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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外省城市里面，有些屋子看上去像最阴沉的修道院，最荒凉的旷野，最凄凉的废墟，令人悒郁不欢。修道院的静寂，旷野的单调，和废墟的衰败零落，也许这类屋子都有一点。里面的生活起居是那么幽静，要不是街上一有陌生的脚声，窗口会突然探出一个脸孔像僧侣般的人一动不动，黯淡而冰冷的目光把生客瞪上一眼的话，外乡客人可能把那些屋子当做没有人住的空屋。
索漠城里的一所住宅就是这样，它位于一条崎岖街道的尽头，那条寂静的街直通古堡。阴暗狭窄的街道很平常，但在某些方面却也令人欣赏。人走在那干净的石子路上，会踏出清脆的响动，这种响动反而使人心情平静。
老城区的街面照例是曲折起伏的，少有人走，两旁伏着些旧式的房屋，足有300多年的历史了吧，大多是砖木结构，风格多样，使得索漠老城区的这一处尤为古旧而独特，因此常常引得游客和艺术家们到此探访究竟，欣赏这难以言说的情调。
横亘在底层之上，仿佛一溜黑色的浮雕。这里，椽子上盖着青石板，描出一条条蓝线，墙不很牢固，木板的房顶因年深月久，已经翘起；日晒雨淋，木条早已腐烂变形。
那边，破旧发黑的窗槛，上面精美的雕刻已难以辨认，脆弱得似乎承受不住贫穷的女工在上面放置的那几个种着石竹和月季的赭色花盆。
再远一点，是几道嵌着巨大钉子的门扇，我们天才的祖先在门上画了一些象形文字，其意义今人永远难以猜透，也许是一位新教徒表示其信仰，或者是一位旧教徒诅咒亨利四世。也有某位平民鸣钟晋爵之后所刻的贵族标记，以旌表祖上曾为官宦的昔日辉煌。整整一部法兰西历史都在这儿了。
一所摇摇欲坠的房子，墙壁胡乱抹着灰泥，想当初还是一位能工巧匠的杰作。房子旁边矗立着一座当地贵族的宅第，石砌的拱门上还留着徽号的遗迹，经过1789年以来席卷全国的多次革命的摧残，尚依稀可辨。
在这条街道上，底层的门面用来经商做买卖，但既不像小店铺，也不像大商店，喜欢中世纪文物的朋友们也许可以在那里领略到我们父辈习艺工场朴实无华的简陋遗风。厅堂低矮，既没有摊面，也没有货架，也没有玻璃橱柜，然而却很深，很暗，内外不加任何装潢。
大门上下满开，门板用铁皮铁条蛮横地加固，上半截门往里开，下半截装有弹簧门铃，老是有人进进出出。空气和光线或通过上半截门或通过拱顶、天花板和护墙之间的空隙进入这潮湿的洞府，护墙上装有结实的活动护窗板，早上卸下，傍晚安上，用铁闩严加封锁。
这护墙是用来陈列批发商品的，但却无半点招徕顾客的意思。陈列商品视经营方向而定，无非是摆出两三桶满满的盐巴和鳕鱼，要不就是几包帆布，几捆绳索，楼板横梁上悬挂着一团团铜丝，沿墙搁一些桶箍，有些货架上则陈列着布匹。
你要走进门，一个正当妙龄的迷人的少女，戴着雪白的围巾，胳膊通红，她会立即把手中的编织物放了下来，大声呼唤爸爸或者妈妈，让他们来接待你。
可能是两个铜子的生意，也可能是20000法郎的买卖，对你的态度或是冷漠，或是热情，或是高傲，这与店主的脾气有关。
你也会看到一个商人，专卖酒桶木材，他的两个大拇指不停地缠绕着，他在门口坐着，与邻居拉家常，从表面上看来，他只有一些最基本的酒瓶架或者几捆薄木板，然而安茹地区的全部的箍桶匠，都向他的工场购买木料。
他的工场位于码头上，拥有丰富的货源。他明白要是葡萄丰收的话，他可以卖掉多少桶板，计算之精准、误差，最多为一两块板，一天的好太阳可以使他财源滚滚，一场大雨可以让他蚀本，酒桶的价钱在一上午的时间内，可以从11法郎跌至6法郎。
