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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到天桥去，看那班‘活广告’在那里夸赞自己的货色。最感动我的是有一家剃刀铺的徒弟在嚷着“你瞧，你瞧，这是真钢！常言道：要买真钢一条线，不买废铁一大片”。真钢一条线强过废铁一大片，这话使我联想到民族的问题。民族的伟大与渺小是在质，而不在量。人多，若都像废铁，打也打不得、铸也铸不得，不成材，不成器，那有什么用呢？反之，人少，哪怕个个像一线的钢丝，分有分的用处，合有合的用处。但是真钢和废铁在本质上本来没有多少区别，真钢若不磨砺锻炼也可以变为废铁。废铁若经过改造也可以变为真钢。若是连一点也炼不出来，那只可称为锈，连名叫废铁也有点够不上。一个民族的存在，也像铁一样，不怕锈，只怕锈到底。锈到底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可是要怎样才能使一个民族的铁不锈，或者进一步说，怎能使它永远有用，永远犀利呢？民族的存在。也像‘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退到极点，便是灭亡。所以这是个民族生存的问题。
民族，可以分为两种，就是自然民族与文化民族。自然民族是‘不识不知，顺帝之则’的。这种民族像蕴藏在矿床里的自然铁，无所谓成钢，也无所谓生锈，若不与外界接触。也许可以永远保存着原形。文化民族是离开矿床的铁，和族外有不断的交通。在这种情形底下，可以走向两条极端的道路。若是能够依民族自己的生活的理想与经验来保持他的生命，又能采取他民族的长处来改进他的生活，那就是有作为。能向上的。这样的民族的特点是自觉的，自给的，自卫的。若不这样，一与他民族接触，便把自己的一切毁灭掉，忘掉自己，轻侮自己，结果便会走到灭亡的命运。我们知道自古到今，可以够得上称为文化民族的有十个。
第一、苏摩亚甲民族（Sumerian Akkadian）。这民族文化发展的最高点是从西纪前三二〇〇年到一八〇〇年。
第二、埃及民族（Egy ptiau）。发展的顶点是从西纪前二八〇〇年到一二〇〇年。
第三、赫代亚述民族（Hitt te-Assyrian），起自小亚细亚中部。最后造成大利鸟王（Darius）的伊兰帝国。发展的顶点是从西纪前一八〇〇年到八〇〇年。
第四、中华民族。发展的顶点是从周到汉，就是西纪前一一二六年到西纪二二〇年。
第五、印度民族。发展的时代也和中华民族差不多，但是降落得早一点。
第六、希拉罗马民族。这两民族文化是一线相连的，所以可以当做一个文化集团看。发展的顶点是从西纪前约一二〇〇年起于爱琴海岸直到罗马帝国的末运，西纪二九五年。
第七、忧太天方民族。这民族的文化从西纪前六〇〇年起于犹太直到回教建立以后几百年间。
第八、摩耶民族（Maya）。发生于美洲中部，时间或者在西纪前六〇〇年，到新大陆被发现后，西班牙人把这民族和文化一齐毁灭掉。
第九、西欧民族：包括日耳曼，高庐，盎格鲁撒逊诸民族。发展的顶点从西纪九〇〇年直到现在。
第十、史拉夫民族。这民族的文化以俄罗斯为主，产生于欧战后，时间离现在太近，还不能定出发展的倾向来。
我们看这是个文化民族，有些已经消灭，有些正在衰落，有些在苟延残喘，有些还可以勉强支持，有些正在发生。在这十个民族以外，当然还有文化民族，像日本民族，斯干地那维安民族，北美民族，等都是。但严格地说起来，维新以前的日本文化不过是中华文化的附庸，维新后又是属于西欧的。所以大和的文化或者还在孕育的时期罢。同样，北美和北欧的民族也是承受西欧的统系，还没有建立为特殊的文化。美利坚虽然也在创造新文化的行程上走，但时间仍是太短，未能如史拉夫民族那么积极和显明。此地并不是要讨论谁是文化民族和谁不是，只是要指出所举的民族文化发荣时期好像都在一千几百年间，他们的衰好像都有一定的条件。若合乎兴盛的条件，那民族便可以保存，不然，便渐次趋到衰灭。所以一种文化能被维持得越长久，传播越广远就够得上称为伟大。伟大的和优越的文化存在于伟大的民族中间。所谓伟大是能够包容一切美善的事物的意思，所谓优越是凡事有进步，不落后的意思。包容的范围有广狭，进步的程度有迟速，在这里，文化民族间的优劣就显出来了。进步得慢，包容得狭，还可以维持，怕的不能够容而且事事停顿。停顿就是退步，就容易被高文化的民族，甚至于野蛮民族的征服。然则要怎样才能使文化不停顿呢？不停顿的文化是造成伟大民族的要素。所以我们可以换一句话来问，要具什么条件才能造成伟大的民族？现在且分列在下面。
