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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编
他们之幸运在于这里很少有医生，仅有的医生也只运用朴实无华的治疗方法，所需的药物在本地的树林中多得很。确实，他们也并无很多病痛，治疗方法人所共知，并非神秘得要像其他国家的博学者们那样，令人生厌地将医生作为一项职业。
——罗伯特·贝弗利
美洲的经历很难激发自然科学方面的伟大业绩。即便在生物科学方面，殖民地时期也极少有理论上的建树。然而在某些科学领域里，美洲生活的天真简朴，却有着独特的好处；因为这里没有欧洲科学领域里盛行蔓生的生硬教条。医学——包括药物，即后来所谓的药学或药物学——就是这样一个领域。
在十八世纪，博物学（特别是植物学）和医学是紧密相连的。那时候，最常用的药物都是植物性的，最重要的植物学论著是“药草纲目”，即对通常用于治病的植物进行分类，并介绍各种药草的分布、生长情况及其用途。在欧洲受过训练的医生来到这块长满陌生植物的新大陆时，想要抓住机会作出些植物学方面的发现，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就是不从事医学的门外汉也注意考察美洲的植物，希望为医学知识增添一些新东西。
1610年，即詹姆斯敦殖民地艰难的早期年代里，总督和参事会致函伦敦公司，谈及疾病广泛传布（“奇特的腹泻和疟疾”）以及药物供应日趋减少的情况。公司医生劳伦斯·博亨设法寻找可供药用的当地植物。除了其他一些发现外，他在白杨树的树胶中找到了一种能“愈合任何未愈伤口”的香脂，他还用詹姆斯顿周围很普遍的黄樟树做试验。烟草从一开始被发现起，就因其可能有的药用功能而使欧洲人大感兴趣。哈里奥特在他的《新发现地弗吉尼亚实况概要》（1588年）中，大肆吹嘘烟草可作药物，有“扑热息火、消除滞稠体液、疏通毛孔和人体各种通道的功效。它不仅可用来防止人体内的滞阻，而且即使有滞阻，使用不久能迅即开通：由此，体格能明显保持强健，不大有我们英国人时常罹致的众多的重病”。有人声称，吸用烟草能治疗痛风和疟疾，并有醒酒、消乏和解饥的作用。有一种植物叫“詹姆斯敦草”（曼陀罗），现代医学业已证明少量服用有镇静和解痉作用，而大剂量使用则有麻醉作用和毒性。这种植物被誉为有“凉血平抑”的作用。
罗伯特·贝弗利在1705年提到，“种植园主们讨厌所有的医生，除非处于万不得已的地步”。他说：
种植园主……有几种本地块根植物，他们宣称，患病者用之，必然药到病除。他们之幸运在于这里很少有医生，仅有的医生也只运用朴实无华的治疗方法，所需的药物在本地的树林中多得很。确实，他们也并无很多病痛，治疗方法人所共知，并非神秘得要像其他国家的博学者们那样，令人生厌地将医生作为一项职业。
在两位很有名望的英国医生劝说下，马克·凯茨比于1710年到1719年间进行了广泛的旅行。此行使他写出了《卡罗来纳、佛罗里达和巴哈马群岛的博物学》一书。他发现了许多有治疗作用的植物，包括盾叶鬼臼、蛇根、人参和巫榛。在最有用的植物之中，有一种叫“牙痛树”，其叶“气味有如橘叶，种子和树皮芳香辛辣，有止血收敛的功效。弗吉尼亚和卡罗来纳的沿海居民用它治牙痛，故得此名”。甚至醉心于欧洲医学、希望把欧洲医学的清规戒律全盘照搬到美洲来的约翰·摩根医生，也不能忽视美洲所特有的机会：
我们生活在辽阔的大陆，业经考察过的地方只是极小的一部分，甚至有人居住的地方亦是如此。森林、山脉、河流和地下矿藏为那些富有创造才能的人们提供了探索研究的广阔天地。在这一方面也就是说，一个美洲学者的条件比欧洲学者优越得多。最广阔的探索领域展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去丰富博物学方面的知识。欧洲各国已由许多极具天赋和学识渊博的人反复作了全面深入的考察，他们力求对这些国家提供的一切事物进行最为细致入微的研究，因此后继的学者很少有希望和机会作出新的发现。但这里的世界可说是提供了尚未揭开的最丰富的自然知识的宝藏，它足以满足青年自然探索者们如饥似渴的求知欲望。他们的发现必定会大大地丰富医学科学……在这块土地所特有的林木杂草中，谁知道会有多少种植物具有特殊的功效呢？
美洲医生对博物学的重视，不仅受着新大陆无限机会的鼓舞，甚至也受到欧洲古老的医学教条“植物外形特征论”的影响。这一教条可以用“以毒攻毒”的格言来表述（奇怪的是，这一信条后来竟为接种疫苗法的运用所证实），意思是发生某种疾病的地方和可望找到治疗办法的地方这两者之间，必定存在着天意安排的巧合。到了十八世纪末期，有些科学家开始怀疑这种笼统的说法，但它如此广泛地被人们相信，以致本杰明·史密斯·巴顿在《药物标本的采集》（1801—1804）一书中，把下面的理论称为“老生常谈”：“各个地区都有适于治愈当地特有疾病的药物……土法治疗所需的大部分药物都可以在疾病流行地区的植物中找到。”人们因此普遍认为，治响尾蛇咬伤的药物大概可以在响尾蛇出没的美洲原野发现。果然，美远志（俗称“响尾蛇根”）证明正是这样的植物！宾夕法尼亚瑞典教会的教区长尼古拉斯·科林牧师，一个小有成就的发明家和博物学家，因此不无根据地宣称：“慷慨的造物主显奇迹，造就了与人的需要相应的万物……每个地区都有对付其自然缺陷的土生药物。”即使在这一古老的教条淡化到只是一种假设或怀疑时，它仍然鼓励着美洲疾病的研究者特别注意造物主安排于此地区的植物。
在美洲，受过训练的医生们对美洲地貌、气候和特有的动植物表现了一种给人深刻印象并且富有成果的关注。所以如此，部分的原因当然是植物学和医学作为欧洲学术的两个门类，历来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对两者都不是特别幸运）。那时候，除了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科学家们一般都是从接受医学教育入手的。伟大的瑞典植物学家卡尔·林奈就受过医学教育；植物园主管赫尔曼·波尔哈夫作为莱顿大学的植物学和医学教授，支配了十八世纪初期的欧洲医学学科。对于他的门徒来说，植物园是医学机构的基本设施。甚至在十九世纪初，纽约市培养内外科医师的学院仍然为教学目的而保留着植物园。
美洲殖民地一些主要的博物学家都学过医学。有一些人，如约翰·巴特兰姆和约翰·克莱顿，是靠自学的，但卡德瓦拉德·科尔登等人受过伦敦的医学教育。本杰明·史密斯·巴顿，即美国第一部著名的植物学著作《植物学概论》（1803年）的作者、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教授，就是从药物学步入他的专科领域的。
尤其是在书籍和受过训练的专门人员都十分匮乏的南方，医生们——常常是方圆数英里内仅有的有点科学知识的人——成了新植物的主要发现者。亚历山大·加登博士（植物学中的“加登”属即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生涯，就体现了美洲生活的机会、诱惑和限制。他在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行医三十年，发现了许多植物新品种和新属类，也许称得上是那个时代最有成就的美洲植物学家，但即使是他，也从未写过一本重要的系统的著作。他最重要的科学论述只见于他的书信。他于1752年持着爱丁堡的医学学位证书（他对植物学的兴趣就是在爱丁堡大学的植物园里激发起来的）来到查尔斯顿，此后不久便开始和包括林奈在内的欧洲自然学家们书信往来，并结识了科尔登、克莱顿和巴特兰姆等美洲同行，同他们交换意见。虽然加登精力充沛，想象力丰富，但他那分散的兴趣看来主要集中于欧洲的科学家们向他提出的一些问题。他抱怨说：“在查尔斯顿，我们是最为忙碌、整日东奔西窜的一群动物，而我们所做的事实在寥寥无几，但外人看来我们一定做了不少事。这种徒有形式的忙碌在各种人等中间都能看到，除非是那些乡绅，他们完全无所事事，吃、喝、娱乐、吸烟和睡觉这五种活动构成了他们生活和存在的实质。”林奈怂恿加登采集卡罗来纳的鱼类、爬行动物和昆虫标本，这使加登的名字比任何其他美洲人更多地出现在林奈《自然体系》一书著名的第十二版中。然而，加登始终不过是欧洲科学家们借以建立学说体系的原始资料的忠实搜集者而已。
