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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编
一旦新鲜感消逝，劳而无偿，便无心行善积德，目睹此状，好不令人伤心。
——埃格蒙特伯爵
传说佐治亚草木茂盛，热带资源富饶，激励了想去开发的人们。他们的宏图既恣意铺张，又刻板不移。地灵物阜云云使人误以为可以他们自己的模式来裁剪这块殖民地。这些早期的规划者，把对于佐治亚现实生活的迷惘感同他们关于这种生活的蓝图的周密性结合起来了。如果说世界主义和洁身自好坑了宾夕法尼亚，那么，家长制作风和行善积德之道则害了佐治亚。下面几章谈谈佐治亚怎样，以及为什么逢善人而应恶报，并由此说明美洲生活的特征。
任何时代的善与恶，都有其特定的风味。沃尔特·雷利爵士和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搞的那些好大喜功的规划，反映了英国伊丽莎白时代的豪情壮志。威廉·布雷德福和约翰·温思罗普的目标，言简意明，执着不渝，是克伦威尔时代英国特有的宏伟目标与平凡手段的特殊结合。同样，1732年佐治亚殖民地创业者的利他主义则是当时英国的有限抱负的试金石。
在英国，十八世纪中期显然不是英雄史诗时代。这个时代人们关心的是凭心智所及去谋生，而不是去寻求陌生的天地。这个时代的美学理念是自制和良知；凡伸手所不及者概莫为，人们心满意足的莫过于兹。他们完全安于生活的小圈子，一如亚历山大·蒲柏之囿于吟诵英雄偶句诗。这个时代以大卫·休谟为真理的仲裁，以塞缪尔·约翰逊博士为美的主宰，小说《帕梅拉》和《汤姆·琼斯》则为史诗作品之魂。恐怕没有哪一个时代，其机缘如此有限，却又如此充分地被加以利用。大概也没有哪一个时代，其想象力如此贫乏，而又如此粗野地利用这种想象力。
十八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英国国内政治腐败，讼狱累累。若论罗伯特·沃波尔作为“英国第一任首相”颇有能耐，那一半是由于他舍得以禄俸、爵位和挂名的神职来笼络人心，一半是由于他的其他政治才干。1737年王后辞世，恶作剧的谣言四起，冷嘲热讽之声遍地可闻：皇家陵寝早已备有第三座寝位——是“英王陛下留给罗伯特·沃波尔爵士的；一旦这对君臣俱亡，三人将合葬一处：国王、王后加无赖”。议会政治机器的运转，靠的是腐败的交易、封官许愿和权势。
这个时代的慈善事业，意在铲除贫困，尤其是要铲除那种为伦敦街头的绅士所不齿，以及和这个大城市里与奢侈、危险、糜烂生活齐名的种种贫困与丑行。英国最大的慈善事业之一是一家所谓慈善公司，它创办于1707年，拥有资金三万英镑，它通过给予穷人和小商人以小额贷款，使资金激增至六十万英镑。据1731年披露，现金出纳和仓库总管从慈善公司携巨款五十七万英镑潜逃。下院就此事件进行的辩论多少受到一些掣肘，因为案犯中有下院议员们的高亲贵戚。
在这样一种自私自利和玩世不恭的气氛中，有些诗人和社会批评家乃翘首西望。在当时的欧洲，要干一番真正无私的慈善大业，看来全无用武之地。贝克莱主教本人是百慕大计划的倡导者，他在1726年写道：
黄金时代高歌欢唱，
帝国崛起艺苑放光，
豪迈诗情激越奔放，
大睿大智心灵高尚。
不似欧洲垂暮之气，
恰似当初青春少壮，
熊熊圣火暖遍大地，
诗才辈出讴歌欢唱。
帝国之路取道西行，
头台四幕余音绕梁，
压轴第五幕垂曲尽，
世界伟业最终圆场。
不难理解，1730年要在南北卡罗来纳以南、阿尔塔马哈河与萨凡纳河之间建立一块叫做佐治亚殖民地的计划何以在英国如此大得人心：佐治亚，美洲大陆殖民地中独一无二的一块，是由那些承诺不从中渔利的人搞起来的。这个本着彻底利他主义动机从事一项伟业的罕见典范成了诗情画意的主题、自我庆幸的话题。
从多方面看，詹姆斯·奥格尔索普将军是位有魅力的人物，而热心之士又乐于赋予他时代所渴求的英雄气质。敏锐的观察家不会看不到佐治亚受托管理人的无私热忱与英国公共生活中许多头面人物玩世不恭的态度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盛传出自奥格尔索普手笔的一本广为传播的小册子写道：“他们为了人类的利益，抛弃了万贯家财及其父母之邦盛行的习俗所赋予他们的那种悠闲懒散的生活。”在十八世纪创建殖民地和建设帝国的伟业中，领导人能如此大公无私的范例，实难觅堪称伯仲者。然而，尽管佐治亚殖民地的创业者不乏利他主义动机，但显然还是凡夫俗子。他们的利他主义带有时代的胎记：求实，狭隘，没有任何以往殖民地所具有的神学狂想或夸张味。佐治亚殖民地的成就完全可以从它的实力与繁荣来衡量。
几乎从一开始时起，要在南北卡罗来纳建立一块殖民地的计划，就带有要建立“人间乐土”的奢望。甚至在奥格尔索普之前，罗伯特·蒙哥马利爵士就于1717年发表了一份建立这样一块殖民地的蓝图。它要未来的投资家们相信“如此宝地天下无双，那多娇的江山，即便是美丽如画的伊甸乐园也不过如此”。十五年之后，关于佐治亚的广为宣传的著作似乎不那么夸张，但这只是要让溢美之词更令人相信。《南卡罗来纳与佐治亚实况新编》（1733年出版）的作者向人们许诺说，那里气候无比宜人，土地上“万物无疑将茁壮生长……将成为同一纬度上所能觅得的最佳乐园”。辟除丛莽并不困难，柑橘、柠檬、苹果、梨子、桃子、杏子“甘美可口，谁只要尝一尝，就会感到英国水果味淡如水而不屑一顾”，并且多得吃不了，人们拿水果去喂猪。飞禽走兽游鱼，唾手可得，随时可摆出丰盛的肴馔。“如此天时地利，非仰仗诗人神笔，殊难描绘得宜，因为任凭渲染也不致言过其实。”
