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交代一下,我叫吉姆•霍金斯。
特劳维尼先生、利维塞大夫和其他另外几位绅士都一再鼓励我,把前往金银岛寻宝探险的故事,从头到尾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好吧!
那我就从那一年我父亲开的一家名叫“本伯尔”的旅店开始讲起吧!那个脸上带着一道疤、长得黑黑的水手也就是在那时候住进了我们的旅店。
一切都记忆犹新,就像昨天发生的事一样。我清楚地记得他踏进旅店的门,身后跟着那只搁在小推车上的水手箱。他身材高大,结实而笨重,皮肤黝黑,穿着脏兮兮的蓝色外套,打了结的发辫耷拉在肩膀上。
他的那双手青筋满布,伤痕累累,漆黑的指甲残缺不全。他的侧脸颊上斜着一道灰色的伤疤。我记得他一边打量着旅店外的小海湾,一边独自吹着口哨,然后,他突然扯开嗓子,唱起了一支他后来经常挂在嘴边上的老掉牙的水手歌谣:
15个人站在死人的箱子上,
哟嗬嗬,来瓶朗姆酒!
他苍老的嗓音尖锐地颤抖着。然后,他用一根棍子敲着门。当我父亲上前接待时,他粗声大气地要了一杯朗姆酒。他慢慢地啜着酒,细细地品味着,眼睛却一直打量着旅店外的悬崖和我们的招牌。
“这个海湾不错,”他终于开口说道,“这家旅店也选对了地方。客人多吗?”
我父亲回答他说,遗憾的就是客人太少,生意清淡。
“那么,”他说,“我就住这儿了。”
“喂!伙计,”他冲着身后推车的人喊道,“把车推过来,帮我把箱子提下来,我要在这儿住一阵子。”
“你问怎么称呼我?就叫我‘船长’吧!噢!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拿着!”他把三四个金币扔在地上,“用完了就对我吭一声。”
说实在的,尽管他衣衫褴褛、言语粗鄙,他那神情却根本不像一般的水手,倒更像个惯于发号施令、挥手动拳的大副或船长。推小车的人告诉我们,船长是前一天早晨乘邮车到“皇家乔治”饭店的,随后便打听沿海一带有哪些旅店。
我推测,他大概听人说我们的旅店不错,而且比较僻静,所以就选中这里住了下来。我们对这位客人知道的只有这么多情况。船长天性沉默寡言,白天带着一副铜管望远镜,不是在海湾四处转悠就是在悬崖上游荡;到了晚上,他就坐在客厅壁炉边的角落里,拼命地灌兑了水的朗姆酒。
如果有谁和他搭话,他多半不会吭声,只是猛地抬头恶狠狠地瞪上一眼,像汽笛一样一哼鼻子。我们和来店里的人很快就明白别去招惹他。每天散步回来,他都要问有没有什么水手从这里经过。我们起初以为他是想念自己的同行了,直至后来我们才意识到他是想躲开他们。
每当有水手入住本伯尔旅店,他便会隔着门帘把那个水手打量仔细了才走进客厅;而且只要店里住了水手,他便会静悄悄地,像老鼠一样。
不过,至少我知道其中的原因,因为我多少也分担了他的恐惧。有一天他把我叫到一边,答应在每个月的头一天给我一个4便士的银币,只要我时刻留神一个“独腿水手”,一看到这个人就告诉他。
每当月初到来时,我便会向他要报酬,而他十有八九会冲着我把鼻子一哼,然后拿眼睛瞪得我不敢再看他;但不出一星期,他准又会改变主意,把那4便士银币给我,重新叮嘱我,要我留神那个“独腿水手”。
我不需要多说,大家也能想象得到,那个独腿水手是如何在梦里折磨我的。在风雨交加的夜晚,狂风吹得房子的四角摇晃不已,海湾里的浪涛拍打着悬崖,发出阵阵轰鸣声,这时,我便会看到他以千百种形态、千百种狰狞的表情出现在我的梦中,他的大腿时而在膝盖处被截断,时而在大腿根处被截断。
过了一会儿,他又变成了一个怪物,身上只长了一条腿,而且长在身体的中央。我做过的最可怕的噩梦,便是看到他跳过树篱和水沟在追赶我。总之,我为这每月4便士的报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不断地受到这些噩梦的折磨。
但对于船长,我不像别的认识他的人那样害怕他了。到了晚上,他就坐在那里,喝着朗姆酒,旁若无人地唱着那首老掉牙的烂歌。有时他也会请大家都喝上一杯,然后强迫所有的客人听他讲故事或跟着他一起唱那首歌。
我常常听到他们齐声高唱“哟嗬嗬,来瓶朗姆酒”,震得房子都晃动起来。每个人都带着对死亡的恐惧,对生命的珍惜,一个唱得比一个大声,唯恐被船长发现自己没有尽力。
最让大家害怕的还是他的那些故事。那些故事让人听了毛骨悚然,净是些绞刑、走独木板、海上的风暴、干托图加群岛、加勒比海一带的不毛之地以及他们在那里干下的野蛮行径。
照他的话来分析,他肯定与世界上最邪恶的人——海盗一起在海上过了一辈子。不用说他所描述的那些骇人听闻的故事,光听他讲那些故事时所用的语言,就使我们这些未见过世面的乡下人万分震惊了。
