教堂做礼拜。到1744年，弗吉尼亚殖民地将其态度体现在法律上：1744年法令虽然仍要求大家按期去教堂做礼拜，但允许弗吉尼亚人以任意选择教堂来达到法律的要求。
十八世纪四十年代，好斗的、有时被称为“新灵光”的长老会教徒渗入弗吉尼亚，帕特里克·亨利牧师（那个著名的帕特里克的叔父，汉诺威县圣保罗教区的圣公会牧师）描述了他们的做法：
他们声如雷霆，出言可畏，满口新词儿，数说法律的错误，咒骂长者，说他们是白头老魔王，还破口乱骂他们是该死的混账。虽然活在世上，［灵魂］已入地狱，是地狱鬼火，魔鬼化身，比魔鬼等等坏一千倍。布道者一味提高自己的嗓门声嘶力竭地喊叫，拼命捶打桌子，直到女听众丧魂落魄，哭叫，晕倒，乃至惊厥，令旁观者惊讶万分。要是只吓坏了少数几个人，布道者就再次发作，大叫你们中间再没有人去朝见基督了吗？他吼叫如前，直到吓坏了足量的会众为止。这些事被布道者誉为上帝感化人心的神力……不受感化的人全被斥为冥顽不化的家伙。
帕特里克·亨利牧师告诫说，像这样一些牧师是无所不用其极的。“热心的布道者们”说他们“最后肯定要升入天堂，好像他们已经在天堂似的”，这就会诱使罪犯相信不管犯什么罪都会得到拯救。尽管这种布道威胁公共秩序，亨利神父仍然不放弃驯化新灵光派的希望。他甚至允许他们的领导人之一乔治·怀特菲尔德到他的讲坛上来布道，条件是在布道之前必须先诵读英国国教的祈祷书！
如果弗吉尼亚人对鼓噪信仰复兴论的小丑不寒而栗，那几乎是无可厚非的。仅仅要求行踪不定的布道者登记其布道地点就是暴政吗？许多人甚至拒绝登记布道场所。在这狂热的福音派运动期间轰动一时的是塞缪尔·戴维斯牧师“事件”。当局于1748年心甘情愿地特许他在位于五个县的七个聚会所当牧师，但拒绝再增加由他当牧师的聚会点。他们弄不清楚他是想搞一种新的巡回传教遥领制，还是想策划一个由若干超级牧师主持的宗教煽动网来兴风作浪？
所谓分离派浸礼会教徒约在1767年前后渗入弗吉尼亚。正宗浸礼会教徒在弗吉尼亚已和平生活了十年光景，并未受到法律的干扰。实际上，直到后来浸礼会巡回传教士进入弗吉尼亚殖民地之前，那里没有发生过浸礼会教徒因其宗教信仰而遭受任何惩罚的事。在这个新教派内部，许多人是没有资格获得执照的外行布道者。另一些人是他们自己的派别委任的牧师，他们拒绝服从要他们登记以取得牧师执照和申报其“布道地点”和聚会所的起码要求。1768至1776年间，有将近五十名分离派浸礼会布道者下狱，他们入狱不是由于宗教上的罪名，而是因为“扰乱和平”或者拒绝保证今后循规蹈矩。
1767年2月7日，卡尔佩珀县治安推事、教区委员威廉·格林上校写信给在他的教区布道的浸礼会牧师说：“我认为，只有温文尔雅之论才能在福音书中找到根据。不管是谁，不管他多么相信自己的意见，亦不论他是国教教徒还是再浸礼会教徒或随便叫什么名字或有什么头衔，只要越过了这个界限，愚以为他就不具备真正的基督教精神。”格林上校的解释满可以成为弗吉尼亚“信神而求实”的宣言书：
就我而言，我可以同任何不同基督教教派中的好人友爱和睦地相处。我认为没有任何必要同别人意见对立或争吵，因为他的想法可能同我的想法不完全一样。否则，我就也有可能因为他身材或气质与我不同而和他争吵了。因为人各有其思想活动……上帝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因此，我们如果妄自以为上帝的恩惠只及于某个特定民族或教派，那就是放肆和愚蠢。