弗吉尼亚厄巴纳地方的约翰·米切尔博士也是在爱丁堡受的医学教育，他宣称发现了二十五个植物新属类，这使他成为加登在发现新植物方面的竞争者。他向皇家学会描述了奇特的美洲动物负鼠的生命周期和繁殖机制，还研究了造成人种之间肤色差异的环境原因。第一张比较完善的英属与法属北美地图（1755年），也是他的成果；这张地图被用于1783年和会，而且在十八世纪末仍是公认的标准地图。
共同合作和美洲土地上若明若暗、难以捉摸、杂七杂八的共同研究对象，把这个散居四处的美洲医生兼博物学家圈子的成员们维系在一起。他们让英国、法国、德国、荷兰和瑞典的同行们去做知识系统化的工作，自己则专注于收集、描述和解释新大陆大自然的各种新奇事物。
* * *
任何研究十七和十八世纪欧洲医学教育的学者，都不会忽视美洲医生专注于具体而实际的工作这一点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欧洲的医学知识当时仍沉浸在教条中，在一些名牌大学里尤其如此。在哪一种单一因素决定人体健康的问题上，“活力论者”、“化学派医学家”和“物理派医学家”们相互争执不休。除了少有的几个例外，几乎每一个著名医学教授都自有一套对所有人体功能的过于简单化的解释。每一种疾病都被看成多少是由于整个人体“系统”的某种失调：有人把一切疾病归咎于“体液”的紊乱，另一些人把它们归咎于人体的“紧张力”受到扰乱，还有人提出一些更为粗糙的教条来解释。受过正规教育的美洲医生当然也接受了这类教条，但由于美洲在1765年以前一直没有医学院，他们反而得以避免去作那些颇具吸引力但却一事无成的辩论。后来，随着美洲医学教育的“改进”，大洋的此岸也能看到更多的这类医学教条主义者。其中最有名的恐怕要数本杰明·拉什，他阐述了一种一元论的“人体紧张力”学说，对于放血疗法几乎有着无限的崇信。他的理论的终极证据是：任何接受长时间放血的病人，最后都会完全松弛！
对于十八世纪有造诣的欧洲名医们手头的有用知识的数量，即便是最为宽厚的历史学家，也不会有什么深刻的印象。牛顿物理学是个宏伟的新体系，它的确立看来鼓励了医生们将人体作为一个简单的体系来对待。只是当病理解剖学在帕多瓦大学教授摩加格尼1761年著作的推动下逐步形成一门学科时，欧洲各医学院才在疾病的分类、理解和治疗方面有了重大进展。甚至在进入十九世纪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教条仍是如此刻板，理论仍是如此空泛，手术器械仍沾满病菌，“药物”仍使人衰弱无力，以致满腹经纶的医生们与其说是治病救人，还不如说是庸医杀人。如果说美洲的病人没有其他优越条件可言，那么他们仍可庆幸众多误人的学问并没有带到大洋此岸来。
在这里，一般的医疗方法并不比欧洲使用的方法更有效，但它们对病人自身的康复干扰较少。欧洲的医生常常依靠极端措施，将自己简单化的教条推至逻辑的——有时是致命的——结局，而美洲的半截子郎中却比较愿意听其自然。无师自通的行医者宁可使用比较保守和不那么有伤害性的治疗方法，而不依靠烈性的催吐剂、导泻剂和放血（医学史专家把它们称为“冒险”疗法）。
马萨诸塞早期的牧师们大概非常熟悉他们社区中的疾病。他们常常开列一些有益无害的治疗方法：休息、呼吸新鲜空气和按摩。英属北美出版的第一部医学著作不是出自受过专门训练的医生之手。在1678年1月天花流行高峰期出版的《新英格兰人处理自身和他人的天花或麻疹的简单要则》，就是由波士顿旧南（第三）教堂牧师托马斯·撒切尔写的。这份单面印刷品并没有提出什么新东西，只不过抄袭了英国名医托马斯·西德纳姆的一些观点。西德纳姆本人是反对“冒险”疗法的先驱，曾呼吁让“自然发挥自己的效力，医生所要做的只是在她（自然）过于放肆时予以控制，过于虚弱时予以增强”。撒切尔的这份印刷品用普通人的语言列出了三十条注意事项。其中一段写道：“该病的征兆一经出现，病人即应避免房事、饮酒和吹风，用小杯温热啤酒待饮，饮时不可过量。用食可进稀粥、淡肉汤及其他不生火而易消化的食物，间或也可吃煮苹果和牛奶以换口味，但切忌冷食。”撒切尔坦率地表白：“虽然自己并非医生，但切望病人康复。”然而，甚至今日的医生都会承认，撒切尔的《简则》用近乎现代的语汇充分描述了天花的症状，并为病人提出了明智的摄生法。这在当时是十分有用的指导原则，恐怕比饱学的医生所能提供的东西更有价值。这份《简则》在1702年天花流行时再度印刷，1721年又重印了一次。
在美洲，并非只有门外汉才倾向于较为简单、较为符合常识的治疗方法。十七世纪弗吉尼亚的医生们使用的治疗方法比他们的英国同行简单得多。各种药物，尤其是那些外来的进口药物，价格异常昂贵，而且大洋此岸很少有药商能够制作配方复杂的制剂。弗吉尼亚药铺的老板派学徒去树林采集本地的药物，因而他们所用的大多数药都很简单，都由自己制作，较少干扰自然的康复过程。我们恐怕不会欣赏这种朴素的方法，除非我们回头看看博学的欧洲医生们配制的那些根本无法消化的混合制剂，其中有人体的排泄物、尿液和几乎所有各种千奇百怪的东西，用极为复杂的配方混合一起。美洲的医生，尤其是较为博学的，并不总是能摆脱这些成规俗例。例如，温思罗普总督经常让人使用一种用树虱制成的糊剂。科顿·马瑟在1724年向伦敦皇家学会报告说，波士顿的医生要患有“他们称为‘绞肠症’病痛”的病人吞服铅弹。有一次，铅弹竟误入病人的肺中。“鉴于这些令人不快的试验，我想除非实在不能忍耐，我是决不试用这样一种方法的。”
甚至十九世纪著名的医生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人称“早餐桌上的独裁者”），尽管敌视清教徒，也不得不承认清教牧师兼医生们的治疗方法比欧洲同时代医生的治疗方法对身体的戕害要少些。他说：
我们从温思罗普和奥利弗手中继承的第一个世纪的医学实践，相对而言是朴素而合理的。我猜想，殖民者们在荒野中所处的粗犷和严峻的生活条件，使他们抛弃了荒诞不经的东西，就像后来〔南北〕战争中的紧急战事净化了内外科医生们的头脑一样。良好而充足的食物、洁净的空气和水、讲究清洁、精心护理、麻醉药、鸦片剂、兴奋剂和奎宁，再加上两三种常用药物，这些已经证明是医疗法的精髓；药典中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花哨配方，恰似在人们饥寒交迫之时提供的绣花衬衣、洁白的羊皮手套和马六甲游乐场。继承其父出任总督的小约翰·温思罗普在对塞缪尔·西蒙兹谈起后者的妻子时说，“美酒是她最好的兴奋剂”——就像西德纳姆有一次为他的男性癔病患者开的处方是一只烤鸡和一品脱葡萄酒，而不是任何药品。
医生弄巧成拙的最好例子之一是在孕妇的产前护理方面。在人们尚未实施消毒杀菌、对产褥热的病因仍然一无所知的年月里，医生们往往正是在产前检查中使孕妇受到感染的。关于1860年前弗吉尼亚死于产褥热败血病的妇女的粗略统计表明，由医生护理的白人妇女的死亡率，大大高于由接生婆照看的女黑奴。同样，殖民地时期弗吉尼亚由非专业人员所作的个别的小规模护理，看来优于英国一些城市大医院的护理。在那些医院里，穷人、精神错乱者和各种疾病患者混杂相间，而护士们的举止行事和道德品质则是劣迹昭著的。
专业医生的匮乏使弗吉尼亚人懂得要自己动手。他们经常要穿越荒凉的原野，到偏远的种植园去，或是察看土地去，因而不得不自己治病。例如，威廉·伯德远行勘察时并无医生。1733年，当他跨入北卡罗来纳的边缘地区时，“一颗讨厌的牙齿”使他疼痛难忍。“我们之中根本没有拔牙医生，也无牙科器械，但想出的土办法倒愉快地解了燃眉之急。我是玩了个把戏才摆脱了那讨厌的冤家的。”伯德只用一根线，一端系住牙齿，另一端系于树干，又蹦又跳，直至牙齿落下为止。
