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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6月14日 星期日
一直都认为，生命可以存活在文字里，所以我要用笔记录下属于我的日子。这样的话，我就要从得到你的那一刻写起，也就是在我的生日礼物桌上发现你的那一刻。虽然当初买你时我也在场，但是那一天就不算了。
前天早上6时我就醒了，这个完全可以理解啊！因为那天是我的生日。可我还不能起床，于是我只好按捺住自己的好奇心，一直至6时45分才起来。这时我再也等不及了，便跑进餐厅。在那里，我受到了猫咪墨娣的热烈欢迎，它翻了几个很精彩的跟头。
7时刚过，我就去找妈妈和爸爸，然后去客厅看我的礼物。进入眼帘的第一个礼物就是你，可能因为你是所有礼物中最漂亮的吧！桌子上还有一束玫瑰花、一株草和几枝芍药。
白天我还收到了更多的礼物，除了妈妈和爸爸给了我一大堆东西外，朋友们也把我宠坏了。许多糖果、巧克力，一套字谜环，一枚胸花，约瑟夫·考恩写的《尼德兰人故事集》和《雏菊的山中假日》。另外还有一些钱，这样我就能买《希腊罗马神话》这本书了，真是太棒了！
早上，丽茨来家里找我一起去上学。在课间的时候，我请每个人吃了甜饼干，然后大家接着上课。
好了，现在我要停笔了。再见，我想我们会成为最要好的朋友！
1942年6月15日 星期一
昨天下午，我在家里举办了生日聚会。我们观看了电影《守卫灯塔的人》，同学们都很喜欢看，我们过得很开心。
来了好多男孩儿和女孩儿，妈妈老想知道我会嫁给谁，她可别想猜到的是贝戴尔·韦瑟尔。有一天我好不容易瞒过了她，真是佩服自己脸不红心不跳。
好多年了，丽茨·古森斯和桑妮·豪特曼一直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后来我在犹太中等教育学校认识了尤碧·德·瓦尔，我们常在一起，现在她是我最好的女朋友。丽茨跟另一个女孩更要好，桑妮转学了，她在那里又交了一些新朋友。
1942年6月20日，星期六
已经有好几天没写东西了，不是不想写，而是想想到底该如何写。在我看来，写日记是一个很新鲜的事情，不光我以前从没写过，再说在我看来，不光我，换了随便哪个人，谁又会对一个13岁小女生敞开的心扉感兴趣呢？不过话又说回来，那又怎么样呢？我就是想写，更要紧的是，我就是想把埋在心底的东西统统都吐出来。
有一天，我情绪有些低落，没有一点精神劲儿，双手托着脑袋，无聊地坐在桌旁，不知道是出去还是留在家里，最后我还是坐在原地不动，继续使思绪到处翱翔，这时候我就想起了一句俗语，“纸比人有耐心”。事实也的确是这样啊！纸很有耐心。
再说，我也不打算把这本日记在什么时候拿给什么人看，除非我有一天找到知心的朋友，到了那个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好了，我终于想明白了，我开始写日记的原因就是：属于我的世界里，我还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能够像它一样。
我想再讲清楚一点，因为没有人会相信一个13岁的女孩会觉得在世上很孤单。事实也不是这样啊！我有亲爱的父母和一个16岁的姐姐，认识大概30个可以算做朋友的人。我有一大串爱慕我的男同学，他们都很想被我看一眼，可我才不会那样做，他们就只好在班上用镜子偷偷地瞄我。
我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也有很多亲戚，看来我什么也不缺，除了知心的朋友。跟熟识的人在一起，除了说笑打闹、扯扯家常之外，永远不可能再亲近一点。而问题就在这里，也许无法推心置腹也有我的责任。反正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了，我又无法改变。
