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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俄罗斯和土耳其双方签订了合约，我与其他的战俘，一起办过了引渡的手续，又回到圣彼得堡。但是，我正要退伍准备离开俄罗斯，恰巧碰上骇人听闻的全国大叛乱，那个睡在摇篮里的皇帝，跟着他的父亲母亲，布劳恩施魏格王爷、明尼希元帅以及其他许多王公大臣，全都被发配到西伯利亚去了。
当时，整个欧洲适逢严冬，天寒地冻，连太阳也好像给冻伤了似的。因此，我一回到自己的祖国，就感到比当时到俄罗斯去旅行以前，身子要疲惫得多呢！
因为我把立陶宛马留在了土耳其，这次只能坐邮车。我们眼下正遇上一条坎坷不平的小道，两旁全是荆棘篱丛，这使我不由得想起，邮车驾驶员这时只要把号角吹响，就是在这窄窄的小径上，我们就不会被任何车辆拦住去路。
于是我那伙计把号角放到嘴上，用平生之力吹了起来，他这一切努力好像全都等于白费。我们不知为什么竟吹不出声响。不过事实上，我认为这也是自己太不走运了，因为一会的工夫，就从我们对面驶来了一辆特大的马车，致使我们怎么也无法从它旁边穿过去。
我毫不迟疑，“咚”的一下，从车上跳了下来，解开辕马的缰绳。然后将车厢、4个轮子以及一切行李杂物，提起往肩上一扛，两足一蹬，轻而易举越过了9尺来高的荆棘墙，来到了田野里。
至于那车子的分量，我不说别人也知道，那不是一般人能提得起来！等那辆陌生车子开过后，我重又跳着回到小路上。然后急步走到我们的马匹跟前，每个腋窝下挟上一匹，带着它们照老样子做上一遍。那就是说，去而复返地接连跳了两次，又把马匹在轭下套上，最后还是很顺利地来到驿站投宿。
还有一件事是值得一提的，其中有一匹马十分勇敢，还不到4岁，只是有点调皮捣蛋。当我第二次从篱笆上跳回来时，因为行动过于剧烈，它便大喘粗气，蹄子猛蹬，表现出极度的不满。我便把它的后蹄往我的外套口袋里一揣，我马上把它训练的老老实实。
到了旅馆里，我们总算脱离困境，可以稍事休息。邮车驾驶员把它的号角摘下，挂在火炉旁的钉子上，我就在它对面一屁股坐下。
蓦然间，耳畔响起了“哒底、哒底、哒底！”的声音。我们大吃一惊，决定把驾驶员刚才无法吹响那号角的原因，弄个清楚。
原来，这些声音早先在号角里给冻住了，这时才缓缓地演奏出来，又嘹亮又清脆，对一个驾驶员来说，这是多么振奋人心的事。因为一个有体面的人，他不用把嘴巴放在号角上，也能够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奏出最庄严的歌曲，给我们以莫大的欣喜。
这时候，我们听到了《普鲁士进行曲》甚至也有《晚之歌》。这最后的一支乐曲，就作为我这些无稽之谈的结束语，同时我的俄罗斯之行到此也告一个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