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的话

中医师承：没有围墙的“临床大学”——我们为什么要推行《中医师承》系列丛书与《当代经方名家临床之路》

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医学的生命力在于临床！

然而，现实中的确有不少中医学子，高校内本科、硕士、博士攻读数载，毕业后虽然考取医师资格，却难以在临床中达到“效如桴鼓、游刃有余”的境界，甚至极个别人竟对中医治病的有效性产生怀疑。那么，如何改变这种严峻的情况呢？

其一，任教、带教的老师须是货真价实的“临床家” 。学生们跟随老师学习，如果能够亲眼看到“十拿九稳、药到病除”的临床实效，自然会对中医临床产生浓厚兴趣，乐以学之、勤而求之。而事实上，“博士不会看病”“教授疗效平平”的现象并不罕见。所以，很多年来，我借着担任《中医新课堂》丛书主编、《中医师承大学堂》丛书总主编的便利，不断在全国范围内寻找“硬碰硬、实打实”的临床大家。

我一直在想，假若当年张仲景、叶天士等临床大家，能有一支录音笔、一台摄像机紧跟其身，记录下其诊治、思考、带教的全程，留下如同释家的“如是我闻”、儒家的“子曰”，该是何等珍贵！而在中医师承领域，通过对一位临床大师之录音（录像）全记录的编辑出版，《师承讲记》系列（相当于不定期杂志式的系列出版物）将为每位中医学人奉献原汁原味、现场实录的“如是我闻”。

为了让读者亲身感受“临床家风范”，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将出版他们不同时期“连续不间断、完整不删节”的《临床现场完全实录》（比如“连续抄方30天”），相当于让读者“亲自侍诊抄方，感受真实现场”。医界的人都知道：很多专家是没有胆量把自己的诊疗全程，完全透明地让同行观摩和评议的！而敢于把诊疗现场完全透明地进行公布，是需要艺高胆大的“临床硬功夫”的！多数专家不敢做到这一点！只有敢于出版《临床现场完全实录》的专家，其推出的精选版《临证医案精选》才是真正的精华所在，而无“自我粉饰”之嫌。

其二，任教、带教的老师须是大匠诲人的“教育家”。 古人云：“大匠诲人，必以规矩。”然而，综观当代医家出版的医著，大多数人没有留下类似徐大椿、张锡纯那样的气势磅礴、系统完整的学术著作。很多人虽然留下著作，但多是零零散散的论文汇编、医案集萃，缺乏完整性、精细度，难以让后人顶礼学习、尊之为师。这些“东鳞西爪”的篇章，并不是系统的传授，并不是如同张锡纯那样“三年期满，皆能行道救人”——而张锡纯的医学著作，既包括“方剂”（《医学衷中参西录——处方编》），也包括“中药”（《医学衷中参西录——药物编》），还包括“理论”（《医学衷中参西录——医论编》）、“医案”（《医学衷中参西录——医案编》）、“经典”（《医学衷中参西录——伤寒编》）。可以说，张锡纯生前亲手撰写的著作，就已经把当代的“大学中医课程”——方剂学、中药学、诊断学（含中医基础理论）、中医内外妇儿（医案）、伤寒杂病论等各科课程，进行了分门别类、条分缕析的全面阐释，而不是留下一堆后人难于解析和学用的医案。

所以，当代的临床家，如果想传教后世，就应该拥有“大学校长之风范”，而不仅是一个学科（如中医妇科学）的专科教授。其作品至少应该包括：

《辨证体系与诊断方法》： 把临床家之博大精深的学术体系，首先落实到最简洁、明晰的“辨证元素”上，比如，对“气虚”“血瘀”如何认识？如何诊断？常用方药是什么？相当于临床家重新为传承者讲解具有自己特色的“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辨证与诊断学”“方剂学”“中药学”。

对于辨证体系，不仅要突破教科书偏重“宏观”的现状（比如，侧重于寒热、虚实、表里、水湿、血瘀等），而且要挺入临床常用的“中观”层面（比如：湿热证、痰气证、水气证）、“微观”层面（比如：湿热在大肠、血虚水盛）。要对临床常用的证候组合，进行分门别类地阐释，并把辨证最终精细到“方证”层面。同样，对于诊断，也要和宏观、中观、微观的辨证对应起来。举例来说，脉象也要尽量精确到方证。如水证脉，要细分为湿热证脉、三仁汤证脉。