因此，就有了这本日记。我可不想像大多数人那样在日记里记下一大堆无聊的事情，我想让这本日记成为我的一个知心朋友，而它的名字就叫安迪。一旦我突然开口对这个知心朋友说话，谁也不晓得我到底在说什么，所以，虽然还有些不情愿，我还是打算用简单的文字描述我的生活。
我的爸爸是最可爱的人，他36岁才结婚，那时我的母亲25岁。我姐姐玛格特1926年在德国莱茵河畔法兰克福出生，接着我在1929年6月12日出生。我在法兰克福住到4岁，然后全家人在1933年来到荷兰，因为我们是犹太人的缘故。
那个时候，爸爸是生产果酱的特拉维斯N.V.公司的总经理。这家公司和在同一幢楼里的科伦公司关系密切，我爸爸是他们的一个合伙人。
我们的生活出现了一些坎坷，因为我那些留在德国的亲人受到了希特勒镇压犹太人法律的迫害。在1938年的大屠杀以后，我的两个舅舅逃到美国去了。外婆来到我们这里，那时她73岁。
从1940年5月过后，美好的日子开始离我们远去了。先是打仗，然后投降协定，紧接着德国人来了。我们犹太人的苦难从这时才真正开始，各种名目的反犹法令接踵而至。
犹太人必须佩戴黄色的大卫星，必须上缴自行车，不能乘电车，更不准开车。犹太人只能在下午15时至17时之间去商店买东西，而且只能在带有“犹太商店”招牌的店里买。晚上20时以后，犹太人就不能外出，哪怕在自己家的花园里坐一坐都不行。
犹太人禁止去剧院、电影院以及其他娱乐场所。犹太人不得参加公开的体育活动，游泳池、网球场、曲棍球场及其他运动场地也一律不得入内。犹太人还不能看望信仰基督教的人，犹太人必须去犹太学校上学。
说实话，对于我们犹太人的严格规定实在是太多了。这个不能做，那个也不让做，我们就在这样受限制的日子里过活。尤碧总是向我埋怨：“我已经什么都不敢做了，我怕那是不准做的。”
1940年夏天也没有过好，因为荷兰的战争刚刚结束。在1941年夏天，外婆生了很严重的病，已经到了不得不动手术的地步，因此我的生日没有什么庆祝。外婆在1942年1月去世，没有人知道我多么想她，多么爱她。后来1942年这次过生日，为了补偿这一切，也同时点亮了外婆的蜡烛。
我们这个四口之家过得还不错，我就这样迎来了1942年6月20日这一天，当然这一天也就是我正式开始写日记的日子。
1942年6月20日 星期六
亲爱的安迪：
今天我一定要说个痛快，这个时候，我家里静悄悄的，爸爸妈妈出去了，姐姐玛格特也和她的朋友打乒乓球去了。
最近我也一直在打乒乓球，甚至我们五个女孩组成了一个小团体，它的名字叫“小熊座减二”。我们这几个打乒乓球的人特别喜欢吃冰淇淋，尤其到了夏天，我们总要去光顾附近的冰淇淋店，那里是允许犹太人去光顾的。真恨自己身上没有足够的零花钱，但冰淇淋店里通常挤满了人，我们在许多熟人中总会找到几位慷慨解囊的男士或某个追求者，他们请我们吃的冰淇淋多得一个星期也吃不完。
说到这里，你肯定会很吃惊吧！你肯定认为在我这个年龄来谈论男朋友的事情是多么的不可思议。可你晓得吗？在我们学校要想不提那方面的事简直是不可能的。
只要一个男孩问我可不可以和我一起骑车回家，我们就聊上了，十次有九次我都能肯定他立刻就会神魂颠倒地爱上我的，而且看不见我就活不下去。当然了，如果我毫不理睬那些热切的目光，骑着车只顾自己一个劲地往前踏，过一阵子就肯定会冷下来的。
要是聊着聊着，他开始往“那方面”扯，我就会偷偷地把自行车故意一歪，接着我的书包就掉到地上了，趁着他准备下车帮我捡起来的工夫，我已经把话转到了另一个话题。
这些还都是单纯的男孩儿，但也有一些人朝我抛飞吻，或者想要抓住我的胳膊。可是他们找错人了！我会从车上下来，拒绝再和他一起走，或者装出生气的样子，用毫不客气的话让他们把手拿开。
