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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编
就我所知，没有一个美国人为了要成为作家而愿意住阁楼的。
——蒂莫西·德怀特
就殖民地时期美利坚人的智力状况而言，他们出版的书籍可说是出奇地少。甚至他们中最有文化修养的人，如富兰克林和杰斐逊也未在书本中表达他们最重要的思想。
富兰克林于1743年为建议成立美洲哲学学会而发的通告中曾说，美利坚人由于忙于其他事情以及美洲文化还“不成熟”，因而没有写出更多的书来，这种说法会使人产生误解。在此地，书籍出版事业虽未繁荣起来，但是其他形式的印刷品却在大量增长。
殖民地的印刷商完全没有条件出版长篇著作。首先是缺少铅字。在英国，限制供应铅字是控制出版界的手法之一。星法院
1637年的一项命令规定，任何时候只许四个人（每人可各带人数限定的学徒）同时从事铸字业。到革命爆发，美国的印刷商才能买到在美国铸造的铅字。使美洲殖民地的情况更糟的是，带到这里来的铅字，很可能是英国的印刷商用过很久和已经弃置不用的。1779年，当富兰克林在法国收到寄给他的几份波士顿出版的报纸时，他说他在这些报纸上可以看清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美国的印刷商亟需新的铅字。“如果你们有什么机密希望好好保守的话，就把它们印在这些报纸上好了。”
在排版机出现之前这段长时间里，印刷商能排多少页字直接取决于他所拥有的铅字数量。只有一套某一型号铅字的殖民地印刷商，不可能把排好字的版子长时间保存不拆；他必须排几张，印几张，然后把版子拆掉，才可以继续再排。零星印刷业务的紧急订单——如印广告小册子或法定的和商务上的表格，这些都是主要的业务——随时都要用铅字。在这些情况下，一位精明的印刷商宁愿承接一些能很快收回投资的小件印刷，而不愿印刷书籍，因为书籍市场把握不定，而且资金的回收要推迟一年或更长时间。
纸张缺乏和纸质低劣是妨碍书籍印刷的另一个因素。费城印刷商威廉·布雷德福早在1690年就在杰曼敦附近开办一家造纸厂，而且在殖民地时期其纸张的产量有所增加，但是美洲印刷商们仍然要靠欧洲的供应。《印花税法》和《汤森法令》之所以使人如此愤怒而有助于促发革命事件，其原因之一是它们把纸张也纳入征税的进口商品之列。即使抛开重大的原则问题，纸价昂贵本身就促使殖民地印刷商煽动美利坚人的愤怒情绪。对殖民地的印刷商来说，纸张进口极为需要，1769年一些关于抵制进口的革命决议中未列入价格较低的印报用纸，就说明了这一点。
在革命时期，乔治·华盛顿不得不在零星的纸片上写信给他的将军们，因为他没有更好的纸张。送给军官们的公文是散页的，因为纸张太宝贵就不用信封了。通讯记者则在书上扯下来的衬页上和旧账本的空白页上写作。由于缺纸，周报有时不能出版，即使出版，它们也常常是用印刷商所能找到的颜色、大小和质量各不相同的纸张印刷的。
殖民地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都严重缺纸，因为既缺少造纸的原料——破布，也缺乏熟练的造纸工人。当威廉·帕克斯于1744年在弗吉尼亚开设第一家造纸厂时，他在他的《报》（1744年7月26日一期）上劝威廉斯堡的公民们把他们穿破了的亚麻布衣服卖给他：
聪明的哲学家曾经说过，
无中不能生有；
哦！帕克斯，你的厂很多
来自我们认为一钱不值的废物……
（但愿这位慷慨的爱国者健康长寿，
他用现钱收购破布头！）
艳丽的佳人，你们闻名于爱神的天地，
津津乐道，多少人被搞得心荡神迷；
破损了的衬衫，破损的围裙，
件件都安放得小心透顶——
哦，上帝！一件衬衫也许包含着十首十四行诗，
为你们增添妩媚，使你们自负不已；
一顶帽子，可以变成一封情书，
当它还是一顶帽子的时候，这岂非离谱，
而一些被视为神圣的小手帕，
也许会将隐藏在其中的衷情倾诉。
好姑娘迪莉娅的衬衣，洁净无损，
为了灵魂的纯洁，谁又敢染指；
现在成了报纸，遍布全城，
可以拿起，也可以摊平。
即使迪莉娅把它抛弃，
也非亵渎清白，泯灭良心。
新英格兰的印刷商用一种神学奇想来增进生意。波士顿的印刷商和文具商托马斯·弗利特于1748年买下了一艘被掳获的西班牙船只中值钱的货物——纸张，他从中发现了一些教皇的训谕和赎罪券。他在这些东西背面，有的印上“黑眼睛苏珊”、“漂亮的哈里”和“蒂格逛兵营”之类流行歌曲，其他的则登广告出售：“出售当今教皇乌尔班八世的训谕和赎罪券，单张或整刀整令购买皆可，价格比从法国或西班牙神父处购买便宜得多，而且保证对持有者同样有效。”
美洲殖民地生产的那种纸张，当时虽然还可以用来印刷报纸、小册子、单面印刷品、历书和初级读本，但不适用于印刷书籍，因为书要用上多年。就书来说，殖民地的印刷商不得不从伦敦代理人那儿订购欧洲（最好是荷兰）的纸张。整本书要全部用上同一质量的纸是困难的，或者说是不可能的；而且，印刷商在整本书所需的足够的纸张到来以前，也不可能把少量已排好铅字的版子保存不拆。因此，他只能有多少纸就排多少页铅字，然后把已印的书页储存起来，拆掉版子，一直到有更多的纸张到来才可以继续排印。
