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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编
一个稀疏地分布于美洲这片无垠疆土上的民族，就像从一个焦点四下散射的光线。所有的光线并未消失，而热量则荡然无存。
——塞缪尔·约翰逊
并无别种追求的哲学家和诗人们，最好还是在一个古老的国家颐养天年。
——本杰明·拉什
殖民地时期美洲文学作品的平庸和粗劣，使得美洲市场对外来作品开放，也增加了引进方式所具有的意义。毫无疑问，一个如此分散而人口又如此众多的文明社会，达到这样程度的文化普及，是前所未有的事；同时，一个文化如此普及的人民，产生的纯文学作品却又这样少，这种情况也是前所未有的。在美洲文化的这两个特征之间——整个人民的文化普及程度高和统治集团的文学素质差——是否会有某种联系呢？在现代的西欧文化中，文字出版物的最高尚的用途，除了神圣的宗教经典外，在于展现供特权阶级享用的华丽的文学作品。人们是根据戏剧、诗歌、小说和散文的成就来评价这类文化的，而这些作品如同宫殿和庄园宅第一样，都是贵族文化的纪念碑。然而，我们是否一定要以建造这种纪念碑的能力来衡量 我们的 文化呢？我们是否一定要希望将更多的美国人民领入贵族纯文学的神秘幻境中去呢？
在美国，文字出版物有着另一种命运；它的作用，用文字考古学家的传统技术来判断，并不那么容易理解。由于美国人特别强调相关性、实用性、“读者兴趣”和普遍吸引力，文字出版物便呈现出非常不同的形式。美国式的文化人士，不是骚人墨客，而是新闻记者，不是文笔优美的散文作家，而是实用手册的写作者，不是“艺术家”，而是宣传鼓动家。他的读者，不是在沙龙之中，而是在市场之上，不是高墙深院内的隐者居士，而是理发店里或寻常人家火炉旁的平民百姓。他所写作的东西“明白易懂”：文章要读者注意论述之对象，而非作品本身。由于作品注重目的而较少顾及形式，因而也就不会创造出一批职业的“鉴赏家”，一群为形式而形式的一知半解的人物。在这里，美国的生活也是集中注视着事物的发展过程，而不是最终产物：文字出版物与其说被视为“文学”，不如说被当作传递信息的工具。上述这些倾向，其实可以追溯到久远的过去，这种倾向之所以盛行，部分的原因是殖民地时期，我们的土地上并未出现过蓬勃的文学文化。
在西欧，统治阶级的文学最早是用业已死亡的、外来的“经典”语言写成的。其深奥难懂大大抬高了这些作品的身价，那些握有打开古老的学术殿堂钥匙的人们，也权势陡增、自命不凡。在那些贵族文化中，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作品，至今仍然被公认为是现代作品所望尘莫及的。英国统治阶级接受的正统教育，历来是古代的经典著作——在牛津，它们就被意味深长地简称为“名典”。人们一直认为，期待进入政界的人士，在他们接触本国语言的文学以前，应当首先了解深奥的希腊和拉丁文学。在美洲，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被扭转过来。一些最有修养的人士大力进行鼓动，反对在学术中将“经典”标准永久化。尽管美洲也出现过浪漫主义的例外，如乔治·桑兹于十六世纪二十年代曾在弗吉尼亚翻译过奥维德
的诗作，但在我们的文化中，通晓古典语言，从未得到过在英格兰一向得到的那种普遍的声望。我们从本地语言的文学起步，这样的文学以它的实用性而赢得了自己的名声。
由于书籍不同于口头语言，必须随身携于行李之中，因此在殖民地时期的美洲（或它的各个地区）所能看到的书本文化，从某种观点来说，受制于当时的交通工具。书籍是在某一特定地点印制的有形物品，它们往往只存在于印制地点附近，或者至少是几个发行中心附近。因此，把美洲殖民地拥有的书籍描述成仿佛处处皆有，是特别会使人产生误解的。
在殖民地时期，进口和销售书籍的经营中心，甚至也即阅读书籍的中心，全分布在大西洋沿岸。当时，在水路行进一千英里，比陆地跋涉一百英里还要容易；带十几本书乘船旅行六个星期，比带着这些书走十天陆路要顺当得多。美洲的书本文化基本上是一种舶来品。美洲生活的许多持久的特点，就植根于这个简单的事实以及书籍输入的特殊方式。
书籍在当时是城市的商品，而在革命时代以前，美洲不存在任何较为发达的内陆城市。甚至到了1790年，人口超过六千人的八个城市，也都位于海岸线上。西进运动和内陆城镇发展的后果之一，是一些不易接近欧洲书本文化的城市相继兴起。但是，只是在美洲出版第一批书籍后又过了几十年，美洲版的书籍才开始取代从英国运入的书籍。
美洲的城市，一心仿效大洋彼岸的伦敦。卡尔·布里登博指出：“由于它的目光朝着东方而不是西方，它几乎可说是位于美洲的欧洲社会。”此外，美洲人口向内地扩散的主要通道，几乎全都始于东部海岸的某个城市。这些沿海的主要城市，像是许多相互隔开的漏斗，英国的书本文化通过它们进入内地，然后散入乡村地区。因此，美洲殖民地的书本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受着城市的影响和筛选。唯一重要的例外是弗吉尼亚，那里河网交错，烟草经济发达，一些书籍被扩散到几十个私人种植园的船坞。但是，穿越弗吉尼亚的文化溪流，首先已经经过伦敦这道关隘的过滤。
在最大的五个城市中，没有哪一个确立了对整个殖民地生活的无可争议的文化支配地位。尽管它们在政府形式、旅店和社交娱乐等方面颇多相似之处，但也存在着对美洲文化的未来至关重要的地方差异。我们习惯于把波士顿看成是支配十七世纪美洲文化的城市，然而早在1680年，纽约（当时称新阿姆斯特丹）和纽波特就有着可与波士顿相匹敌的城市生活。虽然波士顿是早期殖民地城市中人口最多的一个，但到1760年，它已经落到了纽约和费城之后。在十八世纪，各殖民地城市中间存在着争夺领导地位的激烈竞争。甚至在最初的几十年里，费城就和波士顿并驾齐驱，纽约亦相距不远，而纽波特和查尔斯顿如用英国除伦敦以外各地的标准衡量，也已是颇具规模的城市了。许多较小的城市逐渐兴起：朴次茅斯、塞勒姆、哈特福德、纽黑文、新伦敦和奥尔巴尼等。如果说确有居于优先地位的城市，那也是新陈代谢、变化频繁的。当费城变为人口最多的城市时，人们忘不了这个首屈一指的地位前不久还是波士顿所占据的。到十八世纪末，纽约人已经开始希望，他们可能取代费城而跃居首位。但是，美洲从未有过自己的伦敦或巴黎——在历史、政治、文化和商业方面都起着无与伦比的领导作用的大都会。