好了，今天就写到这里，我们已经打好了友谊的基础了，我相信我们的友谊会直至永远。
你的，安妮。
1942年6月21日 星期日
亲爱的安迪：
你知道吗？我们全班同学都吓得发抖，因为老师们就要开大会了，将要宣布我们谁会升级、谁会留级。
我和美莱普·德容实在受不了坐在我们后面的韦姆和雅克那两个可笑的家伙，他们根本无心说假期如何过，从早到晚一直都在讨论“你肯定升”“不可能”“怎么不可能”这些废话，就算美莱普求他们安静一下甚至我突然发火，也都堵不上他们的臭嘴。
依我看，我们班里四分之一的同学会留级，现实中总有那么一些笨鸟，不过老师可是世上最捉摸不透的人，说不准这回哪个笨鸟会走运升级的。我对自己和我的女朋友们都不担心，不管怎样我们都会闯过去的，虽然我还不敢肯定自己的数学能不能通过。但我只能稍安勿躁、耐心等候，等到结果出来我们再一起欢呼胜利吧！
我一共有九个老师，七个男老师和两个女老师，我和他们相处得都很好。我那位年纪很大的数学老师开普托先生，一直以来对我都很头疼，因为我太喜欢讲话了。于是，我被惩罚用“话匣子”为题目写篇作文。可恶，这个题目应该怎么写呢？不过我还是先把这个题目记在笔记本上了，心想，回头再来对付它，暂且保持镇定。
那天晚上，当我把其他家庭作业做完后，我的目光落在了笔记本上的那个题目上。我一边啃着水笔头一边琢磨，要想糊弄随便写些什么字都可以，或者把字与字之间的距离留得大大的，可那不是我所想的啊！我得写出一些能充分证明讲话的必要性那样的文字来。
写一个东西的开头总是这么难，我想啊想，突然灵光一现，洋洋洒洒地写了满满三页纸，真是舒服透了。我的论点是：讲话是女性的特质，我当然愿意尽全力克制，不过永远也别想阻止我，因为我妈妈就很爱讲话，很大程度上我这是遗传，你能拿遗传的性格怎么样呢？
第二天，开普托先生看了我的作文忍不住哈哈大笑，可当我下一节课照旧滔滔不绝的时候，又一篇作文来了，这回是“不可救药的话匣子”。我又把这篇作文交上去了，结果整整两节课开普托先生没埋怨过我一句。
可是第三次课上他再也憋不住了：“为了惩罚安妮上课讲话，她要写篇作文，题目叫做‘呱呱呱，鸭嘴太太唧喳喳’。”全班同学都笑起来了，我也只好跟着笑，可心里实在是担心自己写不好这个题目。这一回必须想点别的东西，想点绝对有创意的东西。
看来我的运气不错，我的朋友桑妮能写得一首好诗，她答应帮我将整篇作文用诗来写。我快活地蹦了起来。开普托先生本想用这个可笑的题目让我出洋相，我当奋力还击，也让他成为全班的笑柄。
桑妮的诗写好了，简直是太完美了。讲的是一只鸭妈妈和一只天鹅爸爸带着三只小鸭子的故事。因为小鸭子太爱讲话了，最后全被爸爸用嘴巴啄死了。多亏开普托先生没有生气、知道这是闹着玩的，结果他在班里大声朗读了那首诗，并且大加赞赏，后来还给好多其他班的同学念了。
从那以后，开普托先生上课时允许我讲话了，也不再课下给我布置额外的作业，其实他一直没有把那事当真过。
你的，安妮。
1942年6月24日 星期三
亲爱的安迪：
今天实在是太热了，好像非要把路上的行人烤化不可，而在这样的天气里，我到任何地方去都只能步行。现在我才觉察到乘电车，尤其是坐敞篷车有多么舒服，但是这种享受对我们犹太人来说已经不复存在了。
昨天午休的时候，我去看牙，从我们学校走到那里需要走一段很长的路。下午上课的时候，我差一点就睡着了。幸好牙医助手是个热心肠的女人，她主动给我们拿了点喝的东西。
说实话，我真希望自己不用去上学，因为我的自行车在复活节那几天被人偷了，爸爸已经把妈妈的那一辆送到了一户基督教人家保管。幸好马上就要放假了，我的苦日子只要再熬一个多星期就结束了。