油墨也是个问题。印刷商的主要手册（1683年出版的莫克松所著《技工课程》）忠告说，成批制造的油墨不及印刷商自己调制的油墨好，但是殖民地印刷商缺乏制造油墨的原料油烟和调墨油。因此他们继续要大量依靠从英国进口的现成的劣质油墨。印刷机也必须进口，这就是1769年纽黑文的伊萨克·杜利特尔冒商业上的风险造出美洲第一架印刷机之前的情况。
因此毫不奇怪，美洲殖民地印刷的书很少，在整个殖民地时期，美洲书商的主要商品是进口书籍。1769年关于抵制进口的革命协议，在仍可以从英国购买的项目中，除火药和鱼钩以外，谨慎地列举了“铅印书籍和小册子”。直到十八世纪末，英国书籍的进口才开始受到美国书籍竞争的影响。
确实引人注目的是，殖民地印刷商甚至在他们所印的那些书籍——多卷本的法规、关于晚近历史的应时作品和宗教小册子——方面也是成功的。他们所印的每件东西都带有设备简陋、原料缺乏的标记。印刷商为了节约原材料，使用的铅字比人们合意的要小，这样就可以少用些纸张。在某些情况下，节约有助于风格简洁，但纸张的短缺使人难以采用宽敞悦目的版面设计。
虽然美利坚人打算引进一些英国的改进措施，可是在整个十八世纪，美洲印刷业在技术上远远落后于英国。本杰明·富兰克林1724年以后在英国居留期间——他往往在适当的时候、适当的地方具有不可思议的本领——曾为威廉·卡斯龙的一些资助者工作，因而恰巧能知道卡斯龙改进铅字字体的事。十八世纪四十年代，他把这种字体引进美洲。然而，直到1790年，即铅字铸造业和造纸业成了美国有地位的行业之后，美国的印刷业才印出了第一部不朽作品，那就是1790年开始陆续发行的美国版《大英百科全书》，该书共十八卷，印制全书历时七年。
在欧洲，从印刷业问世以来，印刷商总是企图事先取得一个有钱的赞助者的支持，以保护他的投资，而赞助者则通常希望印刷商在书上印上给他的奉承性题词以为回报。随着书籍市场的扩大，印刷商逐渐寻求许多赞助者，而不是每本书找一个；人们事先同意在某一本书籍最终离开印刷所时就去购买。当书籍市场像在十八世纪的英国那样进一步扩大时，出版商开始以他们自己的资金来冒险。但是，美洲一些篇幅较长的书籍，继续在政府官员、总督和立法机构的赞助下出版。在大洋此岸出版的书籍中，很少有印上奉承性题词、献给哪个出钱买恭维话的贵族赞助者的。在十八世纪，美洲的印刷商比起他的英国同行来更倾向于用事先预订的办法来筹措资金。
当书籍不得不事先预订时，印刷商有充分理由谨慎从事，对新颖的思想、不著名的作者和激进的质问者多加提防。每当印刷商要冒险出版未征集预订的书籍时，他总是尽力了解这本书，以免盲人骑瞎马。甚至富于进取心的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出版书目也是极平常的。正像卡尔·范多伦指出的，富兰克林搞出版是为了赚钱或交朋友，最好两者都是。他出版的政府印刷品、历书，以及《医药顾问手册》（1734年）、《绅士的兽医》（1735年）和《新英格兰初级课本》之类书籍利润可观。
十八世纪美洲书籍出版量有所增加，但有深远影响的作品很少。特别是在新英格兰，篇幅较长、字数较多的书虽然不一定是神学著作，但是以宗教书——布道集、宗教小册子、宗教仪式指南以及《圣经》注释为多。在美洲出版的书籍中，销售量大的主要是教科书（如《新英格兰初级课本》）、实用手册（如约翰·坦南特的《医药顾问手册》）、业务手册（如威廉·布雷德福的《青年文书指南》）、计算手册以及歌曲集。在南方，法律书的销售数量超过宗教书。殖民地立法机构众多，受过训练的律师却寥寥无几，而且法院体制有好几种，非专业出身的法官比比皆是，因此在非专业的外行人中到处需要法律手册。当然还有少数其他书，如《海湾圣诗》（1640年）、乔纳森·爱德华兹的《意志自由的探究》（1754年）和门诺派殉道者的书《流血的现场》（1748年）。这最后一部书有七百五十六页，堪称革命前在殖民地出版的篇幅最大的（一般认为也是最令人生厌的）一部书。
1789年，观察敏锐的《美国书目》的作者从伦敦写道：
北美也许缺乏某种以文学作品作为摆饰的习气。高贵的文人无助于生活的真正赏心悦目的追求和发现，在欧洲受到斯文食客的奉承和无知群众的称赞，但北美却不以这些文人自夸……
有用的东西都卖得出去，而关于纯理论问题的出版物，与其说重要不如说古怪的书籍，以及一般篇幅很大、价格昂贵的艺术和科学著作，只能滞留在书商手中。他们没有余钱去买他们并不需要的东西。他们在购买书籍方面，着眼于目前或今后的用途。
美洲的印刷商服务于知书识字，而不是服务于文学。他们印行的文学书籍寥寥无几，但为满足商人和政府的迫切需要而印刷的其他东西却数也数不清。在这后一方面，他们至少和英国的同行不相上下。他们的职责不同于大洋彼岸同行工匠的职责，后者是由传统和贵族统治所确定的。
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殖民地居民拥有现成的纯文学著作，这是他们干脆从英国进口的。而且，英国主要的文学书籍，在殖民地主要城市里大概就像在英国的外省城市里那样容易买到。如果印刷商可以从伦敦进口书籍并将其出售，他为什么一定要费力印制质量差价格贵的殖民地版本呢？1782年以前，殖民地的印刷商从未出过一本全本的英文《圣经》，但是他们到1663年为止却已发行了一千多本由约翰·埃利奥特译成“印第安语”的著名的《圣经》译本。英文《圣经》很容易从英国获得，但是新英格兰传教事业所必需的印第安语译本却只有这里才有。美洲的印刷商可以自由地为他们社会的特殊需要服务。杰斐逊不无夸张地称道说，美利坚人免受欧洲出版社发行的“一大堆废话”的干扰，同时在生产有益的科学读物方面又远远走在欧洲前头。
