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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向善，爱自由高于一切。
就是为了御座，也绝不背叛真理。
——贝多芬（1792年手册）
他矮小粗壮，一副运动员的结实骨架。一张土红色的阔脸庞，只是到了年岁老时脸色才变得蜡黄，病态，特别是冬季，当他独居室内远离田野的时候。他额头突起，宽大。头发乌黑，厚实浓密，好像梳子都从未能梳通过，毛戗立着，似“墨杜萨头上的蛇”。双眼闪烁着一种神奇的力，使所有看到他的人都为之震慑。但大多数人会弄错其细微差异。
1825年，雷斯塔伯说看见“他温柔的眼睛及其揪心的痛苦”时，需要竭尽全力来忍住流泪。一年后，布劳恩·冯·布劳恩塔尔在一家小酒店里碰到他，他正坐在一个角落里，抽着一支长烟斗，双目紧闭，仿佛随着死神的临近，他越来越这样了。
有个朋友跟他说话，他凄然地微微一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谈话本，并用其聋子常有的尖声让对方把想要他做的写下来。
他的脸色经常变化，或是突然有灵感出现，甚至是在街上，会使行人吓一大跳，或是他正弹琴时被人撞见的时候。面部肌肉常常隆起，青筋暴跳；野性的眼睛变得分外吓人；嘴唇发抖；一副被自己招来的魔鬼制伏的巫师的神态。如同莎士比亚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尤利乌斯·贝内迪克特说：“像李尔王。”
路德维希·冯·贝多芬于1770年12月16日生于邻近科隆的波恩的一所破屋的可怜的阁楼上。他祖籍弗朗德勒，父亲是个既无才华又酗酒的男高音歌手。母亲是个女佣，是厨师的女儿，第一次嫁给一个男仆，丈夫死后，改嫁贝多芬的父亲。
苦难的童年，缺少被家庭温馨呵护着的莫扎特那样的家庭温暖。自一开始起，人生就向他显示出像一场凄惨而残暴的战斗似的。他父亲想到用他的音乐天赋，把他吹得如同一个神童。
4岁时，父亲就把他一连几个小时地钉在羽管键琴前，或给他一把小提琴，把他关在房间里，压得他透不过气来。他差一点因此而永远厌恶艺术。父亲必须使用暴力才能使贝多芬学习音乐。年少时的他就得为物质生活而操心，想法挣钱吃饭，为过早的重任而发愁。11岁时，他进了剧院乐团；13岁时，他当了管风琴手。
1787年，他失去了他崇敬的母亲，他成了一家之主，担负起对两个弟弟的教育重任。他羞愧地被迫要求酗酒成性的父亲退休，后来已无力支撑门户：人家把父亲的养老金都交给了儿子，免得他胡花乱用。这桩桩件件的悲惨事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痕。
他在波恩的一家人家找到了一个亲切的依托，那是他始终珍视的布勒宁一家。可爱的埃莱奥诺雷·德·布勒宁小他2岁。他教她音乐，并领她走向诗歌。她是他童年的伙伴。也许两人之间有了一种十分温柔的感情。埃莱奥诺雷后来嫁给了韦格勒医生，后者也是贝多芬的好友之一。
直至最后，他们之间都一直保持着一种恬静友情，这可以从韦格勒和埃莱奥诺雷与忠实的老友之间的书信往来得到印证。当三个人都垂垂老矣时，友情更加的动人，而且心灵仍如从前一样的年轻。
尽管贝多芬的童年非常的悲惨，但他对童年，对童年待过的地方，始终保存着一种温馨而凄凉的回忆。他被迫离开波恩，前往几乎度过了其整个一生的维也纳。
