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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在外日久，阅事日多，每劝人以不服药为上策……希庵五月之杪，病势极重，余缄告之云：“治心以广大二字为药，治身以不药二字为药。”并言作梅医道不可恃。希乃断药月余，近日病已痊愈，咳嗽亦止；是二人者，皆不服药之明效大验。季弟信药太过，自信亦太深，故余所虑不在于病，而在于服药，兹谆谆以不服药为戒，望季曲从之，沅力劝之！
我在外漂泊的日子比较长久，经历的世事也逐日增多，当看到有人身体不舒服，我经常劝他们以不乱吃药为上策……属下希庵在五月底病得极其严重，我私下告诉说：“治心以广大二字为药，治身以不药二字为药。”并提醒他作梅的医术不可依仗，希庵于是决定停药一个多月，最近几天病完全好了，咳嗽也停止了。以上我提到的这两个人，都是不乱吃药取得显著效果的证明。季弟（最小的弟弟曾国葆）迷信药物太厉害，自我错误的认知也太深，所以我现在其实最忧虑不是弟弟的病，而是他胡乱吃药，现在此我再一次谆谆嘱咐他千万要以不乱吃药为戒条，希望国葆弟弟答应我，国荃弟弟也也要多加劝导！
（同治元年七月二十日）
在曾国藩的湘军中，有一个将领叫李续宜，就是曾国藩在上文家书中提到的“希庵”。同治元年（1862）五月，希庵来信称他病了，而且还比较严重。曾国藩听闻，立刻回信告诉他：“治身当以‘不药’二字为药，治心当以‘广大’二字为药。”结果，希庵停药一个月左右后，病还真的好了。
曾国藩提到的“不药”，是说生病之后不要过分盲目相信医药，提倡以养心为主、养身为辅的养生哲学。他还曾在家信中强调说：“寿命的长短，有没有病，概听其自然，不必产生很多幻想去计较它。那些多吃药、求神仙保护的人，都是妄想。”可见，曾国藩是非常注重自然调养的人。
当然，关于“不信药”这一点，我们现代人还是要辩证的看待，毕竟曾国藩那个时代的“药”与现在的“药”还是有很大区别的，相较于旧时代，现代医学的发展还是值得肯定和信赖的。所以，恰当的做法是不过分依赖药，但也不要一味地拒绝药。
在强调“治身以不药二字为药”的同时，曾国藩还提出了“治心以广大二字为药”。关于“治心”，还要从曾国藩著名的《治心经》说起。在《治心经》中，曾国藩讲：“有襟怀、有气度、有品格的人，心如鼎镇，志如磐石，任何力量都不能动摇。”可见，他主张做人要心胸宽广。
读过下面这个小故事，你会发现曾国藩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心胸开阔的人。
曾国藩在带领湘军进入江苏境内时，有一个人来投军。这个人对曾国藩还比较了解，知道曾国藩不喜欢夸夸其谈之辈，所以讲话很注意分寸。而曾国藩，觉得此人有一些才能，于是就收在了麾下。但万万没想到，这人是一个十足的骗子，来到军营没多久，他就偷拿了一笔钱财逃跑了。
曾国藩的部下向他通报了这件事，还强烈要求立刻派兵捉拿，但却被曾国藩制止了。曾国藩说：“能从我手中行骗，说明此人的确是有一定才干和胆略的，钱财损失是小事，如果逼他太厉害了，他会投向敌军，我们的麻烦不更大了么？”众将领一听，无不佩服曾国藩的智慧和心胸。
荷兰著名哲学家斯宾诺沙说：“人心不是靠武力征服，而是靠爱和宽容大度征服的。”宽容是一种修养，一种处变不惊的气度，一种豁达。曾国藩也是靠一颗豁达的心征服了众将领，征服了那个时代。
丘吉尔也是一个非常宽容的人。二战结束后不久，在一个酒会上，一个女政敌高举酒杯走向邱吉尔，并指了指邱吉尔的酒杯，说：“我恨你，如果我是您的夫人，我一定会在您的酒杯里投毒！”很显然，这是故意挑衅，而且满含着仇恨。可是，丘吉尔并没有因此而愤怒，而是笑了笑，很友好地说：“如果我是您的先生，我一定把它一饮而尽！”可见，宽容有时候不仅是一种修养，更是一种化解尴尬和挑衅的智慧。
安德鲁•马修斯在《宽容之心》中说过这样一句话：“一只脚踩扁了紫罗兰，它却把香味留在那脚跟上，这就是宽容。”显然，这样的宽容令人肃然起敬。而如今，我们在进行家风建设的过程中，如果能把这样一种紫罗兰式宽容精神内化到每一个家庭成员的心灵中，何愁我们的家庭不和睦、不兴旺呢？
走吧，让我们怀着一颗“紫罗兰”的心上路，豁达地面对这世间的一切，你会发现这世界如此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