正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一开始支持了印刷商的是殖民地政府的需要。而且，政府机构很早就分散到若干殖民地首府，这就使文化和新闻机构散布开来。印刷机普遍地传到英国外省城市是在1693年以后，那时最后一些限制性法令最终失效；像利物浦、伯明翰和利兹这类英国城市那时还没有印刷机。但是1693年年底时，美洲殖民地的坎布里奇、波士顿、圣玛丽城（在马里兰）、费城和纽约已经出现印刷机。如果每个殖民地必须等到对于书籍或商务印件的需求能带来足够的收入时才设置印刷机，那会耽误几十年，但美洲的印刷业到十八世纪中期已兴旺起来。在每个地方，印刷所的创办都是依靠政府的补助。1762年，佐治亚在十三个殖民地中最后一个得到了一架印刷机，这吸引了詹姆斯·约翰斯顿去萨凡纳担任政府印刷品的承印人。至此，各殖民地已经有大约四十架印刷机在运转。
最初，印刷机印出来的大部分是政府事务的材料，如规章、选票和殖民地议会的记录。在英属北美殖民地，首先印出来的不是一首诗，也不是一篇布道辞，而是一份法定表格，即1639年的自由民誓约。法定表格和商业表格是大宗产品，因为对它们的需求不随文学口味的变动而变动。当富兰克林在1730年前后开设文具店时，第一批备货中就有许多这类的表格，他在《自传》中恰如其分地形容它们是“市面上所曾见到的最为正确的一种”。为数众多的殖民地政府都有各自的规章条例、法院系统和案卷，因此所需表格的数量成倍增加。
《可怜的理查德》的名声使其他许许多多应付日常需要的历书黯然失色。殖民地每个有抱负的印刷商都发行自己的历书。历书提供给十八世纪美洲农民的服务，有如现在由农业推广部门，城市报纸、杂志、无线电广播和电视所提供的服务。日出日落的时间，月满月缺和潮涨潮落的周期，以及气候的预测构成了农民一生的时间表，这对他正像火车时刻表对现代的长期车票使用者那样必不可少。对许多农民来说，他们所拥有的印刷品中，除《圣经》外，当数历书为最重要。它告诉他们法庭开庭的日期和邮差、驿车及定期客船的时间表。它具有当今《庭园美化》、《大众机械》和《读者文摘》等杂志的特色。它还载有实用的生活须知，如乔纳斯·格林所编《1760年历书》中所提供的烹饪法——“即使是一块有恶臭的肉，在几分钟之内也可以把它烧得像所有的肉那样喷香可口，合乎卫生要求”。印刷商们总是力求将明智的（即使是陈旧的）意见以及具体的想法，提供给“学者之高见从不光临的穷人和愚民的偏僻小屋”。过时的历书保存在那里，以便借此在漫长的冬天消磨时光，供过夜客人的消遣娱乐，或用作笔记本和账簿。历书中有着许多始终适用的忠告、资料和美妙的文辞，因而十多本翻旧了的过时历书积累起来，便成了偏僻地区的读者经常阅读的材料了。在革命爆发前不久的年代里，历书传播了最新的政治消息、舆论和论争。
尽管印刷商不出版历书就出不了名，但要得到更多的收入和更好的前程却要靠报纸。富兰克林和戴维·霍尔曾合伙开设印刷所（1748—1765年）。该所的账簿表明，这个时期最大的一宗收入（占该所总收入百分之六十以上）来自《宾夕法尼亚报》，其余的收入一半来自公私零星印件的印刷，一半来自各种出版物，包括《可怜的理查德的历书》。虽然富兰克林的业务规模是少见的，但上述比例很可能有代表性，即特别着重当前时事的作品，“文学作品”为数不多。在十八世纪结束以前，一位曾经考察过美国印刷品情况的英国观察家报告说：
马萨诸塞、康涅狄格、罗得岛、宾夕法尼亚和马里兰的报纸，就智慧、幽默、娱乐和教育作用来说，都是无与伦比的。这个大陆的每个主要城市都出版一份周报，它们中有的还有一份或几份日报。
十八世纪的头几十年，当英国的第一批地方报纸出版时，在美洲殖民地的一些首府里，报纸早已成为人所熟知的事物。到1730年，已在四个殖民地定期出版了七种报纸。到1800年，报纸已超过一百八十种。《纽约报或邮递员周报》夸耀道（1770年4月16日）：
千真万确，
报纸是知识的源泉，
是全民族一切时髦话题的来源，
（尽管我们仍尊敬学院。）
啊！如果没有新事物，
这伟大的人民将干些什么？
报纸像一桌宴席，
有些菜对每个客人都适宜；
有的碟子大，有的碟子小，有的味道浓，有的烧得嫩，
大胃口，小肚肠，各自都合适。
十八世纪末，塞缪尔·米勒牧师指出，美国的人口虽然是英国的一半，可是它每年发行的报纸估计在一千二百万份以上，是英国报纸发行量的三分之二强。1786年富兰克林从费城给人写信说：“近来大多数人的阅读时间都用来看报纸和小型的定期刊物，现在几乎没什么人敢于尝试阅读四开本的大书。”
美洲报纸这种过早的发展，在某些方面仅仅是英国正在发生的一些情况在殖民地的表现而已。不过，它又受许多当地情况的激发，如识字者的增加，幅员的辽阔，各有其政治新闻的几个首府的存在，以及沿海城市间的竞争。美国人关于自己阅读习惯所说的话固然有许多是爱国主义的夸大，但有不少事实可以证实塞缪尔·米勒牧师对1785年前后的美国所作的生动描绘：