在规模较大的种植园里，几乎天天都需要由外行来代行医生的职责。种植园主拿不出钱来为他的奴隶的小毛小病请医求药，就像现代的农民每当在谷仓和篱笆需要小修小补时请不起木匠一样。即使是大种植园，主人一般也是依靠自己、妻子或监工来进行日常治疗和处理紧急情况下的危重病情的。威廉·伯德于1732年来到里士满附近的一个种植园，得知当地流行一种致命的痢疾，他立即嘱咐管家：“在我手下人得病的情况下执行下述疗法：患者立时放血八盎司左右，次日服用印第安催吐药，病情如无缓和则后一天再重复催吐。同时，食物仅限鸡汤和煎蛋，只喝用一夸脱水掺和煮沸的四分之一品脱牛奶，其中投入少许毛蕊花根或刺梨根，以恢复肠子的黏液，愈合其剥蚀的黏膜。同时，我命他将此方法告诉所有贫苦邻居，尤其是各位监工，严令他们在一有此病征兆时立即施用，因为此病和任何急病一样，会因拖延酿成大祸。”乔治·华盛顿常常为他的奴隶们诊病开药。在他自己最后一次患病时，首先用放血为他治疗的不是医生，而是他的一名监工。托马斯·杰斐逊有一年夏天从白宫回到蒙蒂塞洛时，他亲手为自己种植园的七、八十人接种疫苗，并指点他的邻居们为另外百十来人接种。
治疗疾病的负担很大一部分落在种植园主妻子的身上。她们会在深夜的任何时候被人叫醒，为临产的妇女接生，或到奴隶的棚舍中为陡生急病的奴隶诊视。她们还要照看女奴婴孩们的育婴室。杰斯德罗侯爵在1781年关于威廉·伯德三世的遗孀玛丽·威廉·伯德的事迹写道：“她对黑奴的照顾甚为周到，在环境许可的情况下尽量使他们过得愉快，在他们生病时亲自为他们诊治。对黑人易患的疾病，她甚至还有些有趣的发现。例如，该殖民地的医生对一种通常几天就能致人死命的斑疹伤寒毫无办法，而她却发现了一种非常有效的治疗办法。”
毫不奇怪，在弗吉尼亚一些图书馆的最为平常的藏书中就能找到为门外汉编写的医疗指南。《自我医疗：种植园医务手册》（1734年）是当时极受欢迎的一本书，它开列了“自己治愈易由本地气候诱发的全部或大部分疾病的简单易行的方法，所需费用低廉，大多数药物本地均有生长和生产”。本杰明·富兰克林在费城将此书出了三版（1734年、1736年和1737年）。在英属美洲付印的第一部药典是威廉·布朗博士编纂的一本三十二页的小册子。此书成于1778年，即美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它开列了各种最简单、最便宜和最容易得到的药物。
殖民地的生活环境，有时会滋长轻视学问的偏向，同时也容易产生对似乎无所不知的专业人员的不信任感，而这些人在欧洲也正受到嘲笑和奚落。威廉·伯德对医生的不信任感是如此强烈，以致在他即将死去时，也不愿找个医生。他的儿子、著名的威廉·伯德二世，也宁可使用自己的较为实际的方法。在富兰克林的居住地费城，流传着一首尖刻的讽刺诗，题为“请来两位医生的好处”：
一位医生干脆利落，好似划船的桨手，
使出浑身解数，施展回春的妙手；
两位医生犹如一对巨桨，
顷刻之间，送你到冥河彼岸。
1807年，杰斐逊有力地指责了医生们专横自恃的教条作风：
他〔明智的医生〕既然已经常地目睹了自然力对于功能失调的恢复作用，就应信赖它们的效能，而不应随意打断它。人体无比复杂和奥妙，人生无比神圣，谁要是在这方面想入非非、妄加试验，那只能使有病的机体更加紊乱。即便是为了维持病人的希望和精神而必须采取措施，那这种措施也应当是最无害的。在我所认识的最有成就的医生中，有一位曾这样告诉我：在他使用的药物中，面包搓成的小丸、有色的清水，还有山核桃烧成的灰粉，比其他药物加在一起还多。这当然是一个虔诚的骗局，但那些一意孤行的医生仍把臆想当作真知。他们从狭窄的已知领域唐突地闯入无边的未知天地。他们空想出各种怪异的理论，从微粒吸引、化学媒介、机械动力、外来刺激、应激性的积聚或耗竭，直到用柳叶刀放血和注水银剂充实等等。他们把这些空幻的理论或其他异想天开的梦幻作为准则，以为自己就如此轻而易举地揭示了一切自然奥秘。他们依据这些假设的原则制订了疾病大全，将疾病分门别类，并通过类比推断把自己的治疗方法引申到被他武断地归并在一起的所有病例。我有幸活到今日，亲眼看见霍夫曼、玻尔哈弗、斯塔尔、卡伦和布朗等人的门徒有如走马灯上的人物一般，一个接一个由盛至衰，而他们的奇思异想有如巴黎一年一度的玩偶穿着的服饰，今日因其新颖而风靡一时，明日则让位于更新的款式而销声匿迹。被这些时髦绝招折腾的病人有时竟得康复，但这无非是劫后余生罢了。
欧洲曾经教给我们许多东西，但它在医学科学的这一领域，却将最终依靠大西洋此岸的引导来掌握健全的原则。
虽然美利坚人似乎不那么容易受形式复杂的江湖医术的影响，他们所处的环境却诱使他们倾向于自然康复的做法。医生们引经据典开出的万应药方，有时为书报所大肆宣扬的环境万应药方所取代：如新英格兰的空气、弗吉尼亚的水和佐治亚的气候。在大自然对人如此慷慨的地方，人们往往容易对大自然期望过多。
戴维·拉姆齐博士在美国独立两周年之际预言：艺术和科学“需要有新鲜土壤，而它们总是在新的国家里最为昌盛”。那个时代的历史尚未证明这番话是正确的。然而，他在夸耀美国非专业医生的成功时却比较接近于事实。他们依靠常识，取得了专家们依靠学问所难以或根本不可能取得的成就。“在耳闻目睹这些经验的弟子所创造的许多疗法时，科学大师有时会顿失尊严。这些经验的弟子既无理论，亦无体系，但他们靠着观察和实践，在治疗常见病方面得心应手。”
美洲经验的可取之处，恰恰主要是在现已明显成为公共保健问题的常见病这个领域。有些疾病在欧洲仿佛是生活旋律中不可规避的一部分，但在这里却能采取谨慎小心的公共措施来避免。有些在英国属于地方性的或不断流行的疾病，在美洲常以时疫的形式突然和极为令人注目地对社会构成威胁。
公众对一种疾病的关注，与其说取决于它所造成的实际死亡率，不如说取决于它给公众造成的印象是否强烈和深刻。按人口比例来说，天花在美洲白人移民中造成的死亡人数很可能少于英国，但在美洲几乎毫无例外地是以引人注目的时疫形式出现的。在十七和十八世纪的英国和欧洲大陆，天花是儿童时期的常见病。一个人成年时，几乎肯定已经与这种疾病有所接触，要么是他有抗病能力，要么是在得病后生存下来，取得了免疫力。因此在欧洲的成年人中，天花不是一种时疫。美洲的情况则不一样，在欧洲人将此病带入之前，美洲从未有过天花，因而它在这里的流行程度远非那么广泛。许多居民度过了儿童时期而没有得此病症。
在十八世纪，许多人不愿送儿子去英国接受高等教育，通常是因为害怕染上致命的天花。法国来访者弗朗西斯·路易·米切尔1702年来到威廉与玛丽学院时，对于在那里学习的学生有四十名之多大感惊讶。他了解到，原先将儿子送往英国学习的有钱人家，现在宁可选择低水平的殖民地教育，而不愿冒在英国感染天花的危险。休·琼斯牧师在1724年指出，“要不是害怕染上通常是致命的天花”，更多的弗吉尼亚人本来是会受到英国教育的。如果父母们愿意冒险一试，让他们想当牧师的儿子去英国读书，弗吉尼亚的教会可能就不会形成自己的特点，也不会具有如此的独立性。
由于天花在印第安人中前所未闻，他们就特别容易受感染。据托马斯·哈钦森总督后来在他的《历史》一书中记载，1633年，“天花在马萨诸塞的印第安人中造成了可怕的浩劫……他们没有舒适和安逸的生活所需要的一切，死亡人数按比例而言超过英国人。以约翰·萨格摩为首的温尼西曼特部族，以及以詹姆斯为首的林恩部族几乎无一幸免”。甚至到了十九世纪，一些以往幸免于天花的印第安部落仍在被这种疾病所消灭，有些部落的死亡人数超过百分之九十。毫无疑问，印第安人死于时疫的比倒在白人滑膛枪下的更多。
在白人移民中，天花也主要是一种时疫。它每隔一段时间——有时整整相隔一代人——席卷一些殖民地，使许许多多成年人得病。它不再是孩童必经的一种磨难，而是突如其来的可怕灾祸，整个社会为之瘫痪，正常的商业和行政活动被迫中断。比较小的社区各种手艺人本来就很缺，失去唯一的木匠或枪械师便使每个人都陷入困难。仅就天花所造成的极高的死亡率这一点甚至还不足以充分衡量它对社会生活所造成的影响。
