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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奥理事会的规程中还规定：
主办亚运会的国家，也必须同时承报兴奋剂检测的工作。
兴奋剂检测的工作对于中国来说，还是一项不小的挑战。我国科研人员要白手起家去建立一个世界上只有不到20家的高技术兴奋剂检测中心，风险很大。因为，世界上那些先进国家筹建一个合格的兴奋剂检测实验室的进程，至少要花8至10年的时间。在此时，我国却必须在3年多的时间内建成，困难的确很大。
1985年底，国家体委副主任张彩珍到世界上第一批获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承认的实验室，即民主德国兴奋剂检测实验室进行考察。
回国后，张彩珍就立即召开了会议，讨论建立中国自己的兴奋剂检测中心，并争取在1990年北京第十一届亚运会召开前通过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的考试。
1986年，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的大楼门口又挂出了一块白色的牌子：
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
名为“中心”，实际连半平方米的实验室都没有，工作人员、设备都是药物研究所的。该所大楼北面有一溜平房，那就是“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的临时实验室。
兴奋剂检测中心主任是65岁的周同惠教授。周同惠教授在接受任务时说：“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件大事。”他像年轻人一样激动，感到了一种使命感。
1987年11月，实验室装修完，从美国惠普公司买来的十几台分析仪器也安装调试成功，实验室的工作终于拉开了序幕。此后，加拿大、民主德国、南朝鲜等国的专家也相继前来传经讲学，使我国的兴奋剂检测研究得到了很好发展。
1987年以后，我国兴奋剂检测中心先后派出了4批工作人员去外国的实验室短期学习。
在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科研人员已全然没有了正常生活秩序和工作时间。用药物研究所大楼的值斑员的话说：“试验室的灯，夜里几乎没有熄灭过，就连大年三十也如此。”
花甲之年的方洪矩在药研所的工作时间是早7时30分至16时30分，可是方洪矩自从当上那个攻关小组的组长后，作息时间便大大地延长了。
然而，还有更大的困难在前面。科学实验，必须积累丰富经验，他们必须做人体实验。
在国外，做此类实验时，一般都是用高价请志愿者服药取其尿样。而他们没有那么多钱，有时连一些试验必需品都无钱购买，更不用说花一大笔钱请自愿者服药了。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自己，自己服用，既省钱，又快速准确。
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服这些违禁药对人体的毒害。这种药不仅会导致精神压抑、肝功能异常以至癌变，甚至死亡。但是，他们还是义无反顾的这么做了。
方洪矩先后3次服药，一天8时30分，他服用了10毫克的羟甲左吗喃，这是一种反应强烈的药物。11点多，老方顿觉头晕目眩。当他从食堂买了饭回来，便支持不住了，一放下饭碗，他就吐了一地。懂得医学知识的他赶紧躺在床上，呕吐仍然不止。
他的学生赶紧打电话到急救中心，将他送进了急救室。医务人员们一时也不知如何处理。直至16时多，老方才停止呕吐。此时的他已面目全非，原本气色就不太好的脸已成青紫色。此后4个多星期，他的胃功能一直恢复不过来。当他的身体一好，他又拿自己当试验品了。在所里，他是服药次数最多的。不仅如此，他还动员自己的儿子服了两次药。
所里的周岭是一个英俊的小伙子，可他有一段时间却身边不离尿瓶子。那是在他服下了两片速尿之后，10分钟就有一次尿意，并且尿是平日的3倍。还由于不允许额外补水，两天之后，他整个人便脱水了，自身的代谢也被打乱了。
此外，在平静的实验室里，也会面对死亡的威胁。年轻的陈超1987年从北京医科大学毕业后，就参加了实验室工作。在他服用了一种叫麻醉镇痛剂的烈性药后，突然昏了过去，送到北京急救中心抢救后才脱离危险。
3年来，实验室的人们都经受过违禁药物的痛苦，他们的这种忘我精神实在可贵。
1988年底，兴奋剂检测的各项检测手段都已健全，可以正式分析尿样，此后便开始运用于我国参加国际大赛的运动员的兴奋剂检测工作中。
1989年3月，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迎来了建成之后的第一次考试。主考官是“兴奋剂检测之王”、西德科隆兴奋剂检测实验室的曼弗列德·多尼克教授，他带来了20个尿样。这就是给中国研究人员出的试题。
多尼克科授将其中的10个尿样交到了中国研究人员的手中，要求他们在24个小时内告诉他筛选结果。
中国研究人员拿出了十二分的精细和认真，24小时之后，结果出来了，答案全部正确。经受了一昼夜折腾的中国研究人员得知这个消息，都瘫在了座位上。