由此产生的后果之一，是美洲的书本文化，尽管不断从伦敦获得滋养，但仍然开始具备各种不同的与地方问题和美洲大陆多层次的生活相对应的特性。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这也是我国书本文化的特点。殖民地时期留下的这份遗产的构成因素，来自各种各样的宗教态度，来自各地五花八门的谋生手段，来自另外许多地区性的差别，所有这些使得任何一个特定地区都难以独霸天下。在几个殖民地城市中，进口书籍生意都越来越兴旺，这就分散了决定哪些书籍值得购买和引入的权力。
英国的主要图书馆，例如大学的图书馆，藏书日积月累，历经许多年代。在绅士人家的乡间宅第，新近出版的书籍，只是覆盖在祖先遗留下来的大量宝贵书卷上的一层薄薄的表饰。然而，在为输往殖民地而购买的书籍中，近期的书籍占着更为显著的地位。约翰·哈佛向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那个学院赠送了大约四百余册书籍，其中四分之一以上是1630年以后出版的。把家中大量藏书带往美洲的例子当然也有，但是随着十八世纪岁月的流逝，新近出版的书籍所占的比例逐步增长（殖民地频频发生的火灾，使这种情况更为突出，例如1764年烧毁了哈佛图书馆的那次火灾），这就使波士顿那样有选择地引进各种书籍的做法显得更为重要。
在波士顿创建的初期，书籍的数量出乎意外地多，而且它还是很能赚钱的商品。1686年，该城还只有五十年的历史，人口不足七千，但书籍交易却相当兴旺，书商不下六、七家，至少其中有一家靠着书籍买卖而发了大财。只要将此情景和我们现时大约相同规模的城镇中的书籍交易情况作个比较，我们就会了解书籍在十七世纪波士顿生活中的重要性。
一个曾于1686年到波士顿做过生意的伦敦书商约翰·邓顿对此有过一番描述。他的描绘尽管明显地带有夸张的成分，却反映了当时繁荣而又竞争性很强的书籍生意。“我在那里受人欢迎，恰如夏天的酸啤酒；他们把我所赚的钱视作他们的损失，这倒真是照着古老的谚语‘利无不争而至’的道理行事的。”邓顿声称，在不到五个月的时间里，他收回了拖欠未还的五百英镑书款，销完了他随身带的大批书籍，得到了另外许多订购单，这些书他将在回到英国后再行发出。书籍生意继续蒸蒸日上；1719年，丹尼尔·尼尔提到，货物交易处——即现在的州议会大楼所在地——“四周围绕着书店”，书籍交易十分兴旺。
波士顿所拥有的商业中心地位，使它有能力影响邻近一些殖民地的文学欣赏情趣和阅读题材。托马斯·哈钦森总督在描述十七世纪后期的情况时说：“新英格兰的其他政府不直接从英国进口（或几乎不进口）英国货物，英国商品是由马萨诸塞的商人们提供的。”新英格兰的书籍市场尽管比印刷出版业自由得多，但也受其主导思想的限制。
科顿·马瑟在1683年写道：“这里有一个贩书的老手，只要我愿加指点，他就能使宗教的和有用的书籍遍布这里的每一个角落。因此，我决意尽力而为，指点和帮助他这样做。”劲头十足的马瑟和波士顿的其他统治者们竭力促进书籍的流通，并务使这些书籍有益于教化。1713年，马萨诸塞议会通过一项限止“小商、货郎和小贩”的法案（波士顿以外已经安居立业的商人怀疑这些人兜售偷来的商品和干扰自己的生意），马瑟为此和书商们联合起来，“在议会陈词力争，以便限制小商贩的法案不会妨碍书商在该殖民地售卖宣扬虔敬之道的书籍”。
马瑟所用的“宗教的和有用的书籍”一语，相当精确地指明了波士顿舆论界的领袖和书籍购买者们为本城和内地引进的书籍所具有的特点。就我们所知，波士顿的书市为宗教和训诫性的书籍所支配，这在波士顿书商约翰·厄谢尔的发货清单中可以找到有趣的证据。1682年，厄谢尔从伦敦收到大约八百本书，这些书显然都是由一位英国供书者为他选择的，其中大约一半是宗教方面的书，五分之一是传奇故事和纯文学作品，还有五分之一是学校课本，可以明确地归类的其他书籍，只有航海书籍（六十册），历史和游记（四十五册）和医学书籍（十二册）。这必定代表了伦敦书商对新英格兰阅读口味的估计。但是，从三年以后的发货清单来看（那时，厄谢尔已自己选定书籍），波士顿之偏爱说教性书籍而漠视文学作品的倾向，甚至比伦敦书商的猜测还要强烈。在厄谢尔那一年亲自订购的八百本书中，宗教书籍和学校课本几乎各占一半，其他类别的书少得可怜——五十册航海书籍，三十余册法律书籍，而传奇和纯文学书籍则屈指可数。
其他一些迹象表明，约翰·厄谢尔偏重宗教书籍的情况，在十七世纪的波士顿相当典型，并且在以后几十年间依然如此。当波士顿的一位书商迈克尔·佩里在1700年死去时，他的财产清单显示，在他手头所有的近二百余种书中，有三分之二是宗教书籍。
最重要的私人藏书室当然是地位显要的牧师们拥有的。其中规模和气派最大的要数科顿·马瑟的藏书室。热情洋溢的约翰·邓顿在1686年说：“我确实认为，他所拥有的藏书室，是我见到过的最好的藏书室之一（就私人藏书室而言）。不，我甚至还可以进一步断言，正如牛津大学著名的布德雷安图书馆即使称不上全欧洲的骄傲，也是那所大学的骄傲一样（它超过了梵蒂冈的图书馆），我同样可以说，马瑟先生的藏书室即使算不了全美洲的瑰宝，至少也是新英格兰的明珠。我肯定，这是我在波士顿所见的最好的东西。”马瑟的儿子塞缪尔把这个藏书室称为“举家产业中最宝贵的一部分”，书卷“多达七千至八千余册，都是那些作品难得和声望卓著的作者们的大作”。遗憾的是，我们得不到这个藏书室的书目，但这套藏书中宗教书籍占极重比例，几乎是毫无疑问的。
在那些早期的年代里，哈佛学院仍然坚持自己的建院宗旨，即为新英格兰培养有学问的牧师。约翰·哈佛遗赠给学院的书中，将近四分之三是神学书籍；在十七世纪晚些时候赠送的另一些书籍，更加重了这种神学色彩。尽管人们不时抱怨（最早是亨利·邓斯特院长在1647年抱怨）图书馆藏书种类过于狭窄，但直到十八世纪后期，波士顿才有了像样的非神学书籍的藏书。
甚至到了1723年，从乔舒亚·吉的书目来看，哈佛学院藏书的三分之二仍然是神学和宗教书籍。最明显的欠缺是当代文学和纯文学书籍太少。图书馆确实收藏着莎士比亚、弥尔顿和另一些名声稍差的诗人的作品，但是要找蒲柏的作品、《闲话报》和《旁观者》之类刊物，就很难如愿了。在许多方面，哈佛学院图书馆与英国一些较小的学院的图书馆并无多大差别，但图书的偏向和局限性在新英格兰造成的影响则更大，因为哈佛学院一直支配着该地区的精神和知识生活。这些局限，也表现了当地居民的高尚阅读情趣，因为有关书籍的知识，主要是由新英格兰的牧师们在布道和其他各种活动中传播的。