这地区与都兰一样，生意的好坏受到天气环境变化的直接影响。种葡萄的农户、田产主、木材商、箍桶匠、客栈老板、船主人，都期盼阳光。要是听说夜晚有霜冻，晚上睡觉都会心惊胆战。他们怕雨，怕风，怕旱。但时而又需要雨水，时而需要炎热，时而又希望阴云。上苍总与人间利益作对。天气变化，就是人们面部表情的晴雨表，时而让人愁容满面，时而使人笑逐颜开。
这条街从前是索漠城的大街，从这一头到那一头，“黄金一般的好天气”这句话，对每户人家都代表一个收入的数目。而且个个人会对邻居说：“是啊，天上落金子下来了。”因为他们知道一道阳光和一场时雨可以带来多少利益。
在天气美好的节季，到了星期六中午，就没法买到一个铜子的东西。做生意的人也有一个葡萄园，一方小园地，全要下乡去忙他两天，在平日里他们早就把买卖算计清楚了。
闲下来的时候，那些买卖人会把白天12小时中的10小时都拿来说闲话、聊天、张家长李家短地散布谣言，鬼鬼祟祟地窥探别人的隐私。
谁家的主妇买了一只鸡，保准会有人去问她的丈夫：炖鸡的火候是否掌握得恰到好处？要是谁家的姑娘偶尔在窗口探了一下脑袋，也会被数不清的闲人议论纷纷。
总之，在这儿，任何人的行动和内心几乎全部展现在别人的目光里，即使连最深邃的庭院也挡不住人们的窥探和想象，保守不住半点秘密，不管它看起来怎样的神秘和隐蔽。每一户人家都生活在别人的目光中，彼此之间就像全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一家子都坐在门口，在那儿吃中饭、晚饭，甚至吵架。有人经过，他们都要仔细打量。所以从前每当有外乡人来到外省的城镇，总会处处被人取笑。引出不少有趣的故事，昂热人是嘲笑人的高手，促狭鬼的称号便由此而来。
旧城的老宅子集中在街的上端，原来的居民都是当地的大户人家。这些老宅子还是法国民风淳朴时代——如今已世风日下了——的遗物，本书所讲的故事，就发生在其中一座凄凉的宅子里。
在古朴的街上，甚至偶然发生的琐事都可以使你回想起往事，所有的味道会让你情不自禁地陷入沉思。弯弯曲曲地走了过去，你便能看到一处黑乎乎的向里陷进去的地方，在这凹坑里，隐藏着葛朗台府第的大门。
在外省，府第是对一个人家有分量的称呼，对葛朗台先生的身世一无所知，就无法明白这个称呼的分量。
葛朗台先生是索漠城有名望的人，未在外省生活过的人绝不会知其原委。有些人称这位葛朗台先生为葛朗台老头，喜欢这样称呼他的老人显然已为数不多了。
1789年时，他还只是个箍桶匠，但日子过得也还算富裕。他读过书，能写会算。法兰西共和国在索漠地区拍卖教会产业时，他已40岁，并且刚刚娶了老婆，妻子是一位有钱的木板商的女儿。
于是葛朗台带着新婚不久的妻子的陪嫁——2000金路易及手头的现款去了地区首府。在政治上他是个两面派，既包庇以前的贵族，又援助共和党，并且从两方都捞好处。在经济上，他善于投机倒把，用最少的钱获取最大的利益。
监督拍卖国有资产的共和党人虽然蛮横，但葛朗台只用岳父给他的200金路易，“只掰一块面包”，就廉价买下了当地那几片最风光的葡萄园，还有一座老修道院和几块分成收租的田产。
交易虽然不合理，但却是合法的。索漠城居民革命意识很差，葛朗台竟被看做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一个共和党人，一个爱国者，一个会出新点子的人物，其实箍桶匠一心只想要葡萄园。他竟被任命为索漠地区行政委员，他在政治上和商业上对当地都施加了不露声色的影响。
政治上他包庇以前的贵族，尽其所能阻止当局拍卖流亡贵族的财产；商业上他供应共和国军队一两千桶白葡萄酒。代价是把某个女修道院上好的草原，本来留作最后一批拍卖的产业，弄到了手。
