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然立刻将我知道的一切告诉了我母亲——也许我早该告诉她这些。我们两人很快意识到自己正身处十分麻烦的境地。
如果我听从船长的吩咐,立刻骑马去找利维塞大夫,那我就不得不把母亲孤立无援地独自留在家中,所以这个办法想都不用想。而且,我们两人好像都不能在这房子里待得太久:厨房壁炉里煤块掉落的声音,甚至连时钟的“滴答”声都吓得我俩胆战心惊。
我们仿佛总能听到周围有脚步声,它们越来越近。客厅里躺着船长的尸体,而那个恐怖的瞎子也许就在什么角落里等待着,打算什么时候就回来。我有好几次都像老话所说的那样感到心惊肉跳。
必须当机立断,我们最后决定一起去附近的村子求援。说干就干,我们连帽子也没有戴,就顶着渐浓的夜色和寒冷的大雾向村子跑去。
我们赶到村子时,已经是掌灯时分。我永远忘不了看到门窗透出的黄色灯光时心中那股高兴劲儿。然而,除了这灯光,我们无法从这里得到任何帮助,因为——大家也许会认为村里的人应该为自己感到惭愧——村里没有一个人愿意陪我们回“本伯尔”。但是,我们越是向他们诉说我们的困境,他们——男女老少——就越是待在屋里不肯出来。
福林特船长这个名字对我来说虽然很陌生,对这里的一些人却是耳熟能详,足以使他们满怀恐惧。而且,村里有几个人到“本伯尔”老店再过去一点儿的地方干过农活,他们这时突然想起曾在大路上看到过几个陌生人,当时以为他们是走私犯,就避开了他们。
另外,至少还有一个人看到我们称作“基特洞”的海湾里停了一艘小帆船。这样一来,福林特船长的任何一个伙伴都足以把他们吓死。长话短说,虽然有几个人愿意骑马去另一个方向的利维塞大夫家,却没有一个人肯帮我们保卫旅店。
人们都说懦弱是互相传染的,但反过来说,争论也能使人勇气倍增。因此,等他们一一都说完后,我母亲对他们说了一番话。她宣称,她绝不放弃本该属于我这没有父亲的孩子的钱。
她说:“如果你们谁也没有这个胆量,我和吉姆有。我们这就顺原路回去,对你们这些体壮如牛却胆小如鼠的人,我们真是感激不尽!我们即使丢了性命也要把那箱子打开。克劳斯里太太,谢谢你借给我那只包,去装本该属于我们的钱。”
我们母子两人在那个寒夜动身去冒险时,我的心“怦怦”直跳。一轮白色的圆月正在升起,透过雾霭的上部向下窥视,我们立刻加快了脚步,因为事情很明显,等我们再从家里出来时,月光就会把一切照得如同白昼,我们的行踪就会暴露在其他人的面前。
我们沿着树篱悄悄前进,无声无息,脚步轻快。我们一路上既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任何能引起我们恐惧的动静,进了“本伯尔”,关上店门后,我们大大地松了口气。
我立刻闩上屋门,然后我们站在黑暗中喘了会儿气,与我们相伴的还有船长的尸体。母亲从酒吧间拿来了一支蜡烛,然后我们互相牵着手,一起走进了客厅,船长还仰面朝天地躺在原来的地方,眼睛睁得大大的,一只胳膊直挺挺地伸着。
“把窗帘拉上,吉姆。”母亲轻声说,“可能会有人在外面偷看。”等我放下窗帘,母亲又说:“现在,我们得把钥匙从他身上取下来。我都不知道该谁去碰他。”她的话里带着哭腔。
我立刻跪在地上,准备找钥匙。在船长手边的地板上有一张一面涂黑的小纸片。我认定这就是“黑牌子”。我把它捡起来,看到在另一面上工整清楚地写着一行字:“限你今晚10时。”
“妈妈,他们今晚10时来。”我说。就在这时,我们家那只旧钟“当当当”地敲了起来。这突如其来的响声把我们吓了一跳,不过它带来的是好消息,因为这时才晚上6时。
“吉姆,快把钥匙找出来。”母亲说道。
我把船长的口袋挨个摸了一遍,结果只掏出了几枚小硬币、几根线、几枚很大的针、一个袖珍罗盘和一把折刀。我感到绝望了。
“或许在他的脖子上。”母亲小声地说。
我扯开船长的衬衣领子,果然看到了一根脏兮兮的细绳。我用折刀割断了细绳,拿到了挂在绳子上的钥匙。这一小小的胜利让我们充满了希望。于是,我们毫不迟疑地赶紧跑上楼,走进船长的房间。自他住进来后,那箱子就搁在那房间里没挪过窝儿。
那只箱子看上去与任何水手的箱子没有什么两样,盖子上用烙铁烫了个名字的缩写字母B。由于使用多年,且又不加爱护,箱子角有些破损。
“给我钥匙。”母亲说道。她转动钥匙,一下子就把箱子打开了。
一股浓烈的烟草和柏油味立刻扑鼻而来。然而,箱子的上层只有一套料子很好的衣服,刷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母亲说,这套衣服还从来没有被人穿过,衣服下面是五花八门的东西:一架四分仪、一个小锡壶、几卷烟丝、一对漂亮的手枪、一根银条、一块老式西班牙表、几件不值钱的小玩意儿、两只镶黄铜的罗盘,还有五六个珍稀的西印度贝壳。我事后常常纳闷,他一直过着那种漂泊不定、东躲西藏的罪恶生活,干吗总带着这些贝壳?