上篇谈到新英格兰清教徒借其教义的明晰性，建立其万众瞻仰的“山巅之城”；也谈到那种神奇而崇高的精神，宾夕法尼亚贵格会教徒建立和平和充满兄弟情谊之邦的愿望来自其中。本章又谈到对佐治亚的那种情感上的模糊不清与抱负上的仔细具体这一奇特结合，佐治亚历史的读者不能不为之感到妙趣横生而又扑朔迷离。别处殖民地的创业者试图遵循上帝的宏伟蓝图办事，佐治亚的开创者则从具体细小的计划做起。
珀西瓦尔勋爵的日记对创业者的动机作了引人注目的第一手记录。他是第一代埃格蒙特伯爵，同奥格尔索普一样，是创业者中间的核心人物。他的私人日记展现了沃波尔时代刺激英国生活的庸庸碌碌、五光十色的动机：贪污腐化、奉迎拍马、见义勇为、顽固守旧、礼义廉耻、行善积德，拼成一盘光怪陆离的大杂烩。他在一篇日记中披露他如何千方百计为自己在爱尔兰谋得一块伯爵封地，好让膝下儿孙攀龙附凤，与殷实豪门结成姻亲。在另一篇日记里，他却为当时宗教的死气沉沉而忧心忡忡。有时他把自己力图为一位堂弟在东印度公司买官谋位的事描绘一番；有时又在日记中对首相的无原则行为大加诛伐。有一篇日记对威尔士亲王的寻花问柳恶语频频，另一篇日记则披露他如何不遗余力地邀宠于这位亲王。如此八面玲珑，左右逢源，只有他那个时代做得出。
埃格蒙特伯爵一语道破了那个时代人们的真正抱负：含糊、凡俗、通情、求实，兼而有之。他对王后说：“啊！夫人，这是为达官贵人的，这些人掌握着开恩行好事的手段。”这点抱负，无需特定的神学来加以论证。克伦威尔时代把英国搞得乱七八糟的那种无法无天的狂想，激怒了有理智的英国人，他们看到改革派变得有修养有常识而为之欣慰。在沃波尔时代的词典里，做好事就是做点很具体的小事。无论人们怎样批评开发佐治亚的规划，有一点无可否认：这个规划是细致和具体的，明白人可以一目了然。
奥格尔索普将军是一名专横武断而又心地善良的军人，他办事热情，身强体壮，活到了九十岁。而且，用博斯韦尔的话说，他“思想敏捷过人，知识渊博超群”，这使他在约翰逊博士的宾朋宴客中赢得一席之地，可与爱德蒙·伯克和乔舒亚·雷诺兹爵士平起平坐。约翰逊热烈赞扬奥格尔索普，说他那有趣的经历谁都望尘莫及，他甚至提议为将军著书立传。许多人钦佩奥格尔索普既有积极肯干的气质，又有亚历山大·蒲柏所称的“极其仁爱的心灵”——他的“仁爱的心灵”，不似克伦威尔那样严酷，没有布尼安那种狂热，亦无弥尔顿式的狡猾。如此美德正符合非英雄史诗时代的精神。
佐治亚创业的美景与缺陷，典型地表现在两位领导人身上。一位是珀西瓦尔勋爵，他是富豪贵族，虽有心造福英国同胞和励精图治，不过他只会在市议会舒适的软垫椅子上、在议会讲坛或咖啡馆、在他那逍遥自在的爱尔兰的贵族庄园里圆满其功德；另一位是奥格尔索普将军，他是实干家，目标明确具体，专横急躁，不拘泥于刻板教条，十足是个“讲求实际”的人。珀西瓦尔和奥格尔索普搭档，正好是笼统与具体配对，这既是十八世纪人文主义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他们做好事目的不明，以致事倍功半；他们专心致志于过分细小琐碎的具体好事，也就成不了气候。同清教徒和贵格会教徒相比较，他们明显是人间的凡夫俗子，既不受神学教条的迷惑，亦不因神秘主义的狂热而心神不定。实际上，他们的重大错误在于过早作出具体计划，而离实验场地则过远——他们往往把计划当作原则而奉若神明。
1732年佐治亚特许状任命的二十一名受托管理人，早先都积极从事纯粹的慈善事业。其中十名（1729年）系下院监狱状况委员会成员；有些人热心于要求该议会委员会释放狱中债务人的事情；他们全是托马斯·布雷博士向不列颠种植园里的黑奴传教使之皈依教门一事的同道，有些人还是当时新教传教团体的积极支持者。但是，随着创建新殖民地的规划由梦想付诸实施，慎重稳妥便愈来愈重要了。
若干英国家族在萨凡纳河（卡罗来纳的南界）上建立一块强大的殖民地，可以保护边陲疆土，挡住印第安人、西班牙人和法国人的入侵；改良边陲土地则可使大不列颠致富。奥格尔索普和珀西瓦尔勋爵的其他可敬的志同道合者对如何竟此功业早已有约在先：
有人建议定居者种植大麻和亚麻，不加工就运往英国，这样英国就可省下大笔现款，而现在这些钱却流入其他国家以购买这些产品。而且，这些钱也可以用来购买大量上等木材。还可用以植桑养蚕，缫得上等好丝。即使从最坏处着眼，人们还可以在那里生活下去，并能保护这块土地不受邻邦侵犯，伦敦也将如释重负，无须再赡养大批出狱后无法维持生计的家庭。
奥格尔索普本人从不忽视对强调事业的实际宗旨的鼓吹。他在对其宗旨的经典表述中（见1731年5月致贝克莱主教的一封信），自夸其“慈善和博爱”的动机，但他也宣称，幸亏有此番殖民地事业，英国人才能“维持其民族，增加其工业品消费，加强其美洲领地。全人类都要感谢这番事业扩大了礼仪教化，开垦了荒原旷野，创建了殖民地，日后很可能成为强盛之国、文化之邦”。佐治亚殖民地特许状（1732年6月9日）引言部分的官方宗旨声明中明文记载着英王陛下的心愿：为穷苦臣民提供机会，让他们去开辟新天地，自谋温饱，安居乐业，从而使他们从“不幸、失业和赤贫”之中解脱出来。到卡罗来纳以南地区定居还可以“增进我国这些国土上的贸易、航运和财富”。每当佐治亚的受托管理人定期向议会要求拨款时，都要在下院讲坛上不厌其烦地重申这些宗旨。
