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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在300年前就告诫我们说：“你不可能教会一个人任何事情，你只能协助他学会这件事情。”
正如英国19世纪政治家查斯特·斐尔德爵士教育他儿子时说的话：“如果可能的话，要比别人聪明，却不要告诉人家你比他聪明。”
苏格拉底在雅典对他的门徒说：“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一无所知。”
我没有苏格拉底高明，因此我不再告诉别人他们错了。我发现，这么做有很大收获。
如果有人说了一句你认为错误的话——也许确实是错的——你用这种说法可能会收到更好的效果：“的确是这样的！我倒有另一种想法，但也许不对，我常常会弄错，如果我弄错了，我很愿意被纠正过来。我们来看看问题的所在吧。”
用这种句子确实会得到神奇的效果。因为无论什么场合，没有人会反对你说自己不对。
我们班上有一位同学叫哈尔德·伦克，他是道奇汽车在蒙大拿州比林斯的代理商，他就运用了这个方法。他说，销售汽车这个行业压力很大，于是他在处理顾客的抱怨时，常常冷酷无情，因此造成了许多冲突，使生意减少，还使彼此的心情很不愉快。
他在班上说：“当认识到这种做法的不利后，我就尝试用另一种办法。我会这样说：‘我们的确犯了不少错误，真是不好意思。关于你的车子，我们可能也有错，请你告诉我。’
“这个办法能够使顾客解除武装。而等到他气消了之后，他经常就会更讲道理，事情就容易解决了。很多顾客还由于我这种谅解的态度而向我致谢。其中两位还介绍他们的朋友来买新车子。在竞争激烈的商场，我们需要更多这一类的顾客。我相信对顾客所有的意见表示尊重，而且以灵活和礼貌的方式加以处理，就会有助于胜利。”
你承认自己或许会弄错，就绝不会惹上困扰。这样做不但会避免所有的争执，而且能够使对方跟你一样的宽宏大度，承认他也可能弄错了。
假如你肯定别人弄错了，又率直地告诉他，可能的结果会怎样？我举一个特殊的例子来说明。施先生是一位年轻的纽约律师，最近在最高法院参加一个重要案子的辩论。案子牵涉到一大笔钱和一项重要的法律问题。
在辩论中，一位最高法院的法官对施先生说：“海事法追诉期限是6年，对吗？”
“庭内顿时安静下来，”施先生最后在我的班上讲述他的经验说：“似乎气温一下就降到冰点。我是对的；法官是错的。我也据实地告诉了他。但那样就使他变得友善了吗？没有。我依然相信法律站在我这一边。我也了解我讲得比过去都精彩，但我并没有使用外交辞令。我铸成大错，当众指出一位声望卓著、学识丰富的人错了。”
具有逻辑性思考的人很少，我们多数人都犯有武断、偏见的毛病，有固执、嫉妒、猜忌、恐惧和傲慢的缺点。因此，如果你很想指出别人犯的错误时，请在每天早餐前坐下来读一读詹姆士·哈维·罗宾森教授那本很有启示性的《下决心的过程》中的一段话：
我们有时会在毫无防范和激情冲动的情形下改变自己的观点，但是如果有人说我们错了，我们反而会迁怒对方，并更加固执己见。我们有时会毫无根据地形成自己的观点，但如果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想法时，我们又会不遗余力地维护我们的想法。显然不是那些想法对我们有多么珍贵，而是我们的自尊受到了威胁……“我的”这个简单的词，是待人处世中最重要的，妥善运用这两个字能充分显示你的智慧。不论说“我的”晚餐，“我的”狗，“我的”房子，“我的”父亲，“我的”国家或“我的”上帝，都具备相同的力量。我们不但不喜欢说我的表不准，或我的车太破旧，也讨厌别人纠正我们对火车的知识、水杨素的药效或亚述王沙冈一世生卒年月的错误……我们愿意继续相信以往早已相信的事，而如果我们所相信的事遭到了怀疑。我们就会找出所有的借口为自己的信念辩护。结果呢，多数我们所谓的推理，变成找借口来继续相信我们早已相信的事物。
杰出的心理学家卡尔·罗吉斯在他的《如何做人》一书中写道：
当我尝试去了解别人的时候，我发现这非常有价值。我这样说，你或许会觉得很奇怪。我们真的有必要这样做吗？我认为这是必要的。我们在听别人说话的时候，大部分的反应是评估或判断，而不是试着了解这些话。在别人述说某种感觉、态度或信念的时候，我们几乎立刻就作出判断，“说得不错”，“真是好笑”，“这不正常吗”，“这不合道理”，“这不正确”，“这不太好”。我们很少让自己深思熟虑去了解这些话对其他人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有一次，我请一位室内设计师为我家布置一些窗帘。当结账时，我大吃一惊。几天之后，来了一位朋友，她看到窗帘后，聊起了价格，而后有些打抱不平地说：“什么？太过分了。我看他占了你的便宜。”