尽管从事文学活动的机会在新英格兰毫无疑问要比在伦敦更受限制，但比起英国北部和西部的偏僻地区倒并不见得更差。新英格兰的文学与十七世纪的整个英国文学是无法相比的，它只能与英国伦敦以外各地的清教徒文学作比较。即使这样，它也是狭隘的。在十七世纪的波士顿，人们丝毫看不到英国文化较早的、更为自由奔放和更具冒险色彩的时代所残留的遗风。除了极少的一些例外，书籍都是出于一个目的而来到新英格兰的。伦敦桥畔的廉价书摊敢于陈列的一些书籍在波士顿会使书商招致罚款或受鞭笞之苦。而悄悄渗入伦敦市场，起着娱乐作用、间或也能刺激和扩大思路的那些内容琐碎、言词俏皮、低级下流和宣扬异端的书籍，很少有可能进入波士顿。书商们的发货清单中甚至没有那个时代的伟大而想象力丰富的作品，这是令人沮丧的。
在清教徒集居的新英格兰，没有任何东西比宗教更为“实际”。他们一心追求宗教的实际应用，这就给了宗教书籍突出的地位，但这种做法也限制了他们的视野。那种使宗教文学——如果不是整个文学的话——摆脱浮华矫饰、贵族气息和玄思风格的客观环境，给人们的鉴赏趣味带上粗犷和讲究实际的特征。看似荒谬的是，清教徒对公共教育的兴趣，后来使得马萨诸塞海湾的居民成为当时文化水平最高、文字修养最好的群体之一，但在它的最初年代里，这种兴趣同时也限制了当地居民的阅读情趣和对事物的关注。因为文化素养被认为主要是树立正统观念的助手，其次才是获取其他有用知识的手段。“宗教的和有用的书籍”应当是有学识的头脑所贮存的全部东西。“趣味盎然和轻松消遣”的作品——许多属于英国文学的精品之列——在这样的环境中，是无立锥之地的。
为了实现自我拯救，以自己的眼光，而不是以牧师的眼光来洞察上帝的旨意，一个人必须能够阅读。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议会是这样宣示的（1647年11月11日）：
阻止人们诵读《圣经》，是罪恶的撒旦的主要图谋。早先，他将经文蒙裹在异族的语言之中，现在又诱惑人们不习文字。这样，圣书的原意至少可能被道貌岸然的骗子们的虚词伪饰所湮没，我们教会和民众的先辈们的墓地就无法长留智慧和学识，上帝也无从帮助我们的努力开拓。
有鉴于此，郑重告示如下：凡属此管辖的每个市镇，一俟上帝使其增至五十户之众，则必须委任一人，专司教导所有求助于他、以习读写的儿童……
马萨诸塞普及公众教育所用的主要课本是《新英格兰识字课本》。在十七世纪结束以前，它已成为最畅销的新英格兰课本。在以后的一个半世纪里，销售数超过三百万册。对于新英格兰，乃至各殖民地的其他地方来说，这本书作为一个识字工具所起的作用，同韦伯斯特的蓝色封面拼写读本后来对新建国家所起的作用相仿。不同的是，韦伯斯特的读本，旨在产生一个文化普及、说写同样一种语言的民族，而《新英格兰识字课本》则有着更为教条的目的。从打开课本学习它的字母表和诵读第一个音节之日开始，新英格兰的儿童就被迫吸收他所在的群体所赖以生活的哲理。
革命以后，风尚有了一定的改变，世俗的气氛逐渐增强。到十八世纪，押韵的字母表有时已经不再是从《圣经》人物Adam（亚当）排到Zaccheus（撒其厄斯），而是从apple（苹果）到Zany（小丑）。原先劝导人们学会看书，以便熟知《圣经》和进入天国的告诫，到了十八世纪的末期，也已被别的东西取代。有一首流传的劝学歌是这样的：
不学ABC，
永远是蠢驴；
谁个学得好，
乘着马车四处跑。
但这些仍然只是较小的变化；宗教的核心所在——使徒信经、主祷文和某种形式的教义问答手册，一直继续保留到十九世纪。直到那时，识字课本才最后被韦伯斯特的拼写读本和阅读课本所淹没。
随着十八世纪头几十年的消逝，这种讲究实用和说教训诫的浓厚气氛逐步淡化，甚至在新英格兰也是如此。就像各殖民地的其他地方一样，时间造就了趣味的同化，因为在大多数殖民地，书本文化为城市中的有钱人所支配。这些本地贵族原本都是生意人，而由于商业兴旺有赖于互相交流，美洲沿海城市的文化在十八世纪期间也就变得更为相近。到十八世纪下半叶，传播书籍的机构——书商、私人藏书室和学院图书馆——又有所增补：如出现了“社会图书馆”（类似富兰克林在费城创办的图书协会，会员们交纳会费而取得借书的权利），以及商业性的和公共的巡回图书馆。这些图书馆的藏书中，神学书籍所占比例要小得多，读者可以选择历史、文学、游记、法律、科学和小说等方面的书籍，范围之广足以满足北美任何地方的城市居民。
但是，刻板的波士顿的早期特点——狭隘的求实态度——长久地保留着。倘若它的书本文化较为宽容大度，较少殖民地清教的苛刻，波士顿本来是可能会成为文化首府的。可以设想，那将会给美洲全部文化生活带来完全不同的面貌。
虽然弗吉尼亚由一个贵族阶层统治，它的首府却不是一个城市，这对弗吉尼亚的书本文化，就像对它的政治制度一样，是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一个事实。在1776年，弗吉尼亚是各殖民地中人口最多的一个，几乎相当于马萨诸塞、宾夕法尼亚、马里兰或北卡罗来纳的两倍，占各殖民地居民总数的五分之一。然而，尽管其他殖民地都有中心都会（费城有四万人口，甚至查尔斯顿的人口也有一万二千），但弗吉尼亚法定首府威廉斯堡的常年居住人口只有一千五百。它虽是殖民政府和威廉与玛丽学院的所在地，又是该殖民地文化生活的一个小小中心，但它在一年的大多数时间里只是一个沉睡的村庄。每年只有两度——即议会开会或召集公民代表会议的所谓“公众活动期”——威廉斯堡才迅速而又短暂地现出生气，人口会增加一倍。可是，就像欧洲中世纪的集市乡镇一样，它仍然只是一个季节性的聚会地点。
因此，在殖民地时期，传入弗吉尼亚种植园藏书室的书籍，不是来自邻近城镇的书店。除了那些移民们初次到来时所带的书，或以后偶尔返回英国后带回的书，一般都是专门从伦敦订购的。每个种植园主都得自己决定（或者，更经常的是让他在伦敦的代理人代为决定）应当购进些什么书。富兰克林后来在他的《自传》中回忆：在1722年，“波士顿以南的任何一个殖民地，都没有一个像样的书店”。就中部各殖民地而言，这种说法未免有些夸大其词，无非是想借此炫耀他自己在建立图书馆和书店方面的开拓作用。但就弗吉尼亚而言，情况确是如此，就是很多年之后也还是如此。在1736年以前，威廉斯堡可能一个书店也没有。几乎一个世纪以后，杰斐逊仍然向约翰·泰勒抱怨（1816年5月28日）：“在我们这个偏僻的内地和没有书店的地方［蒙蒂塞洛］，得到新书真是难上加难。”不过，缺乏兴旺的书籍交易，与其说是没有对于书籍的需求，不如说是反映了弗吉尼亚生活的风貌。