对了，昨天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我正从车棚边上过，突然有人大声叫我。我转过身，认出是前一天晚上在我的女友伊娃家碰到的那个帅气的男孩，他是伊娃的远房姑表哥。他害羞地朝我走过来，并介绍自己叫哈里·戈德伯格。
我不知道他想怎么样，让我感到很意外。没过多久，他就问我能不能让他陪我上学。“只要你答应什么都听我的就可以。”我确信我当时就是这样回答的，然后我们就一起走了。哈里今年16岁，会讲很多有意思的故事。
今天早晨，哈里又来等我了，我希望他以后能一直这样做。
你的，安妮。
1942年6月30日 星期二
亲爱的安迪：
今天我终于有时间了，要不然还是不能动笔给你写信呢！星期四一整天我都和朋友们在一起。星期五家里又来了客人，就这样一直拖到今天。
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我和哈里彼此了解了很多，他跟我讲了很多关于他的事情。他是一个人来荷兰的，他的父母在比利时，现在和他的爷爷奶奶住在一起。
原来哈里有个女朋友，名字叫范妮。我也认识她，是一个既温柔又无趣的典型。现在他遇到了我，才发现自己原来一直只是钟情于范妮的外表。看来我就像兴奋剂一样，把他一下子给激醒了。你看我们都有各自的用处，时不时脑子也会犯点晕乎。
星期六晚上，尤碧在我这里睡的，但她第二天就去了丽茨家，让我感到很郁闷。哈里本来说好晚上要来的，可他18时来了电话，是我接的电话，他说：“我是哈里·戈德伯格，请问我能跟安妮讲话吗？”
“你好，哈里，我是安妮。”
“嘿，安妮，你怎么样？”
“好极了，多谢。”
“很抱歉，今晚我不能来了。不过我想找你谈一会儿话。10分钟后我来找你，行吗？”
“可以呀！那一会儿见。”
“好的，我马上过来见你，一会儿见。”
我挂上电话，赶快换好衣服，还拢了拢头发，然后心神不定地站在窗前等着。哈里终于来了，你也许不相信，我并没有立刻奔下楼去，而是静静地等他按铃。我走下楼去，门一开，他刚好和我撞了个满怀。
“安妮，你听我说，我奶奶说你年龄还太小，和你交往不合适。但你也许知道，我已不再和范妮好了。”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你们吵架了吗？”
“没有，没有发生那样的事。我告诉范妮，我和她在一起不合适，所以以后最好别再一起外出了，但我们家永远欢迎她，我希望她家对我也是一样。情况是这样的，我原以为范妮一直在和另一个男孩约会，所以我也以牙还牙。可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现在我叔叔说让我跟范妮道歉，可是我当然不愿意，因此就一刀两断了。”
“当然情况还是比较复杂，这只是其中的一个理由。我奶奶希望我跟范妮在一起，但我不愿意啊！老年人难免总会有一些可怕的旧观念，我可不能同流合污。我需要我的爷爷奶奶，但话说回来，他们也需要我啊！每星期三晚上我都有空，因为我爷爷奶奶以为我去学雕刻，可我却去参加犹太复国主义党的集会。
“其实我是不准去参加的，因为我爷爷奶奶极力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我并不狂热，但是我对此感兴趣。可最近那里变得一团糟，我打算退出来，所以接下来这个星期三就是我最后一次了。这样的话我就能在星期三晚上、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下午见到你了，也许还有更多时间呢！”
“不管怎样，你的爷爷奶奶不愿意啊！你总不能背着他们吧？”
“强扭的瓜不甜，真爱自有出路的。”
后来我们经过街角的那家书店，贝戴尔·韦瑟尔跟另外两个男孩正站在那里，他跟我打了声招呼，这是他好多年来头一次跟我讲话，我心里着实高兴。
