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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德教授带我参观了一个低收入者小区。从娱乐街“法国角”（French Quarter）驱车到这里仅需五分钟。小区外观漂亮，构造也结实，和我在波士顿、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见到的公共住宅相比，明显这里的建筑质量更好。沃德教授愤慨地说：“居民一回来就能马上住进去，新奥尔良也有工作机会。虽然有惹是生非的居民，但毕竟只是一小部分人。政府无视居民想回来住的意愿，强行拆除这里的房子，自然会加深他们对政府的不信任感。”（该小区于2008年春天拆除。）
在附近高速公路的高架桥下，约有150人住在帐篷里，依靠教堂和慈善机构发放的物资糊口。整个新奥尔良市的无家可归者约有12 000人，比卡特里娜飓风袭击前增加了一倍。
路易斯安那州为了帮助受灾的有房者重建家园，为每户人家准备了最高15万美元的资金，但是因为手续烦琐，领取资金要花很长时间。一方面，租房需求增加致使房租一路飙升；另一方面，次贷（subprime loan）危机导致市场萧条，又加重了住房困难。
2006年1月，为了进行统一的灾后复兴工作，纳金市长的咨询机构新奥尔良市复兴委员会将市内划分为13个区，要求各区居民在四个月以内自行提交灾后复兴计划。若返回该区的居民不过半数、不能够制订重建计划，允许以飓风袭击前的实际价格征用土地。该方案被认为是一个“大规模征用土地的阴谋”，遭到了居民的强烈反对。
根据沃德教授的说法，灾害前拥有独栋住房的人可以优先分配到拖车房（trailer house）；只要得到房主的允许，原本租住在独栋房的人也能以比原本住在低收入者小区的人更高的概率分配到拖车房。她还说：“听说日本阪神、淡路大地震时，社会弱势群体能够平等地得到援助。但在新奥尔良市，有房子的人优先得到援助。虽然美国是一个发达社会，但其中的好处只有富裕阶层能享受，一般市民的境遇和第三世界国家没有什么不同。”
沃德教授在谈话时通常很注意数字、细节和措辞，她好几次顺势说出“难民”（refugee）这个词，又马上改成“幸存者”（survivor）或者“撤离者”（evacuee）。她这样的人竟会使用如此强硬的措辞，颇令我感到意外。
“这并非阴谋论，”她又说，“8月27日，小布什总统虽然向路易斯安那州发出了紧急事态宣言，但适用区域并不包括新奥尔良市等路易斯安那州南部地区。8月31日，他提前结束夏季休假，坐着空军一号（Air Force One）从上空视察了灾区；9月2日才前往灾区实地视察，但也只拍了些媒体用的照片。总统对我们如此轻视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我一直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简而言之，我们不是‘美国’人。正如您所知，直到19世纪初，路易斯安那州一直是法属殖民地，有一百年以上的历史，时至今日，英语和法语都是路易斯安那州的官方语言；民法是以《拿破仑法典》为基础制定的；行政区划不是美国通用的县（county），而是教区（parish），也是受法国殖民主义时期的影响；再加上黑人占路易斯安那州人口的三分之二，克里奥尔语化（creole，说法语、西班牙语、印第安语等语言的人互相混淆）现象十分显著；从整个美国来看，这里也是天主教信徒特别多的地方；历任市长都是民主党，当时的布朗克州长也是民主党党员，还是一位女州长。对身为WASP（盎格鲁-撒克逊裔白人，基督教新教教徒）、信奉父权主义的共和党人小布什来说，这不是‘美国’。这不仅仅是小布什总统个人的看法，或许还是美国主流社会所共享的价值观。虽然卡特里娜飓风造成严重危害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我个人认为最根本的是这种歧视性眼光和偏见。”
我不能断定沃德教授所说是否正确，听起来既有合理之处也有不合理之处。但值得注意的是，连在细节、数字和措辞方面非常严谨的沃德教授都说出这样一番话来，可见整个新奥尔良市都弥漫着对政府的不信任感。
我问沃德教授，格雷特那市鸣枪事件的背后是否也存在种族歧视，她大笑着回答：“即便有，也实行得太不像样了。”
卡特里娜飓风肆虐时，因为没有柴油燃料，无法启动备用发电机，紧急事态指挥部一开始就陷入了瘫痪。因为没有一部电话能够接通，市长和其亲信整整两天都与外界隔绝。除此之外，日常生活方面也不断出现诸如无法使用洗衣机之类的各种不便。这个时候，是志愿者和教会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新奥尔良市有非常深厚的天主教传统，但其半数设施在灾害中受损，于是新教及救世军（总部设在英国，在全世界115个国家和地区开展活动的国际基督教团体）发挥了力量。
沃德教授认为，从支持民主党这一点来说，自己可以算是“自由主义派”。但她并未掩饰自己对市内四所巨型教会的感谢，特别是他们向市民全面开放教会备用发电机这点。得克萨斯州休斯敦市的湖木教会——全美最大的巨型教会（信徒人数达44 000人）——也迅速组织起志愿者，将他们派到设在该市阿斯托洛圆顶体育场等处的避难设施。
在人道援助、灾后重建等各个环节，宗教团体敏捷的机动力量都起到了弥补政府职能的作用。小布什政府也曾积极利用教会，通过“基于信仰的邻里互助合作机构”（Faith-Based and Neighborhood Partnerships）为从事社会福利活动的宗教团体提供补助金。虽然该计划充分发挥了宗教团体在救济弱势群体、消除社会差距方面的作用，但因违背政教分离的原则而遭到了批评，也有人批判说它只是为了向支持小布什政府的宗教团体提供公费补助而制造的一个借口（奥巴马政权表示将以保障宗教多样性和公平性为前提扩大上述计划）。顺带一提，FEMA所指定的救援捐款受理窗口首先是红十字会，从第二位开始全部是宗教团体，代表基督教保守派的电视传教士帕特·罗伯特逊于1978年设立的“慈福行动”（Operation Blessing）位列第三。
然而，另一方面，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过后，罗伯特逊曾发表极受争议的言论。另外，他还曾批判实行反美左派政策的委内瑞拉总统。
对于卡特里娜飓风，基督教保守派组织“忏悔美国”（Repent America）的创始人迈克尔·马克贝吉也曾说：“这是上帝对每年举行一次同性恋庆典的新奥尔良的惩罚。（中略）虽然许多人的丧生令人悲伤，但是上帝毁掉了这座邪恶的城市。”进而，该派电视传教士约翰·海基站在反天主教的立场上表示“卡特里娜是上帝对罪恶之城的惩罚”，激怒了众多灾民。在2008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虽然海基支持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但后者并未接受他的支持。
卡特里娜飓风灾害发生后，新奥尔良市表现出对政治彻底的不信任感和对外人的恐惧。所谓“美国”便是一个由这些负面感情交织而成的公众群体（public）和共和国（republic）。这与“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的外交政策互相映照：它并未向世界宣扬乐观主义和希望，而是到处散布愤怒和恐怖。
美国以自由的代言人自居，现实却与之形成悖论。我希望能近距离审视这一现实，并从另一个角度观照当今美国民主主义的形态。卡特里娜飓风留下的问题并未停留在“贫困”和“种族歧视”的层面上，它们超越了华盛顿的政治状况和政治角力，涉及美国民主主义的本质，即便在“后奥巴马时代”的美国也是十分重要的。
新奥尔良正在全力进行灾后重建。
但是，卡特里娜飓风不会就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