仅仅几个月以后，总督参事会成员之一威廉斯堡的约翰·布莱尔上校力劝他的国教徒同胞持克制态度。他说，因为这些浸礼会教徒做了一些好事：他们改造了一些犯罪分子，使某些人有所忏悔，并通过训斥使懒汉赡养起一家老小。
在贵格会教派的宾夕法尼亚，富兰克林也为令人愉快的教义多样性而欣喜，不同的神引导人们通过不同方式过上体面和富有成果的生活。但是，弗吉尼亚人已经习惯于另一种思维方式。他们的基本想法是把一切囊括在他们的教会中，即把英国人的国教改造成为弗吉尼亚人的国教。他们的教会不是现世圣徒的联谊会，不是良心纯洁者的社团，甚至也不是掌握教义真谛的人组成的教派。它是一个松散而求实的团体，其成员的基督教信仰以难以言喻的不同方式帮助他们成为良好的英国人和体面的弗吉尼亚人。它是所有善良人最合适的保护伞。
帕特里克·亨利牧师把他的国教布道坛借给异教派的乔治·怀特菲尔特这出戏，以许多种不同方式一再上演。在遇到所谓大觉醒运动的煽动者和鼓吹者的挑战时，弗吉尼亚人第一个本能的反应是把他们吸引到弗吉尼亚国教会中来，学习他们的一切长处，以感人的尊重和礼遇去感染他们。邻近的马里兰的国教会同弗吉尼亚国教会没有本质区别，休·琼斯牧师于1741年从那里发回的报告说，他发现马里兰国教会内部充满了“热情，自然神论和自由主义”。
在一个没有主教甚至没有宗教会议的地方，谁来实施正统呢？包括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帕特里克·亨利和詹姆斯·麦迪逊在内，许多弗吉尼亚领袖人物的宗教教义都难以归入那一类。这并不是说他们都是非正统的国教教徒；谁也搞不清楚究竟人们应当信仰什么才能成为弗吉尼亚国教会的好教徒。他们都是一个宽容的教会的成员，“宽容”的意思并不是说它具有大家都能接受的教义（因为它的教义含糊不清，难以言喻），而是说所有的人都可以生活在其中而又能坚持他自己的信条，只有狂热者和煽动家除外。这确是二十世纪美国宗教生活中的教派合作主义的先兆。
在英国，十八世纪高级神职人员写出了具有伟大思想个性的著作。教会精神生活最贫乏的时代之一却是教士哲学著作最丰富的时代之一；贝克莱主教、巴特勒主教和霍德利主教为新时代的斗争而把神学现代化了。但是，由于每一个人都明确限定自己的思想和标明各自的独特处，每一个人都孤芳自赏。弗吉尼亚缺乏这样的哲学作品，这不仅是因为它没有主教，而且是因为它的领导人对这种神学个性不感兴趣。弗吉尼亚思想生活的这个“弱点”反倒有助于使这个社会免于神学上的分裂。
威廉和玛丽学院是“为培养优秀牧师”而在1683年特许建立的，第一任校长是代理主教詹姆斯·布莱尔，即弗吉尼亚国教会名义上的首脑。这位正统的英国国教牧师逐渐把这个学院当作“一所有益的和值得称道的保育院，一座在弗吉尼亚抵御传染性异教的坚强堡垒”。然而，该学院从来没有像它的某些英国创办人期望的那样着重于培养牧师和灌输神学。相反，它成为中庸、宽容和世俗的文化即十八世纪弗吉尼亚生活的堡垒。该学院建立之后三十年，休·琼斯牧师指出了弗吉尼亚有成就的牧师应具备的条件：
他们也应当是一些见多识广的人，高于一个英国国教教区牧师所需的起码知识。他们应当不限于仅仅认识和了解纯哲学和思辨伦理学，并且不仅应当研究书本，还要对人和实业有所研究。他们要举措如绅士，和气，诙谐，而不任性放肆；他们要做优秀的学者，不要当犬儒；要做好基督徒，不要显得像斯多噶学派。他们应当不计较小事，以免造成乱子和祸殃。……