种植园的私人藏书室里的藏书内容表明，在书籍方面，恰如其他输入物品一样，弗吉尼亚的绅士们是按照英国的模式行事的。依据英国的准则，上流人士可以学而有识，但决不能唯书是从：学究作风和专家气度被视为瘟疫般的东西而竭力避免。他们必须广闻博识，以便遇事能应付裕如，圆满地解决各种私人问题；但是，正如托马斯·佩顿所告诫，“决不能将有学识的人与他们的充满邪道新说的书籍和朋友混为一谈”。在培养一名绅士时，所强调的完全是实用性的。判断这样一个人，主要不是看他头脑里装着什么，而是看他的庄园宅第有些什么陈设，不是看他是否富有才智和见识，而是看他是否为人宽厚、举止得体。
英国的模式很少有什么东西能激发弗吉尼亚的模仿者们去当文人或藏书家。在十七世纪的弗吉尼亚，位于社会阶梯底层的人几乎无人看书，大多数弗吉尼亚人恐怕根本看不懂书。如果我们所要问的，不是有多少人有文化，而是有多少人没有文化乃至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那我们还可以找出一个粗略的答案。专门研究殖民地时代弗吉尼亚的社会历史学家菲利普·亚历山大·布鲁斯查阅了十七世纪的县府档案，以便了解有多少名字是用符号代替而不是正式的签名。在他查阅的一万八千份材料中，几乎一半的男性白人居民（包括一些法官）是目不识丁、不会签名的文盲，白人妇女不会签名者占四分之三。就是这个数字，还可能夸大了弗吉尼亚人的文化水平：我们知道，会签名的人，有时是既不会阅读，也不会书写的。
在社会阶梯的顶端，甚至在十七世纪，一些种植园主贵族就有较大的藏书室。例如，威廉·伯德的那种罕见的私人藏书室，到1744年时藏书已超过三千六百种。但是，人们常常过于强调了这些少见的情况所具有的意义。伯德是一个奇才，他的藏书规模在弗吉尼亚首屈一指，在其他地方只有科顿·马瑟和詹姆斯·洛根的藏书可以与之匹敌。其他一些“弗吉尼亚首户”——威廉·菲兹休、李、卡特和沃姆利等几个家族——也有可观的藏书，但是弗吉尼亚的头面人物们从来不是书生气十足或博览群书的。对大约一百个私人藏书室的调查表明，这些藏书室的规模，就平均情况而言，比一般人设想的要小；将近一半藏书室的藏书不足二十五种。在1700年以前，书籍超过一百册的藏书室几乎是凤毛麟角；就是在十八世纪，一个弗吉尼亚大户人家的财产目录上只有十来种书的情况，也绝非少见。与杰斐逊的藏书室相比，华盛顿和约翰·奇尔顿的情况更具典型性：前者仅有几本供实用的书籍，而后者虽然拥有价值一千七百英镑的家产，但所有的书籍不过“两本翻旧了的小开本《圣经》和十八本其他书籍，大多数已经陈旧不堪”。
这些藏书的显著的共同特点，是它们的实用性。规模较大的藏书室中，书籍内容十分广泛；有各种宗教著作，也有一般的文学作品，包括无处不在的《圣经》和《公祷书》。但甚至是这样的“宗教”书典也常常是实用的和祈祷性的——如贝利的《虔敬的德行》和《人的全部义务》——而不是神学理论或思辨性的。书籍的多样性，从正统的清教教义到自然神论，表明了书籍的主人豁达和宽容的气度。
在十七世纪，法律书籍往往构成数量最大的一类书籍，不仅罗伯特·卡特之类显要人物的大藏书室里有（他的藏书达三百册，其中一百册是法律方面的书），一些小的藏书室里也有。阿科马克县的大种植园主索塞·利特尔顿上校在1680年去世时，共留下十七本书，其中法律书籍有四本；安妮公主县的克里斯托弗·科克上尉在1716年留下二十四种书，有九种是法律方面的。在十八世纪期间，法律书籍的比例似乎增加了，不仅在律师之中如此，在医生、牧师，尤其是大种植园主中间也是这样。在这个新开辟的地方，所有的财富都出自土地，而土地的法定归属常常引起争议，律师就显得十分短缺。作为乡镇的法官、议员和教区委员会成员，弗吉尼亚的领导人物面临着司法、立法和执法者所要处理的所有法律问题。不了解一些起着殖民地群体黏合剂作用的英国法律传统，他们就无法履行最简单的公共职责。这个传统，为弗吉尼亚提供了政体机构和制度，也为一个新生的国家勾勒了轮廓。
尤其是在一些较小的藏书室里，或者在藏书不足二十余册、本不应该称为“藏书室”的地方，人们常可看到医学书籍；这些书是种植园主或他的妻子为种植园患病者进行治疗的帮手。他们所拥有的农业、建筑、养马、狩猎和捕鱼等方面的各种手册，不是为了满足业余癖好者，而是生活的必备工具。甚至马术和园艺一类的书也有其作用，它们使弗吉尼亚人能更加惟妙惟肖地再现英国乡村生活的风貌。
对弗吉尼亚人来说，关于怎样做一个庄重纯正的基督教徒的教诲，几乎同如何治疗天花的要则一样地实际。甚至“古典著作”看来也主要是被当作了解人、了解历史、了解自然和实际事务的参考手册，而不大被当作有教养的绅士的装饰品。普鲁塔克、亚里士多德、普拉尼等人的著作，主要是获取科学知识和政治智慧的源泉。进入十八世纪后，经典作品的数量有所增加，但从未达到过可观的数目。弗吉尼亚人几乎全都依赖翻译本。约翰·克莱顿牧师在1648年从詹姆斯敦写回英国的信中说：“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学者，每个人自己学习，以期既当医生，又当律师。他们天资聪颖，这一点，定会使你深感兴趣：恰恰因为缺乏书籍，他们反倒更能考察实际生活。”
英国来访者们感到很难相信，一个兴旺的统治阶级，竟会是直接从经验中而不是从书本中学习的。也许，这里是一种崭新的文化。在这样的气氛中，甚至本来不必这样做的上流人物，也会宁可体察人的实际生活而不是研读书本。当他们读书时，他们愿意有的放矢地读。休·琼斯牧师在1724年指出：“由于他们思绪敏捷，因而知事识理，谈吐流畅，虽然他们的学识多半失之肤浅。他们更愿意在实际事务和谈话中了解人，而不是一头栽入书本。一般说来，他们只想以最简捷和最有效的方法学习非学不可的东西。”他们必须在户外办事，缺少闲暇，整日忙于经营种植园，而且宅第僻远孤单，这就使得与人交谈比静心阅读更为可取。据传乔治·华盛顿曾派他的一名奴隶守候在就近的十字路口，邀请偶尔过往的行人上门作客，一边进餐，一边谈论外界的新闻。不止一个旅行者曾发此疑问：众所周知的“南方殷勤好客”，到底是表示主人的慷慨，还是反映了他们的孤单？
