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天开始,差不多用了3个月的时间,伏盖寡妇利用高里奥先生的理发匠,在打扮上花了一些心思。她说公寓里来往的客人都很体面,自己不能不修饰得和他们相称些。
高里奥先生和所有白手起家的人一样,早年不得已的节省已经成为习惯。
第一年将尽,寡妇对他十分猜疑:这个富有七八千法郎进款的商人,银器和饰物的精美不下于富翁的外室,为什么住到这里来,只付一笔在他财产比例上极小的膳宿费呢?这第一年的大半时期,高里奥先生每星期总有一两次在外面吃晚饭,随后,不知不觉地改为一个月两次。
这种改变被认为一方面由于他的财产慢慢减少,同时也由于他故意跟房东为难。第二年年终,高里奥先生要求搬到三楼,把膳宿费减为900法郎。他甚至整整一冬天屋里都没有生火。伏盖寡妇要他先付后住,高里奥答应了,从此她便称他高老头。
关于他降级的原因,大家议论纷纷,可是始终猜不透。
总之,大家把他当做恶劣的嗜好、无耻、低能所能产生的最神秘的人物。不过无论他的行为或恶劣的嗜好如何要不得,人家对他的敌意还不至于把他撵出门外,因为他从没拖欠过房饭钱,不像那个伯爵夫人白吃白住了半年溜掉了。
几个月后,西尔维一天早上起身之前,听见楼梯上有声音,一个年轻的女人轻轻巧巧地溜进高里奥房里,打开房门的方式又像有暗号似的。胖子西尔维立即上来报告女主人。
伏盖太太带着厨娘去凑在门口偷听,耳朵里掠到几句温柔的话,两人会面的时间也有好一会了。高里奥送女客出门,胖子西尔维马上抓起菜篮,装做上菜市的模样去跟踪这对情人。
她回来后对女主人说:“太太,高里奥先生一定钱多得作怪,才撑得起那样的场面。你真想不到,有一辆漂亮的马车等在那里,我是亲眼看着她上去的。”
吃晚饭的时候,伏盖太太去拉了一下窗帘,把射在高里奥眼睛的那道阳光遮掉。
“高里奥先生,你艳福不浅呢!”她暗指他早晨的来客说,“嗬!你的眼力真好,她漂亮得很啊!”
“那是我的女儿!”他回答时那种骄傲的神气,让房客们以为是老人故意撑面子。
一个月以后,又有一个女客来拜访高里奥先生。他女儿第一次来穿的是晨装,这次是晚餐以后,穿得像要出去应酬的模样。“哎呀!竟有两个!”胖子西尔维说。她完全认不出是同一个人。过了几天,另外一个高大结实、深色皮肤、黑头发的女儿,跑来见高里奥先生。
“哎呀!竟有3个!”西尔维说。
这第二个女儿初次来的时候也是早上,隔了几天又在黄昏时穿了跳舞的衣衫,坐着车来了。
“哎呀!竟有4个!”伏盖太太和西尔维一齐嚷着。
她们在这位阔太太身上一点没有看出她上次早晨穿扮朴素的影子。那时高里奥还付着1200法郎的膳宿费。伏盖太太觉得一个富翁养四五个情妇是挺平常的,把情妇充做女儿也很巧妙。
等到他降级到900法郎之后,有一次她看见这些女客之中的一个下楼,就恶狠狠地问他打算把她的公寓当做什么地方。高老头回答说这位太太是他的大女儿。
“你的女儿有两三打吗?”伏盖太太尖刻地说。
“我只有两个女儿。”高老头答话的口气非常柔和。
快到第三年时,高老头还想节省开支,搬到四层楼,每个月的房饭钱只有45法郎了。他脱下宝蓝大衣跟那些华丽的服装,不分冬夏,只穿一件栗色粗呢大褂,羊毛背心,灰色毛料长裤。
他越来越瘦了,在住到圣·日内维新街上的第四年,他完全变了样。62岁时的面条商,原来看上去不满40岁,像个又胖又肥的小财主,如今忽然变得老态龙钟,面色如土。
一天黄昏,刚吃过饭,伏盖太太挖苦他说:“啊,喂!她们不来看你了吗?你的那些女儿呢?”口气显然是怀疑他做父亲的身份。
“有时候来。”他声音颤抖地回答。
“哎呀!有时你还能看到她们!”那些大学生齐声叫着,“真了不起,高老头!”
老人并没在意他的回答所引起的嘲笑,仍然迷迷糊糊的。巴黎生活特有的诱惑,使人们一走出圣·日内维新街便忘记了他们所取笑的可怜老头。
伏盖太太对什么事都爱胡乱猜想,她说:“要是高老头真有那么有钱的女儿,就跟那些看望他的女客一样,那他绝不会住在我的四层上,每月只付45法郎的房饭钱,也不应该穿得像穷人一样就上街了。”
似乎没有什么证据可以推翻这个结论。所以到1819年11月底,这幕惨剧爆发时,公寓里每个人都对可怜的老头有了极其肯定的意见,认为他不曾有过什么妻子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