拿破仑当政的时代，好家伙葛朗台做了市长，把地方上的公事应付得很好，可是他葡萄的收获更好；拿破仑称帝的时候，他变成光杆儿的葛朗台先生。
拿破仑不喜欢共和党人，另外派了一个乡绅兼大地主，一个后来晋封为男爵的人来代替葛朗台，因为在他当政时期确实是为民造福，政绩卓著，铺设了好几条高质量的公路，从城里一直通到他在乡下的产业。
丈量登记时，只用一点微妙的手法，就使他的产业占了大便宜，政府只收相当微薄的税金。各处庄园在他精心而又专业的经营下，都成为了享誉一方的“尖子”田产，这一术语专门用于指那些能生产极品佳酿的葡萄园。他在这方面的成就和权威，甚至有资格获取荣誉团的勋章了。
免职那年，也就是1806年，葛朗台先生57岁，他的妻子36岁，他们爱情的结晶、独生女儿刚刚10岁。
上天似乎有意安慰一下被罢官的葛朗台，使他在这一年间连续接收了几笔遗产。首先是岳母娘家姓德·拉贝特利耶的德·拉戈迪尼埃太太的，其次是妻子的外公德·拉贝特利耶老先生的，最后是葛朗台本人的外婆冉蒂耶太太的。
这三笔遗产有多大数目，谁也不知道。三位老人家都吝啬成性，一辈子拼命攒钱，好私下里看着心满意足。拉贝特利耶老头把借钱给人叫做挥霍，觉得看着金子比拿金子放高利贷更保险，所以索漠地区的人只能按看得见的收入来估算他的积蓄。
于是，葛朗台先生时来运转，又获得了新的贵族头衔。我们声嘶力竭嚷嚷平等也休想取消他享有的殊荣。他一下子成了当地纳税首富。他经营七八十公顷的葡萄园，遇上风调雨顺的好年景，足可以出产七八百桶的好葡萄酒。
他还有13处田产，按收成多寡分成收租，另有一座老修道院，他把所有门窗连同彩绘玻璃一起封死，既省了开销，又便于保存。他还拥有八九十公顷的草场，1783年种上的3000株白杨正茁壮成长。而且，他现在住的府邸也是他自己的房产。
这些只是看得见的财产，至于他的资本金，只有两个人可以估摸个大概，一是公证人克罗旭先生，因为他负责为葛朗台放债；另一个就是索漠地区最富的银行家德·格拉桑先生。葛朗台经常因私事暗中与他往来。
克罗旭及德·格拉桑两位先生虽然年事已高，但他们的为人却非常谨慎，在外省博得信任且有较优越的地位。他们在公开场合对葛朗台先生总是毕恭毕敬。这便叫人无不推测，这位前任市长的家底会有多么厚实。索漠城的人无不相信葛朗台先生拥有私人金库，有满是金路易的密室，想象着他在深更半夜看着成堆的发亮的元宝时的喜悦心情。
在一些小气鬼眼里，这种事情是真的，因为看见那个小子甚至都长了一双橙黄橙黄的眼睛，带着黄金的颜色。
一个习惯于凭借金钱赚大钱的人，如同色鬼、赌棍，或者凑热闹的闲人一般，眼中自然带着那种难以描述的神情，一副鬼鬼祟祟、贪婪的、神秘兮兮的样子，绝对会被他的同行识破。
葛朗台先生从来不欠人家什么，又是老箍桶匠，又是种葡萄的老手，什么时候需要为自己的收成准备1000只桶，什么时候只要500只桶，他预算得像天文学家一样准确。
投机事业从没失败过一次，酒桶的市价比酒还贵的时候，他老是有酒桶出卖，他能够把酒藏起来，等每桶涨到200法郎才抛出去，一般小地主却早已在100法郎的时候脱手了。这样一个人物当然博得大家的敬重。
那有名的1811年的收成。在那一年，他明智而谨慎，收拢了别人的大批存货，再一点一点卖出去，赚到了24万法郎。
要说到理财的本领，葛朗台先生就像猛虎、像大蟒一样。他会很有耐心地等着等着，打量算计着他的猎物，然后选准时机，猛扑上去，打开血盆大口一样的钱袋，把成堆成堆的金币一网打尽，然后再安静地躺下，好像填饱了肚子的蛇，安安静静地，按部就班地消化吞下的食物。
看见他从面前走过，无人不交织着赞赏、景仰和恐惧之情。索漠城里，谁没有尝到被他的钢刀利爪抓破皮肉的痛楚？这个人要买地，找克罗旭公证人借贷，利息高达11％；那个人拿着银行期票到德·格拉桑先生那里去贴现，但必须扣除一笔吓死人的利息。