弗吉尼亚主要的种植园主们，像新英格兰的牧师一样，控制了各自殖民地的书本文化。不过，这儿的教士和俗人的地位正好相反，因为许多弗吉尼亚的国教教士（有些实际上是重要的种植园主的牧师）所依靠的书籍，就是从他们为之尽职的种植园主贵族的私人藏书室中得到的。基督教区的教区长如果不从罗伯特·卡特在科罗多门的藏书室中去找书籍的话，还能指望从哪里得到书呢？种植园主多方面的“宗教”活动就这样使他成为他那个教区中的牧师们所需书籍的提供者（顺便提一下，也是审查者）。由于缺少巡回图书馆，他又成了较为贫苦的邻居和教区居民的书籍提供者。1696年后英国国教会派赴马里兰的代理主教托马斯·布雷牧师认为，缺少书籍是对南部殖民地牧师行使职能和保持独立的一种威胁。部分地为了纠正这种情况，乃成立了基督教教义普及协会。布雷在马里兰、新英格兰、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和南北卡罗来纳建立了一些图书馆——但是，在弗吉尼亚却没有建立。
这些情况增加了种植园主们的个人情趣对整个社区居民情趣的影响。这些人虽然远离尘嚣，地处偏僻，但看来并未使他们的文学欣赏口味变得独特和多样。相反，情况出人意外地统一、和谐。种植园主所居住的地方越是遥远，他们就越是热衷于坚持古老的英国方式。
对于弗吉尼亚人来说，书籍主要不过是工具和种植园指挥部的一种备用物。从种植园主偶尔寄给其伦敦代理人的订书单来看，情况大体如此。1768年8月27日，威廉·纳尔逊向约翰·诺顿父子公司发出如下内容的信件：
随信附上六大桶烟叶送货单。现回复你5月23日来信。承蒙费心为我采办鲱鱼若干，不胜感激。然而，或因加工腌制不如从前，或因更可能者，我之口味有变，对此已不甚喜欢，故请勿再行送来。但庭院所用之种子、奶酪、新出市之蓖麻籽，及我所订购之书籍，仍请办理。尚祈增办下列物品：布莱克斯顿所著《英国法律评论》，普通帽子一顶（尺码6号），同上饰边帽一顶，八岁男童所穿结实布鞋及浅口无带皮鞋八双，另为十三岁及十五岁男孩备同样数量之鞋帽。
弗吉尼亚人的讲求实际和新英格兰人的讲求实际各有不同的特征。即使在地理位置上存在着可能性，弗吉尼亚人也不愿在文化方面接受新英格兰首府的领导。同时，这些种植园主们的情趣既非特别强烈，又不十分具有刺激性，因而不足以支配其他殖民地的文化倾向。许许多多的不同格局，已在产生着美洲知识和文化生活的非文学倾向和分散性。如果说弗吉尼亚人的思想不如新英格兰的清教徒那样乖戾和反常，但却是同样地顽固、墨守成规和缺乏诗意的。在弗吉尼亚人中，没有文人阶层、格拉布街
和斯文风雅沙龙的位置。他们不是修养有素的社会精英，而是一群试图移植和振兴母国体制的实干家。
殖民地时期的费城，书本文化兼容并蓄，开阔自由，这在新英格兰人和弗吉尼亚人看来，颇带一点异国风味。它那特殊的贵格会教徒的风气，也使之别具一格，在殖民地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难以担当美洲文化首府的角色。描述这个“公谊会派”的大都会里所进行的输入、买卖、阅读和写作书籍的种种活动，不是将我们领入恩主们的大客厅和浪漫派艺术家的小阁楼，也不是领入文人学士谈天说地的聚会场所。它在我们面前展现的，是医生、商人、店主和工匠这样一些普通人的各种分散的日常活动。
以塞缪尔·约翰逊为首的伦敦文坛和以本杰明·富兰克林为代表的费城学界，两者泾渭分明。它们的不同，十分鲜明地表明了书籍在古老文化和新兴文化中所占据的不同地位。约翰逊博士致函切斯特菲尔德伯爵，对这位恩主的傲慢表示了极大的蔑视
；这样的事，在费城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没有人能想象，富兰克林会去寻求恩主的庇护，在高贵的伯爵老爷的候客室里备受冷遇，还要浪费时间去写信怒斥有意招募谄媚者的权贵所表现的轻慢无礼。我们不妨再比较一下以约翰逊为首的伦敦文学界和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讲韬”小团体：在前者，频繁交往的有詹姆斯·博斯韦尔、乔舒亚·雷诺兹爵士、埃德蒙·伯克、奥利弗·戈德史密斯、戴维·加里克和爱德华·吉本——这些人都是传统意义上名符其实的文学家；而“讲韬”这个小团体的年轻而默默无闻的成员，则包括一个釉工、一个勘测员、一个细木工、一个修鞋匠和几个印刷工。
奇怪的是，尽管费城贵格会派的教义——内省、对教条的不信任和强调个人主义——使贵格会教徒毫不妥协，难以担当起管辖一个庞大的居民群体的责任，同样的这些教义却使他们在对待知识的态度上十分讲求实际。基于玄想的行事方式是难以预料的：贵格会教徒甚至拒绝与明火执仗的印第安人打仗；可是基于同样的理由，他们却希望向迂腐的学究风气开战。威廉·佩恩这样地告诫他的孩子们：
书有几本也就够了，但书要精选，还要熟读，不管是宗教的还是民俗的……读书太多只会影响头脑的沉思和反省。在与人的交往和人的行为中来认识自己、了解自然，这是人的真正智慧所在。人的精神能领略人的一切。更多的真知灼见不是来自阅读，而是来自冷静的沉思和正直的反省，因为过多的阅读，是对精神的压抑，会熄灭自然之光。世界上有如此多的饱学而糊涂的学者，原因也就在于此。
按照英国那种宗教上极端拘谨和刻板的方式，新英格兰的清教徒们要求人人专心读书，而宾夕法尼亚的贵格会教徒却以同样的热忱，敦促同胞们注重经验。新英格兰的苛刻教条很可能将人们的阅读趣味限制在建造人间天国的实用目标，宾夕法尼亚的贵格会教徒则不那么注重圣书，而是较多地自省内心，并注视其社会中居民的罪孽。如果说，他们的宗教教义并不鼓动他们学习，但它至少也不阻止他们获取任何方面的学识。
贵格会教徒和清教徒不同，从不善于妥协。随着十八世纪岁月的推移，他们才逐步表现出言行可以脱节这个稍逊一筹的美德，而表现最为突出的地方，就是他们对待书籍的态度。威廉·佩恩告诫子女不要过多读书，但他却有着相当可观的藏书；其他一些有影响的贵格会教徒也拥有“供消遣和实用”的各种书籍。十八世纪早期殖民地的三大藏书室之一，就是属于贵格会教徒詹姆斯·洛根的（另外两个分属科顿·马瑟和威廉·伯德）。洛根是威廉·佩恩的秘书，后来成为保守派的领导人。在逝世前，他几乎担任过殖民地的任何一个重要职位。洛根预料，当汉堡的书商接到他订购希腊文和拉丁文著作的订单时，一定会惊讶地“发现，一个美洲熊皮商竟有如此兴致去为这样的书籍绞尽脑汁”。然而，洛根钟爱书籍，希望它们能陪伴他清闲地安度晚年。
费城的文化知识生活为思想活跃、思绪开阔的人们提供了自由驰骋的天地。费城的居民不像新英格兰的居民那样受到正统观念的禁锢，不像弗吉尼亚人那样拘泥于狭隘的实际和政治考虑，也不像伦敦人那样受到文人贵族阶级欣赏情趣的支配。这些特点，使费城不能成为整个美洲的文化首府，却使一种初具端倪的多种成分混杂的殖民地文化更加丰富多彩。