公共保健是美洲医学的重点，新英格兰提供了这方面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在那里，组织严密的波士顿和清教徒对社会的关心为此设置了舞台。整个美洲历史上向疾病开仗的最成功的战役之一，就发生在十八世纪的新英格兰。医生、牧师和报界人士公开辩论如何对付天花的问题。出人意外的是，这出活剧的主角不是别人，竟是一代代自由派历史学家因不明真相而强烈憎恨的科顿·马瑟（1663—1728）。冷静的学术研究近来开始消除了把他当作魔鬼的坏名声，使我们现在能把他视为代表早期新英格兰科学的潜力和局限性的一个生动的象征。
科顿·马瑟兴趣异常广泛，善于观察和讲求实际。如果我们把他看成是早先时代的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他。事实上，富兰克林曾几次在波士顿听过马瑟的布道，还读过马瑟的《行善篇》（富兰克林的第一个笔名是“默默行善”），并在他的《自传》中把它称为“也许改变了我的思想，影响到我后来一些主要生活经历”的一本书。在这本书里，他可能发现了一种文风，后来在《穷理查历书》中加以运用，使之变得人所共知。甚至富兰克林组织的小社团——从指导思想到集会议事的具体程序——看来就借鉴于马瑟组织波士顿街坊互助会的一套方法。因此，富兰克林的事业中最具特点的一些做法，都直接受到马瑟的启迪。但是，比直接影响更重要的是两人思想上的近似。
用“加尔文派”和“启蒙运动”之间的学术对立把马瑟和富兰克林分开，是一个会使人造成误解的做法。这两个伟人在情趣和成就上的相似之处，显示了殖民地时代美国文化的特征：兼容并蓄，兴趣广泛，惊人地不受前人理论的限制；缺乏独创性；十分讲求实际；对待哲学所取的不求系统和随心所欲的态度。总之，最重要的特征是，他们乐意接受新大陆各种机会的挑战。在马瑟自己的时代，他作为美洲新奇事物的敏锐观察者在英国科学家中名闻遐迩，曾被授予阿伯丁大学名誉学位（1710年）和令人羡慕的皇家学会会员称号（1713年）。
以当时的标准衡量，马瑟对自然的观察是相当敏锐和精确的。他在与欧洲朋友和博物学同行们的科学通信中（1712年后有近百封），记录了他所观察到的各种情况：美洲动植物和印第安人的治病方法；美洲的鸟类，包括野火鸡和老鹰，以及鸽子的远程迁徙；响尾蛇；美洲猛烈的电闪雷鸣；蝾螈；鸡蛋之中发现的又一个鸡蛋；印第安人的计时法，以及其他几十种各式各样的事物。在一封伴随着运往英国的六、七种美洲特有植物的信件中（1716年7月24日），他谈到了植物杂交问题，这是人们所知道的有关这一问题的最早论述。很有意义的是，他的观察涉及玉米，这是后来的遗传学家也感到特别适于做实验的一种植物。马瑟的思想相当开放，以致很快接受了那时刚由尼赫米亚·格鲁阐述的开花植物是有性繁殖的假说。
从早年起，科顿·马瑟就对医学有兴趣。他曾想以此为职业，但哈佛学院没有这方面的正式课程，他就只好自想办法，主要依靠自己阅读。在这一方面，马瑟的经历和以后的富兰克林也很相似。就像富兰克林关于电的发现那样，马瑟的医学思想几乎不可能出自一位博学的专业医生的头脑。
就我们现在所知，英属美洲殖民地的第一篇医学综述论文是由科顿·马瑟于1724年写成的。这篇论文的题目《巴瑟斯达守护神》，虽然来自根据《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二至四节）中提到的著名的康复水潭的名称，但看来却是由于马瑟受到了著名自然科学家罗伯特·博伊尔著作的启发之作。尽管马瑟和其他一些人就天花和麻疹等题目发表过很多零星的论述，但这篇综述论文在十八世纪并没有公之于世，虽然很多人都知道有这篇手稿。在他死后的十多年里，他的儿子塞缪尔竭尽全力想使它出版。
马瑟的清教神学观点可能加强了他对研究疾病的兴趣，这种观点强调原罪和隐秘的人性两重性。清教对罪孽的强调看来以一种迂回方式加强了美洲科学的经验主义特征，它甚至可能帮助了美洲医学实践从博学的欧洲同行的教条主义中解脱出来。至少对马瑟来说，这种思想上的联系是十分明显的。他在第一章的开头作了这样一番解释：
让我们把罪孽看作是疾病的根源。世上可能有两千种疾病，而且其中任何一种都确实可能搞垮我们！但是，根子在哪里？请记住，正是罪孽将疾病带给这个罪恶的世界，继续让这个世界患上无穷的疾病。
马瑟的著作成了对各类疾病的全面考察。在建议其出版的意见中，有一种称它是“人类常见疾患的大纲：首先，它赋予我们虔诚的情感，唤起病人心向往之，摆脱缠身的病魔；其次，它广为收集了各种简单明了、卓有成效和业经验证的治病方法”。
这本书并没有宣称具有独创性。马瑟解释说：“人们不应期待，像我们这样仍然处在襁褓之中的殖民地，在摇篮里仍然有众多毒蛇要剪除的时候，会有机会产生很多聪颖的数学家，或让他们有什么闲工夫去作出特别的创造和惊人的伟业。”但是，马瑟这一番话对他自己并不公道，因为就凭写成这本书和其中的重点而言，他已置身于他的时代中最先进的医学研究者的行列。对疾病分门别类的思想，在海外才刚刚起步。十六世纪中叶以前，欧洲医学人士的首要考虑一直是“系统的一般状况”，各种疾病都被认为是“系统”的变态而已。只是到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巴拉赛尔苏斯的著作，人们才重新严肃地思考这样一种观点，即疾病有多种多样，各种疾病都有各自的原因和治疗方法。在十七世纪，英国医生西德纳姆坚持认为，疾病可能像植物和动物一样各各不同，因此必须进行详尽的考察和分类。到1700年止，人们所知的特用药物仅有两种，即取自金鸡纳树皮的抗疟药奎宁和医治梅毒的水银，医学进展的速度之慢由此可见一斑。就是这两种药物，也恐怕是直接来自民间药方。
马瑟的《巴瑟斯达守护神》，表述了一种许多科班出身的欧洲医生前所未闻的经验主义观点。该书表明，他的兴趣主要不在追究疾病的“原因”，而在寻求如何治疗。书中有许多被他称为疗效显著和业经多次验证的治疗方法。在专门阐述医生们的“不可靠性和矛盾性”的一章里，他把有学问的医生为肺痨所开的相互矛盾的药方作为例证以阐明他们的随心所欲和异想天开。马瑟解释说：“我们在这里不管医生们对这一疾病的原因是如何各执一词、莫衷一是，（有谁在阅读道拉尤斯的大作后会不惊呼：这些占卜者们发疯了！）我们只是看他们的治疗方法如何不同。”
马瑟切望能找到一种方法，来拯救新英格兰人民免遭天花的戕害。他在1714年的《伦敦皇家学会学报》上读到的一篇东西燃起了他心头的希望。这是一位土耳其医生写的一封信，其中叙述了“接种”，即有意识地用天花病人身上的脓液使一个健康的人感染，通常会产生程度轻微的天花，由此痊愈的病人，从此对天花有了免疫力。于是马瑟挥笔给伦敦的一位医生写信说：
为何这种方法在英国如同石沉大海，无人试验，也无人传扬？成千上万的人愿拿出成千上万镑金钱，一劳永逸地驱除这可怕的疾病的危险和恐怖。我恳求您，先生，开始行动，拯救比西德纳姆医生所拯救的还要多的生命。就我自己来说，要是在我有生之年看到天花再度侵入我们的城市，我将立即与医生们磋商，实施这个可望产生喜悦结果的方法。但是，如果我们有幸得知您率先行动，那将使我们受到多大的鼓舞！
1721年4月，马瑟终于得到了这个机会，当时一艘来自西印度群岛的船只将天花时疫带进了波士顿。此后数十年中发生的事件，更加鲜明地对照出医学发展机会在大西洋两岸是何等不同。也是在那一年，伦敦发生了不同寻常的天花流行。从土耳其学得了接种方法的爱赶时髦的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夫人费尽口舌，总算说服国王乔治一世让他的两个孙女接种。尽管有王室做榜样但响应者寥寥，整个伦敦只有二十余人零零星星分散地做了接种；但在发生了两例死亡后，公众的反对趋于强烈，医学界则从中推波助澜，接种试验在英国便暂告中止。不久，接种又在这个国家的一些地方恢复，接种的人数也不少；然而，在任何一个社区，接种的人数都不足以得出结论，肯定或否认接种技术作为一项公共保健措施的价值。伦敦是一个无计划扩展中的城市，天花在这里始终存在，这儿不是进行试验的理想场所。直到1752年，当严重的天花时疫席卷伦敦，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到这个问题上时，接种才有了较大的进展。而这个时候，美洲取得的成就（在英国已广为宣传）早已成了旧闻。