葛朗台先生的大名常被人挂在嘴上，无论是在喧哗的闹市，或是在晚上的街谈巷议中，耳熟能详，如雷贯耳。有些人甚至认为，老葡萄王的财富乃一方瑰宝，值得全城骄傲。
因此，有些批发商，有些旅店老板对客商说起他来无不得意扬扬：“先生，我们这里百万富翁有两三家；可说到葛朗台先生，他自己都数不清到底有多少家产！”
1816年，索漠城最精于计算的人估计这家伙的财产接近400万法郎。但是从1793年至1817年，每3个月一交的地租，他一年还能收10万法郎，这样一推算，他手里的现金几乎和他不动产的价值相等。
因此打完一场牌或者谈完了葡萄之后，精明的人便会说：“葛朗台老爹吗？……该有五六百万吧！”
要是克罗旭或格拉桑先生听见这话，就会说：“您比我厉害，我还从来不知道总数呢！”
某一位巴黎人提到大银行家罗特西尔德或拉菲特时，索漠城的人则会打听他们是否和葛朗台先生一样富有。如果巴黎人面带微笑、骄傲地表示出肯定时，他们则会以怀疑的神态相互摇头对视。如此巨额财富，犹如金箔帷幔，完全隐匿了这个人的言行举止。即使其生活本身存有光怪陆离之处曾遭人嘲笑奚落，如今已不再有人重提此事了。
葛朗台的一切行为如同是钦定的，处处畅通无阻，他的话语、服装、姿态、眨眼都属于本地的金科玉律，众人细细地研究他，如同自然科学家研究动物的本能，力图发现它的效力一般，最终发现他那最细微的举止中带着深远而只能意会的智慧。
例如，有人说道：“今年的冬季肯定十分寒冷，葛朗台老头的手上已经戴上了皮手套，我们应该采摘葡萄了吧？”
或许说道：“葛朗台老头购进了无数的桶板，今年肯定有许多酒。”
葛朗台先生从来不买肉，不买面包。每个星期，那些佃户给他送来一份足够的食物，阉鸡、母鸡、鸡子、牛油、麦子都是抵租的。他有一所磨坊租给人家，磨坊司务除了缴付租金以外，还得亲自来拿麦子去磨，再把面粉跟麸皮送回来。
他的独一无二的老妈子，叫做大个子拿农的，虽然上了年纪，还是每星期六替他做面包。房客之中有种菜的，葛朗台便派定他们供应菜蔬。水果就更不用去买了，属于他的果园每年都要拉果子到市场去卖呢！
烧壁炉的木柴，是从田园四周作为篱垣的矮树上锯下来的，佃户们自然会给他锯好，运进城，给他在柴房堆好，最后得到一声“谢谢”。
说到他家的开支，不过是圣餐费、妻子和女儿的衣着费以及教堂座位的租金，再有就是大个子拿农的工钱、买灯烛、纳税、修缮房屋和作物种植等方面的费用。
他最近又买了一片360多公顷的树林，委托邻近的居民替他管理，由他来付代管费；也是从购置了这片树林之后，他才开始吃野味。
此人生活方式极其简单。他不爱说话。他表达思想通常爱用现成简便的话语，说话语气也很温和。
从头到脚一一描述了这个有钱的老吝啬鬼的装束处处以结实为标准。他穿的都是一双毛袜子，一条栗色的粗呢短裤，在膝盖下面还扣上银箍，上身的条绒背心是黄褐色的，纽扣被他一直扣到下巴颏那儿，外面又套了一件宽大的栗色上衣，系一条黑色的领带，头上是一顶宽边教士帽。他的手套像警察的那样结实，要用足一年零8个月的时间；为了保证整洁，他总以一种习惯性的动作，把它放在帽檐的同一个部位。
全城只有6位居民有权在他家走动。排头3个之一是克罗旭先生的侄儿。
德·格拉桑夫人也有个儿子，当时已23岁，她之所以成为葛朗台太太牌桌上的常客，那是因为她指望自己的儿子阿道夫能与葛朗台太太的女儿欧也妮结百年好合。
银行家德·格拉桑先生也赞同妻子暗中的计划，他也经常在后面不声不响地帮助这位老吝啬鬼，关键时刻总是亲临前线，德·格拉桑氏也有自己的党羽、表亲和盟友。
欲让自己的侄儿继承葛朗台的巨额遗产，索漠城中的人们都十分关注克罗旭与德·格拉桑两家为了欧也妮小姐展开的明争暗斗。葛朗台小姐以后会成为谁的妻子呢？是所长先生还是阿道夫·德·格拉桑先生呢？