我和哈里走了一段时间，到头来就是我要在明天晚上18时50分在他家房子前面跟他会面。
你的，安妮。
1942年7月3日 星期五
亲爱的安迪：
哈里昨天到我家来见爸爸妈妈，我预先买好了奶油蛋糕、点心、茶和花式饼干，可以说是蛮铺张的了。哈里和我都觉得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实在是太闷了，所以我们就出去散步了。
等到哈里把我送回家时已经晚上20时多了。爸爸非常着急，说我不长脑子，因为犹太人过了20时还在外头是很危险的，我只好答应以后20时之前一定回家。
哈里邀请我明天到他家里。我的好友尤碧总是拿哈里来逗我，说实话我还没有热恋上谁，不对，我当然可以有男友，这谁也别想多什么嘴，不过唯一的男友，或者用妈妈的说法，情人，那可就完全不一样了。
伊娃告诉我，哈里最近晚上曾去她家，她跟我讲她问他：“你最喜欢谁，范妮还是安妮？”
哈里说：“这跟你没有关系！”但他临走的时候突然来了一句，“你听好了，是安妮。回头见，不要跟别人讲。”说完他就像风一样溜走了。
可以看得出来，哈里已经爱上我了，也许换换口味也挺好玩的吧！姐姐玛格特肯定会说：“哈里是个很体面的小伙子。”我同意，但他不只有这些哦！妈妈也对哈里赞不绝口：“帅气的男孩，懂事的男孩，可爱的男孩。”全家人都接受他我当然高兴，他也喜欢我的家人，不过他觉得我的那些女朋友们都太幼稚了，其实这一点说得挺有道理的。
你的，安妮。
1942年7月5日 星期日早晨
亲爱的安迪：
上周五的升级典礼进行得如愿以偿，考试结果终于出来了，我的成绩还可以，成绩单上没有一点丢人的地方。只有一门课是良，代数五分，两门课六分，其余全都是七分或八分。家里人对我的成绩是很满意的，不过对于分数的问题，我父母和一般的父母要求不一样。从来不十分看重成绩好坏，只要我身体健康，不要太放肆和心情愉快就可以了。要是这三样没有问题，其他一切就会自然而来。
但是，我可不这么想，我不想做差学生。本来我是完全可以在蒙特索里中学读七年级的，可是却进了犹太中等学校。当我们得知所有犹太孩子都必须去犹太学校念书的时候，经过一番劝说，校长才有保留地接受了我和丽茨。
我姐姐玛格特的成绩也拿到了，总是那么优秀。要是学校有相关设置的话，她肯定会以优等生的荣誉毕业的，真佩服她，她的脑子实在是太好用了。
最近一段时间，爸爸常待在家里，公司的事他已不管了，我猜想爸爸觉得自己多余的滋味肯定不好受。库费赖斯先生接管了特拉维斯N.V.公司，柯赖勒先生则接管了科伦公司。前两天当我们在自家小院子里散步的时候，爸爸第一次跟我讲起我们得藏起来的事情。我开始惊讶爸爸为什么现在就谈这个。
“安妮，我的好孩子。”他说，“你知道的，一年多以来我们一直在陆陆续续地把我们的食物、衣服和家具搬到别人家里去。我们不想让我们的财产落到德国人手里，当然我们也不想自投他们的罗网。所以我们自己得先隐姓埋名，而不是等到他们来抓我们。”
“不过爸爸，那会是什么时候呢？”看着爸爸说话时的严肃表情，我害怕极了。
“不用担心，我会把一切安排好的。我的孩子，抓紧时间享受你那无忧无虑的年少时光吧！”
爸爸和我就说了这么多，我的天啊！真希望那个糟糕的日子永远不要到来！
你的，安妮。
1942年7月8日 星期三
亲爱的安迪：
从星期天的早晨一直至现在，时间好像一下子过去了好多年。发生了那么多事情，整个世界突然天翻地覆似的！但我还活着，安迪，这是最要紧的，爸爸也这样说。
是啊！我确实还活着，但不要问我在哪里，活得怎么样。你肯定摸不着头脑，那就让我从星期天下午发生的事情跟你讲起吧！
下午15时的时候，有人按前门门铃。之前哈里刚走，不过稍后又回来了。我当时正懒洋洋地躺在阳光下的走廊里读书，所以没听见门铃声。过了一会儿，姐姐玛格特一脸激动地出现在厨房门口。