在这里，贝多芬度过了他的头20年。在这里，他少年的心灵之梦形成了。他的心永远地维系在这片土地上，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梦想着再见到它，但始终未能如愿。“我的祖国，我出生的美丽的地方，在我眼里，始终与我离开它时一样的美丽，一样的明亮。”
革命爆发并开始席卷欧洲，它占据了贝多芬的心。波恩大学是新思想的中心，贝多芬于1789年5月14日注册入学。他听未来的下莱茵州检察官、著名的厄洛热·施奈德教授在该校上的德国文学课。当攻克巴士底狱的消息传到波恩时，施奈德在课堂上朗诵了一首激情昂然的诗，激起了同学们的热情。第二年，他发表了一个革命诗集。在预订者的名单中，可以看到贝多芬和布勒宁家人的名字。
1792年11月，当战争逼近时，贝多芬离开了波恩。他前往德意志的音乐之都维也纳，在那儿定居下来。途中，他遇到向法国挺进的黑森军队，想必他的爱国之情又油然而起了。
1796年和1797年，他把弗里贝格的战斗诗篇谱成了曲：一首《出征歌》和一首合唱曲《我们是伟大的德意志人民》。
自1798年起，尽管奥地利和法国的关系紧张，但贝多芬仍同法国人，同使馆，同刚到维也纳的贝尔纳多特将军过从甚密。在交往之中，他的共和派情感弥足坚定，而且人们可以看到在他以后的岁月中，这种情感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这一时期，施坦豪泽替他画的一张像，较好地表现了他当时的形象。那是一张严峻的脸，充满着野心勃勃的烈焰。画中的贝多芬比实际年龄显得小，瘦瘦的、笔挺的，高领口使他僵直，目光不屑和紧张。他知道自身的价值，他相信自己的力量。
1796年，他在笔记里写道：“勇敢不屈！尽管身体虚弱，但我的天才将会得胜的……25岁！这不已经到了吗！我25岁了……人必须在这一年显示出他的完整的人格。”
伯恩哈德夫人和格林克说他很傲慢，举止粗俗、阴郁，说话时带有很重的外地口音。但是，唯有几个密友了解他藏匿在这种傲然的笨拙下的善良心。
他在给韦格勒写信时，第一个念头便是：“譬如，我看见一个朋友手头拮据：如果我的经济能力使我无法立即接济他的话，我就只要坐到书桌前，不大一会儿，我就使他摆脱了困境……你看这有多美。”在稍远处，他又写道：“我的艺术应该为穷人们的利益作出贡献。”
苦痛已经敲响了他的门，它缠住了他不再离去。在1796年至1800年间，重听开始严重起来。耳朵昼夜不停地“嗡嗡”直响，他的内脏也使他痛苦不堪。他的听力越来越下降，有好几年工夫，他都没把这事告诉任何人，连他最亲爱的朋友都没告诉。他总躲着别人，免得自己的残疾被人发现，他独自深藏着这个可怕的秘密。但是，1801年时他无法再隐瞒了，他绝望地告诉了他的朋友中的两位：韦格勒医生和阿曼达牧师。
他在写给韦格勒的信中说：“……我在过着一种凄惨的生活。两年来，我避开所有的交往，因为我是个聋子，我不可能与人交谈。如果我干着其他一些行当倒也无妨，但在我的这种行当里，这是一种可怕的情况。我的仇敌不少，他们对此会说些什么！”
“在剧院里，我必须坐得特别靠近乐队才行，否则我就听不见演员们的道白。如果我坐得稍微远一点的话，我连乐器和歌声的高音都无法听见……当别人轻声说话时，我几乎听不见，但要是别人大声喊叫时，我又难以忍受……”
“我常常诅咒自己的一生……普吕塔克引导我听天由命。如果可能的话，我却想同命运挑战。但是，在我一生中的有一些时刻，我是上帝最可怜的造物……听天由命！多么悲惨的隐忍啊！然而，这却是我所剩下的唯一的路！”