对于这个问题，有的人的答案是两个都不会到手。据他们说，老箍桶匠野心勃勃，想找一个贵族院议员做女婿，凭他岁收30万法郎的陪嫁，谁还计较葛朗台过去、现在、将来的那些酒桶？
另外一批人却回答说，德·格拉桑是世家，极有钱，阿道夫又是一个俊俏后生，这样一门亲事，一定能教出身低微、拿过斧头凿子，而且还当过革命党的人心满意足，除非他夹袋里有什么教皇的侄子之流。
可是老于世故的人提醒说，克罗旭·德·蓬风先生随时可以在葛朗台家进出，而他的敌手只能在星期日受招待。有的认为，德·格拉桑太太跟葛朗台家的女太太们，比克罗旭一家接近得多，久而久之，一定能说动她们，达到她的目的。
有的却认为克罗旭神甫的花言巧语是天下第一，拿女人跟出家人对抗，正好势均力敌。所以索漠城中有一个才子说：还有一些老人根据葛朗台的脾性判断，像他那样精明的人，决不会眼看着家产落到外人的手里，这一点会令他无法忍受的。索漠城的这位欧也妮·葛朗台小姐最终只会嫁给那位在巴黎把葡萄酒批发生意经营得相当红火的葛朗台先生的儿子。
对于这一看法，克罗旭派和格拉桑派表现了难得的一致，他们反驳道：“不会的。首先，葛朗台兄弟俩在过去的30年里甚至没有见过两次面。其次，巴黎的葛朗台先生对儿子的期望很高。因为他本人担任着巴黎城里区长兼议员的职务，同时还是国民卫队的上校以及商务法庭的法官。他可不承认索漠的葛朗台是他的本家，一心盼望着攀上拿破仑宠信的某个贵族之家。”
1818年初，有一件事明显地使克罗旭一派占了格拉桑派的上风。弗鲁瓦丰家的地产素以其优美的园林、别墅、田庄、小河、池塘、森林出名，价值达300万法郎。
年轻的德·弗鲁瓦丰侯爵手头缺现金，只好将其标价出售。克罗旭公证人、克罗旭所长、克罗旭修道院长在他们党羽的推波助澜之下，居然说服他别把地产分小块出售。他们让侯爵相信，如果土地分块出售，势必要和中标人打上数不清的官司，才能逐块地拿到钱，倒不如将地产一股脑卖给葛朗台先生为好，因为此人有支付能力，可以给现钱。
葛朗台又一次看准时机投机了一把，做成了一笔皆大欢喜的“黄金交易”。美丽的弗鲁瓦丰侯爵封地就这样被葛朗台先生的血盆大口吞了下去。索漠人大为惊讶，葛朗台经过七折八扣，用现金就一次付清了地价。
消息不胫而走，轰动了南特和奥尔良。葛朗台搭了一辆正要回家的便车，去察看一下已经属于自己的庄园。他看了一眼新产业，便返回索漠，肯定自己的投入回报率达5厘之多，顿时雄心勃勃，准备把全部产业都合并到弗鲁瓦丰，给侯爵领地锦上添花。随后，为了重新填满他那空空如也的金库，他下决心把他的那些树林统统砍光，就连草场上的白杨也一棵不留地变卖掉。
现在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人们称葛朗台这栋房子为府邸以及这两个字的真正分量了。其实这是一栋暗淡、冷清、阴森的宅院，位于城市的高处，紧靠在破烂不堪的城墙脚下，两根门柱、穹顶及整个房子均由石灰石建筑而成，这是卢瓦尔河边特有的白石，其质地之软，平均使用寿命还不足200年，由于长时间的风吹雨打和日晒，门柱和拱顶的表面早已千疮百孔。
看上去好似法国建筑艺术中的虫迹状石纹，同时又貌似监狱的大门。一条长长的由硬石雕刻而成的浮雕位于门顶之上，冬夏春秋四季的象征物已经剥落了，黑糊糊的。浮雕的基石延伸到了外面，乱七八糟地生长着杂草，有黄黄的苦菊、五爪龙、旋覆花、车前草，一棵小樱桃树已经长高了不少。
大门的制作材料是独幅橡木，呈褐色。由于太干了，出现了许多裂缝。从外观上看，显得十分单薄，实际上坚固无比。因为上面钉有一排对花的钉子。一边的门上开有一扇小门，一个小洞开在中间，呈方形，安装了铁栅，密密地排列着的铁梗锈迹斑斑，泛着红色，一个环悬挂在铁栅上，一个铁锤吊在铁环上，以供敲门之用。
