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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8月31日，四川二滩水电站工程土建国际招标合同签字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李鹏总理、邹家华、王丙乾、吴仪等领导人出席了签字仪式。
签字仪式结束后，李鹏约见了世界银行代表、各国驻中国大使、中标的外国承包商、中国有关工程局领导、中央有关部委领导，以及中外记者。
李鹏郑重宣告：
中国将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政策，欢迎世界各国及世界各种经济组织与中国友好交往。
二滩水电站由中央和四川省合资建设，部分利用世界银行贷款，主要土建工程实行国际竞争性招标。
早在1988年元旦，《人民日报》（英文版）便向全世界公布了二滩电站将要进行国际招标的公告。2月份开始出售资格预审文件，国内外43家承包商前来购买，最后提出正式申请的是13家，许多是国际上赫赫有名的大公司。
招标前，世界银行要求对标书进行审查。世行本部在华盛顿，孙中弼和成都勘察院的主要设计人员准备到华盛顿去。
后来世行又提出，标书是美国哈札公司帮助编写的，哈札公司的本部在芝加哥。孙中弼说：“干脆大家就去芝加哥吧。”
于是1988年11月，一行人去了芝加哥。
世行的专家们对标书特别是商务条款部分进行了严格、细致的审查，一页一页地推敲、一页一页地提出修改意见。
孙中弼和成都勘察院的设计人员们白天坐地铁到哈札公司60层的高楼上和专家们一起研究，晚上回到公寓里大家再进行讨论和修改。
11月的芝加哥，外面已经很冷了，但公寓里温度却很高，大家都只好穿着背心短裤。沙发不够了，便坐在地毯上。孙中弼个子很高，他似乎觉得坐在地毯上更舒服，常常把沙发让给别人。讨论讨论着，有人疲倦地睡着了，半夜醒来又继续讨论。
就这样，大家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了半个月，标书终于修改完毕。
芝加哥是仅次于纽约的美国第二大城市，也是美国中西部最大的工业中心之一。它还是一个美丽的湖港。波光粼粼的密执安湖上游弋着许多漂亮的游艇，银色的海鸥在蓝色的湖面上飞翔，横无际涯的湖面，看上去不知道究竟是湖还是海，防波堤上还高耸着一座灯塔。
沿密执安湖边建筑着许多世界闻名的高楼大厦，美国最高的摩天大厦高433米的西尔斯大厦就在这里。它每年都接待无数的参观游览者。
但是，孙中弼他们却没有时间潇洒地欣赏这些美景，标书突击修改完毕后便匆匆踏上归途。
1988年底，二滩开发公司（筹）向通过资格预审的承包商们发出了合格通知书；紧接着又出售了标书和各种参考资料。1989年5月底召开了标前会，不但向150多名中外承包商详细介绍了二滩工程的地质情况、设计总体布置等等，还组织他们到工地现场进行踏勘，进一步了解工程各方面的情况。
标前会开得热烈而成功，世界排名前15位的筑坝公司和国际著名的洞室开挖公司都来到了雅砻江边，互相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他们不但希望跻身于二滩这个巨型工程，而且还希望以此为契机，进而挤入中国巨大的水电市场。
二滩开发公司（筹）、成都勘察院以及中外专家们对承包商的投标书一一进行了认真而细致的审查，并反复进行了筛选和比较，写出了长达20万字的评标报告。
随后，世行特咨团专程到成都审查了评标结果，世行也派员参加审查，并同意了评标结果。
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孙中弼向上级建议，为了二滩，必须三管齐下：国际招标、世行贷款、前期工程一齐上。
1989年8月，国家能源投资公司总经理姚振炎，能源部副部长陆佑楣和能源投资公司水电项目部主任张建贤在出差福建水口的飞机场上进行了研究，回到北京后，一下飞机便直奔国家计委，向当时担任计委常务副主任甘子玉汇报。
10月，二滩开发公司（筹）终于争取到国务院和国家计委的同意，在成都举行了开标会。四川省省长张皓若亲临会场，并在会上用英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开标结果，以意大利的英波吉洛为责任方，法国杜美思、中国水电第八工程局、法国大马赛、意大利托诺5家公司组成的联营体夺取了大坝土建工程标。
以德国的霍尔兹曼为责任方，由中国长江葛洲坝工程局、德国霍克梯夫组成的联营体夺取了地下厂房工程标。
1990年5月底，国家能源部正式批准了评标报告。
1990年底，意大利、法国、德国承包商们都到成都来了。
当时最困难的还是争取世行贷款的问题。
世界银行是全世界130多个国家共同出资组建的股份制银行，最高权力机构是执行董事会。发放贷款必须经过执行董事会表决，表决时按股份计票。
中国在世行的股份是1.3%，而美国是13%，这就意味着表决时我们举10只手只相当于美国举一只手。欧洲国家在世行的股份一般是7%。
这种局面表面看来，中国无疑处于绝对的劣势。
但是，孙中弼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我们的劣势并非不能改变。
针对世行强调满足“人类基本需要”的有关规定，孙中弼又风尘仆仆地专程赶到华盛顿去，向世界银行详细介绍情况。孙中弼说：
为了保护人类唯一的地球，中国迫切需要改变能源结构，建立一个二滩，每年至少可以少烧1000万吨标准煤，会减少大气层中一氧化碳的污染，还会避免产生污染环境的粉尘、煤灰、废气，大大有利于人类的环境保护。
孙中弼声情并茂、极具说服力的雄辩，感动了世行中国和蒙古局工业和能源处的工作人员们。
世行行长康德勒尔先生对中国人一向比较友好，他亲自出面做日本人的工作。
经过一番努力，世界银行逐渐重新为中国敞开了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