这里出现了人间前所未有的奇观，地球上任何景象都不能和它相比拟。不仅仅是学者和富人中出现的景象，也是这伟大的人民的整体所表现出来的奇观。这个社会中即使每天从事劳动的阶级，其中很大一部分人也都能随意经常接触报章杂志，得到有关每一个事件的正式消息，注意政治进程，讨论公共措施，并因此不断激发自己的求知欲和给自己提供不断取得知识的手段。可以确切地断言，同一国的人口相比较，像我国现在政治性报刊的数量之大，是前所未有的。从各方面考虑，这些政治性报刊如此便宜，传播如此广泛，又能如此容易看到，也是前所未有的。
美洲生活如此变化多端、新颖纷呈、千姿百态，在文字上最能适当地将它表现出来的当数五花八门、为期短暂的各种报纸。报纸要有用，要同人们的需要有关，但它不能要求人们长时间地研究或专心阅读。它必须文字漂亮，但它不能把生活的艺术表达方面与其商业和生产方面分割开来。它必须有公、私两方面的内容；它必须考虑社会整体，但要着眼于行动和具体事件，而不是着眼于一般原则。报纸是美洲如何打破一切差别的象征。当时的一位印刷商说：“报纸已成了把无数知识片断传播给社会各阶级的工具，这些知识当即提高了公众的才智，加强了他们阅读期刊的兴趣。”
使报纸不至于“文艺”气息太重，最重要的莫过于广告的作用了。广告把报纸和日常的商业问题联系在一起。艾赛亚·托马斯这位殖民地的印刷商兼历史学家解释道：“此外，报纸上每天都有关于新书、工程、发明、发现和技术改良的广告，它们可以很好地用来扩大和启迪公众的思想，在唤起并保持公众注意力的许多方法中，它是值得一提的方法，而在现代，这种注意力之宽泛，更是史无前例。”美国的报纸很早就以自己是一种商品而不是正统观念的鼓吹者自许。当时在法国，罗伯斯庇尔和米拉波各有自己的报纸来引导各自的选民，但这不是美国的作风。杰斐逊愤怒地否认对维护他的观点的报纸有什么控制。只是在1790年后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的报纸才被一种厉害的党派精神所支配。就美国新闻业的大部分历史来说，美国报刊的独立性和高质量是与商业精神和公开市场上买主期望货价相当的需要相联系的。
虽然美洲最早的杂志带有某些地方色彩，可是在日常生活的范围里远没有报纸来得重要，因为它们在美洲这个舞台上盛行较晚。杂志像书籍一样是“混合的”文学形式，包含着各种各样的娱乐性内容和教导；它在版式、趣味的持久性以及对印刷商的要求上，都接近书籍。它在美国取得空前的成功是一个半世纪以后的事，当时它成了我国文化的一个特点的标志，这个特点就是虽然不重文学但文化十分普及。在十八世纪的英国，杂志仍然带有文学界小圈子气息，它就是为他们办的。
直到1741年，美国第一份有着连续历史的杂志才开始出版。在革命时代以前，美洲的杂志为数少，存在的时间短（最长只有三年），而且没有生气。差不多到十八世纪末，一种能生存、发行面广和有特色的美国杂志才问世。早期的美洲杂志大多数毫不遮掩地仿效英国的《绅士杂志》和《伦敦杂志》，正如弗兰克·卢瑟·莫特所说，它们不过是“在殖民地出版的英国杂志”。它们缺少文学上的创新这一点给人印象深刻；看来它们主要是用剪刀而不是用笔创作出来的。美洲的期刊有抄袭的习惯，它们的内容至少有四分之三抄自其他（主要是英国）书籍、小册子、报纸和杂志。在版权制度的实行使剽窃成为不体面的事情以前，这是一种比较容易的写作方法。
当印刷机、铅字、纸张和油墨必须进口时，当陆上交通很不发达而城市又很少时，谁也不能在不为政府所知和未经政府同意的情况下拥有或运转一架印刷机。对印刷业的控制，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比在美洲殖民地的最初年代里更为有效。在这个辽阔的、尚未拓殖的地区，是找不到那些十七世纪里在英国惹政府当局着急和恼怒的“秘密印刷机”的。
没有一块殖民地有今日公认的“出版自由”。1686年英国政府在给各殖民地总督的正式指令中有如下一段文字：
鉴于印刷出版自由在你管辖下的我国上述领地内可能引起极大不便，你必须下达所有必要的命令，规定在未先取得你的特别许可和许可证的情况下，任何人不得备有印刷机以从事印刷，也不得印制书籍、小册子或任何印刷品。
只要在十三个殖民地中存在着皇家总督，这种控制就始终是他们的法定职责之一。虽然要行使这一权力是困难的，或是鲁莽的，但它存在于幕后，必定使殖民地的印刷商不敢轻举妄动。
报纸能使任何人通过不负责任的指责来兴风作浪，当局对此仍然印象深刻。欧洲的统治阶级无意放任极易引起轰动的印刷品的印制，正如他们不会允许擅自制造火药或招募私人武装那样。在美洲是实行出版物控制的，有时采用这一种方式，有时采用另一种方式，是否需要实行审查制则随事件的进程而定。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即欧洲那种垄断新闻出版业以巩固社会秩序的传统观念已成功地移植到美洲沿海地区，美洲的环境，使这种控制比在英国实施的更为有效。