恰好和一颗形状古怪的大铁钉相撞，铁锤呈长方形，如同古代的钟锤。又像一个肥大的惊叹号；一个玩古董的人仔细打量之下，可以发现锤子当初是一个小丑的形状，但是年深月久，已经磨平了。
那个小铁栅，当初在宗教战争的时代，原是预备给屋内的人探望来客的。现在喜欢东张西望的人，可以从铁栅中间望到黑魆魆的半绿不绿的环洞，环洞底上有几级七零八落的磴级，通上花园。
厚实而潮湿的围墙，到处渗出水迹，生满垂头丧气的杂树，倒也另有一番景致。这片墙原是城墙的一部分，邻近人家都利用它布置花园。
楼下最主要的屋子是正厅，入口就在大门的拱穹之下。在安茹、都兰、贝里等小城市，正厅的重要性，外地人是不了解的。正厅既是接待室、客厅、书房、内室和饭厅，同时也是起居室、全家日常活动的中心。
区里的理发师每年来两次，就在这里给葛朗台先生剪头发，佃户、神甫、县长、磨坊伙计有事也是到这里来。临街有两扇彩色大玻璃窗，屋里铺着地板，从上到下都钉着绘有古式线脚的灰色护墙板，房梁也漆成灰色，露在外面，梁木之间填充的白粉已经发黄了。粗糙的白石壁炉架上方摆放着一座黄铜的老式时钟，还镶嵌着旧式的螺钿花纹。
在炉架的正上方则悬挂了一面镜子，透着绿光，镜子的四壁削成了斜面，看起来很有厚度，镜面向四周闪着光。壁炉两端各有一座黄铜烛台，被擦拭得金光闪闪的，没有客人的时候，只需取下玫瑰花瓣形的托盘，把烛台的主杆直接插进一个镶有黄铜的大理石的座子，就成了朴素的居家常用的烛台了。
旧式座椅的面料有拉封丹寓言的图案，但需要懂行的人才能看出里面的名堂，何况颜色已经退尽，再加上到处是补丁，图像已经很难辨认了。客厅四角安放酒橱角柜之类，橱内搁板油腻不堪。两个窗子中间空位里，安放一张细木镶嵌牌桌，桌面上画有棋盘。
牌桌上方墙壁上挂着一块椭圆形的晴雨表，黑框四周有金漆花边点缀，经不住成群的苍蝇肆意污辱，恐怕金漆早已丢尽了脸面。
壁炉对面墙上悬挂着的是两幅水粉画肖像，据说其中一幅是葛朗台妻子的外公德·拉贝特利耶老先生，只见他身穿法兰西卫队中尉衔军装；另两幅是已故的冉蒂耶夫人，牧羊女打扮。两道窗帘是“图尔红”粗经布做的，由两边的大坠子黄丝带拉起。
这种豪华的装饰与葛朗台家的习惯很不和谐，其实是买房子时一并留下来的，就连镜框、座钟、布饰家具和玫瑰木角柜也不例外。紧靠门的窗前，放了一把草垫椅，椅腿下面铺了垫板，好让葛朗台夫人抬高视角观看街道上的行人。一张褪色的樱桃木针线桌占满了窗下的空间，欧也妮·葛朗台坐的小扶手椅紧挨着针线桌。
15年来，每年从4月至11月，母女两人都是在这间屋内悄悄度过她们的每一天，干着没完没了的针线活。
母女俩在这个富有之家却不得不像仆人和奴隶一样没日没夜地劳作。壁炉按时生火，蜡烛定量分发都表现出葛朗台的小气吝啬。家人在他的压迫下过着安分守己的生活。
到了11月1日，她们便挪到壁炉边过冬。只有到了这一天，葛朗台才允许在室内生火。3月31日一到，便叫人熄火，他既不考虑早到的秋寒，也不过问迟迟不去的春冻。
在4月和10月那些寒气逼人的早晨和夜晚，好心的大个子拿农便设法从厨房为她们母女俩弄来一些炭火装在一个脚炉内，这母女俩就靠着脚炉来御寒。
母女俩负责全家人的内衣、被子和服装，她们全心全意，如女工一般天天辛勤劳作，甚至欧也妮意欲为自己绣一个挑花领，也只得从睡觉的时间里抽出空来完成。还必须想法从父亲处骗来蜡烛。
这么多年以来，女儿和拿农使用的蜡烛，都是由小气鬼一手分发的，就像每个早晨发放面包和食物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