美洲在防治天花方面的进展始于1721年6月初。当时，马瑟公开呼吁波士顿的医生试行接种预防，以保护当地人民。他的呼吁激起了激烈的争论。总的来说，博学的医生们——以该城唯一有医学学位的医生、脾气暴躁的威廉·道格拉斯博士为首——反对进行试验。他们的不满是可以理解的：对医术一窍不通的门外汉竟然对他们指手画脚，而要求他们采用的技术又是从“穆罕默德的徒子徒孙们”那里搬来的。他们也确有实际的理由反对这样做，因为当时的接种方法还很粗糙，实际上很可能扩散天花。但是，他们的反对主要是以神学观点为依据的。他们说，接种“过于信赖人们所外加的、毫无根据的图谋，而忽视了我们的护卫者所确定的正常的自然进程”，因而违背了“上帝的旨意”。一份刚由詹姆斯·富兰克林在其弟本杰明·富兰克林帮助下办起的报纸《新英格兰报》，遵循殖民地时期报纸的保守主义传统，也攻击马瑟的耸人听闻的新花招。但是，许多牧师声援马瑟，要求给接种以正当的试验机会。双方以感情冲动、语词尖刻的小册子进行论战，马瑟本人就写了六、七本这类小册子。公众舆论真正达到了爆炸的程度：十一月间，一枚炸弹扔进了马瑟的寓所。
每个人都同意，天花的防治是一个事关公众的问题。尽管面临强烈的反对，尽管面对城镇行政当局的禁令和天意报复的威胁，扎布迪尔·博伊斯顿在马瑟及其教界追随者的支持下，设法在天花流行时期的波士顿做了一些接种。接受接种的人数已足以提供有统计意义的证据，它表明接种可能引起的死亡危险小于自然感染造成的危险。1722年3月，在天花流行高峰过去后，马瑟向在伦敦的皇家学会秘书长指出，在波士顿接受接种的近三百人中，仅有五、六人死亡（而且这几个人有可能在接种前已自然感染天花），而在自然地感染上天花的五千余人中，死亡者将近九百人。这就是说，人们因为在普通的感染中得到天花而死亡的可能性，大约是经过接种后丧生者的九倍。鉴于在时疫流行时大约有一半左右的波士顿人口得过天花，因而从整个社区的角度看，还是很值得冒接种的风险的。
波士顿这些统计数字的汇集是公共保健方面的开创性工作，是对这么一种医学问题进行计量分析的最早尝试之一。它们后来证明具有重大意义，因为不仅接种由此被确立为一种防病措施，而且为数学家（当然是欧洲的数学家！）发展出“概率演算”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马瑟在接种方面的实际成就，比任何一个事实都更清楚地说明，天花最后是能被征服的。同时，这打开了人们对其他疾病可治愈性的思路。道格拉斯博士本人也来为美洲经验主义气氛的强大力量作证；到1729年至1730年间波士顿发生了由爱尔兰传入的另一次天花流行时，他和他的大多数同行已经相信，只要适当地控制，接种大有好处。他们也确实还为自己的病人施行了接种。1755年，道格拉斯宣布接种的危险只有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三，而且还可进一步降低。他说：“我真有点莫名其妙，为何在我们的母国大不列颠至今仍很少施行接种，尤其是考虑到在我们的殖民地或种植园，特别是在波士顿、纽约、费城和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已经相当成功地施行了接种。”
波士顿试验的影响遍及各个殖民地。1738年初，当一艘来自非洲的船只将天花时疫带进地广人稀的南卡罗来纳殖民地时，这里已有近三十年没有受到天花袭击。詹姆斯·基尔帕特里克博士和他的同行们立即大规模地施行接种。在当时大约有五千居民的查尔斯顿，一位医生估计，他一个人就亲手为四百五十个人做了接种。在时疫逐渐平息之前，约有一千人接受了接种。根据基尔帕特里克博士的叙述，受接种者的死亡率大约是百分之一，这与受自然感染者的死亡率相比实在是微乎其微。在接种法被确立为美洲医学的一种惯例的过程中，强烈的即使有些粗糙的经验主义倾向、对理论的漠视和对效果的强调起了决定作用。人们经常运用基尔帕特里克的宣传小册子中这么一种令人将信将疑的逻辑：“除了这个方法真正成功这一事实，没有任何东西能使它沿用至今。”但是，他要医生们谨防“先天存在的浅薄和后天获致的糊涂”，以免因此而闭眼不看明显的成效，这个告诫是很有道理的。美洲的医学实践具有一种自觉的连续性；例如，基尔帕特里克仔细地提供了关于1721年波士顿天花流行期间早期的接种成功率的统计图表。
但与此同时，接种法似乎与人的常识抵触。基尔帕特里克说：“用投入疾病怀抱来防止疾病这一新奇办法，一开始自然很少有受欢迎的可能。”而且，当公众和医生们的恐惧又有英国那边的“权威观点”作依据时，它们就更不容易被克服。几乎每一个殖民地都曾在某一段时间里禁止施行接种法，但这样的法律并未坚持下去。到1760年，各殖民地已开始对施行接种作出具体的规定，而不再是明令禁止；到1775年，至少在中部和南方的殖民地，法律只是旨在规定合理的安全措施，防止由接种而引起的疾病蔓延。甚至在法律全面禁止接种的新英格兰，禁令在天花流行时也暂停实施，以便接种得以进行。1774年9月，当大陆会议在费城开会时，该城的医生同意在会议期间停止接种，“因为参加会议的几位北方和南方代表据信尚未得过该病”。
独立战争初期，军队的流动使天花传遍了各个殖民地。按照美军总医务官约翰·摩根博士的建议，乔治·华盛顿将军命令全军实施接种。接种在专门为此目的设立的医院里进行。这样大规模的接种，大概是到那时为止的范围最广泛的一次接种试验。当1792年天花再度侵袭波士顿时，它的二万居民中已有近半数受过接种。
在殖民地时代结束之前，天花的威胁——直到将近1800年之前，还在英国逐渐增长——在美洲已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控制。天花流行已不那么频繁，也不再激起那样强烈的恐怖。美洲取得的实际成功还有着更大的意义：它为大洋两岸对这种疾病开战的下一步行动作了思想准备。当爱德华·詹纳在十八世纪末期作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现——种牛痘时，对于理论上的自相矛盾之点感到害怕的人已不像以前那么多了。在詹纳作出发现和本杰明·沃特豪斯向美国报刊读者报道这一发现（1799年3月12日《哥伦比亚卫士报》）后的十来年里，种痘在美国十分普遍。州政府开始对此提供补贴，国会则授权联邦疫苗署以免付邮资的方式向美国任何地方运送疫苗。
在美洲仍处于殖民地时期的英国，“职业”一词可以确切地定义为“适合于绅士”从事的行业。通常所说的“职业”是指“神职、法律和医学这三种职业”（约瑟夫·艾迪生语）。如果说这三种职业都不一定能使人发财致富，那么其中每一种都确能使人获得相当高的社会地位。医生被视为“职业”，但却不包括外科医生和药剂师，不管他们技术多么高明，学识如何渊博，因为这些行业并不被认为是适合于上层阶级人士从事的。在英国，各种行业之间的界限，各门知识之间的界限，反映了地位稳固的贵族阶级的势利眼光。门户之见、自私自利和懒散怠惰，形成了刻板的社团组织和凝固僵化的学术机构；对于新知识和新方法，它们一概拒之门外。
在英国只有学者才能从事的各行业中，医学是仅次于神职（也可能稍次于法律）的出现最早、分类最琐细的一个。它的各行会的差异，比其他任何行业都更加微妙、更加错综复杂和根深蒂固。到了十八世纪，工业革命的巨大力量正使古老的手工业和商业行会垄断逐步解体，政府调节越来越不起作用。但是，在高等和专门的学术领域里，尤其是在医学方面，传统的垄断并没有打破，在某些情况下还变得更加壁垒分明。这种行业的分隔延续了思想的分隔。
中世纪早期的医生，一般是由寺院所办的学校训练的。到了十五世纪，医生须从医科毕业，并从大学得到行医执照。然而，当时医生的领域比现代医生的领域要狭窄得多。他必须通晓使过去的医学知识得以保存下来的拉丁文，还要有各方面的学问。因此，当亨利八世在1518年特许成立皇家医生学会时，他是打算既将它作为一个学术机构，又将它作为一个排外的行医者行会。