1639年至1763年间，美洲的出版物有一半以上来自新英格兰，而其中极大多数是在波士顿及其附近的地方印刷的。因此，马萨诸塞对于印刷出版的限制是在早期影响最大的因素之一。马萨诸塞的第一家印刷所于1638年建立，此后二十年间并没有一个官方审查机构，但是产量不多的坎布里奇印刷所没有印过一种会使官员们不快的印刷品。社会内部虽有争端，如安妮·哈钦森事件或以罗伯特·蔡尔德博士为首提出的法制改革要求，但在马萨诸塞从未出过支持这些不满者情绪的印刷品。坎布里奇印刷所受哈佛学院院长的监督。1662年，马萨诸塞议会由于对一些“共和政治的煽动者”的担心，通过了一项法令，以“防止印刷所对本殖民地当局的违法和非礼行为”。该法令建立了一个委员会，对交付印刷前的全部原稿进行审查。于是，殖民地时期马萨诸塞的印刷业的历史，就仅仅是以不同形式和在不同程度上实行控制的故事而已。大约在1685年以前，审查是严格的，此后四十年就有些放松。1723年后，殖民地政府不再采用付印前审查原稿的控制办法，但它经常威胁将根据范围广泛的诽谤法提出起诉（偶尔也真的提出起诉），以此来施加控制。
在英国，这些年里人口的增长、印刷所的增多和自由思想的兴起，使政府难以实施对印刷业的控制。但是在马萨诸塞，政府仍然有效地控制着印刷业。因为马萨诸塞是殖民地政府，它是按当地法律行事的，所以英国审查法中的漏洞（就1679年以后一段时期而言），乃至1695年英国所有的审查法全部终止，都未能在美洲方面产生同样的宽容效果。在马萨诸塞海湾，审查制（即出版前的控制）虽然有所放宽，但仍继续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因此，当美洲第一份正规的报纸——《新闻通讯》于1705年4月24日在波士顿问世时，它还印有在英国早已废除了的审查制标志，即“准许出版”这个很能说明问题的词句。总督参事会继续保持一种公认的权利，禁止有所冒犯的印刷品出版。
对新闻出版的有效控制一直继续到革命年代。1770年，也就是在马萨诸塞出现的革命鼓动的早期阶段，英国殖民大臣抱怨殖民地政府未能惩处“煽动性和诽谤性的出版物”。马萨诸塞的总督参事会答复说，它在宪法范围内实际上已比英国的上院取得了更多的成就。“为什么不责备英国上院……在国内不禁止煽动性和诽谤性的出版物呢？如果我们有什么过错的话，那么英国和我们这儿是五十与一之比。”尽管如此，总督参事会还是打算控告有所冒犯的印刷商诽谤罪，以表明它没有失责。到革命时期，禁止反对派的出版物已是一种既定的做法，出版自由没有得到普遍支持，也未确立成为社会的习惯。因此，当革命精神在波士顿兴起时，激进派用群众恐怖行动来打击那些敢于捍卫国王和英国议会的作家和印刷商。1778年马萨诸塞拟订新宪法时，其中有一项赞成言论出版自由的声明。然而，也许对于这种新制度的明智性还普遍存在怀疑，因而这项声明词句浮夸、含义不清。独立战争期间，凡不利于革命运动的出版物全都被禁止，实际上没有出版自由。和平到来后，马萨诸塞的政治领袖们所要求的不是“自由出版”，而是回到“受到严格控制的”出版业。
例如，约翰·亚当斯一直主张“出版许可证不是自由的证明”。早在1774年，英国事业的一个辩护士论证说，革命派关于暴政的指责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形形色色的意见在马萨诸塞都被允许出版，亚当斯就抱怨这个“可耻的亲英派的出版许可证”。“世上没有好得不会被人滥用的东西。……当人们变坏时，出版物可以被用作使他们彻底堕落的工具；现在无人不知，内阁每天都在利用它增添腐败，认可腐败，使道德彻底沦丧……出版自由只会加速自由事业的毁灭，而不会促进它。”毫不奇怪，约翰·亚当斯和他那一伙在马萨诸塞的联邦党头面人物赞成1798年的关于处置外侨和煽动叛乱的法令，他们只担心这些法令不会奏效。亚当斯在二十年后仍然警告说：“要是人类的状况会有改善的话，哲学家、神学家、立法家、政治家和伦理学家将会发现出版业的管理是他们必须解决的问题中最困难、最危险和最重要的问题。照目前的情况，没有它就不能治理人类，可是现在有了它，也不能治理人类。”
在殖民地时期的马萨诸塞，一些占据统治地位的牧师，如处于其权势顶峰时的马瑟兄弟，找到了法律以外的办法来推行他们的准则。1700年，当英克里斯·马瑟写书攻击由本杰明·科尔曼牧师和他的朋友们在该殖民地新建的一个教会所实行的做法时，被攻击的牧师撰文回击，但为了争取出版，他不得不把原稿送往纽约。科尔曼在小册子里解释道：“请读者注意，波士顿的印刷所如此敬畏我们所要答复的作者大人和他的朋友们，以致我们在那里找不到印刷商来承印下面的文字，这就是本书印刷困难、我们要把原稿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印的唯一真实原因。”波士顿印刷商巴塞洛缪·格林则解释说，他拒绝承印是有充分的商业上的理由的，上一次他事先未征得政府同意就承接了一批印件，结果被要求在出版前修改重印以应付官方的批评。