“党卫队给爸爸送来了招集令，”姐姐低声说道，“妈妈已经去见凡·达恩先生了。”凡·达恩先生是爸爸的一个朋友、公司同事。我感到诧异，招集令？谁都知道那代表着什么。脑海里立刻闪现出集中营和阴森森的牢房的画面，我的爸爸将遭到如此厄运吗？
“爸爸当然不会去的。”姐姐玛格特说得很坚决。妈妈去凡·达恩家商量我们要不要明天就搬到藏身的地方去。凡·达恩一家会和我们一起走，所以总共会有七个人。沉默，嘴里说不出一句话来，心里惦记爸爸，也不知道情况怎么样了，当时爸爸正在一家犹太福利院探望老人。同时在家里焦急地等着妈妈，炎热加上心头的悬疑，一切使我们充满了畏惧而又沉默不语。
门铃突然又响起来。“是哈里。”我说。姐姐玛格特拦住我，不让我开门。紧接着外面传来妈妈和凡·达恩先生跟哈里说话的声音，我们这才松了口气，接着他们进来了，随手把门关得死死地。每次门铃响，我和玛格特都会轻轻地猫着身子看是不是爸爸。
后来姐姐和我被支出了房间，凡·达恩准备和妈妈单独谈谈。当我们俩待在卧室里的时候，玛格特告诉我招集令是给她的，不是发给爸爸的。听到姐姐这样说，我就更害怕了，哭了起来。姐姐玛格特16岁，难道他们真的要单独带走这种年龄的姑娘吗？感谢老天爷她不会去的，妈妈亲口这么讲的。爸爸跟我谈到我们要躲起来的时候，我想也是这个意思。
我们将要躲到哪里呢？是个小镇还是乡下？是大房子，还是小农舍？什么时候？怎么走？我知道这都是些不允许问的问题，可我的脑子全是它们。
姐姐玛格特和我开始把一些最要紧的东西往书包里装。我放进去的第一样东西就是这本日记，然后是卷发筒、手帕、课本、梳子和过去的信。我一心想着藏匿的事，因此尽量把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塞进书包。但我不难过，对我来说回忆比漂亮的衣服更重要。
下午17时的时候，爸爸终于回来了，我们打电话给库费赖斯先生问他晚上是否能过来一趟。凡·达恩出去找美莱普，美莱普从1933年以来就一直和爸爸共事，已经是老朋友了，她的新婚丈夫亨克也一样。美莱普把一些鞋子、衣服、大衣、内衣和袜子放进一个包里，并答应说晚上会再来的。
接着整幢房子出现了难以形容的安静，大家谁也没心思吃东西，天气还是很热，一切都显得特别怪异。我们把楼上的大房间租给一个30多岁、离了婚的古德施密特先生住。可偏偏在这个特别的晚上他好像特别闲，要是不动粗我们简直就赶不走他，他一直赖到晚上22时。
在23时的时候，美莱普和亨克来了，同样，又一批鞋子、袜子、书和衣服被塞进了美莱普的包和亨克的深口袋里。23时30分他们再次消失。我困得要命，尽管我知道这是我在自己床上睡觉的最后一夜，我还是马上就睡着了，直至第二天早上5时30分妈妈叫醒我。
幸亏天气没有星期天那么热，温柔的雨下了一整天。我们四个人都穿得厚厚的，好像要在冰箱里过夜似的，唯一的原因就是尽可能随身多带走一些衣服。在这种情况下，谁也想不到我们会拎着满满一箱子衣服出门的。
我身上穿了两件背心、三条扎口短裤、一件上衣，外面再套上一条裙子、一件夹克和一件夏季风衣，还有两双袜子、一双系带的鞋子、毛线帽和围巾，还有别的一些东西。说实在话，还没动身我就快闷死了，但是谁也不问我感觉怎么样。
姐姐玛格特把她的课本塞进书包里，骑上自行车紧跟在美莱普后头消失了，到现在我还不知道，我们那个秘密的藏身地在哪里。7时30分我们身后的门关上了。墨娣，我那可爱的小猫咪，是唯一跟我道别的生灵，它会在邻居家里过上好日子的。这都写进了一封留给古德施密特先生的信里。
掀开的被子，桌上的早餐餐具，厨房里给猫留下的一磅肉，这一切都给人一种仓皇出走的印象。但我们已经顾不上进行收拾整理了，我们一心只想着离开，只想着逃走并抵达那个安全的地方。
安迪，明天继续。
你的，安妮。
1942年7月9日 星期四
