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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默多克的心中，一直有一个梦想，他想把自己的报纸事业发展到整个澳洲，他希望能创办一份澳洲人自己的报纸。
1964年7月14日，是默多克迄今为止最美好的一天。在堪培拉，他真正创办的第一家全澳洲的报纸《澳大利亚人报》，由一台旧的印刷机印制出来了。
《澳大利亚人报》为大幅双面印刷品，它的公开目的就是“向堪培拉报道全国，向全国报道堪培拉”。它还是澳洲大陆第一家全国性的日报。这次大胆的商业冒险使默多克赢得了人们尤其是澳大利亚记者的极大喜爱，尽管许多人后来逐渐讨厌他。
堪培拉当时是专为政府所建立的一个小城市，一个漂亮、整齐划一的首府，没有多少居民。唯一的一家报纸《堪培拉时报》温和而没有活力，由阿瑟·莎士比亚及其家人拥有并管理。
在堪培拉，广告是一个富矿层，而这家报纸就是一个小金矿，到20世纪50年代末，它每年扣税前的盈利为8万英镑。
对默多克来说，《堪培拉时报》不是一家具有吸引力的家族企业，而是“一家弱小的、非常落后的报纸”。他说，他父亲一直想把它买下来，“使它成为一家重要的报纸甚至全国性的报纸”，不过他知道莎士比亚家族不会卖掉它。
1964年初，默多克静悄悄地进入堪培拉市，买下一家要价极低的报纸《澳北区居民报》。该报由肯·考利创办，此人原是《堪培拉时报》的排字工人。
后来默多克还在《堪培拉时报》所在的街道上买下一块土地。同年2月议会开会，阿瑟·莎士比亚和默多克在一次宴会上相逢。莎士比亚问这位年轻人他打算用新买的土地来干什么，默多克毫不犹豫地回答：“让你失业。”
莎士比亚并不是傻子，他已经与费尔法克斯家族的亨德森达成秘密协议。根据此协议，如果莎士比亚退休或去世，或者任何别的公司在堪培拉出版报纸，费尔法克斯集团就可以买下《堪培拉时报》。
听到默多克的威胁后，莎士比亚通知了亨德森。1964年5月1日，《堪培拉时报》宣布，它已由费尔法克斯家族买下，并将其发展成一家全国性的日报。
费尔法克斯马上开始把一批批能力很强的编辑和记者空运到堪培拉。
默多克说：
他们只用了一个月时间把一份几乎都是广告、质量低劣的通俗小报变成一份非常美观的大幅双面印刷品。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而对我们来说是个不友好的见面礼。
这是一种轻描淡写的说法。它对默多克追求的目标可能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他的新报纸现在永远不会在堪培拉获得所需的广告来资助它的出版。杰出的经营家亨德森看起来好像教训了默多克一顿，使他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并感到屈辱。
默多克绝不会被击败。他决定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要追求一流，马上出版一家全国性的报纸，而不是两年后或更长的时间。
默多克挑选马克斯·牛顿做主编，此人是澳大利亚新闻从业人员的传奇人物，在一份人物简介中被人描述为“与政府比高低、使首相改变职业的人”。他在默多克的王国里风雨沉浮25年，是个令人头疼、非常聪明、有点神经质的人物，曾经大红大紫，但很快就湮没无闻了。
牛顿是珀斯一家硫酸厂化铅工的儿子。他获得珀斯现代学校的奖学金，后来尽管好酒贪杯，却又获得了剑桥大学卡莱尔学院的奖学金。在这里他与一位年轻的美国学生、后来《评论报》的主编诺曼·伯德雷斯成了好朋友。
伯德雷斯后来成了美国著名杂志《记事》的编辑。牛顿教伯德雷斯法语，而伯德雷斯教他“如何让一个人信任”。牛顿戒了酒。他是两个最先获得经济学奖的学生之一，并做了卡莱尔学院的客座研究员。
毕业后，牛顿始终没有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直至成为悉尼《论坛子报》的政治部记者，后来又于1964年年初成为《金融评论》的编辑。他去见默多克。默多克提出让他当《澳大利亚人报》的主编。牛顿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这项工作。
当《堪培拉时报》和费尔法克斯集团宣布他们的联盟来对付默多克时，牛顿确信游戏开始了。