我父亲总说我们的旅店算是毁了,因为顾客很快就不会再来光顾这种店了——谁愿意来这里被人发号施令、晚上再被吓得哆哆嗦嗦地上床呢!但我却认为他住在这儿对我们有好处。人们起初的确被他讲的那些故事吓坏了,但事后回想起来又觉得非常喜欢,因为这给平静的乡村生活带来了一份刺激。
有群年轻人甚至假装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称他“货真价实的老船长”、“真正的老水手”,还说英国之所以在海上称王称霸靠的就是这种人。
不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船长的确也在败坏我们的旅店。因为他在这儿住了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一个月又一个月,早就花完了当初预付的几个金币,而我父亲一直没有勇气再向他开口讨要。
船长住在我们店的那些日子里,除了从一个小贩那里买过几双袜子外,他的衣着从来没有任何变化。帽子的一个角耷拉下来,风刮来时极不舒服,但他从来不去管它。我还记得他那件外套的尊容,他在自己的房间里左补右补,结果上面补丁摞补丁,已经看不出原来的模样了。
他从不给人写信,也从未接到过任何人的来信,除了喝醉酒时和左右邻居说说话外,他从不与人啰唆。至于那只大水手箱,我们谁也没有见他打开过。
只有一次,船长被人顶撞过。那是他住在我们店的最后的日子里,当时我父亲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已经病入膏肓。一天傍晚,利维塞大夫来给我父亲看病,留下来吃了我母亲做的饭菜,然后走进客厅,一面抽着烟斗,一面等他的马车过来,因为“本伯尔”老店没有马厩。
我跟着大夫进了客厅,注意到大夫和里面那些土里土气的乡下人,特别是和我们那位稻草人似的海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利维塞大夫衣冠楚楚,举止大方,头上扑着雪白的发粉,一双黑眼睛炯炯有神,而船长污秽不堪,体形臃肿,两眼布满血丝,被朗姆酒灌得醉醺醺地趴在桌子上。忽然,船长扯开嗓子开始唱那首老掉牙的破歌:
15个人站在死人的箱子上,
哟嗬嗬,来瓶朗姆酒!
烈酒和魔鬼干掉了其他的——
哟嗬嗬,来瓶朗姆酒!
我起初以为他歌中唱的“死人的箱子”和他楼上房间里那只大箱子一模一样,结果这念头在我的噩梦中便和那独腿水手搅到了一起。
不过,大家对他这首歌早已习以为常,那天晚上的客人中,只有利维塞大夫一个人是头一次听到,我注意到这首歌使他颇为反感,因为他抬头生气地朝船长看了一会儿,然后才接着和花匠老泰勒谈一种治疗风湿病的新方法。
与此同时,船长渐渐地唱到兴头儿上,终于猛地一巴掌拍响了桌子。他那意思我们当然都明白,是要我们保持安静。大家的谈话声戛然而止,只有利维塞大夫一个人还像刚才那样继续说着话,声音清晰,语气和蔼,每吐几个词就飞快地抽口烟。
船长瞪了他一会儿,又拍了一下桌子,目光变得更加凶狠,最后终于恶狠狠地迸出了一句脏话:“闭嘴!那个不知死活的……”
“您是指我吗,先生?”大夫问。
那个恶棍又骂了一句,说是的。
“我只想对您说一点,先生,”大夫回答道,“如果您继续这么喝朗姆酒,这世上很快就会少一个十足的无赖。”
这老家伙气得火冒三丈,从桌旁跳起来,掏出一把水手用的大折刀,打开来搁在手掌上,左右掂量着,威胁说要用这把刀将大夫钉在墙上。
大夫动都没动一下,他像刚才那样侧着身子对着船长,语调依然平稳镇定,只是提高了一点儿声音,好让整个屋子的人都听到:“如果你不马上把那把刀子放回口袋里,我用我的荣誉担保,你一定很快就会被绞死。”
接着,他们展开了一场对视战,但船长很快就败下阵来,收起刀子,像只挨了打的狗样“嘟嘟囔囔”地重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听着,先生,”大夫接着说,“既然我现在已经知道在我的辖区里有这样一个人物,那么你尽管放心,我会日夜监视你的一举一动的。因为我不仅是大夫,还是地区治安官。只要让我听到一句抱怨你的话,哪怕只是抱怨一丁点儿像今晚这样无理的行为,我就会把你抓起来,赶出这里!”
不一会儿,利维塞大夫的马到了店门口,他便骑上马走了。当天晚上,船长再也没有惹是生非,而且此后很多个晚上都很安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