受托管理人的广为宣传的著作仿佛是在赤裸裸地算账。在一本也许是奥格尔索普所写的《南卡罗来纳与佐治亚实况新编》里，“向这块沃土移民可能给英国带来的好处”化成了简单的算术：“一个具有同等能力的人，在伦敦只相当于一个四分之一的劳力（那里这样的人很多），假定其每天可赚四便士，一年为五英镑；他的妻子和一个七岁以上的子女每天再加四便士收入；根据合理的推测（因为这是常理）他还有个孩子太小挣不了钱。他们可怜巴巴地糊口度日，每年要花二十英镑，而赚得的十英镑入不敷出。因此，他们给英国富裕勤劳的阶层每年倒挂十英镑。”但在佐治亚，同样的家庭可以种稻植谷，饲养家畜，靠这富饶肥沃的土壤，每年所得不下六十英镑。这里的寓意显而易见。明明只需二十英镑把他们送到佐治亚，他们就能永远自食其力，并成为英国经济的一种财富，却偏偏要每年拿出十英镑去维持这个靠施舍过日子的家庭，这是多么缺乏远见啊！“把穷人送往国外，英国就会致富。”
罗马人的先例吸引着这些帝国缔造者。“罗马国家不仅把它那桀骜难驯的穷苦大众，而且把那些在战争中长期服役、能征惯战的荣休军人和现役士兵疏散到帝国边陲的殖民地。正是依靠这一政策，他们把四周的所有民族都挤了出去。”从佐治亚的前哨基地出发，英国人民也可以扩张。尽管他们有时意见相左，但他们的古代楷模肯定不是耶稣，而是恺撒。
佐治亚受托管理人和评议会在挑选移民上遇到了极大难题。尽管他们宣称的宗旨之一是要为国外新教徒提供栖身之所，但他们不信任“那些满脑子以为凡是最先碰到的事情都是上帝精神直接驱使的狂热分子”。对于受到萨尔茨堡大主教迫害的新教徒，只有在其勤劳与庄重令他们满意之后，才予以运送。只要有可能，他们总要见一见未来的移民。他们慎而又慎，不鼓励那些已经能够谋生（因而已经对大不列颠有用）的人去当移民；他们在申请的穷人中只挑选那些有可能加强边陲前哨的人。受托管理人一再回绝那些唯一缺点是“能在国内挣到面包吃”的申请人。他们没有忘记议会支持他们的规划（总数最终达到十三万英镑以上）所抱的希望，诚如一位议员所说，这是希望他们“带走为数众多的儿童和其他烦扰伦敦街头的穷人”。
受托管理人既不想让财运亨通的人发财致富，也谨防补贴恶棍。用奥格尔索普的话说，他们愿意帮助“那些最不幸的、有道德的、勤奋的人”。他们调查了申请人的道德品质和造成他们悲苦的境遇。移民出发之前，他们甚至每两周一次在伦敦的报纸上刊登未来移民的名字，好让债主和弃妇有充分的时间提出警告。只有极少数服刑的债务人，也许不超过十来个，被送到佐治亚。而且，所以挑选这些人，也只是因为他们看来可以成为坚强的殖民者。
1717年罗伯特·蒙哥马利爵士提出了建立阿齐利亚侯国这一富于浪漫色彩的计划，他坚称，在这块“自然风光艳丽多娇”的土地上早先建立的殖民地一概令人失望，其原因是“对定居形式缺乏应有的注意”。“人们一旦聚居在一起，既可以容易地按照社会应有的秩序、美观和安适的要求有规划地把他们安排好，也很容易听任他们由着性子胡乱搭建而破坏了情趣。”因此，蒙哥马利建议在这块将成为佐治亚的土地上搞几何图案式的居民点，这幅图案附在他的小册子后面。
从来没有一份计划能设计得那样匀称好看，那样具体，又是那样异想天开。每个区成一个正方块，其中每四分之一方块的中心是一个方块牧场，专供养牛。该区的其余部分被划为许多小方块。“一百一十六个方块，每块一英里见方，中间造一幢房屋，或者说每块六百四十英亩，只腾出一些面积修筑大路，以为区划。这些方块就是庄园，属于该区的乡绅，他们占地相等，唯有改善经营才是他们富甲毗邻之道。”整个系统道路纵横，田连阡陌，总督则居于正中：“用这些办法，劳动的人们（总被置于可以监视入侵敌人的地方）本身就处在他们上司的眼帘之下，而所有的人又都处在他们长官的监视之中。”蒙哥马利期望有朝一日整块殖民地布满这种方格棋盘式的村庄。从来还没有人画过这样好的想入非非的地图。
奥格尔索普和佐治亚受托管理人拟订的计划在实质上无异于先前蒙哥马利的宏图，只是在具体实施上有所不同。他们坚信是在为移民、为毗邻殖民地、为整个大不列颠做好事，这一信念强化了他们无视佐治亚生活现实的固执性。
导致产生许多弊端的受托管理人的根本错误，是他们对于土地（这一佐治亚的主要资源）的所有权、使用权和买卖继承权规定太死。由于不准自由积累、交换和开垦土地，使殖民地生活显得荒唐可笑。
新世界这片遥远的土地究竟种植什么最有利？一个人维持生计到底需要多少亩田？受托管理人对这两个问题根本不懂，正因为如此，他们对自己殖民地的土地利用或自然资源方面的其他基本问题也一窍不通。他们的罪过，与其说是无知（虽然他们本来可以努力去熟悉情况的），不如说是不懂装懂，还以法律把自己的无知强加于移民。要是他们肯吸取新世界的教训，他们的事业原可以有不同的结局。
受托管理人的计划本来满可以使廷巴克图边陲的殖民地受益的。他们以为，任何边陲殖民地的居民均应备战设防。因此，每一块土地上均应安置一名身强力壮的男子汉。既然不应给敌人以可乘之隙，每个男子汉便只能占有一小块土地。既然人人都要勤奋耕耘，地块就不宜大得使业主可以懒散不勤，靠他人在自己田地上劳动来养活。为防止投机或迁徙，土地不得买卖。
在这些细则指导下，受托管理人设计了一套强加于该殖民地的土地占有制度。他们限定个人占地不得超过五百英亩。每个靠“施舍”过活的家庭各授地五十英亩，不得买卖，亦不准分割。一个佃农，即当时律师所谓的“限定继承权的男性”占有的土地不得自由馈赠，而只能由一名男性后嗣继承。若已故佃农有女无子，或者子嗣不想自己耕种，则土地由受托管理人收管。