在所有的殖民地里，印刷业开始时是置于政府的主持之下的。印刷业被认为应是现存制度的支持者，一旦出现它可能服务于别的目的的危险，当局就宁可不要它。曾任弗吉尼亚总督三十八年之久的威廉·伯克利爵士于1671年夸口说：“谢天谢地，我们没有免费学校也没有印刷所，我希望几百年都没有。因为学问把不服从、异端邪说和宗派带到世界上来，而印刷品又把它们公之于世，传播对政府的诽谤。愿上帝让我们避开这两件东西。”下一个世纪的一些弗吉尼亚领导人物并不像伯克利那样热衷于不要文化，但在许多年中伯克利那关于弗吉尼亚的温和的寄望至少在印刷业方面得到了实现。1682年，政府第一次受到了来自一家印刷所的惊吓。这家印刷所的印刷机是由格洛斯特县一位有钱的地主和商人约翰·巴克纳进口的，他的罪名是未经授权擅自印刷殖民地的一些法律。巴克纳被传到总督及其参事会面前，勒令停止这种破坏活动，并被要求具结交保，“以防止可能由于出版自由而发生的一切动乱和麻烦”。1683年英王下令，为防止今后发生此类“动乱和麻烦”，弗吉尼亚总督必须“下达所有必要的命令和指示，不准任何人在任何场合使用任何印刷机印刷”。一直到1730年，当威廉斯·帕克斯在威廉斯堡开店时，弗吉尼亚才有了印刷所。从那时起到1766年，弗吉尼亚只有一家印刷所，而且这家印刷所还是政府的官方喉舌。杰斐逊在许多年后回忆道：“我不知道弗吉尼亚曾经禁止出版报纸。一直到我们的革命斗争开始时，我们只有一家印刷所，它担负着政府的全部印刷事务，独享官方特权，没有任何被总督厌恶的东西能通过它来印刷。”
除波士顿，殖民地的两个主要印刷业中心是费城和纽约市。在这两个地方，至少在革命前还继续承认当局有权控制印刷品，即使不是通过事先审查，也可以通过控告诽谤或议会的谴责来控制它。在费城，宾夕法尼亚的第一个印刷商威廉·布雷德福（第一次印刷是在1686年）不断受到政府和公谊会的责罚，通常是由于一些无足轻重的轻率言行。1693年，当他由于出版了一本支持贵格会教徒内部纠纷某一方的小册子而受到控告时，他厌恶地离开了这个殖民地，在纽约成了英王敕许的印刷商。在此后六年里，费城完全没有印刷所。威廉·布雷德福的儿子安德鲁回到费城，于1719年成了官方的“本殖民地承印人”。他在使当局满意方面，只比他父亲略胜一筹。一直到革命前夕，审判“诽谤者”和压制反对派的出版物，是那儿常有的事。
纽约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它直到1760年以后，才作为印刷品的印刷地开始与波士顿或费城竞争。著名的约翰·彼得·曾格一案（1734至1735年）——它肯定了陪审团在诽谤案件中有权既断定事实又决定法律——无论在回顾方面和作为法学理论的里程碑方面都是重要的。但在这个城市的实践方面，它并不是一个转折点；即使在曾格案件以后，纽约的问题并不在于出版物应否“加以严格控制”，而在于控制权应由谁掌握。对曾格在这场审判——使其作为英雄而被载入出版自由史——中所作的辩白的回报，那就是他于1737年被任命为有垄断权的“公文承印人”。二十年以后，另一位印刷商休·盖恩被带到议会法庭，受到了申斥；他“低声下气地请求他们原谅”，但是仍被命令缴付诉讼费，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犯了印刷议会一部分会议录的罪过！“纽约议会承印人”詹姆斯·帕克于1747年服从总督克林顿的禁令，不出版议会对总督的抗议书；虽然第二年他在印议会选票时又冒险把它印了出来。不到十年，即1756年，议会本身因帕克的报纸上登过一篇批评议会的文章而宣布他犯有“行为严重不端和藐视议会权威之罪”。从此，他的报纸也就垮了。
美洲殖民地印刷业所受的约束，并不仅仅来自政府的控制、审查制度和被控犯诽谤罪的威胁。最初的印刷所多亏了殖民地政府才得以存在，这一事实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印刷商及其印刷所产品的性质：政府的支持意味着政府的控制。在这些分散的殖民地社会里——在那儿人们对文学的兴趣不大，从英国进口的文学书已经可以满足他们——如果印刷业要依靠对于优雅的文艺作品的需求，那么印刷机的引进很可能要推迟几十年。可是在第一批移民来到后不久，每个殖民地政府都需要一架印刷机印行文告和法令，向总督参事会成员和议会议员提供辩论记录、会议录、决议文本以及选票，并供应每天都需要的法定表格。甚至在各殖民地建立初期——当时商务印件的销路小，对当地印刷的书籍没有需求，报纸期刊的市场也还未发展起来——政府也可以同任何能符合其需要的人签订年度合同，保证他们的收入。
总之，美洲殖民地引进印刷业的历史就是这十三个不同的殖民地政府如何津贴一项公务的概述。在马萨诸塞，最早的印刷业正如所预料的那样，处于主要牧师和哈佛学院的严密监视之下；它同时为教会和国家服务。它的业务范围和局限性可以用它最早的三种出版物作为代表。这三种出版物是：最新修订的《自由民誓约》（1639年）、为新英格兰发行的一本历书（1639年）和著名的《海湾圣诗》（1640年）——即《赞美诗》的新译本，它由新英格兰的三名牧师翻译，一般认为译文更为精确。英国殖民地的初期出版物主要是殖民地议会制定的法律和法令。
本杰明·富兰克林是位有事业心的事业家。他把被任命为宾夕法尼亚议会的秘书一事，主要看作是一条为其印刷所谋取政府印刷业务的途径。富兰克林在不到十二年时间里（1739至1750年），收到的秘书薪金和承印法规上纸币所得，共计二千七百六十二宾夕法尼亚镑。富兰克林《试论纸币的性质和必要性》一书（1729年）——这本书既是他写的，也是他印的——极力主张印刷更多的地方纸币，用宾夕法尼亚大量可供拓殖的土地作担保。“我的议会中的朋友们想起我曾有微劳，认为当由我承印纸币以作酬谢；这是获利甚丰的生意，对我大有帮助。此事也是由于我能够写作而得的又一桩利益。”在另一个场合，富兰克林甚至因为销毁久用而破损的殖民地货币得到酬金。就在这时前后，邻近的特拉华殖民地也与富兰克林签合同，印刷纸币、法令和政府会议录。