亲爱的安迪：
滂沱大雨正在肆无忌惮地淋着行人，而此时的行人中就有爸爸、妈妈和我。我们每个人身上都背着一个书包和一个购物袋，里面乱七八糟地塞上了一切能塞的东西，包鼓得都快要裂开了。
赶去上班的人们向我们投来同情的目光，你能从他们的脸上看出，他们为不能搭我们一程感到多么难过。在纳粹统治期间，犹太人胸前被强迫佩带的黄色六角星，此时在诉说着一切。
一直至走在路上了，爸爸妈妈才零零星星地跟我讲起我们的计划。几个月以来我们一直尽可能多地把能搬动的家具杂物及生活必需品搬到我们藏匿的地方，我们自己原定是在7月16日以前搬完的，可计划不得不因为招集令而提前10天，这样我们新的住地就还没有完全收拾妥当，但也只能这样了。
我们的藏匿处就在爸爸公司的办公楼里，外人是很难明白的，不过我下面会解释的。爸爸手下的工作人员只有几个人：柯赖勒先生、库费赖斯、美莱普、爱丽沃森以及一个23岁的打字员，这些人都知道我们的到来。沃森先生，就是爱丽的爸爸，他和两个小伙子在仓库工作，那两个小伙子尚不知情。
这幢房子的情况是这样设置的，底层有个大储藏室用来作仓库。大屋的前门紧挨着储藏室的门，进了前门是通向楼梯的一小截过道。楼梯顶部还有一扇门，门上镶着毛玻璃，门上写着“办公室”三个黑字。这就是最大的那间主办公室，里面空间很大，设施都很完备。爱丽、美莱普和库费赖斯先生白天就在这里上班。
然后是一间昏暗的小房间，里面有保险箱、衣橱和一个大立柜，由此通向一间稍小的、有点昏暗的办公室。过去柯赖勒先生和凡·达恩先生在这里办公，现在只剩下柯赖勒先生了。要想到柯赖勒的办公室只能走外面的过道，而且只能通过一扇从里面打开的玻璃门进去，想从外面进并不怎么容易。
从柯赖勒的办公室出来，沿着一条细长的过道，经过储煤室，上四个台阶就到了整幢大楼里最漂亮的展示间：私人办公室。精美的家具，亚麻油地毡和地毯，收音机以及时髦的灯，这里的一切全都是一流的。隔壁是一间狭窄的厨房，里面配有热水器和燃气灶。旁边还有一个卫生间。
接着，一段木质楼梯把我们带到第二层。楼梯顶部是一小块楼道平台，平台两边各有一扇门，左边的门通往房子正面的储藏室和阁楼。前屋另一边还有一条长长的、非常陡的真正荷兰式楼梯通向第二扇临街门。
右边的那扇门直通我们的“藏身密室”，谁也猜不到在那扇极普通的灰门后面藏有许多房间。踏上门前的一小截台阶就可以进去了。
正对着入口处还有一截极陡的楼梯，经过左手边窄小的过道便进入了弗兰克家的卧室兼客厅，紧挨着的是一间小一点的房间，是这家的两个女孩学习和睡觉的地方。楼梯右边有一个没有窗户的小房间，里面有一个洗手盆和一个完整的厕所，小屋里还有一扇门通向姐姐玛格特和我的房间。
再往上爬一段楼梯，推开门，啊！你会觉得不可思议的，运河旁边的这幢老房子里竟还会有如此宽敞明亮的房间。这个房间里有一台燃气灶和洗涤槽，现在它成了凡·达恩夫妇的厨房了，同时这里还兼作起居室、餐厅和餐具室。
还有一间狭长的房间会是彼德·凡·达恩的小屋，再就是跟下面一样，这层楼里也有一个很大的阁楼间。好了安迪，情况就是这样，我已经把我们神秘美丽的“藏身密室”统统向你介绍完了。
你的，安妮。
1942年7月10日 星期五
亲爱的安迪：
上次我给你做的我们“藏身密室”的描述，实在是太罗嗦了，估计把你搞烦了吧！但我认为你最好能够清楚地知道，我们究竟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安迪，还是继续讲我的故事吧！你瞧，我还没讲完呢！当我们来到爸爸的公司大楼后，美莱普立刻带我们上楼进了“藏身密室”。她关上我们身后的门，一下子就只剩下我们了。姐姐玛格特已经在那里等我们了。我们的客厅和所有其他房间里都塞满了垃圾，可以说是惨不忍睹。