这种悲剧式的愁苦在这一时期的一些作品中有所表现，如1799年创作的第十三号作品《悲怆奏鸣曲》，尤其是1798年的第十号钢琴曲《第三奏鸣曲》。奇怪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作品都带有这种愁苦，还有许多作品，诸如欢快的1800年的作品《七重奏》、清澈的《第一交响乐》等，都反映着一种年轻人的无忧无虑。
想必是一定得有一段时间才能让心灵习惯于痛苦，然而心灵极其需要欢乐，所以当它没有欢乐时，它就得自己制造欢乐。当“现在”太残酷的时候，它就在“过去”生活。过去的幸福时光不会一下子消失，它们的光芒在不复存在之后仍将长久地照耀着。
在贝多芬的生活里，除了这些肉体的痛苦而外，又增添了另一种苦痛。韦格勒说他从未见过不带强烈感情的贝多芬。这些激情似乎一直是纯洁无邪的。激情和欢娱之间毫无相干。人们今天将两者混为一谈，那证明大多数人愚昧无知，不懂得激情以及激情之难求。贝多芬在心灵中有着某种清教徒的东西，粗俗的谈论和思想令他厌恶。在爱情的神圣方面，他有着一丝不苟的看法。
1801年，他的激情的对象好像是朱丽埃塔·居奇亚迪，他把他那著名的名为《月光奏鸣曲》的佳作献给了她。首先，这段爱情使他更加感受到自己残疾之苦，以及使他不可能娶这个他所爱的女子的境况之艰难。再者，朱丽埃塔风骚、稚气、自私，她使贝多芬很痛苦。而且，1803年11月，她嫁给了加伦贝格伯爵。这类激情摧残着心灵，而像贝多芬那样，心灵已经被病魔弄得脆弱了的时候，这类激情有可能把心灵给毁灭了。
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他似乎要一蹶不振的时刻。他经历了一场绝望的危机，我们从他的一封信中了解了这一点，那是他当时写给他的两个弟弟卡尔和约翰的遗嘱，上面注明“待我死后方可拆阅并执行”。这是反抗的和撕心裂肺的痛苦的呐喊，听见这种呐喊不能不让人悲从中来，他几乎要去结束自己的生命。只是他那不屈不挠的道德情操阻止了他，他痊愈的最后希望破灭了。
这是一种垂死的悲鸣，不过，贝多芬又活了25年，他那坚强的性格不可能屈服于挫折。这爱情、这痛楚、这意志、这颓丧和傲岸的交替、这些内心的悲剧，都反映在1802年他所写的伟大作品之中。
一种无法抗御的力量把他那阴郁的思想悉数涤荡。生命的沸腾掀起了音乐的终曲。贝多芬渴望幸福，他不愿相信自己的不幸是无法医治的。他渴望治愈，他渴求爱情，他充满着希望。
大革命正在抵达维也纳，贝多芬为它所激动。赛弗里德骑士说道：“他在亲朋好友中间主动谈论政局，他用罕见的聪颖、清晰明确的目光评判着。”
他所有的同情都倾注于革命思想，晚年时最了解他的朋友辛德勒说：“他喜欢共和原则，他支持无限制的自由和民族的独立……他希望大家齐心协力创建共和的政府……他希望在法国举行全民选举，希望波拿巴能把这种选举搞起来，从而奠定起人类幸福的基础。”
他如同革命的古罗马人，受着普吕塔克思想的熏陶，梦想着一个由胜利之神法国的第一执政建立的英雄共和国，因而在1804年他一连写出了《英雄交响曲：波拿巴》、帝国的史诗和《第五交响曲》的终曲、《光荣的史诗》。第一支真正的革命乐曲在其中再现了，巨大的事件在伟大的孤独的心灵中显得极其强烈和纯洁，即使与现实接触也毫不减弱。
贝多芬的面容在其中显现着，带着这些史诗般的战争的色彩。在他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到处都有着它们的影子，也许他自己并不知道：在《科里奥兰序曲》中，暴风雨在呼啸；在《第四弦乐四重奏》中，其第一章就与这个序曲有许多的相似之处。在俾斯麦谈到的《热情奏鸣曲》中也是如此，俾斯麦说：“如果我经常地听它，我会永远英勇顽强的。”