安居伦敦的受托管理人认为黑人是他们宏图大业的威胁。“据认为，拥有黑奴的白人是无意躬耕的；而他的全部时间必须用于监督黑人劳动，提防他或他的家庭所担心的奴隶肇事的任何危险，况且，如果庄主死亡或者哪怕是不在庄上，其妻孥就会处于听任黑人摆布的境地。”这些伦敦客以为，拥有黑奴会助长遥领地主制，而且一打起仗来，黑人就是任何威胁殖民地安全的入侵者的合乎逻辑的盟友。受托管理人还认为：“计划在殖民地上种植的作物并不需要非得由黑人来干。”因此，禁止奴隶制，禁止运进黑奴，是整个体制的组成部分。
住在伦敦的受托管理人岂止慈父般地关怀土地和劳力，他们也关心伦理道德。为使殖民者不致骄奢淫逸，他们设法禁止烈酒。军人戍边者必须节饮。在伦敦尚远未解决的酗酒问题，看来在一块新殖民地却能轻而易举地予以解决。受托管理人想以1735年禁酒法解决这个问题，该法宣称，“朗姆酒、白兰地、酒精、烈酒”不得运进佐治亚。凡在殖民地发现上述酒类，应当众销毁，售酒则以犯罪论处。
受托管理人关于殖民者强身修德的构想出奇地简洁，只有他们关于佐治亚在大不列颠的经济地位的计划可与之媲美。为佐治亚鼓吹的人所阐发的重商主义理论称：“我们始终有志于多多益善地移植其他国家的产品，特别是那些我们须以现金向外国购买，或须以其他不利于我们的方式获得的产品。……因为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可以向我国穷人提供新的必需品，增加就业，从而增长人口，而且由于自己种植这类原料，我国的制造品会变得更便宜，从而能在国外市场上同别国竞争，同时也可防止国内原料消耗过甚而不利于我们。”有一种产品，蚕丝，似乎完全适于成为佐治亚的主要出产，从他们构想的逻辑来说，出产蚕丝蛮不错，但对他们事业的前景来说却未必。在诸如《论建立佐治亚殖民地对大不列颠贸易之利益》（伦敦1773年版）一类小册子中，这些佐治亚之友阐述了经济上的论点。他们指出，大不列颠每年进口意大利、法国、荷兰、印度和中国蚕丝所费达五十万英镑。只要在佐治亚充分养蚕缫丝，就能省下这笔巨额外汇或金银。况且，这样的缫丝工业，可在蚕丝旺季的四个月里为至少两万名殖民地居民提供职业，并为英国另外提供至少两万个全年的就业机会。他们论证说，意大利的竞争不难击败，因为在佐治亚只要申请就可以获得土地，而珍贵的桑树则长得漫山遍野。他们甚至希望经由大不列颠出口蚕丝，最终夺取欧洲市场。
有什么根据使他们抱有这种希望呢？有一种完全以传说为依据的传统说法，说佐治亚的桑树漫山遍野，面广量大。殊不知他们殖民地上长的是黑桑（桑叶粗硬，蚕儿不吃），而不是白桑。早在1609年，闯荡弗吉尼亚而列举“可在弗吉尼亚种植的最佳水果”的探险家们就曾报道说：“蚕和大量桑树，太太小姐、名媛淑女、男女儿童（只要教他们做），俱可养蚕缫丝，织成可与波斯、土耳其或任何别国媲美的丝绸。”1660年英王查理二世加冕礼服用弗吉尼亚丝绸织成，此事得到广泛宣传。佐治亚的创业者们争辩说：“那里气候宜人（大约北纬三十二度），也适于养蚕。”曾因1718年混入意大利一家丝厂并将秘密报告英国而出名的托马斯·隆伯爵士大概是英国丝织业的头号权威。他担任受托管理人的顾问，写了一份口气十分肯定的报告——热情有余，而第一手知识却很贫乏——证明佐治亚丝绸业的潜力。
受托管理人用这类传说、希望和半真半假的报道织成他们的幻想之网。四万多人从事蚕丝生产可以吸收许多本来无法就业的人。“他们不一定要是最强壮最勤劳的人；身处蚕蛾众多、白桑成荫之地而挣不到面包的人，一定是个大草包。大不列颠大多数靠施舍过活的穷人，即使不能干繁重的劳动，也是能够做这个工作的。”
受托管理人把幻想寄托在倒霉的佐治亚移民身上。他们不仅以有保证的高价和补贴与奖励运销英国的产品来鼓励丝绸业，甚至还在土地授予条例上明文规定，每个受地人为使其要求合法化，须在每五十英亩上至少种植五十株白桑，而每个受地五百英亩的人二十年之内必须种植两千株。关于拥有黑奴的法律修订后，每个庄主被要求每拥有四名男黑奴，就得有一名擅长丝织的女黑奴。受托管理人最终设立议会时又规定，凡拟进入议会供职的居民，须在自己业田上每五十英亩植白桑至少一百株。
倘若受托管理人按照他们的蓝图创建佐治亚获得成功，那么佐治亚当是洁净无瑕、高效而又索然无趣之邦。人民当沿边陲定居，等量划地耕耘，而各自的土地则各由一名身强力壮的民兵卫戍。庄重、不嫉妒和勤劳的居民们以同等的热情耕作，当然也不会有野心去占并土地、迁入良田或攀登社会阶梯。如此其乐融融而又孜孜不倦的人民，当不会感到疲乏、厌倦或绝望，因而无需烈酒浇愁。不会有商人从毗邻的殖民地跑来出售黑奴、朗姆酒或优质良田。具有同样风土气质的人们，可以让妻儿老少护养桑蚕，因为丝绸毕竟是帝国经济的瑰宝。佐治亚人对经营其他行业的利益既茫无所知亦漠不关心。
这一宏图大略的唯一瑕疵是它必须靠真人在某个实地加以实施。世界上从来没有哪一个民族或哪一块地方适于实现这个目标——而对于从十八世纪的伦敦被运到松木稀疏的佐治亚荒地上来的倒霉流民来说更是谈何容易。
伦敦的慈善家们竭力要在佐治亚实现欧洲之梦。他们感兴趣的与其说是在美洲可能做到的事，不如说是在欧洲未能办成的事。他们关于新殖民地的理想乃是英国人心目中殖民地应有的模样：边疆的卫士，伦敦苦命失业者的栖身之所，亚热带的珍贵资源。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新英格兰清教徒和宾夕法尼亚贵格会教徒的梦想也是欧洲经验的结晶，但他们有神学的理论。
