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克多·雨果(1802—1885),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运动领袖,人道主义的代表人物,被人们称为“法兰西的莎士比亚”。
雨果出生于法国东部紧挨瑞士的杜省贝桑松,他的父亲是拿破仑手下的一位将军,儿时的雨果随父在西班牙驻军,10岁回巴黎上学,中学毕业入法学院学习,但他的兴趣在于写作。
雨果15岁时在法兰西学院的诗歌竞赛会得奖,17岁时在“百花诗赛”得第一名,20岁时出版了诗集《颂诗集》,因歌颂波旁王朝复辟,获路易十八赏赐,之后写了大量异国情调的诗歌。
1841年雨果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1845年任上院议员,1848年二月革命后,任共和国议会代表,1851年拿破仑三世称帝,雨果奋起反对而被迫流亡国外,流亡期间写下政治讽刺诗《惩罚集》。
1870年法国不流血革命推翻拿破仑三世后,雨果返回巴黎。雨果一生著作等身,几乎涉及文学所有领域,评论家认为,他的创作思想和现代思想最为接近,他死后法国举国致哀。
主人公冉阿让原是个诚实的工人,一直帮助穷困的姐姐抚养七个可怜的孩子,有年冬天找不到工作,为了不让孩子饿死而偷了一块面包,被判5年徒刑;又因不堪忍受狱中之苦四次逃跑,刑期加到19年。出狱之后,苦役犯的罪名永远地附在他的身上,他找不到工作,连住宿的地方都没有。后来他受到一位主教的感化决心去恶从善;改名换姓埋头工作,终于当上了市长,成了大富翁后他乐善好施,兴办福利,救助孤寡。
然而法律却滥判无辜,他为了不嫁祸于人毅然上法庭承认自己的真实姓名,并为救助孤女而逃出法律的魔爪。可是法律不容他,社会不容他,连他辛辛苦苦带大的孤女也误解他,他多年舍己救人,最后却在孤寂中走向死亡,这是悲惨世界中的悲惨典型。
作品还通过一个不幸女子芳汀一生和她私生女柯赛特的遭遇来揭示社会逼良为娼,儿童身心受虐,从而全面展开对社会的批判。
《悲惨世界》是以真实的事件为基础创作的。1801年,贫苦农民彼埃尔·莫因偷了一块面包,被判5年苦役,出狱后,随身带一张黄色的身份证,到处找不着工作。此事引起了雨果的关注。
约在1828年时,他打算以彼埃尔·莫为题材写一部小说。1845年动笔,1862年在盖纳西岛流亡时完成。其间经历了1848年革命,使得小说的内容大大扩充,思想也得以深化。
在雨果看来,大革命后半个世纪的不同阶段,下层人民处境同样都悲惨艰难,并无变化,他以冉阿让、芳汀与珂赛特的故事说明了这一点。他在小说的序里就指出了“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因此,可以说作者要绘制的就是那个时代中穷人悲惨生活的画卷。
《悲惨世界》从内容上的丰富、深广与复杂而言,它无疑在雨果数量众多的文学作品中居于首位,即使是在19世纪文学中,也只有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可与之比美。
在《悲惨世界》这部史诗性的作品中,雨果刻画了从拿破仑在滑铁卢的失败,直至反对七月王朝的人民起义这一阶段的历史现实,绘制了一幅规模庞大的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图画。
《悲惨世界》画面描绘,远远超出了表现历史背景与叙述人物故事经历的需要,雨果有意识要为后世留下史笔,他所描绘的两大历史事件滑铁卢战役与1832年巴黎起义,就是极为辉煌的两例。
雨果在小说里写出“本世纪”的历史之流迂回曲折、起伏跌宕的巨变,并且在全部历史景象与过程的中心,安置一个触目惊心的社会现实,即下层人民悲惨的命运。
《悲惨世界》中现实主义主要表现在:冉阿让被迫的经历、芳汀的悲惨遭遇、滑铁卢战役等。浪漫主义表现在:冉阿让超人的体力和惊人的自我牺牲精神。
雨果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有机结合在一起,从而让人们更加清晰地阅读小说,在情节上,有画龙点睛的作用。
作者的浪漫主义夸张手法,在小说的情节安排上也比较明显。作家力图使情节戏剧化,因此写了不少“非凡的”事件,如冉阿让抱着珂赛特被警察追捕得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爬高墙进入修道院,而碰到的人恰是受过他恩惠的割风爷爷等情节,都是离奇的。
跌宕的情节,紧张的气氛,极度的夸张,大量的巧合都是为了突出人物形象和作品主题。从整体上看,这是一个非凡的苦役犯一生的奇异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