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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兼收并蓄式”指的是“超越二元对立”和“尊重多元价值观”。奥巴马曾说“既没有自由主义的美国，也没有保守主义的美国，只有美利坚合众国这个国家”，“我们今天应该关注的并非政府的大小，而是政府是否起作用”，说明他试图超脱左右派意识形态的对立。
在布拉格演讲中，他用“无核武的世界”这一概念将国际社会的利益和美国的国家利益结合在一起，说明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不可分割。既重视硬实力，也重视软实力；既同鸽派接触，也同鹰派接触，不先验地排除任何一方。
他还说：“这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民族荣辱与共的信仰。假如，芝加哥南部的一个孩子无法读书识字，即便他与我非亲非故，我也会心怀忐忑。（中略）假如，一个阿拉伯裔的美国家庭未经律师辩护或诉讼程序就遭受不公正待遇，同样会让我寝食难安。”这令人想起约翰·F. 肯尼迪总统曾说的“如果自由社会不能帮助众多的穷人，也就不能保全少数的富人”。同时，这种想法也超越了自己和他人、内和外的矛盾。在相互依存关系日益加深的当代世界，这成为支撑奥巴马对内采取干预政策、对外采取国际协调路线的思想基础。
从本质上来说，将乍看相反的立场进行折中——这种想法和手段允许了多元价值观的存在。这点对内表现为与林肯相似的、以“政敌团队”为基调的组阁方式，对外则表现为他在2009年6月开罗演说等场合中提出的“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和解”。
美国历来将自己比作“山巅之城”“昭昭天命”“地球上最后、最好的希望”，体现了一种近似于选民思想的自我理解方式。历代总统都通过这样的言论来谋求国家团结。父亲出生于肯尼亚，母亲是人类学学者，在印度尼西亚度过孩提时代，以少数群体的身份在位于太平洋中央的夏威夷长大——这样的奥巴马对美国的理解是多面的、多义的，至少与将美国的正义视为绝对并试图将其传播到全世界的态度截然不同。2009年11月访问日本时，奥巴马在皇宫向日本天皇和皇后深鞠躬，由此引发了议论。前副总统迪克·切尼批评奥巴马说：“美国总统没有必要向任何人低头。”从这儿可以看出二人的认识迥然相异。
奥巴马曾经引用林肯的话说：“与其说上帝站在哪一边，不如说我们站在上帝这一边。”其中蕴含了对小布什外交的讽刺，后者强调“上帝在我们这一边”，认为美国的正义是绝对的。奥巴马在诺贝尔和平奖获奖演说中表示要“以史为鉴，承认人类的不完美和理性的局限”，这和他本人对美国的认识是吻合的。
2009年1月，奥巴马作为总统签署的第一份文件就是《莉莉·莱德贝特公平酬劳法》（Lilly Ledbetter Fair Pay Act）。该法案旨在方便人们发起与工资歧视相关的诉讼，以一名七十岁白人女性的名字命名，该女性退休前曾在大型轮胎制造商固特异的亚拉巴马州工厂工作，长年来致力于同工资性别歧视做斗争。奥巴马夫妇在竞选总统期间和她相识，邀请她一起乘火车前往纽约参加总统就职仪式、参加舞会和法案签署仪式。奥巴马赞赏她虽然只是一名默默无闻的普通工人，但一直在为了下一代的权益斗争，并确认将让所有人——不论年龄、性别、种族，都能在社会和经济上得到公正待遇。
奥巴马总统在《公平酬劳法》上签名。他背后的女士就是莉莉·莱德贝特 （2009年1月20日，白宫主页）
几乎与此同时，奥巴马在“开放式政府”的两份备忘录上签名：第一份提出“在难以决定是否公开信息的时候，选择公开”的方针，是对小布什政府方针的纠正；第二份备忘录由“透明”“参与”“合作”三原则组成，承认“联邦政府的信息是全体国民的财产”，并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公开信息，出于“政府应充分利用广泛散布于全社会的知识”这一想法，提倡向公民征集意见、搜集信息，打破部门壁垒、协调合作，为国民提供行政服务。不管哪一项措施，其特点都是充分利用最新的网络技术，实现“新型公共服务”的精神。
上述一系列措施集中体现了奥巴马的兼收并蓄式思维和手法，以及试图以“回归”的方式实现“变革”的政治意图。与之相通的是，他曾作为社区组织者促进芝加哥南部居民生活自立，也曾通过动员草根网络力量赢得选举战。
那么，美国社会在多大程度上认可这种兼收并蓄，又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回归到奥巴马提出的理想和传统价值观呢？
2008年总统大选带给我的最大感触是，美国政治中保守主义的潮流根深蒂固，要想对其实行“变革”，其实并不像日本人想象的那么容易。
共和党在2006年的中期选举中大败，此时偏又遇上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尽管如此，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依然获得了22个州（173个选举人）的选票。大萧条之后，在1932年举行的总统大选中，共和党仅仅得到6个州（59个选举人）的选票。对比一下两次选举的得票率，共和党在1932年大选中惨败，比民主党少18%，而在2008年却只比民主党少7%。
体现“开放式政府”的一个例子：白宫网站网页原则上公开了白宫所有职员的工资
直到2008年8月，两党的支持率仍不分伯仲，保守派成员萨拉·佩林被指定为共和党的副总统候选人后，麦凯恩的支持率甚至一度领先。虽然奥巴马最终获胜，但很多州一直缠斗到最后阶段。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奥巴马的经济政策得到了著名投资家沃伦·巴菲特的支持，但依然被指责为“社会主义色彩浓厚”。
尽管奥巴马在选举宣传中投入的资金有麦凯恩的三倍之多，但白人——特别是低学历、低收入层的白人对奥巴马的成见依然很大。有13%的人始终误认为奥巴马是伊斯兰教徒。而且，直到最后，“自由主义”仍被当作“大政府”“左翼”“精英主义”的同义词而受到否定。奥巴马本人也只是勉强能称自己是“进步主义的”。
在他就任总统后，媒体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舆论调查，结果发现自称保守派的人依然比自称自由派的人多近两倍。从经济刺激政策、医疗保险改革、金融监管改革、移民法改革到温室效应应对措施和能源法案，各党派和各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也没有丝毫改观的迹象。
美国人的政治归属意识
注：
1992年—2009年的数据为年平均值，2010年为上半年的数据
出处：
盖洛普公司
在内政外交各种重要问题堆积如山的情况下，奥巴马提倡的兼收并蓄式思维和手法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他所宣称要回归的美国理想和传统又有多大价值？对一方面重视原则和理念、另一方面又十分功利主义的美国人来说，这些是比赞不赞成某项具体政策和每天支持率如何变动更加重要的问题。
与此同时，从我个人的角度而言，不得不说这些现象背后横亘着美国民主主义最根本的问题，它超越了奥巴马本人的领袖魅力、资质和能力，也超越了华盛顿的政治状况和政治角力。
为了寻找其线索，让我们回溯时空，从再访新奥尔良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