十八世纪中期，费城并存着多种多样的宗教信条和礼拜方式。安德鲁·伯纳比牧师在1759年到1760年期间对城市的一些建筑开列了一个非正式的单子，其中包括：一个属于共济会的聚会厅；十余个宗教礼拜堂，具体地说，两个大教堂，三个贵格会派聚会所，两个长老派聚会所，一个路德派教堂，一个荷兰加尔文派教堂，一个瑞典教堂，一个罗马小教堂，一个浸礼派聚会所和一个摩拉维亚派聚会所；还有一所学会（又称学院），原先是为怀特菲尔德建造的临时聚会所。这种宽容大度的宗教气氛，对于书籍交流和其他许多问题上的观点沟通，起着推动作用。
费城成了书籍交易的中心。它的重要性，随着十八世纪一个个年代的过去而日益增长。在1742年，市内只有五家书店，到1760年，开业的书商达到了五十家；1776年，全城有七十七家书店。十七世纪末期，波士顿的书籍生意在整个英语世界仅次于伦敦，而到了十八世纪下半叶，这种领导地位已被费城夺走。
虽然费城的书籍交易并没有支配殖民地时期的美洲，但它不断发展，十分兴旺。它所输入的书籍，内容越来越广泛，有些书店甚至发现，特色经营更有利可图：詹姆斯·查廷主要出售贵格会派教义小册子，斯巴霍克—安德顿书店专门经售“适用于美洲少爷小姐教育和娱乐目的的最佳书籍”，威廉·伍德豪斯专营善本书，查尔斯·斯塔廷专售经典作品和精装版本，亨利·米勒专售德国书籍。到了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全城书商的五分之一备有德语的书籍。自由和竞争的气氛也招来了法国书籍；在十八世纪下半叶，费城书店里的法国书籍恐怕比十三个殖民地的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多。
书商之间的竞争推动了书籍和思想的传播。书商是最早在报纸上广泛刊登广告和采用现代推销方法招徕顾客的美洲商业行业之一。在十八世纪下半叶，报纸普遍充斥着书商的广告（有时甚至整版刊登）。这些报纸传至周围的乡镇，再加上为推动乡村销售而偶尔散发的印刷品和书目单，构成了书商们为推动他们的殖民地同胞阅读书本而发动的宣传攻势。
在早期的美洲商人中，最有进取精神的是罗伯特·贝尔。贝尔是苏格兰人，他的宗教信仰暧昧，道德品行欠佳——他有一个私生子，并公开地与一位情妇保持关系。可是，这些不良行迹，看来反倒使他成为一个手法高明的推销员。作为“全国性”广告宣传的先驱，贝尔见缝插针，他在几乎所有的殖民地报纸上塞进广告，宣告布莱克斯顿的《英国法律评论》和其他这类书籍在美洲首次印制发行。他的足迹遍及大陆各地，广泛收买各种藏书精品带回费城；这些书籍而后又在费城出售，或被扩散到殖民地的其他地方。他的最为闻名的书籍收购，是买下了弗吉尼亚威廉·伯德的大量藏书，并用了“大约四十辆运货车”才将这批书运到费城。在拍卖小木槌的节拍的伴合下，贝尔妙语连珠，谐趣横溢，围观者为之捧腹。在贝尔首创之下，书籍拍卖发展成了一种时兴的美洲惯例。在欧洲大陆，早就有了书籍拍卖，但直到十七世纪末才传入英国，而波士顿尽管有繁荣的书籍交易，书籍拍卖也是到1713年才出现。正是在蓬勃兴旺和自由放任的费城——读者需求不同，口味迥异——书籍的大众商业推销活动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1744年，本杰明·富兰克林登出广告拍卖自己的一些很有价值的书籍，并标示了每册书籍的最低售价。拍卖活动每天进行，开市和收市都有固定时间，前后共延续三个星期。书籍拍卖绝不限于旧书，出版商们也使用这个方法将未售出的库存书籍直接抛售给读者大众。贝尔在1770年做拍卖广告时，列出了新书的零售价格，并宣布这些书都以半价出售。殖民地的一个印刷商解释说，用这样的方法销售，他可以将“滞积的死货变成流通的活钱，用这笔钱又可进而尝试印制某些著名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品将把知识扩散到整个美洲”。
贝尔的巧妙措辞和滑稽动作，无人能与之匹敌，堪称费城的一项引人注目的表演节目。一家报纸报道说：“许多人上他的拍卖市场，是为轻松快活而去的。他们心情高兴，也就乐意购书。观看他做买卖实在有趣极了……他几乎对随便哪一位作家都能讲出一两件轶事掌故。这些趣闻往往引起观者哄堂大笑。有时，他在身旁放上一听啤酒，做着古怪逗人的祝酒姿势。他的丑角式的表演套路多端、变化无穷。”在十八世纪中叶，在这个一度由贵格会教徒控制的都会，书籍变得仅是一种商品，一种非常有利可图的买卖。很难想象，一位波士顿的牧师或一个弗吉尼亚的种植园主会参与这样的滑稽剧，对他们说来，书籍有着更为狭窄而又更为重大的目的。贝尔将兜揽生意的俏皮话抛向乡镇的“工匠”和过路的顾客，足见他对日益兴盛的费城市场的判断是何等的精明：这个市场毫无傲慢和自大的风气。
引进书籍的读者还因所谓的“社会图书馆”这样一种机构的出现而有所扩展。在美洲，“社会图书馆”首先是在费城创办成功，这也是美洲将学问和自我修养相结合的一个早期例子。尽管这并不是美洲的发明——这样的图书馆在十八世纪二十年代的英国并不少见——但它在这个美洲城市的生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社会图书馆”其实就是一个读书协会，它的会员付一笔入会费，加上每年再付一定数额的会费，就取得了使用该会书籍的权利。美洲殖民地最早的这类协会，由本杰明·富兰克林于1727年组织的“讲韬”学会发展而成。这个由年轻的手艺人和商人们组成的协会，以“共同进步”为建会宗旨；它是以科顿·马瑟热切推行的发展邻里互济协会的计划为样板的（马瑟本人就是二十个这类协会的成员）。它所公开宣称的目的和后来的“扶轮社”之类美国“服务性”协会极为相似。