在《埃格蒙特序曲》，直至《降E大调钢琴协奏曲》，连技巧的炫耀都是壮烈的，仿佛千军万马在奔腾——这又有什么好惊讶的呢？
1805年11月，《菲岱里奥》首演时，是法国军官前往观赏的。住在洛布科维兹家里的是巴士底狱的攻克者于兰将军，洛布科维兹是贝多芬的朋友和保护人，他把他的《英雄交响曲》和《第五交响曲》题献给了他。
1809年5月10日，拿破仑驻军舍恩布伦，不久，贝多芬便仇恨起法国的征服者们来。但他那法国人的史诗般的狂热仍没少感受到，凡是不能像他一样的去感受这种狂热的人将只能对他的这种行动与胜利的音乐一知半解。
贝多芬突然中止了他的《第五交响曲》，摒弃了习惯手法，一口气写出了《第四交响曲》，幸福在他面前显现。
1806年5月，他与泰蕾兹·德·布伦威克订了婚。她早就爱上了他。自从贝多芬来维也纳的最初的日子里，她还是个小姑娘，因为贝多芬是她哥哥弗朗索瓦伯爵的朋友，她便跟着贝多芬学习钢琴，从那时起，她便爱上了他。
1806年，贝多芬与兄妹俩在匈牙利的马尔车瓦萨家里做客，在那里他们相爱了。他的那些幸福时日的回忆保存在泰蕾兹·德·布伦威克的一些叙述中，她说道：“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晚餐过后，在月光下，贝多芬坐在钢琴前。他先是用手平抚了一遍琴键。弗朗索瓦和我都了解他的这一习惯。他总是这么弄一下再弹奏的。然后，他在低音部敲了几个和音。接着，他缓缓地带着一种神秘的庄重神情，弹奏一曲塞巴斯蒂安·巴赫的作品：‘如果你把心献给我，先悄悄地相传；我俩心灵相通，勿为别人所知。’”
“我母亲和教士都已入睡，我哥哥凝神远望，而我，被他的歌声和目光穿透，感到生活幸福无比——第二天早上，我们在花园中相遇。他对我说道：‘我正在写一部歌剧。那个主角已在我心中，在我面前，不论我到何处，不论我在何处驻足，我从未达到过这么高的境界。一切都充满着光明、纯洁、明亮。在这之前，我如同童话中的那个孩子，只顾捡石子，不看路上盛开着的鲜花……’那是1806年5月，征得我亲爱的哥哥弗朗索瓦的同意，我成了他的未婚妻。”
在这一年写成的《第四交响曲》是一朵纯净的鲜花，蕴藏着他一生中的这些平静日月的芬芳。源自爱情的这种同样的调和精神对他的行为和生活方式发生着影响。赛弗里德和格里尔巴泽说，他兴趣盎然，心情开朗，幽默风趣，待人接物彬彬有礼，对讨厌的人也能容忍，穿着颇为考究；他在迷惑他们，竟致未能察觉他的重听；他们说他很健康，只是有点近视而已。
梅勒当时为他画的一张肖像，也是这副带有一种浪漫的高雅、稍微有点不自然的神态。贝多芬希望诗人喜欢，并且知道自己已博得欢心。狮子在恋爱：它藏起自己的爪子。但是，人们在他的眼睛里，甚至在《第四交响曲》的梦幻和温柔之中，仍感到那可怕的力量，那任性的脾气，那愠怒的俏皮话。
这种深邃的平静并未持续多久，不过，爱情的亲切影响倒是一直延续至1810年。
无疑，多亏了这一影响贝多芬才获得自制力，使他的才华结出了最美好的果实，诸如古典悲剧《第五交响曲》；夏季的一天那神圣之梦——《田园交响曲》。还有那《热情奏鸣曲》，那是受到了莎士比亚的《暴风雨》的启迪写成的，他把它视作他的奏鸣曲中最强劲有力的奏鸣曲，发表于1807年，并题献给泰蕾兹的哥哥的。
他把富于梦幻和畅想的奏鸣曲题献给了泰蕾兹。并附有一封没有日期的信，写上“致永远的爱人”，与《热情奏鸣曲》一样，表达了他的爱情之炽热。
然而，是什么神秘莫测的原因阻挠了这两个相爱的人的幸福？也许是没有财产，条件的差异。也许粗暴、染病、愤世的他不知不觉之中使他所爱的女人感到痛苦，而他也对此感到绝望。婚约毁了，然而双方似乎谁也没有忘记这段爱情。