十八世纪英国社会诸方面中，没有比安全与依附更可贵的了。安全就是在一个熟悉和可预见的关系网中生活的保障。菲尔丁的小说《汤姆·琼斯》中的乡绅奥尔沃西和韦斯顿就是安全的象征。这种安全，英国中产阶级本身能够享有，偶尔其依附阶层也能沾点光。作为治安推事、体面社会的台柱、行善者、匡弱扶危的人和国家利益的卫士，这个血肉之躯的乡绅并不仅仅是虚构的。他所体现的安全的对应面是依附，即老实的农民依附于乡绅，乡绅依附于贵族老爷，教区长依附于主教，作家依附于资助人，就连高贵的埃格蒙特勋爵也要依附于罗伯特·沃波尔爵士和英国王室，才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正是这些以及另外许许多多种依附关系，给英国生活带来了为许多人所享有的安全和舒适。这样一种制度当然要求每一方心甘情愿地接受他方为之安排的角色。英国生活的独到之处及其与新世界生活的差别，莫过于这套万无一失的关系了。除了因圈地运动或早期工业化而流离失所的人们和有时漂泊不定的流浪汉之外，人人都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而只要按要求去做，就有希望按自己的身份体面地生活。
对于被这个古老网络束缚住的人来说，美洲的吸引力很大程度上在于解脱。富兰克林在劝导可望去美洲的移民时，不以某一公道雇主的仁慈慷慨相诱，而以这边生活的流动性和大有可为相许。正是这种可为性在十八世纪后期激起了克雷布科瓦的热情：到了美洲，这位缺乏独立精神的欧洲人就开始有了自己的人生意志——当然往往要冒点儿风险——而正是这种冒险精神使他成为一个美利坚人。风险、自发、独立、主动、漂泊、流动和机遇交杂在一起，就是美利坚生活的情趣。即使美利坚的平等理想，也不可能自上而下地强加于人。
但是，佐治亚移民的命运却操在捐助人的手里，他们因此而遭殃。投资家追逐利润，而捐助人则追求抽象的目标。投资家只要投资能有相当不错的收益，就不会对他们投资企业的经营方式过分追根究底，但施主们的红利却是要按自己的特殊方式行善。佐治亚的受托管理人也不例外。
殖民地创建者们的慈善动机载入了殖民地的特许状，其中明文规定，任何受托管理人不得担任任何官职，也不得占有任何土地或由此获得任何收入。受托管理人的职责据说只能是为移民或为大不列颠谋利益。尽管兴起过冲击佐治亚的受托管理体制的抗议风暴，但从未提出过任何可靠的证据表明有哪一位受托管理人哪怕是在精神上违反了信托的条款。
那些受托管理人亲自大量捐款资助殖民地。正如奥格尔索普有一次宣称的，他“不仅冒着生命危险，不顾身体健康”和声誉，而且在创业的五年中拿出私蓄三千英镑；到1744年为止，他已垫支了九万多英镑，主要用于军事目的，这笔钱后来议会一致通过如数给予偿还。英国人民小笔捐款很多而并未指望偿还。埃格蒙特勋爵在他的日记里写道，1733年6月的一个晚上，“一位无名氏通过一名守门人捎给我三十英镑，以资助佐治亚穷人”。全英各地开展了布道活动，呼吁捐款。爱德华·德波弗里爵士去拜会受托管理人，如数献出他父亲留下捐赠给慈善事业的一笔五百英镑遗产，外加他本人大致相同数目的一笔捐赠。受托管理人还一再地接受类似人物的委托。头八年中，私人认捐筹得一万八千英镑，这表明了成百成千善男信女的友善之心，他们踊跃地把自己不多的几个先令扔进了捐款盘。
可是，这点钱远远不够。私人慈善事业无法资助那么大的事业。这一冒险事业的慈善目的以及它对帝国防务的意义，一再促使议员们通过直接的议会拨款来资助佐治亚。在受托掌管期届满之前，议会拨款总数达到十三万英镑。以往——除了用于纯粹军事目的者外——英国政府从未拨出公共基金资助它的任何一块殖民地。
这些补贴产生了严重后果。既然佐治亚的公共开支由英国慈善家捐赠或由英国政府拨款包了下来，殖民者就不用纳税了，从而任何一届议会亦不需要征税。这样过了多年，佐治亚还丝毫不具备自治的基础。这块殖民地的移民本来大概只配在伦敦蹲监狱，或者失业流落街头，而今成了社会受益人。作为这个社会的被监护者，他们没有任何权利怨天尤人。
伦敦的慈善家们精心规定了他们所设想的殖民者的需要。从“1735年法规”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一关怀的程度。仓库管理员弗朗西斯·穆尔的记录写道：
受托管理人今年想在佐治亚另辟一个县，并建立一个新镇。
他们将给遣送来享受施舍的人，每人一件值岗风衣，一支步枪和一把刺刀，一把短斧，一把
头，一把手锯，一把铁锹或铲子，一把大锄和一把小锄，一把手钻，一把刮刀，一只铁壶，一副锅钩，一只煎锅；每个区或每个村给一盘公用石磨。每个劳动力（按受托管理人酌定的分量与时间拨给）一年安家之用可得牛肉或猪肉三百十二磅，大米一百零四磅，玉米或豌豆一百零四磅，面粉一百零四磅；劳作时每人每天一品脱浓啤酒，不劳作时不给；五十二夸脱蜜糖供酿造啤酒之用；十六磅奶酪，十二磅黄油，八盎司调味品，十二磅糖，四加仑醋，二十四磅盐，十二夸脱灯油，一磅棉纱，十二磅肥皂。
对这些人的母亲、妻子、姐妹或子女，即对于十二岁以上者一年分配的份额如下（发放办法同前）：二百六十磅牛肉或猪肉，一百零四磅大米，一百零四磅玉米或豌豆，一百零四磅面粉，五十二夸脱酿啤酒蜜糖，十六磅奶酪，十二磅黄油，八盎司调味品，十二磅糖，四加仑醋，二十四磅盐，六夸脱灯油，半磅棉纱，十二磅肥皂。
七岁以上十二岁以下者每人可得上述份额之半，被视为半丁。
两岁以上七岁以下者每人按上述配给得三分之一，谓之“三一丁”。
受托管理人支付移民由伦敦到佐治亚的船费；航行途中每周四天吃牛肉，两天吃猪肉，一天吃鱼……