除了那根银条和一些小玩意儿外,我们没有找到任何值钱的东西,而那些对我们也没有什么用处。再底下是件旧水手斗篷,好多地方已经被海盐染成了白色。我母亲把它拎起来,于是箱子里最后的物品便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一个黄布卷儿,裹着像是文件之类的东西;一个帆布包,手一碰就发出金币碰撞的叮当声。
“我要让那些恶棍知道,我是个诚实的女人。”母亲说,“我只拿属于我的钱,别的一个子儿也不多拿。你拎着包。”然后她计算着船长欠我们的钱,把它们从帆布包里数出来装到我拎着的包里。
这可是件很费时的麻烦事,因为那些金币来自各个国家,而且大小不同,有西班牙的达布隆金币、法国金路易、英国几尼、西班牙面值八里亚尔的金币,还有一些我根本不认识的金币,全都乱七八糟地混在了一起。几尼的数量大概最少,而我母亲只会用几尼来计算。
我们才数了一半左右,我突然抓住母亲的胳膊,因为我听到外面寂静而寒冷的空气里传来了一种声音。那声音吓得我的心都要蹦出来了——那是瞎子的拐棍敲打在结冰的路面上的“笃笃”声。
我们坐在那里连气都不敢出,只听见那声音越来越近。接着,有人重重地敲打店门。我们听到了门把转动的响声。门闩被撞得“叮当”乱响,那个恶棍想要进来。随后是屋里屋外的一片寂静。过了很久,那“笃笃”声又重新响起。感谢上帝,它渐渐远去,直至完全听不见了。我们别提有多高兴了。
“妈妈,”我说,“把钱都拿上,我们赶快走吧!”我可以肯定,闩着的店门一定引起了瞎子的疑心,他很快就会将那窝黄蜂全部招来。我是多么庆幸自己把门闩上啊!没有见过那瞎子的人是很难体会到这一点的。
我母亲虽然害怕,却坚决不同意多拿一个子儿,也固执地绝不少拿一个子儿。她说现在还不到7时,还早着哪。她很清楚自己的权利,她也不会放弃她的权利。正当她和我还争论不休的时候,远处的小山丘上突然传来了一声很低的呼哨。这呼哨一下子结束了我俩的争论,而且使我俩毛骨悚然。
“我就拿上这些数好的。”母亲说着猛地站了起来。
“我把这个带上抵账。”我拿起那油布包说。
接着,我们把蜡烛留在空箱子边上,在黑暗中摸索着下了楼。再接着,我们开了店门,全速撤离。我们走得正是时候。雾气正在迅速消散,月亮早已把旅店两边的高地照得清清楚楚,只有谷底和店门周围还处在阴影里,蒙着淡淡的面纱似的一层雾气,刚好掩护我们逃离的脚步。
但我们刚走过小山谷,朝小村跑了没到一半的路程,就暴露在明亮的月光下。更糟糕的是我们听到了几个人奔跑的脚步声。我们回头朝他们来的方向望去,看到有一点儿亮光正左右摇晃着迅速逼近,来人当中有一个家伙提着风灯。
“我的天啊!”母亲突然说道,“带上钱,快跑!我要昏过去了。”
我想,我们这下肯定完了。我诅咒村民们的懦弱,也责怪可怜的母亲过于诚实、过于小气,责怪她刚才太糊涂,责怪她现在太虚弱!幸亏我们正好来到了小桥上,我搀扶着虚弱的母亲到了河岸边。她叹了一口气,然后就倒在我的肩膀上不动了。
我不知道当时哪来的力气,也许动作十分粗鲁,但不管怎么说,我把母亲拖下了河岸,又往桥洞下拖了几步。再往前我就拖不动了,因为桥洞很低,只容我一人趴在下面。我们就这样待在那儿——母亲几乎就躺在露天里,而我们离旅店近得可以听到那里的动静。