几个月以来，搬到办公室的纸板箱堆得到处都是，小房间里的被褥则一直摞到天花板。要想当晚睡个舒服觉，我们只能马上动手清理。妈妈和玛格特是再也动弹不得了，她们累得躺在还没铺好的床上，惨兮兮的，外加别的原因就不说了。但我们家的两个“清洁工”，就是爸爸和我，我们打算现在就行动起来。
接下来的一整天，我们都在拆箱子，装柜子，敲敲打打，规规整整，再辛苦的时刻也会有个终结的，当晚我们就睡在了干净的床上。一整天我们都没有吃一点热东西，但谁都没有说，妈妈和玛格特是累得咂不动嘴，而我和爸爸也没有做饭的工夫。
星期二上午我们继续忙活头一天没弄完的事情，爱丽和美莱普帮我们收拾吃的东西，爸爸修好了灯光明暗调节器，我们则擦洗了厨房的地板，就这样一整天的时间又过去了。
一直至星期三，我才可以松口气，想想我的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接着才有空，也是到了这里以后的头一次，跟你讲讲这一切，同时也算让自己整理一下思绪，认清已经发生的一切，想想接下来可能要过的生活。
你的，安妮。
1942年7月11日 星期六
亲爱的安迪：
在我们的“藏身密室”附近有一个威斯特钟楼，它每隔15分钟就报一次时，爸爸妈妈和姐姐玛格特都还不太适应。
但是，我能！我从一开始就很喜欢，尤其是在夜里的时候，它就像一个忠实的朋友，但愿你有兴趣听听我所体会到的那种消失般的感觉。到底该怎么说呢？其实我还不能完全了解我自己。这所房子实在不能让我有在家里的感觉，但这并不表明我就讨厌这里。
我感觉自己更像是在一套租来的很特别的房子里度假，这种感觉有点难以理解吧！我也说不好，但这就是它带给我的内心最真切的感受。尽管它只有一边靠着大楼，里面环境潮湿得很，但在阿姆斯特丹也很难找到比这里更舒服的藏身处所了。不，应该说整个荷兰都可能没有。
刚来的时候，我们的小房间看上去很荒凉，墙上什么也没有。多亏爸爸早就把我心爱的明星照和风光名信片带来了，于是我用一瓶糨糊和一把刷子把墙壁书写成一幅漂亮的图画。现在它看起来神气多了，等到凡·达恩一家搬过来时，我们还会从阁楼找些木头下来，给墙上装些搁板、架子什么的，那时它会更有生气的。
妈妈和姐姐玛格特的身子现在恢复了一些，昨天妈妈居然有精神做汤，这还是搬到这里之后的头一次，可惜的是一会儿她就忘了个精光，只顾在楼下讲话，结果豆子全烧成了木炭，牢牢地粘在锅底上。
库费赖斯先生给我带来了一本《青年年刊》。我们一家四个人昨晚去了那间私人办公室，打开了收音机。我害怕死了，生怕有人听到，不停地求爸爸跟我一起上楼。妈妈理解我的感受，也跟着回来。我们之所以特别紧张还有别的原因，就是担心邻居会发现我们的存在。
因此，来的第一天我们就做好了窗帘。说实在话，那是什么样的一种窗帘呀！其实就是一些松垮垮的布条，各种形状、各种质地、各种图案的，是我和爸爸用最业余的手法缝制的。然后我们用图钉把这些艺术品固定好，希望它们直至我们能重见天日的那一天都不要掉下来。
我们的右面有一些大公司的事务所，左面是一家家具厂，过了上班的时间那里就没有人了，但即便如此，声音还是可以穿墙而过的。我们已经不准姐姐玛格特夜里咳嗽，尽管她得了重感冒，但已经给她服用了大剂量的咳停液。
对于我来说，我倒是很期盼着下周二凡·达恩一家的到来，到时候一定会有更多的乐趣，也不会这么安静了。晚上或半夜最让我害怕的就是那种安静，我特别希望有哪个保护神能在夜里陪着我们。
安迪，我无法告诉你“永远不能出门”的感觉是怎样的一种压抑，而且一想到我们要是被人发现了就会被枪打死，我就会不寒而栗。这些真不是什么闹着玩的设想。白天我们只能很小声说话，轻轻走路，要不然就会被楼下看管仓库里的人听到的。
有人在叫我呢！今天就跟你说这些。
你的，安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