但是，他后来在《澳大利亚人报》上写道：
在那几个令人害怕的日日夜夜里，当我们认识到我们的艰难处境时，默多克表现出了钢铁般的意志和赌徒似的不服输劲头。就是从那时开始，他展示了他的远见卓识。
牛顿和默多克一起到全国各地去拉广告，一起去联邦银行要求进一步的支持。终于，银行总裁瓦伦·麦克庸纳告诉他们：“你们可以得到钱，但你们必须不让整个集团亏损。”
1964年7月1日深夜，第一期《澳大利亚人报》出版了。但是因为日期刊印错误，版样全部报废重新排版。这个不好的兆头就预示了《澳大利亚人报》未来发展将非常艰辛。
报纸在头条新闻刊登了题为：“内阁发生龃龉——参院爆发自由、乡村两党争吵”文章。
文章叙述事实情况与事态趋势杂糅不清。联合政府中的两党对进口油轮一事看法不一，但文章没有交代争论起始的时间。这是不符合新闻报道的写作方式，很显然牛顿在这篇新闻中采用的是他作为周刊记者的叙事方式：无前因后果，无先后顺序，文章读起来逻辑混乱，令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第三版更让满怀期望的读者大吃一惊。该版名为“彼得·布伦南版”，来自钱德勒倾力奉献，号称是“表现生活轻松侧面的专栏”。但是，它不过是拼凑了5幅风马牛不相及的照片，外加一条关于昆士兰警方审查一出话剧的消息。
占星术专栏才是招致最多非议的一版，这可以从报纸在第二周开创的“读者来信”中看出。第五版至第七版刊登选自《卫报》《华盛顿邮报》和法新社的海外新闻，其数量和质量倒与其诺言所说的差距不大。
尽管该报自诩为《澳大利亚人报》，澳大利亚新闻却被挤在不起眼的第二版上。只有编排整齐的第十版、第十一版具有显著特色。后来成为全国最著名漫画家的布鲁斯·佩蒂将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画成一尊自由女神像，手持一本名叫《边缘政策》的大书。
胆大妄为的政治记者布赖恩·约翰斯披露了联邦外交部任人唯亲的裙带关系，让相关人士都吓了一跳，不过百姓则觉得还不够解气。
除了有关艺术和教育的特写外，“当日书评”专栏刊出第一期文章。这两版刊用的文章是从自采和外来稿件中挑选出来的，这在当时的澳大利亚报界并不多见。
从第十二版起，报纸又落入窠臼：“澳大利亚经济”占6个版面，“女性相关的”占两个版面，最后是电视节目预告、字谜游戏和体育新闻。
星期六在澳大利亚是一周中日报最畅销的时候。在创刊后的第一个周六，《澳大利亚人报》一反前两期的平淡气味，显现出一种新的姿态。
《澳大利亚人报》问世后受到舆论者的密切关注。在报纸创刊后的第二个周末，斯图尔特委员会的监察员肯·英格利斯就发表文章分析称：
《澳大利亚人报》宽松的版面及其漂亮的外表与其漫不经心的语言极不相称。
肯·英格利斯指出了报纸中的多处措辞不当的标题和病句，反对开办占星、算命的专栏，并指责“彼得·布伦南专栏”抄袭《每日快报》的“威廉·希基专栏”。他预言《澳大利亚人报》对其他报纸的影响时说：
《堪培拉时报》将保持其读者人数，但《世纪报》和《悉尼先驱晨报》这两份传统大报在堪培拉的发行量将被《澳大利亚人报》抢走一些。
与其他城市的大报相比，《澳大利亚人报》的大部分工作人员驻扎在堪培拉，这在新闻采访上是一个优势，可惜尚未充分发挥出来。联邦首府充满国内政治新闻、官场上尔虞我诈的奇闻逸事和对国际事件的反应。默多克要牛顿派记者报道政府公务。
由于不习惯接受监督，政府官员们一时惊慌失措。公共事业委员会不久便召见其政治记者布赖恩·约翰斯，查询报社这样做的真实意图。
本来从发掘新闻线索来说，对政府公务进行采访、报道应该事半功倍。比如1964年7月1日，外交记者肯尼思·兰德尔报道，外交部长深罗·哈斯勒克在他首次访问华盛顿时，表示澳大利亚在东南亚问题上将采取强硬路线。
这本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举动，是第二年跟踪报道越南派遣战斗部队的事态的最初线索。但《澳大利亚人报》未能利用这一线索去解释报社抄收到的大量电讯稿。
1964年7月底至8月初，美国和北越首次承认在东京湾交火。
事件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但与其竞争对手相比，《澳大利亚人报》的报道略逊一筹。
1964年8月3日，《悉尼先驱晨报》用头版头条报道了华盛顿的官方口径，《澳大利亚人报》对这一事件却只字未提。但次日《澳大利亚人报》在第二版报道说，一艘美军驱逐舰被炸，美国打算以牙还牙。