富兰克林的“讲韬”学会并非高雅地谈论纯文学作品的优美和妙趣的场所，它有自己的各种问题要“辩论”。“为了公众的安全和宁静而处死一个没有犯罪的人，譬如处死染上瘟疫的人以防传染蔓延，或者像在这里处决那些威尔士人的情况，这样做是否有道理？”“如果帝王试图剥夺臣民的权利（或者，换句话说，剥夺他认为他应有的权利），那么他是否有理由违抗——如果他有能力的话？”“在炎热的夏季，盛着冷水的大酒杯外会出现露珠，它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当“讲韬”的会员发现自己因缺乏书籍而难以在辩论中言明道理时，他们不是去向有钱的赞助人请求赠书，而是将各人极有限的书籍合在一起。起初，他们只是将从会员中征集来的书籍集中放置在聚会处房间一角的书架上，但这是不够的。1731年，富兰克林提出建立费城合作图书馆的计划：“在我的‘讲韬’学会朋友们的帮助下，五十个赞助者每人先付四十先令，然后以五十年为期每年再付十先令，这也是我们的图书馆准备延续的年限。后来，我们订出一个章程，参加者也增加到一百人。”在漫长历程中——比富兰克林乐观地预见的五十年要长得多——费城合作图书馆鼓励人们进行“有目的的读书”，而这“有目的的读书”是南北各殖民地的居民共有的特点。
像后来的“书籍协会”的会员一样，在选择书籍方面，富兰克林和他的伙伴们不是靠自己作出判断。“委员会一致推崇洛根先生，认为他是才学渊博的缙绅，选择书籍的最高权威，因而指派戈弗雷拜访洛根，请他惠允代拟一份合适的书籍目录。”洛根所选的书价值共达四十五英镑，于1731年3月31日向伦敦订购。这套书籍共四十来种，其中没有神学著作，但包括词典、语法书、一本地图册、几部多卷本的历史、游记和传记性著作，还有一些论述政治和道德的书籍。三分之一左右的书与实用性科目有关：解剖学、生物学、化学、几何学、数学、天文学和农业耕作，还有丹尼尔·笛福的《地道的英国商人》。只有几本古典名作（最著名的当然是《伊利亚特》、《奥德赛》和德赖登翻译的维吉尔的作品）和少到极点的纯文学作品（《旁观者》、《卫报》、《闲话报》和艾迪生的若干作品），多少表示了一点对伦敦文学界欣赏趣味的敬重。虽然图书馆的规模有所扩展，但它的基本性质和吸引力在以后半个世纪里并无很大变化。雅各布·杜谢在1772年报告说：“图书馆管理员非常肯定地告诉我，在经常到此来看书的读者中，名声卓著和家境富裕的人与一般的商贩和手艺人相较，不过一比二十而已。”两年之后，在它的八千种书籍中，属于“小说、散文和幽默小品”的书仅仅八十种。
这个合作图书馆和许多类似的图书馆，在费城和新英格兰的城镇里，办得很有生气，在后来的半个世纪中，达五十所之多。在费城范围内，合作图书馆常常兼并其他的图书馆。到革命爆发时，它已成了费城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机构。詹姆斯·洛根于1751年去世时遗赠给费城公众的大量藏书也并入该图书馆。富兰克林后来吹嘘说，他的合作图书馆是“现在雨后春笋般地出现的所有北美合作图书馆之母”。事实上，它只是美洲殖民地文化普及的一种表现而已。然而，他的下述言词倒并不夸张：“这些图书馆的存在，改善了美利坚人总的社会交往，使普通手艺人和农民变得像其他国家的大多数上流人物一样富有才智；也许，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整个殖民地上下为保卫自己的特权所通常采取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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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殖民地对于书籍的不同态度，在事实上比我们在这些章节中描述的情况更为多样化。在纽约，人们在十八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对书籍很少表现出令人印象深刻的兴趣；在革命之前，它所拥有的书店既比不上波士顿，也比不上费城，虽然书籍交易情况和英国的纽卡斯尔、利物浦或巴思这样的地方城市大体相仿。实际的商业利益主宰着书市。荷兰文化的使人头脑混乱的残余，以及几种语言文字的竞争，阻碍了书籍交易的发展。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这座在十八世纪中期巴尔的摩兴起之前费城以南唯一的大城镇，表现了一种在这片大陆上独一无二的贵族气派。靠水稻、靛青和奴隶而新发财的上层阶级，在排外的私人俱乐部中寻欢作乐，比任何其他地方的美利坚人更成功地效仿伦敦的贵族生活。这里频繁地举行音乐会、舞会、狩猎、赛马、斗鸡和纸牌游戏等活动，这里还以容貌俏丽和衣饰华贵的妇人而闻名。但是，这些挥金如土的贵族们在书籍方面却花钱不多。查尔斯顿第一家较大的书店是1754年才开张的，而店主罗伯特·威尔斯所出售的书籍，“主要是供人消遣的”。这个忙忙碌碌、寻欢作乐、不重书籍的居民群体确实很有它自己的风味，但这种风味肯定不会使它具有成为各殖民地的文化首府的资格。
沿海的各个城市，由于各自的原因对母国的书本文化进行筛选，使之适应普遍识字、但文学素养未必很高的人民。在书本世界里，相距甚远的不同地方的趣味，竟会全都汇集到注重实际和实用的方向上去，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由于殖民地居民阅读的书籍几乎全部依靠伦敦供给，他们自然不可避免地会借鉴英国人对许多问题的看法，但是，他们并没有把那里的文人阶层的惯例照搬过来。
美洲城镇生活中的千变万化和平等竞争，使这些殖民地失去了文人阶层赖以生存的自然栖息地。那样的一个阶层，除非居于事物的中心地位，通常是无法兴盛的，而美洲恰恰没有中心。
处在对英国文化活动发号施令的文化巅峰地位的，当然是伦敦。在整个殖民地时代，美洲的书籍主要是进口的英国产品，这个简单的事实有着巨大的意义：就是因为这个缘故，美洲没有自己的文人阶层这种状况，对于锐意进取的美利坚人变得可以容忍，甚至是可取的了。事实上，殖民地时期的美洲拥有一个由海外供应的现成的纯文学作品的巨大宝库，并且是用同自己同样的语言写成的。这样，殖民地状况就使美利坚人能享用一个伟大文学的最佳成果（在一定意义上，他们也可称这一伟大文学为他们自己的东西），而无须具有产生这个伟大文学的一整套习俗和惯例。简言之，殖民地人民可以欣赏最好的诗篇而无须容忍一班诗人；他们可以细细品味艾迪生和斯梯尔的巧妙讽喻而发出朗朗笑声，却无须供养一批小品文作家；他们可以饶有兴味地浏览格拉布街的骈文华章，却无须建立这样一个街区。殖民地人民可以采撷多少世纪以来的贵族和闲暇文化的丰厚成果，却无需亲手垒起这种文化由以产生的社会差别以及智力和经济不平等的巨大基础。