直至1861年，她生命的最后时刻，泰蕾兹·德·布伦威克仍爱着贝多芬。
1816年，贝多芬说：“每当我想起她时，我的心仍像初次见到她时跳得同样地激烈。”就在这一年，他写下了6支乐曲，名为《献给遥远的爱人》，生动感人，深邃真切。
1810年，他被爱情抛弃了，他又孤身一人。但是，光荣来到了，而且他也感到浑身是劲了。他正值壮年。他任由自己那暴躁和粗野的脾气发泄，不再顾忌人言、习俗、社会等一切。他有什么可害怕或敷衍的？爱情不再，雄心已无。剩下的只有他的力了，力的欢乐和消耗，几乎是滥用它的需要。
“力量，那是不同于常人的精神！”他又不修边幅了，他的行为举止比从前更加的大胆放肆。他知道自己有权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甚至对崇高的人物。
1812年7月17日，他写道：“除了善良而外，我不承认还有什么其他的高贵标志。”
那时见过他的贝蒂娜·布伦塔诺说：“没有任何一个皇帝，任何一个国王对自己的力量有这样的一种体味。”
她被他的威力所慑服。她在写给歌德的信中说：“当我第一次见到他时，我觉得整个世界全都消失了，贝多芬使我忘记了世界，甚至忘记了你，啊，歌德……我不觉得自己搞错了，我觉得此人远远地走在当代文明的前面。”
歌德想要结识贝多芬。他俩于1812年在特普利兹的波希米亚浴场相见了，但却话不投缘。贝多芬对歌德的才华倍加赞赏，但是，他的性格过于自由，过于暴躁，与歌德的性格难以相融，而且难免会伤害到歌德。
在这一时期，1812年在特普利兹，只用了几个月的工夫，《第七交响曲》和《第八交响曲》便写成了：前者是节奏的大祭乐，后者是幽默的交响曲，他在其中也许表现得最自然，正如他所说，是最“放松”的，带有欢乐和疯狂的激越，意想不到的对比。
他为独立战争而激动。1813年，他写了一支《威灵顿之胜利交响曲》，而在1814年年初，他又写了一个战斗合唱曲《德意志的再生》。
1814年11月29日，他在君王们面前指挥演奏了一支爱国主义歌曲《光荣时刻》。而在1815年，他为攻陷巴黎作了一个合唱曲《大功告成》。这些应景之作比他其他所有音乐作品更加为他带来声誉。
布莱休斯·赫弗尔根据弗朗索瓦·勒特罗纳的一张素描完成的木刻画，以及1812年弗兰茨·克莱恩在贝多芬脸上拓出的脸模，都把贝多芬在维也纳大会期间的形象表现得栩栩如生。这张紧咬着牙床、愤怒和痛苦深印的狮子脸上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意志力，——一种拿破仑式的意志力。此人在谈到耶拿战役之后的拿破仑时说道：“真不幸，我对战争不像对音乐那么拿手！否则我将击败他！”
但是，他的王国不在这个世界。如同他在写给弗朗索瓦·德·布伦威克的信中所说：“我的王国在天空。”
维也纳对贝多芬从未有过好感。像他那种傲岸而自由不羁的天才，在这座瓦格纳那么深恶痛绝的轻佻浮华的城市里是不可能讨人喜欢的。贝多芬从不放过任何可以离开它的机会，将近1808年，他真切地想过要离开奥地利，前往威斯特伐利亚国王热罗姆·波拿巴的宫廷。但是，维也纳充满着音乐的源泉，我们也必须实实在在地指出，维也纳也始终有着一些高雅的鉴赏家，能感觉出贝多芬之伟大，避免使祖国蒙受失去他的奇耻大辱。