第三天，各报均未刊出实质性的消息，《澳大利亚人报》在头版用两小段的篇幅报道6艘美国军舰驶离香港，执行秘密任务。
第五天，《澳大利亚人报》才醒悟过来，开始在头版和其他版面的大量篇幅报道了美军轰炸机袭击了北越的新闻。
《澳大利亚人报》立即派遣记者马上飞往交火地西贡，不幸的是，《堪培拉时报》的一个驻东南亚记者率先发回了消息稿。《澳大利亚人报》的后续报道被湮没在众多的报纸报道之中。
默多克和主编牛顿均不熟悉亚洲政治，他们也没有聘请专家，只好不懂装懂，胡乱分析一些政治新闻事件。另外，报社决策层组织领导也是极其混乱。
默多克是干晚报出身的，一味追求耸人听闻的新闻事件，而牛顿则是周刊评论员改行当日报编辑的，对“硬新闻”缺乏足够的敏感度。
报纸创办之初，编辑办公室没有完工；办公桌周围到处都是风刮来的树叶。这种情景令人感到非常兴奋，默多克总是处于报纸每个部分的中心。他充沛的精力似乎要强迫报纸及早问世。他的勇气支持他不懈努力。
为了保证每天将报纸发送到每个省的首府，报纸的字模被空运到墨尔本和悉尼的印刷工厂。
任何一个堪培拉人都记得，1964年的冬天是寒冷的，因从伯雷湖起的大雾，机场被持续关闭了一段时间。默多克创建了一支小航空队，外号是“米老鼠航空队”，将字模运出去。他本人常常是亲自开车将他们送到机场，有时是穿着睡衣。飞机是发动着的，就等着“宝贝”一上机就起飞。
很多次，默多克用甜言蜜语哄骗机场管理员以允许飞机起飞。“那不是大雾，”他向控制台和犹豫的飞行员保证，“只是一点水汽。”飞行员们常常是着了魔似的起飞，因此失去了自己的判断，常常在着陆时“亲吻”地面。
“100次里我有99次是亲自到机场。”默多克说。但某些情况下是乘卡车，而报纸在几个小时以后就能够到其他大城市的街上。这种办法持续了多年，直至澳大利亚全国铺上了电缆。这样，报纸的版面就可以通过传真了。
默多克企图在堪培拉以外的地方经营一家全国性的报纸的压力非常大。发行量并不像所希望的那样保持旺势。起初报纸的总印数是25万份，很大的一部分在首都免费送掉了，但是到1964年11月，日销量下降到5万份多一点儿。
亏损不断上升，高达每星期4.5万澳元。默多克开始怀疑他对主编的挑选。牛顿很有才华，但是他也很古怪；更重要的是，他没有使销量上升。
牛顿变得越来越消沉，默多克则越来越忧虑。1965年3月，牛顿辞职了，或者说是被迫辞职了。他很苦恼，但后来他说，默多克“非常爱护我。他解雇了我是因为我实际上是一个没用的人”。
默多克任命了一个新的主编，瓦尔特·科默尔，一个荷兰人，对他来说，英语是第二语言。报纸的情况依然如故，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默多克曾认真地考虑过关闭它。他的许多助手，包括在阿德莱德的比尔·戴维斯，也希望他关闭它，因为它在吃掉公司的其他部门。
但最后，默多克担心这一失败对公司的影响太大，还是保留了下来。1966年，他任命阿德里安·迪默尔作为副主编，并负责印刷报纸。
迪默尔的父亲西德尼于20世纪30年代初曾在凯恩爵士手下工作过，是墨尔本《先驱报》一位出色的编辑。迪默尔继承了他父亲在报业上的天分，将粗犷的风格与尖酸刻薄的笔调结合在一起。
到1967年，《澳大利亚人报》的发行量已上升到约75000份，但这其中只有30000多份是在堪培拉出售的。默多克决定将编辑班子的大多数成员转移到悉尼去。他们在基帕克斯大街的一家巧克力工厂落脚。在迪默尔的负责下，报纸多少有了点起色。
默多克后来说，《澳大利亚人报》是一次理想主义者的尝试。你得瞧瞧《墨尔本时代报》《悉尼先驱晨报》以及所有其他报纸在我们创办这份报纸时候的情况。它们正由经理们例行公事般地生产出来。这些报纸的质量非常低劣。举行一次全国性的辩论是展示我们这份报纸的方法。他希望《澳大利亚人报》在辩论桌旁给他一席之地，这一点做到了，他无愧于这种回报。
《澳大利亚人报》单凭它的问世就对澳大利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力图征服在许多方面支配澳大利亚人生活的“冷漠的专横”。
《澳大利亚人报》力图赋予澳大利亚一种国家地位感。甚至连最大的一个竞争对手《悉尼先驱晨报》后来也承认：“《澳大利亚人报》创办是战后澳大利亚新闻界最有意义的事。它是推动澳大利亚社会开放的一种力量，为澳大利亚1972年以后的伟大变革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