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8月末,史上最大规模的飓风“卡特里娜”袭击了美国东南部,造成超过1 800人死亡。世界各国媒体对新奥尔良市乃至美国防灾救灾措施的不足进行了批判。此后再谈及新奥尔良市,即便不能说是“野蛮”,至少也有些陈腐。即便如此,我仍想再访新奥尔良,原因是当时从受灾现场传来的一个电视画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个画面捕捉到了灾难发生一周后的一个瞬间:雷·纳金市长命令警察强行驱离残留在灾区的一万多名市民,而部分居民一边开枪,一边与警察、民兵对抗。
我并非对市民拥有枪支这件事感到惊讶——这是受合众国宪法保护的权利。然而,居民自身仍处于有生命危险的状况之中,有开枪抵抗的必要吗?如此强烈的不信任感到底从何而来?这里的枪声是如何与美国社会的其他部分产生共鸣的?
抱着这样的思考,我在2008年2月初次访问了灾后的新奥尔良。这是一个冬日,距1 800名市民丧生已有两年半的时间。
我和新奥尔良大学的文化人类学教授马萨·沃德取得联系,请她带我在市内转一转。这位教授以新奥尔良市为调查领域,并以研究在当地有深厚传统的伏都教(Voodoo)而著称。
市民手持宪法中的相关条款与强制撤离令对抗 (2005年9月9日,©法新社 赫克托·玛塔 摄)
新奥尔良的海拔为负2米左右,四周湖河环绕,是俗称“汤盘”的地形。联邦政府、州政府等相关部门至少在五年前就已预想过这种“零海拔地带”遭遇强飓风侵袭的危险性,还为此实施过两次模拟演练。所以在卡特里娜登陆之前,85%的居民已经前往他处避难,平心而论,这个比例已经相当高了。
然而,发展中国家姑且不论,在发达国家美国,这种规模的自然灾害竟然造成了超过1 800名牺牲者,这是极不寻常的。至于背后原因,最广为人知的有两点:堤坝、排水等硬件设施的建设存在问题;灾后救济和重建工作进展缓慢。
但是,沃德教授认为其背景极为复杂,并不能单纯归结为一种因素。
比如说,佛罗里达州也同样多次遭受飓风侵袭,但是其救济和灾后重建工作所花费的时间很短。这里居住着很多退休人员和有钱人,当地人也多有购买洪水保险等各种保险,所以他们拥有灾后重建的能力。另外,佛罗里达州在历届总统大选中都是能够决定选举结果走向的所谓“激战州”(选票争夺战十分激烈的州),这样的政治环境使它更容易得到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迅速应对和赈灾救济。
与此相比,新奥尔良市所在的路易斯安那州是全美居民个人收入最低的州,贫困人口多,加入各种保险的人很少,缺乏自主重建的能力。而且,在总统竞选中,它是共和党的大本营,很少会成为所谓“激战州”,因而不容易得到政治上的关照。
为了赈灾和进行灾后重建,路易斯安那州动员了民兵。然而,当时相当于该州民兵总数三分之一的三千人已经被派遣到伊拉克。虽然得到了其他州的工兵部队和直升机支援,但也不能指望“外人”拥有立即作战的能力。虽然在2004年进行模拟演习时就发现救灾和灾后重建需要制定周密的计划,但当时受伊拉克战争经费增加的影响,联邦政府在飓风应对措施上的预算很有限。
此外,白宫(总统府)、FEMA(美国联邦应急管理署)、路易斯安那州政府、新奥尔良市当局(市长、市议会)等相关机构在处理灾情时也多有不当之处。
首先,就白宫方面的应对措施而言,沃德教授对小布什总统在2006年面向美国民众的演讲中将新奥尔良市市民称为“people down there”一事表示了强烈的愤怒。所谓“down there”是指“距离说话人较远的地方”,虽然是日常生活中的常用词汇,但也可以用来表示“那个落后的地方”,带有轻蔑的含义。沃德教授说:“1965年飓风珀翠袭击新奥尔良市时,林顿·约翰逊总统立即赶到了最贫穷的地区——第九区的低洼地带视察,还留在新奥尔良市亲自指挥赈灾活动。总统与我们同在——这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与此相比,小布什总统未免过于冷淡了。”她还说,直到现在,只要一下大雨,她就会感觉非常不安。
其次,FEMA作为直属于美国总统的独立机构,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以前曾获得过国内外的高度评价。然而,在2003年,它变成了以应对恐怖袭击为主要目的而设立的国土安全保障部的下属机构,遭到降级,预算和人员都被相应削减,包括机构领导在内、为数众多的灾害应对专家离职(受灾时有五百个职位空缺,相当于整体的五分之一)。在卡特里娜肆虐时,为了广泛动员联邦机构,有必要将其认定为“国家级自然灾害”。然而,国土安全保障部长官竟然在浸水开始一天之后才予以认定。