典籍与艺术是连续文化底线。线有脆靱，这两样也有久暂。所谓永久性是说在一个民族里，从他的世界观与人生观所产出的典籍多寓“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文心雕龙宗经）：艺术作品在无论在什么时代都能“奋至德之光，动四气之和，以著万物之理”，乃至能使人间“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礼记乐记）典籍和艺术虽然本身含有永久性，也可得依赖民族自己的信仰，了解，和爱护才能留存。古往今来，多少民族丢了他们宝贵的文化产品，都由于不知爱惜，轻易舍弃。我们知道一个民族的礼教和风俗是从自有的典籍和艺术的田地发育而成的。外来的理想和信仰只可当做辅成的材料，切不可轻易地舍己随人。民族灭亡的一个内因，是先舍弃自己的典籍和艺术，由此，自己的礼俗也随着丧失。这样一代一代自行摧残，民族的特性与特色也逐渐消灭，至终连自己的生存也陷入危险的境地，所以永久性是相对的，一个民族当先有民族意识然后能保持他的文化的遗产。
学者每说‘须要是发明之母’，但是人间也有很须要而发明不出来的事实。好像汽力和电力，飞天和遁地的器具，在各民族间不能说没须要。汽力和电力所以代身体的劳力，既然会用牛马，便知人有寻求代劳事物的须要，但人间有了很久的生活经验，却不会很早地梦想到利用它们。飞天和遁地的玄想早已存在，却要到晚近才实现。可见在须要之外，应当还有别的条件我权且说这时‘求知欲’与‘求全欲’。人对于宇宙间的物兴则当先有欲知的意志；由知而后求透彻的理解，由理解而后求完全的利用。要如此发明与发见才可以办到。凡能利用物兴则去创物既创成又能时刻改进，到完美地步都是求知与求全的欲望所驱使的。中华民族的发明与发见能力并不微弱，只是短少了求全的欲望，因此对于所创的物，每年为盲目的自满自足。一样物品或一条道理被知道以后，再也没有进前往深追究的人。乃至凡有所说，都是推磨式的，转来转去，还是回到原来那一点上。血液循环的原理在中国早已被发见，但‘运行血气’的看法于医学上和解剖学上没有多少贡献。木鸢飞天和飞车行空的事情，自古有其说，最多只能被认为世界最初会放风筝的民族，我们却没有发展到飞机的制造。母牛流马没有发展到铁轨车，火药没用来开山疏河，种种等等，并非不须要，乃因想不到。想不到便是求知与求全的欲望不具备的结果。想不到便是不能继续地发明与发见的原因。
然则，要怎样才能想得到呢？现代的发现与发明，我想是多用手的缘故。人之所以为人，能用手是主要的条件之一。由手与脑连络便产生实际的知识。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区分，只是偏重脑与偏重手的关系。古人以手作为贱役，所以说劳力者是役于人的。他们所注重的是思想，偏重于为人间立法立道，使人有文有礼，故此哲学文学艺术都有相当的成就。现代人不以手作劳动为贱役，他们一面用手，一面用心，心手相应的结果便产出纯正的科学。不用手去着实做，只用脑来空想，绝不会产生近代的科学。没有科学，发明与发见也就难有了。我们可以说旧文化是属于劳心不劳力的有闲者所产，而新文化是属新手俱劳的劳动者的，而在两者当中。偶一不慎便会落到一个也不忙，也不闲，庸庸碌碌，混混沌沌的窠臼里。在这样的经理里，人做什么他便跟着做什么；人说什么他便随着说什么。我们没有好名称送给这样的民族文化，只可说是‘□唇文化’，‘傀儡文化’，或‘鹦鹉禅的文化’。有这样文化的民族，虽然可以享受别人所创的事物，归到根底，他便会萎靡不振，乃至于灭亡，岂但弱小而已！