但是，我们决不能因为弗吉尼亚在宗教上不苛刻而断定它缺乏宗教感情。宗教本身在弗吉尼亚的领导人中培养了信仰自由和不愿意在神学上锱铢必较的气度。圣公会宽容和妥协的精神使这种信仰自由在弗吉尼亚的宗教信仰自由法问世前很早就已成了它的宗教制度。幸运的是，早在许许多多异端教派与英国国教分离以前，早在十七世纪使英国在宗教上成为奇兽怪物弱肉强食之地以前，弗吉尼亚——被恰如其分地称为“旧领地”——就已经自成一个社会。即使在十七世纪，弗吉尼亚也还是幸福地远离清教徒时代那种残酷的激情和盲目的狂热。而且，在弗吉尼亚有充裕的时间来巩固这种英国国教的宽容精神。
十八世纪晚期考察美国的克雷夫克尔指出：“迫害、傲慢和爱闹矛盾是世人共称为宗教的那种东西的食粮，但这些动机在这里已经消除。在欧洲，热情受到禁锢，而在这里，热情洋溢，散发到它必须到达的四面八方；在欧洲，它是密封着的一点儿火药，而在这里，它在露天燃烧，白白地消耗。”中庸经常同冷漠混淆在一起。由于衡量神学的憎恨比衡量上帝之爱容易些，所以人们为宗教动辄杀人的时代和民族博得了最笃信宗教的美名。
我们十分尊崇的宗教自由主义精神的美国守护神就是伟大的弗吉尼亚人。无须把这种自由主义精神解释成是出于以某种新的“启蒙”思想取代传统的什么愿望。没有教权主义，就不会有反教权主义。在伟大的弗吉尼亚人和法国“无神论”与“理性主义”之间划等号的事，多半是在事后很久由蒂莫西·德怀特一类神学狂热分子所干的。他们无法想象一个体面社会能存在于教义多样性之中。但是，弗吉尼亚生活的史实揭穿了冬烘先生们的谎言。正是因为许多弗吉尼亚人对共和政体的信仰起源于他们在种植园主贵族政治中与绅士自由业主相处的愉快经验，因此在宽泛的弗吉尼亚国教会统治下成长起来的人不可能害怕宗教信仰的多样性。他们在自己秩序井然的教区里早已领略过多样性。
最容易使人误入迷津的是认为弗吉尼亚人是“世界公民”。他们同以后的美国领导人一样，喜欢从自己的问题做起。他们的出发点就是他们在时空上的落脚点。
如果说今天在我们看来乔治·华盛顿似乎没有特色，那部分是因为我们时代的民主偏见使我们看不清他的弗吉尼亚色彩。我们很难使自己相信，我国伟大的弗吉尼亚开国元老们是在贵族制、奴隶制和国教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有人说，现代美国民主制度一定渊源于十八世纪的某种“民主制度”。于是，我们就从新英格兰城镇选民大会（据说是民主制度的一个缩影）而不从弗吉尼亚的烟草贵族制中去寻找民主制度的种子。但是，历史发展的道路朦胧难辨，甚至自相矛盾。难道弗吉尼亚种植园主贵族引以自豪的独立精神不能植根于大种植园和他们的贵族责任感？难道他们不会由于同他们所见的周围奴隶制的强烈对比而更珍视他们的个人自由？难道他们的贵族思想习惯——他们“好指挥人”和相信他们能代表社会作出判断的习惯——不会有助于使他们成为美国革命的领导人？也许革命总是由这样一些人领导的，用霍尔姆斯法官的话来说，这些人“靠的是一种贵族的设想：你比他们更了解什么对他们有利，对此你不用怀疑”。也许，牢靠的信仰自由植根于一种不太冲动的国教的默默宽容之中。