对迁往佐治亚的移民提供的这种给养，听起来像是管理得当的监狱或雇佣军的样子，而不像是到新世界寻找出路的殖民地自由民。
受托管理人及其评议会（佐治亚的政府机构，开会地点则在伦敦）的会议记录弥漫着家长制气息。据说该殖民地的官库总管托马斯·考斯顿曾当众宣布殖民者“既无土地、权利，亦无财产；受托管理人授予的一切，受托管理人可以随意收回”。凡军官分外英勇者，奥格尔索普必吁请受托管理人予以犒赏，因为“若不实行有功者奖、失职者罚，任何社会都不能生存”。如果萨凡纳出了一位中小学校长或助产士，伦敦的受托管理人就得在当年预算中加上补助款项。无论是拨款买一口平底锅，还是拨款为萨尔茨堡来的二十六名妇女缝制围腰，受托管理人都一样地郑重其事。一言以蔽之，受托管理人亲自经管这些素不相识、生活在他们从未见过的土地上的人们的日常生活。
在1735年7月的一次会议上，受托管理人一致宣布：“本托管会要做的事总是正确的，人们应当相信我们。”统治者的这种傲慢态度，或者充其量是恩赐态度，滋长了被统治者的依赖与不满。佐治亚的移民们对发给他们的食品、住房和农具怨声载道，盼望或要求远在伦敦的慈父们给予补偿。第一年得到事先保证的补助以后，仍感生计艰难的移民要求第二年再给补助。受托管理人除依允外别无他法。受托管理人为使殖民者满意和提供良好供应所作的努力推迟了殖民地独立之日的到来。
早在1739年，珀西瓦尔勋爵就认识到，如果慈父般的政策继续下去，财政上将难以为继。尽管主持者身不由己，愈陷愈深，殖民者却并不见兴旺发达。在佐治亚，这些穷苦的英国城里人不仅吃尽性格软弱之苦，也因其缺乏拓荒者的技能而无所作为。过不多久，受托管理人便不得不承认穷人“在英国无用，到佐治亚来也一样无用”。
即使受托管理人真的发现殖民地人相信“本托管会要做的事总是正确的”，也还是免不了失败，因为他们建立的是一个驯顺的侯国，而不是一块有事业精神的殖民地。
殖民地人也备受官僚机构通病之害：烦琐、专横、腐败。“靠施舍为生”的移民的配给保管在仓库里，让一些忍不住顺手牵羊以肥私的人来分发。例如，托马斯·考斯顿就是一例，奥格尔索普于1734年把他留在殖民地充当代理人和官库总管。他有权决定发不发配给品，从而成了佐治亚最令人痛恨的人物之一。任何人处于考斯顿那种不值得羡慕的地位都无法既讨好其伦敦的雇主，又使他监守的人称心如意。不久他就成了各种指责的活靶子：坏牛肉、短斤少两、投机牟利、行贿受贿。大部分指责看来证据确凿，不过考斯顿作为受托管理人的代理人拥有政府权力，因而可以设法使自己免受惩处。
受托管理人的计划中，最为基本的、也是构想最差和后果最糟的是土地计划。五十英亩佐治亚松木稀疏的沙地不足以养活一个家庭。而且，清除树木种植作物的活计，对于一个只靠家人帮忙的壮汉也就够呛了。至于一个更加清心寡欲、勤奋不息、英雄豪迈的民族是否干得了，那是题外话，因为受托管理人是以特定种类的人移居殖民地为己任的。
他们移民实行的硬性规定把促进殖民地生产力的积极性扼杀了一大半。一个没有男性后嗣或者子嗣不愿耕稼的移民，干了若干年后发现原来不准他出售自己的财产。他干吗要为受托管理人积聚财富呢？由于移民们被认为是“边防要塞”的战士，故而每一次土地交换都是有关政府政策的问题，只有在证明其有利于公共利益时才能为伦敦所批准。据伦敦会议的记录，凡涉及五十英亩业田的转让问题总是满篇诡辩。
受托管理人终于发现他们承担了既无法履行又推卸不得的责任。他们制度的每一步强行实施，似乎都使得以后的每一个例外更加不公道。例如在1738年，佐治亚小镇汉普斯特德的居民抱怨他们的业田只能长松树，请求调换好一点的土地。受托管理人在伦敦奥格尔索普邸宅审议了这件事：
他说他知道汉普斯特德的土地刮刮叫，诚然那里的地大多数是只长松树的沙土，但只要肯吃苦，沙土可以变成米粮仓，有人已经把其他地方的沙土改变了嘛；如果在这方面迁就这些人，那么就连眼下还没有想到要迁居的人在这块殖民地上也留不住，也要择良田而迁了。由此在殖民地引起的混乱就难说了。我们应当考虑到，如果允许这些人迁往新土地，他们就想再要一年的津贴，我们没有条件再给，而且其他人也会想要的。
怏怏不快的殖民者于是身不由己地被束缚在小块贫瘠的土地上。既然法律不准他们增加土地，亦不准买卖和调换土地，唯一的出路便是逃跑。
尽管移民们承认有必要限制任何人占有土地的数量——“因为这样可以防止不合理的乃至不得当的土地垄断，这种垄断已大大妨碍了其他地方的强盛和进步”——但这种限制与实行强制性的平等毫无共同之处。他们问道，如果没有机会改善境遇，哪有积极性来勤奋苦干？有个姓普里的船长于1733年从佐治亚返抵伦敦后向受托管理人报告说：“因为人们中间有许多懒汉，还有些人没有劳动力，那些使劲干的人便觉得别人坐享其成：每到土地开垦出来就大家均摊；而靠抽签来决定每个人的份地时则机会均等，这是不合理的。”
佐治亚传来的喧嚷抱怨与日俱增，奥格尔索普却试图使其他受托管理人相信，发牢骚的只是一些懒人、追求私利者和“心怀不满”分子，他们是受了南卡罗来纳土地投机商的煽动。直到1738年，受托管理人才开始对佐治亚的土地政策作一系列修改，而每次修改都被看作是对原则的忍痛割爱。1738年，受托管理人准许女性在佐治亚继承土地；次年，允许无嫡嗣的佃农立言遗赠业田；1740年，允许土地出租并要求在经营方面作一些改进；翌年，土地占有的最高限额从五百英亩增加到两千英亩。受托管理人承认土地质量有差异，逐渐允许沙土地与较肥沃土地之间比较自由地交换，凡对原授地已加垦殖者，则另授地五十英亩。退佃金额，先是减免，后来干脆废除了。直到1750年受托管理人即将放弃其特许状时，殖民地土地占有权已演变为绝对继承权的制度。到这时，佐治亚人终于能同任何其他美洲殖民地居民一样地买卖、租赁、调换或遗赠土地了。但是奥格尔索普仍然板着脸唱反调，他争辩说，只是由于实行了严格的土地法规，才使这块殖民地免遭入侵。
