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7年7月,国家计委正式将二滩水电站列入国家计划。这年年底,正在东海之滨青岛出差的中国水电五局局长孙中弼突然接到了紧急通知,让他即刻赶到成都参加重要会议。
当时,水电五局正在紧张地修建四川广元附近的宝珠寺电站,得到通知后,孙中弼以为是上级需要他汇报工作,便匆匆踏上了西去的列车。
到成都后,组织会议的人们没有作出什么说明,塞给孙中弼一张去渡口的火车票,只对他说了一句话:“赶快到二滩去。”
和许多从事水电工作的人一样,孙中弼对二滩电站也早已闻名,并常常希望自己也能亲手建造起一座这样巨型的工程。
现在,这样一个历史的机遇就摆在了孙中弼的面前,虽然让自己去二滩到底是干什么都还不清楚,但只要一想起这个巨型工程可能和自己这次二滩之行有某种联系,孙中弼便兴奋不已,他暗暗自言自语:“难道要我们去参加投标?”
孙中弼坐在火车上,和往常的习惯一样,他仍然手不释卷。孙中弼酷爱读书,多年养成了勤于思考的习惯。他反复阅读着3本书:《拱坝设计》、《招标常识》、《英语词典》。
孙中弼略显清瘦,披着一件破棉衣坐在颠簸的车窗前,就像一个极其普通的技术人员。只有他那闪烁在眼眸深处的睿智和略带忧郁的沉思,以及1.85米高的大个子,才使他显得不同于一般人。
1960年,孙中弼毕业于天津大学海港工程专业,但由于人事部门的疏忽,他竟然被安排到了极其艰苦的水利和水电工程中。
在人们的印象中,对搞水电也是千差万别的,有人认为搞水电艰难而困苦,长年在崇山峻岭中奔波。有人却认为搞水电的人常在人们不能到达的地方出没,可以看到平常人看不到的人间秀色。
但在孙中弼这样的水电工作者心中,却似乎从来没有想过这么多,他们只有一个念头:“我们是干这一行的,不管怎么样,反正最后就是要发电!”这一句话,把所有的酸甜苦辣都包括了。
多年来,孙中弼一直在施工第一线和职工们一起摸爬滚打,而且经常是身先士卒。
大家有时吃饭连碗筷也没有,就把铁锨擦一擦,然后撮起一锨菜,再折两根树枝就当筷子,甚至是把馒头戳起便啃。
在孙中弼的记忆中,从1960年到1985年,他整整25年几乎都没有住过真正的“房子”。有时用油毛毡和席棚搭个工棚,里面再糊一层报纸,这便是房子了。
工棚常常搭在山坡边,遇到山上下来洪水,便在房子的纸墙上戳个洞,水“哗哗”地流了出去。遇到下大雨,“纸房子”里外浸透了雨,不得不掀掉重搭。有时不搭工棚,便挖个地窝子,地槽子是过道,地面就是床面,晚上从地槽子爬进去睡在地面上。
食、住如此简陋,衣、行当然也好不到哪去。成天一身工作服,风里来雨里去,泥一身汗一身。出行全靠两只脚板,为了解决工程中的问题,孙中弼曾一天光着脚走过60公里,累得都吐了血。
直到后来当了局长,孙中弼出差时还经常站在硬座车厢的厕所里。他唯一的儿子无法照顾,只得咬咬牙将他扔在上海和老母亲相依为命……
孙中弼身着棉大衣来到渡口了。刚下火车便觉得热浪扑面,猛一低头,看到前来迎接他的人竟都穿着短裤和衬衣。孙中弼笑了,他一下子怔在那里,在那一瞬间,他竟怀疑自己是不是到了国外。
曲折蜿蜒的雅砻江水奔腾着、咆哮着,绿色的江流中溅起了雪白的浪花,带着顽皮,带着莽撞,也带着欢欣,形成了高水头、大流量,映着丽日晴空,映着蓝天白云,仿佛在为远道而来的孙中弼欢呼。
在孙中弼匆匆赶到成都的同时,水电部又物色了二滩开发公司领导班子的其他成员。
早在1982年,云南的鲁布革电站是中国水电工程第一个向世行贷款并实行国际招标的。曾被誉为水电改革开放的“窗口”,产生了著名的“鲁布革冲击”。
鲁布革发电后,水电部副部长陆佑楣问电站总工程师王音辉:“搞完了鲁布革你干什么?”
王音辉1967年清华大学毕业,长期在水电部门转战南北,曾荣获吉林省偏远地区优秀科技工作者荣誉称号,他性格诙谐、爱说爱笑,当时王音辉笑着回答:“解甲归田。”
陆佑楣也笑了,他说:“嘿,40多岁就解甲归田?你去二滩,去孙中弼那儿!”
瘦瘦的王音辉做了个滑稽的鬼脸问:“孙中弼?谁是孙中弼?”
陆佑楣想了想回答:“个子最高的那个……”
于是,王音辉和上海同济大学毕业的刘孝璞一起,从鲁布革来到了成都。
孙中弼任二滩水电开发公司(筹)的总经理,王音辉和刘孝璞任副总经理,领导小组由7个人组成,除3名兼职外,专职的只有他们3个人,另外的高安泽算半个人,这就是他们后来常常开玩笑所说的“三个半人”。
虽然1987年国家计委已将二滩电站列为预备建设项目,但并没有正式立项,因此开发公司(筹)自成立之日起,大小困难便接踵而至,数不清的问题常常使他们顾此失彼。
因为经常需要和四川省乃至中央的领导联系,所以公司本部设在成都。没有办公室,便临时租了几间房子。没有食堂,领导班子几个人每人发了一个大大的瓷碗,孙中弼说:“干脆上大街买小吃去,反正‘成都小吃’天下闻名。”
王音辉端着大瓷碗吃“刀削面”,孙中弼每天5个“锅盔”就打发了自己,早晨一个,中午和晚上各两个,外加一小碗小白菜汤。
孙中弼等都没有想到,这个“筹”字竟一直存在了4年之久,直到1991年中央才正式同意立项。
听到正式立项的消息后,孙中弼高高兴兴地对大家说:“终于可以把‘筹’字取消了!”他马上叫个工人把大门口招牌上的“筹”字凿掉,谁知这“筹”字粘得竟十分牢实,怎么也凿不掉。
于是大家七嘴八舌地笑着议论:“这是唐僧取经,九九八十一难还差一难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