外科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它的社会地位低得多。在中世纪的大学里，根本不设这一学科。禁止教士干流血的事是原因之一，而需要动手操作也使它显得不那么高尚。治愈外伤、作各类手术以及拔牙，成了理发师的职能，他们从十四世纪早期起就有了自己的行会。1540年之后，从事这类技能的开业者们组成了理发师—外科医师行会，但行会内部还有区别：理发师不得兼行外科医师的职责（拔牙除外），而外科医师则不得为任何人剃发。这样，一条社会鸿沟分隔着两个现在看来是如此紧密相连的医学分支——内科和外科。
制药又是另一个专业。药剂商原是杂货商的一个类别，是杂货商行会的成员。1617年，药剂商们得到特许的药品专卖权，杂货商被禁止出售药品。接生又是一个行业。至少在十七世纪末期以前，接生几乎全由妇女包揽。她们的执照由其主教签发，后来也间或由理发师一外科医师行会发给。
在十七和十八世纪的英国，众多医学行业的组织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它们多半变得更加糟糕。刻板和复杂的程度有增无减，而在医疗训练的质量和职业标准方面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善。到了十八世纪，皇家医生学会挑选入会者主要依据候选者的社会声望，而且它已拿不出与其名称相符的带指导意义的东西。牛津和剑桥这两所大学都不再有生气勃勃的医学院。不知因何缘故（也许是由于出现了一系列出类拔萃的人物），理发师—外科医师行会中的外科医师分支似乎避免了僵化。然而，他们也有自己的麻烦：内科医生们依然高踞于他们头上。还有一项令人十分讨厌的古老规定一直延续到十八世纪前期，即外科医师在施行手术前，必须从主教那里获得许可证。直到1745年，外科医师才设法与理发师分离，形成了自己的团体。药剂商们在经过了与内科医生的长期争执后，在十八世纪初得到了从事范围有限和较为低等的医疗活动的合法权利。此外还存在着许多地区差异，这使已经五花八门的局面更加杂乱。十八世纪末，英国有十八个签发行医执照的机构，每个机构各有自己的职能和管辖范围。以此为课题的历史学家们曾想在这些交叉重叠的专门组织和规定章程中理出个来龙去脉，然而一无所成，唯有认输而已。
这些庞杂的组织制度没有输入新大陆，部分的原因在于这里缺少专门人才。威廉·伯德在1728年写道：“除了给予这块隐退之地免受迫害的希望之外，［新泽西的］新领主们对该地区所作的如下描述也颇具诱惑力：这是一个不受牧师、律师和医师这人类三大祸害之苦的地方。他们倒不是在说谎，因为人民依然太穷，供养不起这些饱学博识的上流人物。”尽管伯德把原因说得太简单，但他准确地指出了美利坚人比起他们的英国同代人较少受到学问垄断者的束缚。
在这里发展起来的医生职业组织，较之英国的情况而言，是松散的；各专科之间的界限十分含糊，有时根本就不存在。在美洲殖民地，政府对医疗活动的控制实际上业已消失。虽然仍残存着行医需要执照的传统，但殖民地所定的规章措词含糊，无法实施。马萨诸塞海湾的第一个医疗法（1649年）仅仅规定：“未经在同一方面有熟练技能的人（如果有这样的人可找到）或至少是当时在场的最明智、最慎重的人的同意和指点”，任何人不得行医。殖民地在医疗问题上的立法大多数是关于费用问题而不是关于职业标准的。早在1639年，弗吉尼亚议会就对公众抗议“内外科开业医生要价过于苛刻和昂贵”的呼声作出了反应。1662年通过的弗吉尼亚法案解释说：
各种贪得无厌的内外科开业医生索费之高昂，已使一些冷酷的主人为钱财而不是为慈善考虑所左右；他们宁可让患病的奴仆冒自然恢复的风险，而不愿破费去请教态度苛刻而技能低下的医生。这些人的索价之高，经常超过购买病者的费用。其他许多穷人也被迫将命运交付给缠身的病魔……
受过正规训练较多一些的美洲医生们非常清楚，欧洲的职业传统，要求他们划清职业界线并严加恪守。在爱丁堡大学医学院（这是美洲学生在海外受教育的主要中心）就读的殖民地学生组织起“弗吉尼亚俱乐部”，它的成员签署了一些规章。1761年所定章程的第三条是一项庄严的承诺：“本俱乐部每一成员为了职业的崇高荣誉，务必尽可能不再与药剂师和外科医师同流合道，以免败坏本职业的声誉。”然而在美洲，所谓绅士的界线本身模糊不清，因此何为“适宜”于绅士的职业也就无从谈起，而要使自己仅仅从事绅士的职业自然也非易事。在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乡村地区，细微的职业差别当然也有自行消失或难以实行的，但在殖民地时期的美洲，无视职业差别的情况相当普遍。
在美洲医生中，职业的精细划分事实上几乎全无实际意义。当时的广告和师徒契约告诉我们，许多医生，如马里兰查尔斯县的古斯塔夫斯·布朗博士（1734至1740年在此行医），都是一身而兼内外科治疗和药剂配方的。有些殖民地医生不仅同时从事这三种在英国迥然不同的行业，还兼管接生。间或有一些不甘落俗的医生，如在爱丁堡受教育，坚持认为内科医生享有特殊地位的詹姆斯·麦克勒格博士，落到了难以养家活口的境地。“我所以贫困的原因之一，是不愿像这里的常规那样兼营外科和药剂。也许，外科医师和药剂师在我们这里，比在任何其他国家，能更容易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夏特吕侯爵在他1781年漫游美国的旅行笔记中写道：“我在这里笼统地使用‘医生’这个词，因为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的区别，在华盛顿的军队里像在阿伽门农的军队里一样鲜为人知。我们在荷马史诗中读到，内科医生马科昂亲自为人包扎伤口……美国人是按照古代的习俗行事的，看来这还很解决问题。”
确实，在缺乏受过正规训练的医生、缺少职业协会、学会以及没有法律和习俗可循的美洲，那些细微的区分怎能得以延续？因而，美洲的医疗业务与其说是受古代做法的影响，不如说是由变动不定的社会情势决定的。
对于早期新英格兰殖民地来说，医学知识主要是靠牧师，而不是靠受过训练的医生们来传播的。在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初，一些心怀不满的牧师已经学了一点医学，以便万一被驱赶出国时，可以作为糊口的职业。在“移民始祖”中，威廉·布鲁斯特、爱德华·温斯洛和塞缪尔·富勒，看来都有这方面的知识。在富勒于1633年去世后的近一百年里，马萨诸塞没有一位出名的专职医生。移民们的医药需要是由牧师（如为普通人写过如何治疗天花的小册子的托马斯·撒切尔）、学校校长和一连好几位懂得医术的总督来满足的。马萨诸塞海湾的第一位领导者约翰·温思罗普，大概也是当地的主要医学顾问，诊病技术未必逊于一般的英国医生。他那后来当上康涅狄格总督的儿子，进行了广泛的医疗活动，他用通信的方式向远方的新英格兰人介绍他从英国的医学书籍和朋友们那里所能了解到的最好的治疗方法。在这个地区的政治或宗教领袖中，几乎没有哪一位不曾用自己的医学知识为人治过病：温斯洛为印第安人酋长马萨索特治过病；传道者约翰·埃利奥特尝试用近代医学指导印第安人，在疾病流行时期，总督或总督助理通常就采取何种适当的防治措施作出决定。开拓天花接种法的两位伟大的试验者科顿·马瑟和扎布迪尔·博伊斯顿都没有医学学位。在老英格兰，牧师时常限制和讥讽医疗实践；而在新英格兰，多才多艺的牧师既帮助医学从陈旧的垄断桎梏中摆脱出来，又以比较重实践的精神使之焕然一新。
医疗活动就这样分散到了许多不同的行业中去。就我们知道作者姓名的从1721年到1752年间在波士顿发表的十五本医学小册子中，只有四本（由威廉·道格拉斯博士所作）是由一位在英国会被认为有医生资格的人撰写的。哈佛学院医学系和马萨诸塞医学协会是直到1781年才成立的。协会在1790年开始零星出版论著，但接着便无下文，一隔就是十八年。保护公众健康是明智的总督和能干的牧师们的责任。许多在英国互相分开的专业混合形成了一个通科医生的工作，而通科医生本人也愈益密切地被吸收到一个关心社会政治和宗教福利的更大的阶层中去了。