弗吉尼亚人的确给自己注射过免除所有恶疾的预防针；他们——所有人中的极少数——试图一举掌握全部真理，不论是宗教真理、施政真理，还是有关社会的真理。他们的经验主义乃至他们的改革精神是在弗吉尼亚的烟草地上培育起来的，而不是来自同时代的欧洲泛滥出来的腐蚀性的绝对教条。传统主义——忠于古代英国的办事方式——使之在时间上生了根；地方主义——忠于本教区和本县的习俗以及忠于朋友邻里——使之在空间上生了根。上述两种感情（为准确起见，我们应当称之为感情而不称为哲学）的力量，是造就弗吉尼亚和在共和国初期决定性的年头里弗吉尼亚对美国所作贡献的主要因素。他们的传统主义力量不久后将在美国革命中表现为维护英国人的权利，而他们的地方主义力量则表现在教区自治和联邦精神、美国宪法和忠于州权等方面。他们的传统含义不明——他们的样板是英国的乡绅生活——但这并未使他们同传统的联系不实在。生活的各个侧面无不同一种十分含糊而又非常实在的理想有关系。他们的比较狭隘和比较法理化的传统主义也有其春风得意时，那就是在美国革命时代，他们有必要以确切的法律语言阐明其作为英国人的权利如何遭到践踏的问题。然而弗吉尼亚黄金时代的传统主义是含而不露而又无所不在的。他们作为移植者的力量来源于他们乐意在移植的同时进行改造，以及把远方的过去同当地的现实结合起来的精神。
他们的地方主义一直极少引起人们的注意和称赞。在州权已不合时尚的今天常常有人说，一个人对于自己居住地的风俗习惯的热恋只会阻碍国家进步。幸而十八世纪的弗吉尼亚人想法不同。他们关注自己那块地方的特殊需要，这不仅丰富了他们的政治生活和期望，而且使他们的一切想法都带有特殊风味，使他们的一切社会理想都不超出一定的界限。这就是联邦主义的种子，没有这种联邦主义，美国就不可能生存，自由制度也不会昌盛。杰斐逊为镌刻其本人墓志铭所开列的他希望人们铭记的三项成就，其中只有《独立宣言》一项超出了弗吉尼亚的范围，另外两项——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规和弗吉尼亚大学——都完全是地方性的成就。
如果我们全面考察十八世纪的弗吉尼亚生活，就会发现把弗吉尼亚的领导人与其特定地方联结起来的一桩又一桩现实，这种联系甚至比在同时代的英国更为密切。河道纵横，陆上交通不便，往往使商业生活局限在私人码头上的种植园货栈一隅。文化生活也是如此：包括最好的图书馆在内的文化中心，稀稀落落地散布在殖民地各个相距甚远的庄园宅第内。种植园主殷实人家的子女不在大都市上学，而在当地“老废地”上的校舍里就读，或者由家庭教师在家伴读。
尽管威廉斯堡一直是政治中心，但它从未发展成一个都市。由于没有都市，教区的聚会所、县府大院和乡间邸宅便成了社交聚会和讨论公共利益的天然中心。《弗吉尼亚的治疗法》一书（1662年）的作者抱怨他们“居住分散”是独立危险和背离严谨的国教精神的根源。我们从作者所处的那个时代理解下面的呼吁：“解救弗吉尼亚弊病的唯一办法……应当是在若干县里兴建城镇，移民聚居。”好心的世界主义者再三地试图强行建城，以便在文化和宗教正统性上把弗吉尼亚提高到可尊敬的英国水平。这种压力造成了所谓的“共居”大论战，论战一方希望有一个城市化的弗吉尼亚，像宗主国英国那样开明和优雅，另一方则相信弗吉尼亚应当按照它自己的方式得到启蒙与教化。1680年的共居法令试图通过立法凭空建立城镇，但该法令和以后通过的同类法令（甚至包括1705年10月的免除城镇居民四分之三税额的法令）只是纸上谈兵。由县政府与教区委员会一类机构所强化的地方精神和地理与烟草业的压力简直是太强了。种植园主们敏感地问道，他们干吗要建立城镇而使他们私人码头上的商业枯竭，并削弱他们地方政府和教会的权力呢？
