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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字的命运

研究文字学的人都知道中国字是文字史上仅存的表义文字。文字的第一步,除掉结绳与绘画以外,是象形字。中国文字已越过这时期,因为我们现在写“日”字,已经不是日的圆形;“山”字已经变了三个峰头为三条直线了。从象形字变为表义字是文字上很大的进步,理由是表义字表示抽象的意义比象形字容易得多,不过它还不是最方便的。

文字有形声义三个成分。最初的文字都是表形的,由形解义,造字的任务已经完成。但是形无穷尽,纵然巧者可画,常人或不能尽解,于是象声象意的文字出现了。六书中象形最初出现,随着有指事。从实质上说,象形与指事没多大的分别。画物的全形为象形;画物的一端以见事为指事。前者如“日、山、田、人、鸟、马、鱼、舟、衣”等字;后者有对文(上下),反文(正正),独体(一、厶),合体(芻、八),增文(牟、足),省文(召、支),变文(勹、矢),分体(采、白),假体(示、巫),复体(畺、蜀)十类,可以说复合的象形字。象形与指事再发展而有会意。这是比合象形与指事来显示意义,有合体与省体二类,如(社、周)为二合,(品、雥)为三合,(牢、菌)为省体。这类字已离象形较远,但其迹象还可以追寻,所不同的只从结合的形理会出其中意义而已。由象形,指事,而到会意,形与义虽然进步,但声的功用还没显明,于是再进一步而生出形声字来。《汉书·艺文志》列象形、象事、象意、象声、明指事、会意、形声,诸文也和象形一样是取象的。郑康成以形声为谐声,取义于以声譬形。许叔重取形声的名目,取义于以形譬声。所以谐声,形声,象声三名,所重仍在声音。在形声字中有声义两兼的名为“亦声”。文字到以声为主才充足了它的功用。这个见解,自来学者很少体会,因为六书不分,自唐已然,后人只重解字,而略于说文,故一问某字应属六书何类。间或不能置答。这在实用上本来没多大的关系,因为文字的趋势在记口音,与象形时期只能表现物形大不相同了。喻昧庵先生师承王壬秋先生作《王氏六书存微》,其中有一段话讲得最合理。他说:“造字之初,始于画形。形不可象,则指以事。事不可见,则会以意。意不可通,则无义可说,而造字之法穷矣。于是古圣欲通事意之穷,乃取三者以为主文,而譬以声。至于声,则无不谐矣,初不必更取其义。是故有声无义者,六书之正也。”(卷六)有声无义,为六书之正,的是卓见。由此进而为转注,为假借,都是重在声义,形不过是寄托而已。依喻氏的分法,六书中最多的是谐声字,若合形声,亦声算起来,《说文》中共有七千九百零四字,合意字占九百六十五;指事字占二百八十七;象形字占一百三十五;转注字占六十七;假借字只有十个;阙疑文七个;共九千三百五十三文。依此推到现在,可知形声在中国字上占了十分之八九。

文字的功用在记事,文化越高,超象的事越多,所以形穷于应付,而不得不用声音。可惜中国字停顿在象声上,未进到用音标或字母的途程。此中最大的原因在历来视文字为圣人所作,它的本身是神圣的,写过字的纸帛都要敬惜,更不敢谈改革了。其次,中国文字是视觉型的,人一读起来,便认得那字所代表的意义,因为视觉与文字的关系比听觉较为直接,尤其是在多用单音的语言上,如皮、脾、疲,发音一样,而在形状上一看就了然。中国字所以能维持这么,这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理由。又,拼音字用字母拼音,做成的是听觉型的字。因为文字的本质要以形显,形的变迁比较声音慢得多。由籀变篆,由篆变隶,变楷,变草,其中变迁的痕迹很容易追寻,它的认识标准是比较固定的。至于声音,每依口官各部的用舍而生变化。不但古今声音不同,同时代的方音也大不一致。不但方音不一致,一个人少时所发的音也和老时所发的不同,甲处人在乙处住得长久,也未必能够说出纯正的本土话。有时声音已经改变,而字形仍然不改。这在英文和法文里是常见的。如Philosophy现在读如Filosofi;Psychology现在读如Saikoloji;Knowledge现在读如Nollej等等,不胜枚举,可知字形的保留也相当地重要。但是这现象是不当有的。依拼音文字的原则,凡是声音改变,拼法也得随着改变。所以未变的原故,还在人们没曾深究字学。

主张视觉型文字的人们以为拼音字随地随时改变,结果会令人数典忘祖,后人不能读先人之书。不错,不错。这种缺陷,不但在拼音字上发生,即如在表义字上,也是如此。平常的中国人有多少能读唐宋的文章呢?有多少能读汉魏六朝的文章呢?又有多少能读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呢?要知道读书,不只限于字形的变迁,寄寓在文字里头的概念也无时不在变迁中。今日的“之、也、焉、于、乎、哉”与各个字最初的意义大不相同,是谁都知道的。以今义解古书是最大的错误,而且很危险。研究文字学的人应以古义解古书为是。若有人解“东家杀豕”为“掌柜的宰猪”,那岂不是个大笑话?看来,形声之外,义也要顾到。“见形解义”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多数只能“望文生义”罢了;至于声音常随概念,不如形状与它那么容易分离。例如○形表示圆的概念,但此○或只表示一个圈,或是一颗球;□形表示四角形的概念,此□或表示一个国家,或一座城,或一颗印章,但国界未必方,城未必方,印章也未必是方的,这方的概念也经和原来所画的□形分离了。声音虽然变迁得快些,但比较能维系得概念住。例如福建人叫“眼睛”为“目”,字形完全不同,从声音去寻求概念,仍有可能;广东人叫“票”为“徽”,“徽”的声音虽然稍变,概念仍未变更。“徽章”的“徽”与“戏徽”的“徽”,仍是“凭证”的意思。