在南方的一些殖民地，并不完全相同的原因产生了同样的结果。在那里，欧洲的职业区分也没有被引入，而本地的职业组织尚未产生。如果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只是受教育较多和受教育较少的人之间的区别，而不是从事不同的传统行业的人之间的区别。在边远的、坐落十分分散的种植园，种植园主的责任就像新英格兰牧师的责任一样新颖和多样。在十七世纪，靠行医为生的极少数南方人通常也是活跃的政治家、农场主或律师。直到1691年，弗吉尼亚的医生——和渡船工人和黑人一起——才特别地被免除了兵役。
甚至在费城不存在由于占统治地位和多才多能的牧师或种植园生活的紧急情况，而必须打破欧洲式职业分类的因素，各不同专业也趋向于有益的掺和。在十八世纪，费城以其具有超过各殖民地任何其他地方的医学水准而自豪：在人们所知的1740至1775年间在费城行医的十七位“内科医生”中，除三人外，都受过某种程度的欧洲医学教育。1765年，费城成为美洲第一所医学院的所在地，这是引入欧洲医学体制的最早的共同努力。如果美洲有什么地方可望见到对医学职业的自豪感和明确的职业区分的话，那么费城应当是这样的地方。但是，这里同样见不到人们熟知的欧洲式的行业区分。爱丁堡的亚当·汤普森博士于1748年曾来费城“从事内外科治疗和接生”，但他公开声明不设自己的药房，这似乎激起了同行们的忿懑。他们认为，这事实上是隐晦地批评他们愿意做医术杂而不精，甚至兼理药科的人。
他是一位临床医生，来访的苏格兰医生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博士在1744年这样评论威廉·道格拉斯博士“嘲笑一切理论和以此为根据的实践，视经验主义或纯粹的经验为实践所应依据的唯一坚实基础。他的周围有一群门徒，他们贪婪地吸取他的说教，由于一知半解而难以察觉他们导师的弱点和错误”。这里所说的就是那位当年曾以医学上的理由反对马瑟进行接种试验的道格拉斯博士。也许，他已经由1721年的天花流行得到了教训，因为他在那时表现的墨守教条的态度，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并不具有代表性。从当时欧洲医生的观点来看，道格拉斯博士和其他美洲医生已经表露出一种明显的侧重，即注重医治某些特定疾病的实际方法。
美洲医生的这种侧重是多种客观情况所致，其中尤其重要的是他们那种不正规的医学教育体系。1765年以前，英属北美没有任何医学院；由于只有很少的美利坚人有钱在爱丁堡、伦敦或莱顿上学，学徒制就成了学医的标准方式。在十八世纪的弗吉尼亚，每九名医生中大约只有一名有医学学位，而各个殖民地在美国革命爆发时的情况看来大抵都是如此。扎布迪尔·博伊斯顿也许称得上是殖民地时期的新英格兰最善治疗、最能独立思考的医生，他就是从父学医的。波士顿的克拉克家族——殖民地时代最出名的医生世家，根本不感到有进医科学校的必要：这个家族的前后六代人都是在自己家里接受医学训练的。在第一代约翰·克拉克（他可能持有英国的医科学位证书，于1638年左右来到新英格兰）和第七代克拉克（他于1802年得到医学博士学位）之间，克氏家族有成就的医生们没有一个受过正规医学教育。
在各个殖民地的所有地方，学徒制是普遍通行，几乎是唯一的步入医学职业的道路。从十七世纪早期的弗吉尼亚遗留下来的师徒契约表明，已经得到认可的医生，一般在家里收一个年轻人当学徒，为期七年，担当护理、看门、驾车、送信、配药和协助手术等杂役，同时读一些书，并主要通过观察师傅的治病方法来学习。虽然这种训练方式的收费也不太便宜——弗吉尼亚最好的医生们要价约一年一百英镑——但要进入最有名望的医生家中学医总得经过相当激烈的竞争。
许多殖民地医生认识到，在将来准备行医的地方学医，具有特别的好处。1766年，托马斯·邦德博士在宾夕法尼亚医院临床教学课上说：
每一种气候产生特有的疾病，这些疾病需要依靠经验才能理解和治愈。……因此，就向青年讲授医学知识而言，最为适当的地方就是将来行医的地方。在那里，由可靠的经验积累而来的真知灼见，可通过父子相授、师徒相传。这可不是主观的臆断，而是确凿的事实。这可以用美洲野蛮人的事例来证实：这些人从未读过医书，但却掌握着医治他们所处的气候条件下易发疾病的技术，比受过正规训练、满腹学问的医生们还高明；正是他们的一些发现丰富了今日行医所使用的最有价值的一些药物。
然而，包括医学界一些头面人物在内的另一些人抱怨说，美洲的医生训练过于粗糙简单；他们敦促实施比较正规的医学教育。费城的约翰·摩根（1735—1789）是其中引人注目的一个。在接受了典型的美洲医学教育后（先在约翰·雷德曼博士手下学徒，尔后又在征伐杜肯堡的军队中任外科医官），摩根为提高医术而去海外进行广泛的旅行，足迹遍及爱丁堡、伦敦、巴黎、帕尔马和帕多瓦。回到费城后，他宣布决心只开设内科，“而不搞药剂或施行外科手术”。他还试图说服其他美洲医生把开刀和配药分别留给外科医生和药剂师去做，然而毫无结果。但他确实说服费城学院的理事们建立起美洲第一所医学院，并被任命为医学理论与实践教授。1765年5月，他作了十分著名的演讲“论美洲医科学校制度”，这是对当时美洲医疗业状况最好的描述之一。摩根猛烈地攻击美洲医疗业不正规和各门类缺乏鲜明的界线划分，他将此称之为“拉平各类医生之间的等级差别”。他埋怨说，虽然他学习刻苦、常年不怠，并有广泛的漫游经历，“有人却告诉我，想要仅仅靠问病和出诊就在这里站住脚，而不干外科医生或药剂师的行当赖以支撑，那就是忘了我生来就是美洲人”。他为海外那种“内科、外科和配药界线分明的正规做法”大声辩护。很明显，摩根尚未发现亨利·亚当斯在十九世纪后期向美国人反复宣扬的真理：与吸取欧洲人的经验同样重要的是，要懂得在哪些方面“人类的经验对他们说来是毫无用处”。这一点，对于美洲的知识性职业尤为重要，因为在那里，用亚当斯的话说是“社会的力量窒息了人们的思想”，其程度超过任何别的地方。
没有人能否认，在许多方面，美洲的情势造成了医学的贫乏：各殖民地在医学上没有理论方面的进展，也没有充满想象力和富有成果的实验室探索。虽然在医学实践方面有一些进步——例如，在免疫学和公共保健方面——但在医学科学上却没有划时代的进展。十八世纪的美洲医学，只是展示了一种新颖的医学职业的发展。探索性医学的前沿阵地，仍然在欧洲各医学中心。尽管如此，在约翰·摩根博士轻蔑地称之为“殖民地婴儿阶段”的状态中，包孕着美洲的机会。由于让粗糙而不断变化的经验溢过医学各部门之间的古老隔墙，人们便可能看到长久以来被行会垄断和专家们的高傲所掩盖的各部门之间的自然关系。
就这样，美洲的经验不仅在学术方面，而且也在社会方面，打破了医学科学各分支间的界线。在十八世纪，一个事业兴旺的新英格兰医生，穿戴整洁，乘着马车为病家出诊；他的英国同行则头戴涂着香粉的假发，上穿红色织锦或花缎的外套，下着短马裤、长统袜和铜扣鞋，戴上三角高帽，手持着顶端饰金的手杖。欧洲医生的势利并非仅仅是一种个人的过失，它还把医学科学这个整体搞得支离破碎，使理论与实际分离，内科、外科和产科分家，这三科全又和制药分道扬镳。美洲医学单凭削弱或摒弃势利的风尚（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美洲的环境所迫），就把被分割得支离破碎的经验重新结合起来了。在欧洲，直到进入十九世纪多年后，内科和外科医学在社会天平上才大致趋于平衡。只是到了那时，内外科的医生才能自由地合作。而在美洲，由共同经历的学徒制训练所促进的内外科医生之间的平等地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
学徒制的培训方式引导年轻的美洲医生注重现代行话所谓的“临床”实践，即把兴趣更多地放在对病人的观察和实际治疗上，而不是放在人工的实验室试验上。亨利·西格里斯特博士在他的美国医学史著作中说：“当巴黎和大多数欧洲大学进行着纯理论的医学教学而不作任何实际的临床示范时，在美洲医学却是通过每日与病人的实际接触来传授的。”当然，这种强调临床的做法并不是有人特意安排或事先期望的，饱学之士事实上还想尽力加以阻挡。为之进行了最为有力的辩护的，是下一个世纪的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博士（他自己的成就，也是强调临床的辉煌的，即使是不自觉的产物）。他在向哈佛大学医学院学生所作的关于“理论教学和临床教学”的著名开题演讲（1867年）中说道：