这种旺盛的地方主义的一个并非最不重要的后果，是自身利益与政治活动的有益的统一。一个进入弗吉尼亚政界的人所以这么做，不仅是因为他有巨额财产和家族利益要保护，也是因为他亲自介入了某个地区所有各方面的生活，因而希望对该地区有发言权。杰斐逊1785年8月写信劝导他的侄子小彼得·卡尔说，个人抱负应当是自身利益和关心公益的缜密的掺和。“你虚度光阴一天，你就推迟一天进入那个可能使你开始成为有用之才的公共舞台。……一旦你的头脑很好地用科学武装起来，那么，只要你能本着最正直无私的精神以最光明正大的方式去为你的国家、你的朋友和你自己谋利益，你就不愁不能高瞻远瞩了。”在当时和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杰斐逊所谓“我的国家”系指弗吉尼亚。公职人员与其特定地区利益的这种统一，促使弗吉尼亚人不愿问计于武断的绝对教条，而是从地方利益之间的平衡中寻找政治办法。地方主义和传统主义一样是政治教条的大敌。
如果没有一定的天意巧合，他们便不可能成功地形成一种心理习惯，即他们堪称表率的能屈能伸精神。在十七世纪晚期和十八世纪，凡有常识的人都会设想把英国乡村生活的许多特色移植到弗吉尼亚来。然而，情况并不怎样相似，因而也不是轻而易举就可照搬英国方式的。如果弗吉尼亚不那么像英国，那么十八世纪的人们试图在新大陆重建这些英国制度就是荒唐和虚妄的。如果弗吉尼亚更像英国，那么模仿英国那一套谅必是纯粹的效颦，英国活生生的制度就会成为美国的化石。凡是有头脑的弗吉尼亚人都不会希望逐字逐句地重演英国生活的活剧。然而，谁也不会不意识到，弗吉尼亚的活剧属于同一种传统，它的演员相似，对白和寓意也差不多。
英国殖民地行政官员身穿晚礼服，在丛林茅舍中一本正经地进餐——这种拙劣的模仿正是弗吉尼亚乡绅们力戒的那种“东施效颦”。十八世纪牙买加和巴巴多斯的许多移民也希望建立他们的小英国，但异国品种的动植物，令人萎靡不振的热带气候，以及其他数不胜数的差别，使人无法合理地想象可以仿照英国生活。那些不能容忍异样生活方式的人不久就回到温文尔雅的英国去了。他们把这两个加勒比海岛留给常住管理人员和少数移居国外的英国种植园主，后者喜欢过明显的异国情调的生活方式，享有奢侈豪华、懒散不经、专横跋扈和不负责任的特权。与此相反，气候和地形使弗吉尼亚有可能生活在相当逼真的英式农舍里，并移植英国的制度。但他们也努力避免模仿教条或按照英国生活的蓝图从事建设。
烟草业是弗吉尼亚的主要支柱。弗吉尼亚人的力量和弱点都在于甘愿受它的支配。他们爱上了弗吉尼亚的自然环境，但有时却被她诱入歧途。佐治亚的创业者们顽固地坚持要在自己的殖民地饲养外来的蚕，而弗吉尼亚的头面人物却发现烟草在他们的土地上枝繁叶盛，从而任其支配他们的生活。
弗吉尼亚历史上最大的讽刺剧正是殖民地时代剧的最后一幕。这一幕就是美国革命本身、联邦宪法的制订和弗吉尼亚王朝（华盛顿—杰斐逊—麦迪逊—门罗）在联邦政府的统治。那个时代的领导人是十八世纪中期弗吉尼亚贵族统治的最后一枝花朵，而并非国民精神的第一枝花朵。弗吉尼亚贵族所大力进行并“赢得胜利”的美国革命实际上是弗吉尼亚贵族制的自杀。独立战争的动乱。英军在弗吉尼亚造成的破坏、国教正统地位的废除、商业的凋敝和烟草业的衰落，全都宣告了贵族统治及其体制的没落。
联邦宪法是一条没有回程的建国之路。只有在全国性政府仍然基于弗吉尼亚式的贵族友谊和忠诚关系的情况下，弗吉尼亚人对联邦生活的领导才会继续下去。一旦美国不再是一个大型的弗吉尼亚，弗吉尼亚人就不再统治美国。如果说得夸张一点，十八世纪弗吉尼亚的优点似将成为缺点。地方主义将变成地方宗派主义；一个人的家乡的特殊利益将变得愈来愈渺小，愈来愈具有破坏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