1809年，维也纳的三位富有贵族——贝多芬的学生鲁道夫大公、洛布科维兹亲王和金斯基亲王——答应每年给他4000弗罗林，唯一的条件是他得留在奥地利。他们说：“由于一个人只有在不为衣食所虑的情况之下才能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的艺术，才能创作出艺术之荣光的那些伟大作品，所以我们决定以此方法使路德维希·冯·贝多芬摆脱可能阻遏其物质上的障碍。”
不幸的是，效果没有回应承诺。这笔年金并未足额付给，很快就又完全停止发放了。自1814年维也纳大会之后，贝多芬的性格改变了。社会开始薄艺术而厚政治，音乐兴味被意大利风破坏了，而时尚则完全倾向于罗西尼，视贝多芬为迂腐。
贝多芬的朋友们和保护人或散或亡：金斯基亲王死于1812年；里希诺夫斯基亲王死于1814年；洛布科维兹死于1816年。受贝多芬题赠美妙的四重奏的拉美莫夫斯基，1815年2月举行了自己的最后一场音乐会。1815年，贝多芬同童年的朋友、埃莱奥诺雷的哥哥斯特凡·冯·布罗伊宁闹翻了，从此，他形单影只了。他在1816年的笔记中写道：“我没有一个朋友，我孤苦伶仃地活在世上。”
耳朵由重听变为全聋。自1815年秋天起，他同剩下的那些人除了笔头交流而外别无交往。他把自己封闭了起来，离群索居，唯有大自然能带给他一点慰藉。1815年认识他的查理·纳德说他从未见过有人像他那样地喜爱花草、云彩，他似乎依靠着大自然活着。在维也纳，他每天都沿着城墙遛一圈。在乡间，他常独自散步，从黎明到夜晚，不戴帽子，顶着烈日或冒着风雨。
他精神上的焦虑从中找到了慰藉。他被金钱的忧烦弄得精疲力竭。1818年，他写道：“我几乎沦落到乞讨的地步，可我还得装出一副不缺衣少食的神气来。”另外，他还写道：“作品第一百零六号是在紧迫的情况之下写成的。为求取面包而创作真是苦不堪言。”施波尔说他经常出不了门，因为鞋子开了口子。他欠出版商的债不少，因为他的作品卖不出什么钱来。
在日常的窘境中，在没完没了的官司里，这些官司包括或因索取别人答应他的津贴，或因要保留对侄子，也就是他兄弟于1815年因肺结核死去后留下的儿子的监护权，贝多芬耗得油干灯灭了。
他把心中溢满的温情全都倾注在了这个孩子的身上。他这又是在自己折磨自己。似乎有一种境遇的慈悲在费心地不断更新和增加他的苦难，以使他的才气不乏其营养。一开始，他必须同不配做母亲又想夺走小查理的弟媳争夺这个孩子。
后来，这个被激烈地爱着的侄子表现得并不配其伯父的信赖。贝多芬本想把这个并不缺少天资的侄子引上大学之路，但在替他的未来做过各种各样的梦之后，不得不答应他去做商人。但查理常去赌场，欠了一屁股的债。
由于一种比人们认为的还要常见的可悲的现象，伯父的伟大情操非但无益于侄子，反而有害于他，使他恼恨，促他反抗，如同他自己所说的活现其可耻灵魂的那句可怕的话语：“我变得更坏了，因为我伯父要我上进。”
1826年夏天，他竟然朝自己脑袋开了一枪。但他并没有死，反倒是贝多芬差点儿为此送了命，因为贝多芬始终未能从这个可怕的打击中摆脱出来。
查理治愈了，但他到其伯父死之前一直都没有让他的伯父安生过，而伯父之死，与他并不是完全没有关系的。贝多芬临死前，他都没有在贝多芬的身边。几年前，贝多芬给他侄子写信说：“上帝从未抛弃我。将来总会有人来为我送终的”，但送终的却不是他的侄子。从这个忧伤的深渊深处，贝多芬着手歌颂欢乐了。
这是他毕生的计划。自1793年，在波恩的时候，他就对此有所考虑。他一辈子都在想歌颂欢乐，并以此作为他的大作中的一部终曲。巨人的作品战胜了公众的平庸。维也纳的轻浮因此而受到了一时的震撼，该城一直完全属于罗西尼和意大利歌剧的一统天下。忧伤受辱的贝多芬将去伦敦定居，并想在那儿演出《第九交响曲》。