把智者的实践经验直接灌输进青年头脑的做法——每一个事实都是他可以在对付生与死的搏斗中运用的——与我和其他一些人习惯于教授那些离题远而用不上的“科学”真理的做法作一比较时，我不禁会扪心自问，即使我们承认先辈们教得太少，我们自己有时是否可能教得太多了？当我想到我自己在描述腭骨的两个细长突起有八个面，或细微的鼓室神经有七个小分叉时，我几乎感到脸红。……
我可以听到某些粗直的反偶像崇拜者们用蔑视而愤怒的语调向解剖学家和化学家诘问：“你们究竟在把什么东西填塞到那些将把握人民生命的青年们的头脑中去？有一个人突然昏厥了，你只会告诉我腭骨的两个突起有八个表面，却不懂要去松开那人的领口。老妇人们都称你傻瓜！有一个人刚刚吞服了毒药，我要想法在最短的时间内将他的胃翻过来。天哪！你忘记了硫酸锌的剂量，却记得制取尿嘌呤的方程式！”
“请注意，医生先生——如果我去找木匠来堵一个漏雨厉害的房顶漏洞，你以为我会去管他是不是植物学家吗？……如果我的马掉了马掌，你是否认为，我会先去确定一下铁匠是否了解氧化亚铁和氧化铁的区别，然后才让他上蹄铁？”
——但是，我的科学工作会逐步产生有用的结果，也许在下一代，或者是在较为遥远的将来。
“好极了！”（正像你们的拉比莱斯医生常说的）——反偶像崇拜者回答：“这同我和我的腹绞痛有何相干？同我和我的尿急痛又有何相干？我向丘纳德蒸汽船的船长付钱，是为了迅速而安全地到达利物浦，而不是为日后的航行者们绘制大西洋海图！”
由美洲的学徒制培养的医生，由于在早期就将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并直接接受开业医生智慧的熏陶，因而看来在日常的治疗活动中更为成功。纳撒尼尔·查普曼博士在1820年评论说，虽然欧洲医生更有学问，更有创新精神，但就医疗成绩来说，美国却是首屈一指的。
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理论和实践、“高等”和“低等”医疗业务之间传统界线的消除，造成了一个较为自由的气氛；在这样的气氛中，美洲医学得到了独具一格的发展。十八世纪的美洲医学没有造就什么伟大的医学科学家，但它却产生了一批很有才干的医生，他们在临床方面的兴趣终将结出自己的累累硕果。有一些美利坚人，倒并不一定都是职业医生，意识到了这一前景。托马斯·邦德医生在1776年指出：“在这片较晚定居的土地上，经常发生新的疾病，因而对我们的要求也更高。”他促请人们仔细观察，注重经验，一步一个脚印地开拓。还有什么地方，经验交流能显得如此重要呢？四十年之后，杰斐逊仍然希望在这里看到“把首要的重点置于临床观察，而把虚无飘渺的理论置于末位”。
美洲医学注重实际的最初成果之一，是医院和护理的改善。在十七和十八世纪的欧洲，医院往往无异于一个社会污水池：穷人、神经错乱者和各式各样不幸的人们，在世代积聚的污垢中腐烂发臭。在美洲，直到十八世纪才有了为数不多的医院，那时他们就已开始把可治愈的病人、神经错乱者和传染病患者相互隔开。甚至在十七世纪的弗吉尼亚，病人也常被安置在医生的寓所。那里没有医院中相沿成习的污秽，这本身就是一大优点。
由托马斯·邦德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热情相助下于1751年创立的宾夕法尼亚医院，以当时的标准衡量，是办得极其成功的。这所医院以“促进人口增长、保护许多对公众有用的人免受毁灭和痛苦”为建院宗旨，从创立之时起到1773年止，共收治了八千八百三十一名病人。根据医院管理人员的报告，在这些病人中，完全治愈康复的有四千四百四十人，死亡者仅八百五十二人，死亡率是海外综合医院的一半。本杰明·拉什博士在1774年自豪地说，与欧洲的医院相比，“宾夕法尼亚医院已经达到了人的智慧和仁慈所能达到的最为尽善尽美的程度”。
殖民地时期为数极少的几个重要的美洲医学出版物（有一些我们已经提到过），具有非常明显的临床医学的气息。在波士顿，威廉·道格拉斯博士有关1735至1736年间猩红热大流行的报告，是第一个用英语所作的对该病临床征象的详细描述。托马斯·卡德瓦拉德博士所写的《西印度群岛的干腹绞痛》由本杰明·富兰克林于1745年印刷出版，它指出许多上层人物受害于铅中毒，因为他们饮用通过铅管蒸馏的牙买加朗姆酒。在查尔斯顿，约翰·利宁博士写出了关于1748年黄热病大流行的精确报告。1750年，费城的约翰·基尔斯利博士又发表了他对同一疾病的细致观察的报告。不少观察者叙述了天花的疗程和不同治疗方法的利弊优劣。
美洲殖民地医学在理论方面没有产生引人注目的东西。本杰明·拉什博士遵循卡伦的弟子约翰·布朗的教条，绞尽脑汁，想找出一种无所不包的医学理论。他提出了“体壮论”和“体虚论”，把一切疾病归结为“张力”不正常。拉什在理论上的苦思冥索，恰恰显露了这位医学教条主义者的最糟糕之处，但即使是他，也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空谈理论的。他促进了对精神失常者的较为人道的治疗方法；他还尝试通过污水处理、净化水质和清扫街道等合乎常识的权宜之计，来改善费城的公共卫生。
进入十九世纪之后，美国医学的明显成功进一步确认了它的注重临床的态度。它的成就是在紧迫情况驱使下，由一个未分隔而浑然一体的医学界取得的。两位英雄人物、美国医学界当之无愧的最高典范，非常突出地象征了新大陆的特殊机遇。第一位是伊弗雷姆·麦克道尔（1771—1830），一个曾在爱丁堡就读一年，但未得过医学学位的边远地区医生。他遇到一位腹中长着巨瘤的病妇，肿瘤如此之大，以致他开始还误以为她有孕在身。在麦克道尔以前，外科手术的范围仅涉及截肢、取出结石、修补疝气和另一些小手术，真正的腹部大手术还从未有人做过。1809年12月13日，麦克道尔仅由一名随他当学徒的侄子相助，在肯塔基州丹维尔他自己家里，将病人置于桌子上，在二十五分钟内，一面病人默诵着赞美诗为自己壮胆，一面麦克道尔切开她的腹腔，取出了卵巢囊肿。当麦克道尔五天后看望他的病人时，她正在自己铺床叠被。就是这一刀，使这位妇人又活了三十一年。这是医学史上第一例卵巢切开术，要不是由于边远地区条件差，受过正规训练的医生奇缺，这个手术很可能是不会施行的。
第二位英雄人物威廉·博蒙特（1785—1853）是一名从学徒生涯中获得其全部医学教育的军医。1822年6月6日，当他的部队驻扎在密歇根北部偏僻的麦基诺堡时，美洲皮货公司的一名法裔加拿大雇员身体左侧被一发大号铅弹打中。尽管博蒙特想尽办法促使伤口愈合，但伤员的胃部仍然开着孔（医学上称“胃瘘”）。博蒙特灵机一动，抓住这个天赐良机，通过未愈合的孔来观察胃内的具体活动。他把伤员带到自己的住所，以堪称楷模的技巧和想象力进行观察，当时既没有书本可作参考，也没有实验室可做试验。他注意到胃液的作用以及茶、咖啡和酒之类刺激物对胃的影响。依据这些观察，他写了《胃液的试验和观察与消化生理》（1833年）。这本后来成为临床医学名著的朴实无华的小册子，为消化生理学和营养学奠定了基础。谁也说不清，麦克道尔和博蒙特的成就主要是出于天赋，还是出于殖民地的简陋条件所造成的机会。但是，如果他们书读得更多些，或者能请来有资格的专家，他们还敢做这样的尝试吗？
美国医学近期的前途，似乎不是在实验室，而是在病床边或诊疗室。美国十九世纪向欧洲输出的最重要的医学新技术，也许是外科麻醉，而这无疑是一项实际的和临床的发现。预防医学、牙科、公共保健、临床研究和一般性疾病的治疗，是美国医学特别擅长的领域。这些领域，也是美国的生活水准、缺乏严格的社会等级和职业界限以及新大陆多种多样的经验最能起作用的一些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