也许她说的是实话，但我不愿意听别人羞辱自己判断力的实话。因此，身为一个凡人，我开始为自己辩护。我说贵的东西终究有贵的价值，既有高品质又有艺术品位的东西，你用低价格是买不到的，等等。
没隔几天，又有一位朋友来拜访，她对窗帘的称赞却使我从心底认为吃了大亏。她说窗帘很好，只可惜她家的财力有限，恐怕享受不起那些精美的窗帘。我的反应完全不一样了。“说句老实话，”我说，“我自己也负担不起。我付的价钱太高了，我后悔订了它们。”
往往我们有了错误，只会对自己承认。而如果对方处理得很巧妙而且和善可亲，我们也会对别人承认，甚至以自己的坦白率直而自豪。但如果有人想把难以下咽的事实硬塞进我们的食道，可能我们就不会愿意了。
林肯执政时期，最著名的报人哈利斯·葛里莱激烈地反对林肯的政策。他相信以论战、嘲弄、谩骂就能使林肯同意他的看法。他发起攻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在林肯遇刺的那天晚上，葛里莱还发表了一篇尖刻、粗暴、攻击林肯的文章。只可惜这些恶毒的攻讦从来没有使林肯屈服过。
本杰明·富兰克林撰有一本引人入胜的传记，那是美国一本最著名的古典名著。这本书里一些有关做人处世、控制自己、增进品格的理想建议，非常值得一读。
在这本自传中，富兰克林叙述了他如何克服好辩的坏习惯，最终成为美国历史上最能干、最和善、最圆滑的外交家的经历。
当富兰克林还是个毛躁的年轻人时，一位教友会的老朋友把他叫到一旁，严厉地训斥了他一顿，情形大致如下：“本，你真是无可救药了。你已经打击了每一位和你意见不同的人。你飞扬跋扈、骄傲自大，使人难以忍受。你的朋友发觉，如果你不在场，他们会自在得多。你知道得太多了，没有人能再教你什么；没有人打算告诉你些什么，因为那样费力不讨好，又弄得不愉快。因此你不可能再吸收新知识了，但你的旧知识又很有限。”
富兰克林的优点是，迅速发现了自己的坏习惯，并加以改正。他已经够成熟、够明智，以至能领悟也能发觉他正面临社交失败的命运。那次批评使他改掉了傲慢、粗野的习性。富兰克林说：
我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绝不正面反对别人的意见，也不武断发表自己的意见。我甚至不准许自己在文字或语言上措辞太肯定。我不说“当然”“无疑”等，而改用“我想”“我假设”或“我想象”，一件事该这样或那样，或者“目前我看来是如此”。当别人陈述一件我不以为然的事时，我并不马上驳斥他，或立即指正他的错误。我会在回答的时候，表示在某些条件和情况下，他的意见没有错，但在目前这件事上，好像不太准确，等等。我很快就领会到改变态度的收获：凡是我参与的谈话，气氛都融洽得多了。我以谦虚的态度来表达自己的意见，不但容易被接受，更会减少一些冲突。这样做的结果是，当我发现自己有错时，也没有什么难堪的场面；而我碰巧是对的时候，更能使对方放弃自己的意见而赞同我。
以我的性格，才开始实行这套方法时，曾非常不习惯，但久而久之就愈变愈容易、愈变愈使我得心应手了，而也许这50年以来，没有人听我讲过什么太武断的话。（我正直品性下的）这个习惯，是我在提出新法案或修改旧条文时，能得到同胞重视，并且在成为民众协会的一员后，能具有相当影响力的重要原因；因为我并不善于辞令，更谈不上雄辩，遣词造句也非句句准确，还会说错话，但一般来说，我的意见还是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北卡罗来纳州王山市的凯塞琳·亚尔佛瑞德，是一家纺纱工厂的工业工程督导。她提出了她在接受训练前后，如何处理一个敏感的问题：
我的主要工作是设计及保持各种激励员工的办法和标准，以使作业员既能够生产出更多的纱线，又能赚到更多的钱。在我们只生产两三种不同的纱线的时候，我们所用的办法还很不错，但是最近我们扩大产品项目和生产能量，已能生产12种以上不同种类的纱线，原来的办法便不能激励他们，更别说增加生产量。我已经设计出一个新的办法，能够根据每一个员工在任何一段时间里所生产出来的纱线的等级，来给予他适当的报酬。设计出这套新办法之后，我在一次会议上指出了原来那套办法的错误，并指出它们不能给予员工公平待遇的地方，以及我为他们所准备的解决方法。但是，我完全失败了。因为我对新办法太偏爱，太自信，所以言辞太过偏激，没有让他们能够不失面子地承认老办法上的错误。于是我的建议也就胎死腹中了。
在参加这个训练班几堂课之后，我就深深地了解了我所犯的错误，于是我请求召开另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我改变了兜售我的建议的方法，首先请他们说出最好的解决办法。在适当的时候，我以低调的建议引导他们按照我的意思把办法提出来。等到会议终止时，我所要提的方案实际上也就出来了，而他们也非常赞同这套方案。