尽管害怕得要命,但我的好奇心还是压倒了心中的恐惧。我又爬回到了河岸边。在那里,我可以看到旅店门前的大路。我刚爬到那里,敌人就陆续到了。
大约有七八个人急匆匆地跑过来,提着风灯的家伙跑在最前面,领先其他人几步的样子,有3个人手拉手跑在一起。尽管当时有雾,我还是认出中间的那个正是瞎子。紧接着,他的声音更证实了我的推测。
“把门砸开!”他叫喊着。
“是,先生。”两三个人答应了一声便冲向了旅店的大门,提风灯的家伙跟在后面。我看到他们停住了脚,低声交谈了几句,似乎对店门洞开感到极为惊讶。但他们的停顿是短暂的,因为瞎子立刻又发出了新的命令。他的声音很大,仿佛他已经怒不可遏,迫不及待了。
“进去,进去!”他喊道,叫骂着其他人的动作迟缓。
四五个人立刻听从他的命令,而另外两个人则和可恶的瞎子一起留在大路上。停顿片刻之后,屋里发出一声惊叫,接着便可以听到有人在屋里喊道:“比尔死了!”
但是瞎子又一次斥责他们浪费时间,他大声叫道:“你们几个蠢货,搜他的身。其余的上楼去拿箱子。”
我听到他们上楼时踩在我们家旧楼梯上咚咚咚的脚步声,好像房子都被震动了。不一会儿,屋里又发出了惊叫声,接着,船长房间的窗户被人猛地推开了,碎玻璃“乒乒乓乓”地落到了地上。
一个人从窗户探出身子,月光照亮了他的头和肩膀,他向楼下大路上的瞎子喊道:“皮尤,有人抢先了一步,已经把箱子翻了个底朝天!”
“东西还在吗?”瞎子吼道。
“钱还在。”
瞎子又骂了一声。“我是说福林特写的东西。”他叫道。
“我们哪儿也找不到。”那人回答。
“嘿,楼下的人,看看东西是不是在比尔身上。”瞎子又喊道。
听到这话,另一个家伙,可能是留在楼下搜船长尸体的那个,走到店门口说:“已经搜过比尔了,什么都没有。”
“准是那些店里的人干的!是那个小子!我真恨不得把他的眼珠子抠出来!”瞎子嚷着,“他们刚才还在这里——一我推门时,他们把门闩上了。伙计们,分头去搜,找到他们。”
“是啊!他们的蜡烛还在这儿呢!”窗口的那个家伙说。
“分头去搜,把房子搜个底朝天!”瞎子将拐棍重重地往地上一顿,又命令道。
于是,我们的老店上上下下遭到了一场大劫难,沉重的脚步声、家具被掀翻的乒乓声、门被踢开的“砰砰”声在周围的岩石间回荡着。最后,他们又一个个出了店门,来到了大路上,说连我们的影子都没有找到。
就在这时,夜空中又响起了清晰可辨的呼哨声,就是母亲和我在数船长的钱时把我们吓得够呛的那种呼哨,只是这次呼哨响了两次。我原以为这是瞎子呼唤其他人发起进攻的信号,结果却发现呼哨是从村子方向的山坡上传来的,而且从海盗们的反应来看,是危险逼近的警报。
“这是德克的呼哨。”一个海盗说,“两次!我们得撤了!”
“撤?你这个胆小鬼!”瞎子叫道,“德克向来就是个笨蛋,你们不用去搭理他。店里的人一定就在这附近,他们跑不远,你们已经快抓到他们了。快分头去找他们,你们这些狗东西。嗅!真是的,我要是能看见就好了。”
他的这番话似乎起了点儿作用,因为有两个人又开始在被砸烂的家具堆里翻找起来。不过依我看,他们多少有些三心二意,得时刻关心他们自己的安危。其余的人则站在大路上,举棋不定。
“你们这帮笨蛋,成千上万的财富就在你们的手边,你们却动也不动!只要找到那东西,你们就会像国王一样大富大贵。你们明知它就在这里,却站在那儿磨蹭。当初你们没有哪一个敢来见比尔,结果是我见了他—一是我这瞎子见了他!