奥格尔索普认为，一种制度废其部分则无异废其全部，这是完全正确的。所有种种幻想彼此丝连网结，一毁俱毁。例如，个人占地面积一增加，反对使用黑人劳力的许多论点便告破产，而主张贩进黑奴的新论点旋即产生。大面积占地需要更多更廉价的劳动力。年复一年，佐治亚北部的殖民者在卡罗来纳黑奴贩子的怂恿下向伦敦提抗议，说黑人缺少，造成殖民地经济停滞，怨声载道。1748年3月，受托管理人在伦敦议决：“决不允许把黑人运进佐治亚殖民地，因为由此在边防重镇形成的危险十分明显；而且，那些叫嚷着不使用黑奴殖民地便势难获成效者，显然不想靠自己的勤奋成其事业，因而必然不愿促进而是妨碍殖民地的建设。”他们奉劝那些不靠黑奴便无法成功的人，可以到别的地方去。但仅仅过了两年，即1750年，受托管理人便全面退却；他们解释说，殖民地的情况变了，于是对奴隶制经济开了方便之门。
受托管理人振兴佐治亚道德风尚的计划也一无所成。通过一项字斟句酌的法案来“严禁可恶可憎的酗酒罪孽”是一回事，而要对稀稀拉拉散居山林沼泽地带的居民实施这项法案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一位记者提醒受托管理人，贫困、不幸和幻灭感总是驱使人们借助酒力“鼓起勇气”。即使在英国，多数人也是“孤苦无望或发发酒疯，并无其他选择。为今之计，要引导他们〔佐治亚移民〕处事中庸得体，就要使他们确有改善境况的盼头，并逐步以对他们最有用的恰当概念使他们心情舒畅”。
也有人严肃地反对禁止运进朗姆酒。因为佐治亚殖民地最可能出口的是木材，它理所当然的市场是盛产蔗糖的英属西印度群岛，那里能够拿出来交换的只有朗姆酒，禁止朗姆酒进口实际上切断了同西印度群岛的贸易。这样会使英帝国得不到必需的木材，而佐治亚人则做不成有利可图的贸易。还有“医学上的”理由：“美洲居民的经验证明，必须以酒掺水喝（千真万确，美洲没有哪个地方的水比卡罗来纳和佐治亚的水更需要掺着酒喝），对于可以买到这种酒并有节制地加以使用的佐治亚居民，其好处则是家喻户晓的。”最后对于一些无法实施之法还有通用理由：走私酒贩的利润本可落到奉公守法的公民口袋里；还有，“愈是得不到的东西就愈是渴望得到，也愈是无节制地使用，一般说来，这是人类的天性，特别是俗人的天性；佐治亚的朗姆酒问题就是一例”。事实证明，敢作敢为的卡罗来纳朗姆酒贩比任何论点更具有决定意义。
诸受托管理人终于不顾奥格尔索普的强烈反对，不体面地退却了。1742年，他们尽管尚未勾销禁止朗姆酒的法令，但却命令其代理人停止予以执行。同年晚些时候，他们取消了禁酒令，但仍只允许从别的英国殖民地进口朗姆酒，以交换佐治亚土产。
佐治亚计划各项目中，最后告吹的是养蚕缫丝这一项。一位殖民地官员于1740年报告说：“在蚕丝成为商品之前，该殖民地仅有的贸易只能是将木材和鲜肉运销西印度群岛。”受托管理人诚然对酒的生产调查个没完，但他们想入非非的却是蚕丝——也许纯粹是因为他们不怎么懂。然而，伦敦的穷人可不听受托管理人宏图大略的安排，而吐丝的蚕儿更是如此。佐治亚蚕丝业的流年账只是一部无谓争吵和希望落空的实录。
事实证明，要在美洲荒原上出产蚕丝这种娇气的新产品无疑是困难的。养蚕缫丝是一种精工细活，而且其精细程度绝不亚于同受托管理人赖以教会移民养蚕缫丝的喜怒无常的皮德蒙特人打交道。第一场灾祸涉及到一个名叫尼古拉斯·阿马蒂斯的人，他和其他几个皮德蒙特人在佐治亚殖民地创建不久便被派到这里来。在伦敦，连最简单的事实也很难得知。有些人报告称阿马蒂斯的助手们破坏缫丝机械，糟蹋蚕种，毁坏桑树，逃往卡罗来纳；另一些人报告称，阿马蒂斯本人死前焚毁了所有桑蚕和机器，原因是长官们在他上次生病时不给他请天主教神父。阿马蒂斯一死，传授蚕丝业的任务落到雅克·卡缪斯及其妻子手里，而由后者教佐治亚人缫丝手艺。但是，卡缪斯太太唯恐自己丢了差事，不肯对殖民地女子悉心传授技艺。
与此同时，受托管理人在伦敦夸大了微小成绩的意义。这些养蚕倡导者一开始就虚张声势以捞取好名声，而实际上反被自己的宣传所害。他们把献给卡罗琳女王的“佐治亚丝”绸袍吹得天花乱坠，女王也称从未见过如此绝妙好丝。然而，佐治亚的蚕丝只是不定期地到货，且批量很小。迟至1740年，受托管理人才听说卡缪斯太太传授的东西少得可怜，一旦她死了，佐治亚整个蚕丝业手艺便会失传。唯有萨尔茨堡人克服重重困难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他们分外勤奋，坚持不懈，自力更生，培育了当地对蚕丝业的某种热情。1751年，全佐治亚生产的六千三百零一磅蚕茧，除三百磅外，全是怀特菲尔德的孤儿院和埃本尼茨的萨尔茨堡人生产的。1741年，心怀不满分子在英国散布流言蜚语，说献给卡罗琳女王的丝织长袍即使真用了佐治亚丝线也是微乎其微的。
1742年5月，萨凡纳的桑蚕死亡近半，证明佐治亚气候不宜养蚕。若说佐治亚有哪个地区适于蚕丝业，那该是内陆地区，那里气候不那么变幻无常。不过，内陆地区离移民最初的定居地相去甚远，况且强大的经济势力反对佐治亚搞蚕丝业。