与同样受到飓风卡特里娜袭击的亚拉巴马州、密西西比州相比,路易斯安那州的灾后复兴工作进展迟缓。人们纷纷要求追究州政府,尤其是隶属于民主党的凯瑟琳·布兰科州长的责任。结果,这位州长放弃参与2007年举行的州长选举,只一任就下台了。据沃德教授说,在救灾应对和灾后重建等问题上,民主党州长和共和党总统有政见分歧。
新奥尔良市低洼地带第九区 (本书作者拍摄)
最后,就新奥尔良市当局来说,虽然民主党的纳金市长亲自组织了复兴委员会、制订了复兴计划,但市议会也另行制订了复兴计划,结果两者互相抗衡,难以并行。(不仅如此,FEMA也独自制订了复兴计划,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还有这样一种说法,当初之所以纳金市长在下达强制避难命令时犹疑不决,是因为担心如果飓风改变登陆路径、使新奥尔良免于受灾,民间企业会向市政府索赔损失。
结果,相关机构不仅没能协调合作,还互相推诿责任,甚至发展为情绪上的对立。再加上媒体连日报道各部门负责人政治上的腐败行为和缺乏紧迫感、思虑欠妥的言行,触怒了市民,就更加深了他们对政治的不信任感。
自然灾害会暴露社会的阴暗面。有的人虽然接到了飓风警报和避难命令,却没有用于逃难的资金和汽车;有的人担心好不容易买到的家具会被抢走而留在家里;有的人因为没有食物和水而不得不靠打劫超市活命;有的人因为没有购买保险——或者因为滞纳保险费而领不到钱——而不得不露宿街头;尽管联邦政府决定支付每户人家两千美元的救助金,但有的人却连银行账户也没有。
2006年的人口动态统计显示,美国公民的贫困率(年收入不足21 000美元的四口之家)为12.3%,1968年林顿·约翰逊总统提出“与贫困做斗争”的口号时是12.8%,情况几乎没有得到改善。黑人的贫困率为24%。该统计数据还显示,和密歇根州的底特律、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一样,新奥尔良市的黑人人口占到居民的三分之二,比全美黑人人口平均比例13%高出很多,黑人的贫困阶层占比达到30%。
虽然卡特里娜飓风将黑人贫困层的存在或者说美国社会中存在的贫困问题暴露无遗,但其带来的最大启示莫如说是如何应对贫困层或者如何应对贫困这个问题。
当时,各种谣言甚嚣尘上,“新奥尔良市内强奸、抢劫及杀人事件横行”“新奥尔良超级圆顶体育场和会议中心有数十人惨遭杀害,尸体堆放在那里无人理会”“黑人灾民饥饿不堪,开始吃尸体”,等等,仿佛整个新奥尔良都变成了“无法地带”。尽管事后证明其中大部分都是空穴来风,但是,直到市内街道的治安得到保障为止,一切救灾举措都被暂停,食品和饮用水的配给直到灾后第五天才开始实行。
虽说灾害发生时流言造成损失是常态,但卡特里娜飓风灾害的特点是,“政府为消灭贫困阶层而炸毁了堤坝”这一类与政府相关的流言特别多。
另一方面,与新奥尔良市相邻的格雷特那市甚至出动了保安部队,将枪口对准来自新奥尔良的逃难者,阻止他们过桥拥入格雷特那市。格雷特那市当局解释说没有准备避难所和配给物资,但新奥尔良市方面则认定其背后原因是对治安恶化的担忧和种族歧视,因为白人占格雷特那市人口的56%,是多数派。
其中,争议最大的是“低收入者住宅小区”问题。早在卡特里娜到来以前,新奥尔良市就有五千户人家住在“低收入者住宅小区”。市民对那里的普遍印象是“犯罪和毒品交易的温床”,小区的运营管理问题也经常受到批评,但小区的设计和建筑质量却得到了很高评价:耐久性强,能够抵御气象灾害,是卡特里娜飓风灾害中受损最轻的建筑物之一。
然而,灾后,住宅都市开发部开始推动拆除上述小区的计划。据说他们准备在空地上建造多收入阶层混合型住宅(mixedincome housing)和大型购物中心。这就好像在表示拒绝逃难的居民回来居住。事实上,据《华尔街日报》(2005年9月9日)报道,由路易斯安那州选出的美国联邦众议员、共和党的理查德·贝克在灾难发生不久后曾对华盛顿的政治说客表示:“新奥尔良市住宅小区的问题终于解决了,我们虽然力有未逮,但上帝替我们做到了。”(该议员于2008年辞去议员一职,改行做政治说客。)
据沃德教授说,由于这项计划不慎泄露,出现了当地居民用链条把自己绑在小区前拆房用的推土机上进行抗议的一幕。《纽约时报》(2007年12月19日)批判这一计划是“美国城市规划史上最大的犯罪行为”。这样一来,就算质疑政府真实意图的流言满天飞,也实在没什么好奇怪的。
低收入者住宅小区 (本书作者拍摄)
小区内激励人心的宣传牌 (本书作者拍摄)
据沃德教授说,灾难发生时,大多数持枪违抗强制避难令的“残留”市民都是这一小区的居民。“以前就有拆除小区的动向,正巧这个时候卡特里娜飓风来了。虽然新奥尔良市小区被评价为‘全美国最好的公共住宅’,也几乎没有受到飓风损害,居民却被勒令撤离,于是大家积蓄已久的对政府的不信任感便一下子爆发了。”
促使我重访新奥尔良的电视上的那一幕,其背景也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