1730年在弗吉尼亚开设半个世纪以来该殖民地第一家印刷所的威廉·帕克斯，仅在几年前曾作为马里兰的官方承印人在安纳波利斯设店营业。这个职务可以使他通过承印议会的辩论记录、选票和法律得到有保证的年金，从而吸引了他。帕克斯只是在弗吉尼亚议会向他提供官方的印刷任务并保证逐步增加年金后，才到威廉斯堡开设印刷所的。他的年收入开始时为一百二十镑，到他去世前已增至二百八十镑。并不是所有的殖民地都有这种好运气的，有的殖民地把要印的东西送到邻近的殖民地甚至国外去印。虽然南卡罗来纳的议会早在1722年就开始以提供津贴来吸引印刷商，但过了九年才有一位印刷商被说服在那里定居开业。
在这些情况下，殖民地的印刷业很难成为新颖的、惊人的或激进的思想的温床。印刷商必须成为“政府人士”，必须是殖民地的统治集团所能接受的人。只有政府的业务才能使一个人有可能在殖民地以开印刷所为生。因此，政府的印件在一个稳健的印刷商的工作日程中居于最优先的地位。在那些被延期或以节本形式出版的私人资助的书籍中，表示歉意的前言就可对此作出证明。随着每个殖民地的商业和人口的发展，政府印件在整个印刷业务中所占的比例逐步缩小。只有在这时，一个持不同意见的或不落俗套的印刷商才有可能在经济上获得成功。
在以后几个世纪里，美洲有影响的“出版界绅士”按欧洲标准来看完全不是“绅士”。美国新闻界人士的前辈不是随笔作家、才子和专业作家，而主要是印刷商，即经营实用的公共新闻的匠人。他们不是聚集在客厅、咖啡馆或沙龙里的文人学士。相反，他们是社会公仆，用十八世纪的语言来说，是“公文承印人”。他们的手沾有印刷油墨，他们经常出入于议会和市场，以收集好销的商品。他们的印刷所成了讨论会的场所和邮局，即发布新闻和舆论的中心。为了谋生，他们必须赢得政府的信任，发现新闻来源，寻求尽快地推销他们的商品的办法。他们已经开始发展这种前所未有的公众信息网，这种网将使一个巨大的民族团结起来，刺激和满足渴求新闻的欲望。
殖民地生活的一些特点加强了以此类工作谋生的人的影响。最主要的一个事实是存在着许多各自独立的政府，它们有着各自的行政机关和议会，有着各自的条例、法律、议会辩论记录、选票、会议录和命令等需要印刷。单是这许多各自独立的政治单位的存在，就给美洲早期印刷事业提供了一个中心和一种实际的公务用途，而且有助于使印刷所为整个文化界服务。
到革命时期，每个殖民地政府都已在它的首府有一个印刷商为它的需要服务。在大西洋沿岸的所有主要城市都可以找到印刷商。如果一个殖民地政府嫌它的“公文承印人”不合心意，别的政府会欢迎他去，并提供给他官方的印刷业务。凡适合于当“公文承印人”的人总有地方要。
在印刷所向美洲的城镇扩展的同时，它们也从伦敦、牛津和剑桥扩展到英国各郡。但是，美洲殖民地的印刷商有着他在英国各郡的同行们所不知道的尊荣和权势（以及一些新的职能）。“公文承印人”是一种美洲制度。威廉·帕克斯、本杰明·富兰克林、威廉·布雷德福和安德鲁·布雷德福生活在政府的中心，而那里是新闻的来源。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预示着美国的政治和新闻界之间的特殊关系，这种关系最近表现为总统定期的记者招待会。英国地方上的印刷商恰是另一种匠人，只有伦敦的英王敕许承印人才有官方地位。但是，美洲每个殖民地的公文承印人都占着一个重要的公务职位。
“公文承印人”作为殖民地法律、议会会议记录和主要报纸的印刷者，是当地邮局主要的主顾。因此，他经常感到成为当地的邮政局长是既方便又有利可图的差使。他不仅可以用公费由骑马的邮差分送他的报纸（富兰克林一度这样做过），而且能以许多间接方式从邮政局长这一职务中得到好处。距离之遥远加强了对新闻的渴望，从而各城镇的邮局成了事务家们聚集的地方。因为所有信件首先要经过邮政局长之手，因此他能最快而且最机密地得到消息。当城镇居民来寄信时，他可以收集当地的趣闻轶事，同时销售书籍杂志、咳嗽药、封蜡、巧克力、柠檬、书写纸、笔和琴弦等等。印刷所变得像以后的百货店了。在每个社区里，印刷所的主人是一位有影响的人物。
第一份定期出版的美洲报纸——《波士顿新闻通讯》（1704年4月24日创刊）——是经该市邮政局长、马萨诸塞殖民地“公文承印人”约翰·坎贝尔“许可出版”的。此后历任波士顿邮政局长竟至于认为它是该局的出版物。1734年由埃利斯·赫斯克创办的报纸有个意味深长的名称，叫《波士顿邮递员周报》。该报的版权说明如下：
波士顿；邮政局长埃利斯·赫斯克出版：广告业务承接地点在市政厅北门对过国王街邮局，该处并为本地城乡各界人士供应本报。
在康涅狄格，第一份报纸亦由一位出任该殖民地邮政局长的印刷商创办。当邮政局长的诸种好处有助于使报纸掌握在政府所信赖的有身份的人手中。