世界其他地区的经验表明，要合算地生产蚕丝，必须有技术熟练又极其廉价的劳动力——而这块新殖民地的居民在这两方面都谈不上。蚕丝工难觅，因为一个普通佐治亚劳力干别的活一天能挣两个先令，而干蚕丝业的活计一天只能挣一先令。在世界主要产丝区，农民一天只能挣三便士。
尽管实情如此，而受托管理人的盲目乐观，简直不可救药，他们仍想建立蚕桑贵族政治。在1750年3月19日的法律中，他们宣布，自1751年6月4日起，凡未在每五十英亩业田上种植至少一百株桑树并用篱笆妥善围好者，不得出任佐治亚议会议员。自1753年6月4日起，凡家中没有一名妇女传授缫丝手艺并未能做到每五十英亩业田至少产丝十五磅者，不得出任议员。1751年，受托管理人最终宣布打算放弃治理佐治亚，并将这块殖民地奉还英国王室，他们列举的理由并非佐治亚不适于蚕丝业，而是说他们没有足够的钱“奖励生丝生产”。一位反对佐治亚殖民地计划的英国议员建议，治疗佐治亚幻想的最好办法是要求那里的居民只喝自己酿造的酒，只穿自产的丝绸衣服。但是，幻想不易消除；想得愈美，弥留愈久。佐治亚的蚕丝生产苟延残喘，一直弥留到美国革命时期。到那时，佐治亚议会将旧丝厂改为舞厅和礼拜堂，这样使用到半个世纪后，才毁于火灾。
佐治亚的政府也失败了，因为受托管理人权力过大，而谁也无法从伦敦英明地行使这种权力。他们使无政府状态和暴政希奇古怪地结合在一起。混乱不堪和滥施淫威的情况在法院最为严重。法律可以在伦敦制定，但它却在佐治亚的法院中实施于特定的个人。受托管理人一面声称执行英国法律，一面又把英国不同法院的不同司法权限混淆在一起，把执法权托付给凭偏见和偏爱定案的业余法官。奥格尔索普尽管有别的优点，但根本不具备法学家气质，而他的副手们却惟其马首是瞻。殖民地人哀叹，他们作为英国臣民应享有的那大吹大擂的自由权又在何方？
怨艾日增：小册子、请愿书和抗议书以令人心烦的频率接踵而来，就连受托管理人自己的代理人亦不得不承认，这些抗议不仅针对一般治理原则，而且针对每一项重要法规，表达了很大一部分居民的心声。
随着问题成堆和英国公众热情下降，这些毕竟也仅仅是自告奋勇的受托管理人，也就兴趣索然了。奥格尔索普在1744年被控对驻佐治亚的英国陆军治理不当而受到军事法庭传讯（虽然宣判无罪），他本人对这一冒险事业的热忱就此一蹶不振。他同其他受托管理人的关系愈来愈不融洽。1749年初以后，他就不再出席会议了。埃格蒙特于1742年辞去政府机构的职务，半因健康状况不佳，半因公众支持日衰。几年前，他就敏锐地觉察到：“一旦新鲜感消逝，劳而无偿，使之无心行善积德，目睹此状，好不令人伤心。倘若政府发给我们年俸两百英镑，我们的受托管理人大概没有不来的。”
受托管理人的二十一年任期尚未届满，便在1752年6月25日将他们的特许状交还王室，并放弃了他们在佐治亚的权益。历来承蒙公私慈善业慷慨相助的一项事业终于凄然告终。
到十八世纪中叶究竟有多少居民逃离佐治亚到卡罗来纳或其他殖民地去寻找较为自由的机遇，对此还吃不准。十年前，心怀不满分子声称最初的居民中只留下了六分之一，此说未免夸张。不过，走掉的人很多，认为佐治亚正在成为被抛弃的殖民地一说并非全属虚构或者全出于恶意。
闷闷不乐的移民们哀叹道：“佐治亚的穷苦居民随处可见；那里的种植园一片荒芜，城镇满目凄凉，乡村成了垃圾堆；侈谈进步已成笑柄，说其自由则更滑稽。它已成了亲者痛、仇者快的对象。”到美国革命时代，佐治亚——慈善家的宝贝儿，仁慈的伦敦惯坏了的娇子，成了一个社会最贫困、人口最稀疏的殖民地。
如果说佐治亚殖民地的缔造者缺乏那种鼓舞马萨诸塞清教徒的远大志向或宾夕法尼亚贵格会教徒的神秘热情，那么，他们却制订好了据以建立一块殖民地的实实在在的明确构想。他们的困难不是由于没有计划，而是由于计划太多。他们的问题和机会，同他们原则的教条式的明晰性无关，同他们日益消沉的信念坚定性无关，甚至也同他们关于自己在干什么的概念的含糊状态无关。他们的根本弱点是一种思想框框窒息了作为美利坚真正精神财富的自发精神和实验精神。珀西瓦尔、奥格尔索普和他们的一些志同道合者尽管动机高尚，但这些动机却表现出琐细拘谨的姿态。如果他们的抱负再远大些、抽象些——或者，如果他们再自私一点——那倒可能为新大陆的生活展开各种可能性提供活动的余地。
但是，慈善家同殉道者、传教士和行善的圣徒一样，从不以其实验精神扬名于世：他们所以是慈善家，恰恰是因为他们懂得什么是好事和如何做成好事。他们生性喜欢对任何事情弄个水落石出，又过分刻板。佐治亚的受托管理人确实是这样的。心怀不满的移民们正当地抱怨说，美洲殖民地需要的是从事实验的意愿：“最初是试验，如今是实验；任何个人或任何社会显然都无需耻于承认：由于意料不到的情况，致使他们原先的假设令人怀疑。任何有判断力的人都不会去指责原先的建议可能不足以成事。但是，全世界都会大声呵斥这样一种人和社会：出于错误的荣誉观念或刚愎自用的脾性，硬要推行完全不可能成功的实验，直至身败名裂。”
佐治亚这段故事所说明的并不只是事与愿违与失败的教训。因为受托管理体制的失败提示了其他形式的美利坚社会成功的原因。佐治亚计划被摒弃，并非因为佐治亚移民发觉在美洲没有希望，恰恰相反，因为他们需要的是机会（连同其全部风险），而他们得到的却是一个计划。凭旧世界的想象设计出来的任何计划，不管多么无私，多么高尚，也不可能包括新世界的种种机会。要在新世界实现的梦想比之十八世纪的伦敦所能置信的更为奇异。美洲之所能与欧洲之所不能，并无相通之处。两者各有其自身的特点。即使是要富有成效地想象这里的生活，也得把英国的梦想与美洲的经验糅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