一个伟大的民族是强健的，威武的。为维持正义与和平当具有充足的能力。民族的能力最浅显而具体的是武备所以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始计）伟大民族的武备并不是率禽兽食人或损人肥己的设施。吴起说兵的名有五种：“一曰义兵，二曰强兵，三曰刚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禁暴救乱曰义：恃众以伐曰强：因怒兴师曰刚：弃礼贪利曰暴：国乱人疲，举事动众曰逆。”（吴子图国）战争是人类还没离禽兽生活的行为，但在距离大同时代这样道阻且长的情形的下人不能不戒备，所以兵是不可少的。禁暴救乱是伟大民族的义务。他不能容忍人类受任何非理的摧残，无论族内族外，对于刚强暴逆诸兵，不恤舍弃自己去救护。要达到这个地步，民族自己的修养是不可缺乏的。他要先能了解自己，教训自己，使自己的立脚处稳固，明白自己所负的责任，知道排难解纷并不是由于愤怒和贪欲，乃是为正义上的利人利己。我们可以借佛家的教训来说明自护护他的意义。“若自护者，即是护他；若护他者，便成自护。云何自护即是护他？自能修习。多修习故，有所证悟。由斯自护，即是护他。云何护他便成自护？不恼不愤，无怨害心，常起慈悲，悯念于物。是名护他变成自护。”（有部毗奈耶下十八）能具有这种精神才配有武备。兵可以为义战而备，但不一定要战，能够按兵不动，用道理来折服人。乃是最高的理想。孙子说：“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也。”（谋攻）这话可以重新地解说。我们生在这有武力才能讲道义的时代，更当建立较高的理想，但要能够自护才可以进前做。如果自己失掉卫护自己的能力那就完了。摩耶民族的文化被人毁灭，未必是因为当时的欧洲人的道德高尚或理想优越，主要原因还是自卫的能力低微罢了。
物质生活是生物绝对的需要。所以天产的丰敛，与民族生产力的强弱，也是决定民族命运的权衡。我们可以说凡伟大的民族都是自给的，不但自给，并且可以供给别人。反过来说，如果事事物物仰给于人，那民族就像笼中鸟，池里鱼，连生命都受统治，还配讲什么伟大？假如天赐的土地不十分肥沃，能进取的民族必要用心手去创造不达到补天开物的功效不肯罢休。就拿粮食来说罢，‘民以食为天’，没得粮食是变乱和战争的一个根源。若是粮食不足，老向外族求□，那是最危险不过的事。正当的办法是尽地力，尽天工，尽人事。能使土地生产量增加是尽地力。能发见和改善无用的植物使它们称为农作物是尽天工。能在工厂里用方法使一块黏土在很短的期间变成像面粉一样可以吃得的东西是尽人事。中华古代的社会政策在物质生活方面最主要的是足食主义。“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国也。”（礼记王制）无三年之蓄即不能成国，何况连一日之蓄都没有呢？在理想上，应有九年之蓄，然后可以将生产品去供给别人，不然，便会陷入困难的境地，民族的发展力也就减少了。
物质生活虽然重要，但不能无节制地享用。沈湎于物质享受的民族是不会有高尚的理想的。一衣一食，只求其充足和有益，爱惜物力，守护性情深思远虑，才能体会他和宇宙的关系。人类的命运是被限定的，但在这被限定的范围里当有向上的意志。所谓向上是求全知全能的意向，能否得到且不管它，只是人应当努力去追求。为有利于人群，而不教自己或他人坠落与颓废的物质享受是可以有的。我们也可说伟大的民族没有无益的嗜好，时时能以天地之心为心。古人所谓‘明明德，止至善’，便是这个意思。我信人可以做到与天同体，与地合德的地步，那只会享受不乐思唯的民族对于这事却不配梦想。
人生的目的在人人能够得到安居乐业。人对于他的事业有兴趣才会进步。强迫的劳作或为衣食而生活是民族还没达到伟大的境地以前所有的事情。所谓康乐并不是感官的愉快，乃是性情的满足，由勤劳而感到生活的兴趣。能这样才是真幸福。在这样的社会里，虽然免不了情感上的与理智上的痛苦，而体质上的缺陷却很少见。到这境地人们的情感丰富。理智清晰，生无贪求，死无怨怼，他们没有像池边的鸳鸯或街旁的瘦狗那样的生活。
以上六条便是造成伟大民族的条件，现存的民族能够全备这些条件的，恐怕还没有。可是这理想已经存在各文化民族意识里，所以应有具备的一天。我们也不能落后，应当常存着像礼记、杂记中所记的‘三患’和‘五耻’的心，使我们的文化不致失坠。更应当从精神上与体质上求健全，并且要用犀利的眼，警觉的心去提防克服别人所给的障碍。如果你觉得受人欺负而一时没力量做什么，便大声疾呼要‘卧薪尝胆’，你得提防敌人也会在你所卧的薪上放火，在所尝的胆里下毒药。所以要达到伟大的地步，先得时刻警醒，不要把精力闲用掉，那就有希望了。
冰森对我说这稿曾有笔记稿寄到报馆去，因为详略失当，错漏多有，要我自己重写出来。写完之后，自己也觉得没有新的见解，惭愧得很，请读者当随感录看吧。
（作者附记载于民国二十四年二月八日北晨学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