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多尼克教授破例给中国的同行们提出了几点试验中应注意的问题和事项。考官满意地离开了北京。
一个月后，兴奋剂检测中心又将密藏在冰箱中的另外10个尿样拿了出来，然后将结果及时地传给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结果，又得了一个满分。
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为此专门发来贺电，对中国的科研人员所取得的优异成绩给予充分的肯定和祝贺。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作出决定，让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参加了两次水平考试。
这种水平考试是每年对合格实验室的测验。每次考试，考官给考生们4个样品。而每次，我国的研究人员都把答题做得非常出色。此后，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又接受了第三次预考，成绩依然非常优异。
在多尼克教授的促成下，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于1989年10月，同意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进行正式考试的申请。
11月8日，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委员、民主德国兴奋剂检测实验室主任克劳斯尼泽尔博士来到北京。他此行是受命于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担任执行考官的。
这是一次决定中国人能否获得国际公认的兴奋剂检测权利的最后正式考试。
11月9日11时，克劳斯尼泽尔博士走出首都机场，乘车前往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
他将提前空运的保存在冰箱中的10个尿样取出来，仔细地检查了一下包装，确定没有拆封的痕迹后，便于12时拆开包装，将10个尿样郑重地交到周同惠主任的手中。
11月10日l2时，是考试的最后期限。实验室里充满了紧张的气氛。
在有限的时间里，科技人员凭着熟练的技巧和敏捷的思维，顺利地通过了这次严格的考试。
克劳斯尼泽尔博士怎么也没料到，经过一昼夜的奋战，中国的研究人员们居然在第二天上午就奇迹般地完成了那样高难度的考试。
克劳斯尼泽尔博士满心犯疑地走进实验室，仔细地倾听着每一个样品的检测结果。
在研究人员回答完全部答案后，克劳斯尼泽尔博士非常满意地“啪”一声合上了手中的笔记本，说道：“OK。”
全室沸腾了，人们欣喜地鼓掌，许多人喜泪纵横。克劳斯尼泽尔博士也兴奋地说：
我曾担任过5个国家的监考工作，你们发出报告的时间是最快的，还不到24小时，而且结果又是全部正确。我本来为你们准备了一份很有我们民主德国民族风味的庆贺蛋糕，可是我没料到你们会这么快，蛋糕放在宾馆里没有带来。你们中国人太聪明了。我提议，拿香槟酒来，为你们的成功干杯。
1989年11月11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出了电稿：
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近日在接受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的合格考试中，正确无误地测定了全部10个尿样，这意味着该中心在取得奥委会合格证的艰难历程中迈出了最关键的一步……
克劳斯尼泽尔博士回国后，向洛桑国际奥委会总部汇报了考试的全部过程。随后，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将一厚本的材料寄给了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
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组织5位专家审定了中国的报告，一致同意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为合格的兴奋剂检测实验室。
12月8日，国际奥委会第一副主席、医学委员会主任亚历山大·梅罗德亲王写信通知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国际奥委会正式承认其为合格的实验室，并委托中国奥委会主席何振梁把信带回国。
1990年1月17时45分，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主任周同惠教授，从国家体育主任伍绍祖手中接过了国际奥委会的证书。
它标志着世界上第二十个国际兴奋剂检测中心在中国诞生。这在亚洲是继日本、南朝鲜之后的第三个合格实验室，而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则是第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