如同1809年那样，几位高贵的朋友又一次恳求他千万别离开祖国。他们说：“我们知道您写了一部新的圣乐曲，您在其中表达了您深刻的信念所启迪您的那些情感。深入您那伟大心灵的超自然之光照耀着它。另外，我们也知道您的那些伟大的交响曲的桂冠上又增添了一朵不朽的鲜花……”
“您最近几年的隐遁使所有曾把目光转向您的人感到怅然。大家都痛苦地在想，当一种外国音乐在设法移植到我们的舞台，想把德国艺术作品弄到无人问津的时候，那位在人们心中地位崇高的天才人物却沉默着……我们民族期待着一种新的生命，新的荣光，并不顾当今时尚而重创一种真与美的时代，这一重任只有您能承担……但愿您能让我们很快遂了心愿……但愿仰仗您的天才，未来的春天为了我们，为了世界而更加的鲜花盛开！”
这些言词恳切的信说明贝多芬在德国的精英们中间，不仅在艺术上，而且在道德上，享有多大的威望。他的崇拜者们为颂扬他的才华而想到的第一个词儿，既非科学词，也不是艺术词，而是信念这两个字。
贝多芬被这些话语深深地打动了，他留下来了。1824年5月7日，在维也纳举行了《D大调弥撒曲》和《第九交响曲》的首场演出，非常成功，几乎是盛况空前。当贝多芬出现时，观众们掌声不息，连续了5次。
在这礼仪之邦，即使皇族驾临，习惯上也只是鼓3次掌。演出之狂热竟然惊动了警察，交响曲引起了一阵狂热的骚动，有许多人哭了起来。音乐会后，贝多芬因过于激动而晕了过去，他被抬到辛德勒家。他昏昏沉沉地和衣躺着，整夜未吃未喝，直至次日早晨。
但胜利只是短暂一瞬，贝多芬分文未得，音乐会没有给他带回一个子儿。物质生活的窘迫毫无改观。他贫病交加，孤立无援，他却是个战胜者，人类平庸的战胜者，他自己命运的战胜者，他的苦痛的战胜者。
贝多芬终于抓住了他终生的目标。他抓住了欢乐。他会在这控制着暴风雨的心灵高峰久留吗？当然，他还将跌落到往日忧愁之中多日。然而，似乎《第九交响曲》的胜利在他身上留下了光荣的印记。
他未来的计划是：《第十交响曲》、《纪念巴赫的前奏曲》、为格里尔巴泽的《曼吕西纳》谱的曲子、为克尔纳的《奥德赛》和歌德的《浮士德》谱写的音乐，还有《大卫和扫罗的圣经清唱剧》，这些都显示出他的思想倾向于德国古代大师们的强劲和宁静。
在这最后的几年里，尽管创作条件艰难，但贝多芬所写的音乐常常有着一种嘲讽的、傲然而欢快的蔑视的全新特点。
他死前4个月，1826年1 1月完成的最后一段，作品第一百三十号的四重奏的新的终曲，非常之轻快。严格地说来，这种轻快不是常人的那一种。时而是莫舍勒斯说的那种嬉笑怒骂，时而又是战胜了那么多苦痛之后的动人的微笑。反正他是战胜者，他不相信死神。
但死神终于来了。1826年11月末，贝多芬着凉了，患了胸膜炎，是他在为侄子的前程而冒着隆冬严寒四处奔波归来之后。他在维也纳病倒了，朋友们都在远方，他让侄子替他去请医生。据说这个冷漠的家伙竟然忘了，两天之后才想了起来。医生来得太晚了，而且诊治得很浮皮潦草。
3个月里，贝多芬那运动员的体魄在与病痛抗争着。1827年1月3日，他立他亲爱的侄子为正式继承人。
他想到了自己莱茵河畔的朋友们，他还给韦格勒写信说：“……我多么想同你聊聊！但我身体太虚弱了。我什么都不行了，只能在心里吻你。”
1827年2月17日，贝多芬经过3次手术，等待第四次手术时，他躺在弥留的床上安详地写道：“我耐心地在想，任何病痛都会随之带来点好处的。”
这个好处便是解脱，是如贝多芬临终前所说的“喜剧的终结”，我们要说，是他一生悲剧的终结。他在一场大雷雨中，在雷声滚滚中咽了气。1827年3月26日，一个陌生人替他合上了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