某些细心的殖民地居民注意到这样一种情势所带来的机会和不利。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44年2月12日写给他的朋友、伦敦书商威廉·斯特拉恩的信中说：“你们的作者们很少了解他们在大洋这边享有的声誉；与他们相比，我们好似后辈子弟。”后辈子弟可以舒舒服服地安享过去的社会遗留下来的最甘美的果实，而无须忍受它那特定的社会制度：他可以阅读希腊哲学家的经典，却不必经历古希腊社会据以存在的奴隶制；他能重温班维尼杜·赛里尼的丰功伟业，却不必冒着风险去穿越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那艰难危险的道路。后辈子弟可以骑墙折衷；远离真情实境和超脱于风云之外使其趣味更加宽宏豁达。“我不希望你在为我选择书籍时过于讲究情思和文采，”富兰克林在信中叮嘱斯特拉恩，“我各种书籍都要，只要成一家之言，有真情实感，好的坏的均要，来者不拒：因为我这里有趣味各不相同的朋友，需要有这些书来满足。”他在解释订购六套新版的亚历山大·蒲柏的作品时说，美利坚人对所有最好的英国作家都有广泛的兴趣。“我们极其公正地阅读他们的作品，相距万里之遥使我们不会受你们中间盘根错节的朋党之争和门户之见的影响。我们不知道他们个人的过失，而他们在性格上的瑕疵也绝不会为我们所知，因此文章的光彩和思绪的和谐更能以其全部魅力拨响我们的心弦。他们从未得罪于我们或我们的朋友，我们和他们也绝无利害争执，因此我们可以毫无约束地对他们表示赞誉和敬仰。汤姆逊的作品，不管内容如何，请寄我十余册。我已多年未读诗作，几乎已经忘记诗为何物，直至读到他的《四季》，诗兴才重新勃发。”
但是，美洲的写作者们不是文人学士，而是牧师、医生、印刷工、律师和农民。他们是一批大忙人；他们越是忙碌，留给我们的记录也就越少。我们所掌握的有关十八世纪前期美洲生活的文字记载，倒比这个世纪后期的动荡年代更多些。也许，就现代历史的任何一个伟大事件而言，它的参加者给后世留下的历史记载，都不会比美国革命更为贫乏。
在美洲，这种没有一个特别风雅的文人阶层的状态，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但是，直到华盛顿·欧文和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等作家实际上已开始为形成这样一个阶层奠基时，人们才对这种情况有所注意。杰斐逊在1813年写道：“我们这个国家没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文人阶层，每一个人都从事某种辛勤的实际职业，科学只是第二位的活动，始终从属于生活的主要事务。因此，在有能力写作的人中，极少有人会有闲暇去握笔写作。”约翰·皮克林也认为，在这个地方，几乎不存在什么“职业作家”。约瑟夫·斯托里法官解释说（1819年）：“在美国，要求各种各样的聪明才智积极地投入到各种职业和其他事务中去的召唤是如此强烈，以致才干出众的人中不大会有人有闲情逸致去专攻文学或美术……这个明显的道理很能说明我们的职业作家为什么如此之少，而且这些人很难跻身于才干出众者的行列。”耶鲁大学校长蒂莫西·德怀特清楚地阐述了一个国家借用外来文学所引起的后果：
几乎所有各种题材的所有各类书籍都已写成，放到我们的手中。我们在这方面的情况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和英国人民说着同样的语言，两国的关系又通常相安无事，因此，我们在和它的商业往来中，不断地为我们带来了在那里充斥泛滥的书籍中为数不小的一部分。在每一门艺术、科学和文学中，我们得到了在很大程度上满足我们需要的东西。因此，书籍写作，对我们说来，就不如对世界上的任何其他国家那样必要；我们的书籍相对地写得少，这就是一个起很大作用的原因。
有一些眷恋往事、喜欢模仿的人们切望在美洲土地上再现英国文学的丰姿。直到1769年，还有一个署名“蒂莫西·苏伯赛兹”的人在《宾夕法尼亚纪事报》上提出警告说，宾夕法尼亚人尽管忙于鼓励生产，却不应再继续忽视九位缪斯：“看来这几位可爱的人物没有一位与我们的先祖一起从欧洲移居到这块大陆来。”这位批评者希望：“我们将不再像迄今为止那样，完全地仰仗母国来得到所有的散发着诗情画意的文章，而是最终能够自力更生地得到足够的诗篇和乐章——我们自己劳动和耕耘得来的果实。”然而，即使是在费城，这座美洲大陆上所能找到的最具都市气氛的城市，创造优雅的文学作品的努力也是拘谨、忸怩和毫无成果的。譬如，费城学院的教务长威廉·史密斯牧师曾经打算将志同道合的诗人们集合在“文人协会”的大旗之下，但他所能找到的，只有一些劣等“诗人”。美国在殖民地时期，乃至在后来的时代里所产生的最好的作品，不是韵律优雅的诗作，也不是文采飞扬的小品文。相反，最好的作品是来自千百个源头的涓涓细流：法典汇编、政治论争小册子、方案和计划、宣传小册子、布道词、议会讲坛上的演说、报纸专栏文章和科学协会断断续续的记事录。这样的文字，是绝对满足不了旧世界的文人学士的。
美洲的文字出版物恰恰因为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文化贵族阶层而兴旺发达起来。文字出版物四处扩散：它的中心到处皆是，其原因就是哪里也不是中心。每个人都关心出版物所议论的东西，人人都能使用出版物中的语言。这样的出版物，既是一个繁忙的、流动的和公众的社会的产物，也是这个社会的创造者。这样的社会更希望得到的是贴切有关的下界实情，而不是海阔天空的上苍真谛，并对带有沙龙情调的聚会闲谈、旁征博引和明讽暗喻保持着有益的怀疑态度。1772年，圣公会牧师雅各布·杜谢（他是一系列受人欢迎的美洲教坛布道者中最早的几位中的一个）指出：
特拉华海岸上最贫穷的劳动者，认为自己有权在宗教和政治问题上同上层人物或学者同样自由地表达情感。毫无疑问，费城各界居民之间的差异，是世界上所有文明城市中最不明显的。财富的多寡形成不了差异，因为每一个人都期待有朝一日会和最最富裕的邻居平起平坐。……读书蔚然成风，以致几乎人人都是读者。他们评判着各自所读的各种书籍，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从而就知识而言，将自己置于与书本作者同等的水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