因此，美洲殖民地早期的书报印刷商（通常还有作家）熟知公众的口味，也熟知向广大群众销售和投递印刷品的各种问题。富兰克林偶尔违背他本人关于对公职“决不营求，决不拒绝，也决不辞职”的准则，其中一次发生在1751年。当时，他谋求美洲殖民地邮政总局副局长的职务，并且授权他在英国的朋友为此付出一笔高达三百英镑的款子。“这个位置一般认为一年只有约一百五十英镑收入，但在其他方面它对我非常合适，特别是它能使我实行一项好久以前就已形成的计划。现附上一件此项计划的抄件，我希望它不久会产生使你和所有的有用知识爱好者都会欣然赞同的某种东西，因为现在我已认识了美洲一大批有创见的人。”这项“计划”就是要去组织美洲哲学学会，富兰克林首先是把这个学会设想为交流有用知识的场所。促进通讯是它的主要目的，因为富兰克林认为，把生活在“不同气候下，有着不同土壤，出产不同的植物、矿藏、矿物，并能进行不同的改进和制造等等”的人们中间的非正式信息集中起来，就能产生进步。
在富兰克林参与殖民地邮政长时期中——他先是（1737年后）费城的邮政局副局长，以后（1753至1774年）是所有美洲殖民地的邮政总局副局长——他为加速邮政的发展和使自己有利可图，做了大量工作。他就职时，邮政总局几乎入不敷出，而到1769年，他已获利一千八百五十九英镑。当他于1737年就任费城的邮政局长时，并无收寄报纸的法律规定，也没有订立运送报纸的收费标准。作为邮政局长，他可以干脆把他的报纸发给骑马的邮差（并且禁止他们运送与他竞争的报纸）。他的职位还带来出版方面的许多其他好处：“能使消息灵通，从而改进了报纸，增加了它的需要量和它所刊登的广告，结果使我得到了一大笔收入。原来和我竞争的那家报纸就相形见绌，日见衰微。”
富兰克林在就任所有殖民地邮政总局副局长时，扩大了他在费城进行的允许其竞争者邮寄报纸的试验。1758年，他第一次为报纸规定了固定的（可获厚利的）邮费。甚至这一改革，也主要是为了巩固和增强保守派的报纸，而不是为了提供出版自由。他解释说，他的目的是要消除这些不便，而不是阻拦报纸的推广。报纸在许多场合下对政府有用，对商业和公众有利。
殖民地政府对发行报纸的控制（因而也即对印刷成文的舆论的控制），由于舆论的冲突尖锐起来而变得更难以忍受了。威廉·戈达德（1740—1817年）和他的姐姐玛丽·凯瑟琳·戈达德（1736—1816年），由于反对邮局的垄断而获得了美洲出版自由的守护神这一名声。戈达德在许多方面是美洲实业家的典型，他好动，不幽默，不圆滑，可是以具有极强的进取心和组织能力著称，他还善于让人听取他的意见。他是康涅狄格新伦敦的一位医师兼邮政局长的儿子，曾经拜纽黑文的邮政局长和报纸发行人詹姆斯·帕克和约翰·霍尔特为师学习印刷业务。1762年，戈达德在罗得岛的普罗维登斯开办一家印刷所，创办一份报纸，并担任该城的邮政局长。办报必须有八百个订户才能应付各项开支，但他没有这么多订户，于是他先到纽约，然后去费城，在种种不同的要担风险的出版事业中去试试运气。最后他在巴尔的摩定居，在该地办起了《马里兰报和巴尔的摩广告报》（1773—1793年），在独立前的最后一些年月里大声疾呼。
他作为“一份十分自由的报刊”的业主，深受政府控制的邮局的损害。向费城以外各地分发三百五十份报纸，邮局要向他每周收费一镑。结果他自立邮政系统，使他的报纸不受政府控制，以此来对付这种滥用职权的行为。戈达德的这项工作发展了起来，1773年12月30日有关波士顿茶党的新闻就是由他的邮差从纽约带到他在巴尔的摩的办公室的。
希望有一个比较自由、比较“合乎宪法”的邮政事业的想法符合革命舆论的主流。早在1711年，弗吉尼亚议会就曾拒绝拨款给不久前根据英国议会的一项法令改组的邮局，理由是这项法令所确定的收费标准无异于不经他们同意就征税。到十八世纪晚些时候，也就是在富兰克林对邮政局进行了九年遥控以后，旧制度才受到了有效的竞争。到那时，报纸的兴起扩大了对邮政业务的需求，而威廉·戈达德的勇气、事业心和组织能力使一种新制度有建立的可能。纽约的印刷商约翰·霍尔特于1775年5月解释道：“戈达德的行动始终一贯，他总是尽力支持英国宪法和同胞们的权利和自由……不顾自己的个人安危和个人利益。作为一个印刷商，他尤其如此。由于这种行为，戈达德惹怒了许多当权者，邮局停止和阻碍发行他的报纸，使他受害深重（他认为他是该殖民地受害最严重的一个）。邮局一直是英国内阁手中的一个工具，被用来促进他们奴役殖民地和破坏英国宪法的阴谋。”
大陆会议的需要，新建的美国军队的需要，以及正在兴起的殖民地报纸的需要，使第一个美国邮局应运而生。当公有的美国邮政制度于1775年7月26日建立时，它不是以英国制度为基础，而是以旨在使邮局摆脱政府统治的戈达德的私人企业为基础。当新政府任命第一任美国邮政部长时，被任命的不是那位曾构思和创办美国邮局的戈达德，而是曾多年运用英国制度的富兰克林，这就表明了新政府的保守主义。美国邮局，特别是邮政部长和各地的邮政局长，将继续介入政治。
因此，殖民地的印刷商－新闻工作者－邮政局长这种一身而三任的人所从事的是一项新的、显然有美洲特色的职业。他在美洲是作为匠人和小商人而不是作为文人起家的，但是他在政府中的重要作用使他和公共事务保持着联系。政府之分散于十三个不同的中心，对于某些种类的实用信息的迫切需要，以及印刷所和邮政局的结合，使印刷文字的潮流和公众的思潮融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