“而你们现在又要毁掉我的机会,让我做一个臭要饭的,趴在地上向人要钱买杯朗姆酒!我本可以坐上马车风光风光的!你们要能有干面包里的虫子那样的胆量,就一定能抓住他们。”
“算了吧!皮尤,我们已经拿到钱了。”一个海盗嘟囔着。
“他们也许把那该死的东西藏起来了,”另一个海盗说,“皮尤,把钱拿了,别站在这儿瞎嚷嚷了。”
“瞎嚷嚷”一词显然触到了皮尤的痛处。他的怒火腾的一下冒了起来,终于再也按捺不住,他举起拐杖胡乱朝左右打去,拐杖重重地落在了不止一个人的身上。
这下惹得其他人也开始破口大骂,他们还试图把拐杖从瞎子的手中夺走,可没成功。
这场争吵救了我们,因为就在他们争吵不休的时候,村子那边传来了另外一种声音——奔跑的马蹄声。几乎就在同时,树丛里传出了一声枪响。这显然是危险迫在眉睫的信号,海盗们几乎立刻转身朝不同的方向逃去。
一个沿着小海湾向海边跑了,一个斜穿过了小山包,不到半分钟就逃得无影无踪了。只剩下了瞎子一人,海盗们抛弃了他——或许是因为他们太害怕了,或许是为了报复瞎子刚才粗鲁的言语和棒打。
我不知道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反正他们撇下了他一人,任他疯狂地用拐杖敲打着路面,一面摸索着前进,一面呼唤着他的同伴。最后,他拐错了弯,从离我几步远的地方经过,朝着村子的方向跑去,嘴里喊着:“约翰尼、黑狗、德克,你们别丢下老皮尤,伙计们,别丢下老皮尤。”
正在这时,马蹄声越过了山顶,月光下出现了四五个骑马的人。他们顺着山坡飞驰而下。
皮尤到这时才意识到自己走错了方向。他尖叫一声,转身径直朝水沟跑去,结果掉进了沟里。但他立刻爬了起来,再次猛跑,不料慌乱中正好落在迎面而来的第一匹马的蹄下。
马上的人想避开他,但已经来不及了。皮尤发出一声响彻夜空的惨叫,四只马蹄从他身上践踏而过。他侧身倒在地上,然后翻了个身,脸朝下再也不动弹了。
我跳起来招呼那些骑马的人。他们都被这意外事故吓坏了,赶紧将马勒住。我立刻看清了来人:跟在最后面的是去村子里找利维塞大夫的那位小伙子,其余的都是缉私队员。
原来,那小伙子在半路上碰到了缉私队员,灵机一动就立刻带他们来了。其实缉私队长丹斯已经得到了消息,知道“基特洞”海湾停了一艘小帆船,当天晚上也正要到我们这边来。也正因为这一点,我和我母亲才幸免于难。
皮尤已经死了,像块石头一样躺在那里。至于我母亲,当我们把她送到村子里,用了一点儿冷水和嗅盐之后,她很快就恢复了过来。她虽然仍惊魂未定,却还在为没有把钱算完而后悔不迭。与此一同时,缉私队长以最快的速度骑马赶往“基特洞”海湾。然而,他的手下不得不下马,牵着甚至是扶着马摸索着走下一道山谷,而且还要时时提防着会遭到伏击。
这样一来,等他们赶到“基特洞”时,帆船已经离岸也就不足为奇了,缉私队长命令帆船靠岸,但船上有人警告他不要站在月光下,否则会吃枪子儿。说话的当口,一颗子弹呼啸着从他的胳膊旁飞过。不一会儿,小帆船绕过海角,不见了踪影。
丹斯先生站在那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像离了水的鱼儿一样束手无策”。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派人去找快艇拦截。“其实那也不管用。他们一旦逃脱了就别想追上。不过,”他接着又补充说,“我的马踩倒了皮尤先生,我还是感到很高兴。”因为到这时,他已经听我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我们回了旅店。你都无法想象一座房子会被糟蹋成什么样,连老座钟都被砸了个稀巴烂。不过除了船长的钱袋之外,他们别的什么也没拿走。丹斯先生对这幅景象感到莫名其妙。
“你说他们拿走了钱?那么,霍金斯,他们究竟在找什么呢,更多的钱吗?”
“不是的,先生。我认为不是钱。”我回答道,“事实上,他们要找的东西就在我的口袋里。说实在的,我希望能把它搁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对,孩子,说得对,”队长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保管它。”
“我想,或许,利维塞大夫一一”我说。
“完全正确,”他兴冲冲地打断我的话说,“完全正确。利维塞大夫是位绅士,又是治安官。我现在想起来了,我应该亲自去他家,向他或乡绅报告这件事。我说,霍金斯,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带你一起去。”
我爬上马背,坐在了队长的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