实践使我体会到，如果率直地指出某一个人不对，不但得不到好的效果，而且还会造成很大的损害。你指责别人是剥夺了别人的自尊，并且使自己成为不受欢迎的人。
纽约自由街4号的麦哈尼经销石油业者使用的特殊工具。他接受了长岛一位重要主顾的一批订单。蓝图呈上去，获得了批准，工具开始制造了。接着，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那位买主和朋友们谈起这件事。他们都警告他，他已犯了一个大错。他被骗了，全部都错了。太宽了，太短了，太这个，太那个。他的朋友们把他说得发火了。他打了一个电话给麦哈尼先生，发誓绝不接受已经开始制造的那一批器材。麦哈尼事后说：
我认真地查验过了，我方的确无误。我知道他和他的朋友们都不知所云。可是我觉得，就这么告诉他，将很危险。我到长岛去见他，一走进他的办公室，他立刻跳起来，朝我一个箭步走过来，话说得很快。他激动得很，一面说一面挥舞着拳头。他指责我和我的器材。终止的时候他还说：“好吧，你如今要怎么办？”
我特别心平气和地告诉他，我愿意照他的任何意思去办。“你是出钱买东西的人，”我说，“你当然应当得到适合你用的东西，可是总得有人负责才行。假如你认为自己是对的，请给我一幅制造蓝图，即使旧案已经花了2000美元，但我们愿意负担这笔损失。为了使你满意，我们宁可牺牲2000美元。但是，我得先提醒你，假如我们照你坚持的做法，你必须负起这个责任。但假如你放手让我们照原定计划进行——我相信原计划才是对的——那我们可向你保证绝对负责。”
他渐渐平静下来，最终说：“好吧，照原计划进行，但若是错了，上天保佑你吧。”结论没有错，因此他答应我，本季度还要向我订两批相似的货。
当那位主顾侮辱我、在我面前挥舞拳头、说我外行的时候，我真的需要最高度的自制力才不会和他争论，以维护自己。但结果很值得，如果我说他错了，开始争辩起来，很可能要打一场官司，感情破裂，损失一笔钱，失去一位重要的主顾。确实，我深信指出别人错了是划不来的。
纽约泰勒木材公司的推销员克洛里，他的性格使公司免于损失成千上万的金钱。以下是他的报告：
有一天早上，我在办公室接到一位主顾的电话，他抱怨我们运去的一车木材完全不合乎他们的规格。他的公司已经下令停止卸货，请我们立刻安排把木材搬回去。他说，据他们的木材检验员报告，已卸下的部分木材中，55%不合规格。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拒绝接受。
我在赶赴对方工厂的途中一直在思考一个解决问题的最佳办法。若是以往，我会以我的工作经验和知识，引用木材等级规则，来说服他们的检验员。然而，这次我改变了做法。
到达目的地后，我发现购料主任和检验员闷闷不乐，一副等着抬杠吵架的姿态。来到卸货的卡车旁，我要求他们继续卸货，让我看看情形如何。我请检验员继续把不合规格的木料挑出来，把合格的放到另一堆。
通过他们的工作，我发现他们把白松当作硬木来检验了，另外他们的检验也近乎苛刻。我知道那位检验员对硬木很了解，但检验白松却不够格，经验也不多。白松碰巧是我最内行的，但我对检验员评定白松等级的方式提出反对意见吗？绝对不行。我继续观看，慢慢地开始问他某些木料不合标准的理由何在。我一点也没有暗示他检查错了。相反，我一副虚心求教的样子，说希望以后送货时能确实满足他们公司的要求。
在一种非常友好而合作的气氛中，我坚持要他把不满意的部分挑出来，这使他高兴起来，于是我们之间的剑拔弩张情绪开始松弛消散了。偶尔我小心地提几句，有些他不能接受的木料可能是合乎规格的，而他们所出的价格也只能买到这种货色。说这些话时，我非常小心，不让他认为我是有意为难他。
在我的谦恭态度感化下，他的立场也发生了转变。最后他坦白承认，他对白松木的经验不多，并且问我从车上搬下来的白松板的问题。我就对他解释为什么那些白松板都合乎检验规格，并且告诉他，如果他还认为不合用，我们还是全部拉回去。他终于到了每挑出一块不合用的木材就有罪恶感的地步。最后他承认，他们并没有明确他们所需木材的等级。
我走后，他又重新把卸下的木料检验了一遍，然后全部留用，于是我们收到了一张全额支票。
这个事例说明：运用一点小技巧，以及尽量遏止自己指出别人的错误，就可以使一个公司在实质上减少一大笔现金的损失，而所获得的良好关系却不是金钱所能衡量的。
换句话说，讲话要有外交手腕——尊重他人的意见，不要指责对方错了。也就是说，不要跟你的顾客、丈夫或对手争辩，不要刺激他；即使他错了，也不能直截了当地戳穿他，而应该穿插、迂回地达到你的目的。
一个人如果能认识到“一滴蜂蜜比一加仑胆汁能招引更多的苍蝇”这个道理，那么他在日常言行中也会表现出温和友善的态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