《常用方剂使用指征》： 张仲景惯用方和张景岳惯用方，其间天壤之别。熊继柏惯用方和赵洪钧惯用方，也相差甚远。所以，掌握师承老师最常用的100方、200方、300方……是中医学子跟师学习的入门捷径。中医必须讲求辨证论治，然而，即便是大学教材，对于不少方证的阐释，也没有精细地辨析到每个“证”。比如，大学教材《方剂学》把桔梗汤列入“清热剂”之清脏腑热的附方，附在苇茎汤之下，主治肺痈。我认为，对每个方剂的解析，要精细到“辨证的每个元素”“诊断的每个元素”，比如：桔梗汤到底属虚属实？属寒属热？属表属里？属血证、属气证、属水证？特别是在临床应用中，其脉为何？舌为何？症状为何？要精细至“药证”：方剂的辨证属性，是如何根据“药证”推导而出？甚至还要进行该方剂与类似方剂（比如湿热类）的辨析。除了方剂，最好也能对常用中药进行解析，并入方剂学或单独撰著《 常用中药使用指征》。

《中医各科之病症辨证》： 当代中医内外妇儿各科教材，对诸如感冒、头痛、闭经等病症，给出了辨证分型，给出了临床最常见的“证治分类”，非常方便学习者学用。然而，值得警醒的是，有些学生把各科教材当作最重要的宝典，而轻视了辨证、诊法的基础训练。这无异于“舍本求末、本末倒置”！

所以，担当师承重任的临床家、教育家，要给出更加贴近临床、更加详尽实用的各类常见病症的辨证分型，并落实到具体方药。“从辨病症入手”“从辨病机入手”“从辨方证入手”的辨证论治，“入手”三条路，皆不离辨证论治之核心——病机。

中医实际临床，往往要超出教科书的常规框架，从各种角度入手、用各种方药施治，只要不偏离“病机之靶心”，都是正确的。为了启发中医学习者举一反三、一通百通的临床思维，我倡议临床家们带领弟子做些“一病多解、一病多治”的 《师生会诊病案》， 以便学习者知常达变，举一反三。

最后，希望每位临床家能够在完成上述工作的前提下，对中医经典做出自己的解读： 《伤寒讲记》《金匮讲记》《温病讲记》《本经讲记》《内经讲记》。

此外，临床家此前 所有的音频、视频、论文、论著（独著或合著）的所有学术资料， 均可以由出版社编辑进行重新整理、加工和编辑，整合到《中医师承》系列丛书之中。

总之，每位融临床家、教育家一体的中医师承导师，就是一位“没有围墙的临床大学”的校长。每位“大学校长”的系列著作，会像张仲景、张锡纯一样，培育超过“三千弟子”的广大学生！

其三，创建兼容学徒、学院教育优势的“试验班”。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老校长都曾有言：“大学之大，不在于校园之大，而在于大师之大。”而要推出中医界能够担当百年师承大计的临床家兼教育家，则必须由拥有“大学精神”的机构来牵头、来落实。我所在的中国中医药出版社，不但是中医教材出版、医学专著出版的领先者，而且还是新锐出版、现代教育的推动者。近年来，中国中医药出版社致力于打造“中医师承出版基地”，力图把单一信息量的图书出版，扩展为信息量倍增的“图书、音视频、丛书博客、学术论坛一体化”的多媒体互动教育平台。

近年来，我自己一直身体力行地投入到“中医师承教育”的实践和探索之中。漫漫学医过程中，我先后师承多位临床大家，学习中医的临床和理论，对师承教育有着深切体会和感悟。从2005年开始，我所策划的《中医名家　绝学真传》《中医新课堂》《经方师承大学堂》等多套丛书，为未来更加系统、完整和深入的《中医师承》系列做了充足的准备和铺垫。特别是从2007年开始，我积极策划冯世纶教授“经方师承教学班”，三年之内成功举办过五期全国经方临床带教课程（有一年制、三年制），培养五百多名医师学员。这一切都为“中医师承”试验班能够兼容学徒教育、学院教育优势奠定了实践基础。

我一直把自己定位为中医教育工作者。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医学编辑和出版的平台，为更多中医临床家，为中医师承教育，为中医高等教育服务。这次，由我等发起策划、李赛美教授主编的这本《当代经方名家临床之路》，其实是《中医师承》系列丛书启动的一个“前奏”。这些笔者万里挑一的临床家、教育家，将作为《中医师承》丛书系列的首批候选作者。在本书收录的这五位经方临床家中，既有“主用经方”的纯粹派：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冯世纶教授、南京中医药大学黄煌教授，也有经方时方兼用的综合派：四川乐山中医院刘方柏主任医师、湖南中医药大学熊继柏教授、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原总编辑郭博信医师。今后，我们仍将不断从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临床家、教育家中，选择更多适合担当《中医师承》系列丛书的大师级作者，打造中医师承“没有围墙的大学”。

我们希望能够和更多临床家与教育家合一的“国医大师”合作，能够和全国更多高等中医院校有志于教改的部门、师资合作，能够和全国乃至国际更多中医院、研究机构合作，共同把“中医师承教育”推向一个历史的新高度。

刘观涛　2010年11月6日于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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