在新知识未入中国以前,中国字是很够用,很足以自豪的。但在思想猛进,知识繁多的现代,表义字就有点应付不过来了。文字以孳乳而多的话固然不错,但汉字制作的原则是以偏旁表义的。这里我们有了困难。拿自然科学来说,属于草类,禾类,竹类,木类,瓜类,麦类,麻类,黍类等,都各依其类加个偏旁,但这些类别是不科学的,植物的分类不止这些,还有像“牡丹”,“玫瑰”,“十姊妹”之类,应入木部或草部,而字形上不许。推而及动物,矿物,都有物名与部类不相侔的缺点。又表示心思动作的字,用心部,手部,足部,走部等来做部首,以后抽象字越多,势必至于穷于应付,是无可疑的。总而言之,现在字典的部首不能包罗万有,减之固然不可,增之又不胜其烦。真是没有办法!

现代的知识范围比二三百年前宽广到几十倍,必令人人深究六书然后为学,则势有所不能。因此我们不能不原谅写白字或手头字的人。我们写作,从时间计算起来,是比拼音字慢得多。拼音字可以用机器来写,汉字虽也可以用打字机,但要用它来著作,恐怕没有希望罢。假如汉字打字机的速率与面积可以用拼音字机一样,我们便没要求更改汉字的必要。而事实上,我们对于各种知识都要急求,慢钝的文字,怎能满足我们的须要呢?

汉字的命运现在已走到一个不敷应用的时期。如许多的化学名辞,借“鋊”名Glucinum,借“锑”名Stibium,借“错”名Cerium,借“氜”名Helium,假借不足,继之以制作新字,或做成复合字。这样,必会做到一形含多义的地步,与六书的原则越离越远。我们现在所用的复合字,如“意识”,“心理”,“律德风”,“爱克斯光”等,有些是依字义选做的,但以后的趋势必会向着概念的标准来发展。譬如说“意识”时,还留着字义;但说“心理”时,已趋向到概念的方面了。至于“德律风”,“爱克斯光”,只是从声音了解概念,字形不过是字形罢了。新的概念越来越多,旧的文字有限,绝不能应付过来。如果要在《说文解字》或其他字书里选做新字,同属有限的数目,那么,数千不如数百,数百就不如数十了。如能在汉字里选出数十个字来做字母,像注音字母一样,将来也得走上拼音的途程,是无可疑的。

固然我们舍不得抛弃了好几千年用惯了的东西,但是历来被我们和我们的祖先所抛弃的好文化遗产也有好些。文化大部分是寄在语言文字上的,只是要记得所寄的是由语言文字所发表的概念,而不是死的语言文字本身。若果教孔夫子复生,他一定不认得我们,因为我们穿的衣服不同了,住的房子不同了,说的话不同了,写的字也不同了!但是我们的文化核心还与孔子时代一样,是属于汉族的,中国的。所以从表义字进而为表音字,是不足怕的。

我们不能尽读古人的书,也不必尽读古人的书。若是古书中有值得保留的,自然在各个时代有人翻译出来,至于毫无价值的古书,多留一本,只多占一些空间而已。譬如《道藏》里许多荒谬的记载,如鬼神的名目,符箓之格式等等,留着也没有用处,只因它是古人思想与宗教的遗物,不得不整理。整理完毕,把它解释明白,后人如要知道符箓是怎么一会事,尽可不必去看原书了。所以整理古籍是继往开来的工作,不是文字的保留。如有研究高深的学者,要读原书,尽也可以去翻出对对。可是这样的工作,我们不希望个个认识中国字的人都照样去做。文化的进步在保留一个民族的优美遗产,而舍弃其糟粕。抱残守阙,是教文化停顿的重要原因。

总而言之,拼音文字是比较表义文字容易学习,在文盲遍野的中国,要救渡他们,汉字是来不及的。作者自己这一辈子也不见得会用拼音字。但为一般的人,不能不鼓励人去采用它。至于用拼音字以后,会使国语更不能统一的忧虑,也是不须有的。假如我们有共同的拼音方法,先从专名统一起,然后统一各种名词,那就容易多了。中国话是一种,所不同的是方音。方音的差别在用词的不同,如能统一用词,问题容易解了。我们先要统一用词,换句话说是统一国语,才能统一国音。这一件事得等待知识的传播才办得到。所以我们不但要扫除文盲,并且要扫除愚暗。汉字在这两种工作上,依我们的经验,是有点担当不起。最后一句话,文字只是工具,在乎人怎么用它。如用来寄寓颓废的概念,就是汉字也得受咒诅。我们要灌输知识给民众,当以内容为重,区区字形上的变更,有什么妨害呢? 3/o7S9rq5TRO4Kpo9NiOkmyJ7BnMZ9vRbZWr6Bca89wtESfDnhz3mfb4KWdVUGr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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