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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冬天，郑周永第三次离家出走，再次被父亲找回。他跟随父亲回到村里，按照父亲的话，专心农事。
1934年，松田面峨山区遭遇百年难遇的大旱。整个山区的土地都晒得裂了口，田里的庄稼几乎绝收，不要说朝饭夕粥的生活，现在连饮水都成了问题。祸不单行的是，一种可怕的“浮黄”病也开始在村里流行。
面对如此严重的自然灾害和病魔的侵袭，郑周永再也不能坐以待毙。一天晚上，已经好几天没有进食的郑周永跑到父亲跟前，跪着求父亲说：“爸爸，你让我出去挣钱去吧！我这个老大待在家里又有什么用呢？这样的天日，我就是死在家里也不可能改变全家挨饿的命运。”
其实，郑周永的父亲也早已考虑到这个问题，为了养家糊口，他再也不能一味坚持传统的规矩而阻拦儿子走出山沟了。就这样，多次主动出逃都没有摆脱穷山沟的郑周永，却在死神的帮助下获得了自由。
于是，年仅19岁的郑周永告别了父老乡亲，再次踏上了前往汉城的征途。
这次郑周永找了20千米以外的朋友吴寅甫，向他借钱。吴寅甫的婚姻是家里包办的，夫妻之间没有感情，意见也不合，他正想找个机会离家出走，于是就同郑周永一起同行。
他们一起坐火车去了汉城。到了车站，郑周永和吴寅甫商量：“大家在一起，反而不好找工作，还是分别行动较好。”
吴寅甫同意了，于是两人就在车站分手。郑周永决定先到仁川去试试，一是因为汉城的工作不好找，另外他身无分文，老是用吴寅甫的钱也不好意思。
在仁川，为了一日三餐，郑周永几乎把所有能干的活都做遍了：从装卸货物到给人搬家，只要是人能干的，他从不挑拣，遇到什么就干什么。
可拼死拼活地干，也只能勉强糊口。郑周永想，这样下去，填饱肚子都成问题，更不要说养家了；还是回汉城做零工比较好一些。于是，郑周永又返回了汉城。
在回汉城的途中，郑周永听说有一个农户需要短工，包吃包住还有工钱，他就没有急着去汉城，而是留在那家做活。很快，他的精明能干在村里出了名，村民们纷纷找他打短工。
郑周永干了一个月，手里第一次攒了一些钱。回到汉城后，他先到普成专科学校图书馆工地搬砖、运木材。吃住都在工地上，一干就是两个月。
后来，郑周永又进元晓路，在龙山驿附近的丰田麦芽糖工厂当了一名杂役。同时，在打零工闲暇时他就到处寻找稳定一些的工作。
一天，郑周永在墙上发现一则广告，有个工厂要招见习工。本以为在工厂那里能学到一些技术，可谁知，每天除了把几根铁丝拧到一起，就再也没有其它的事情让他做了。刚开始，郑周永以为学徒工都是这样，可是一干就是一年，郑周永实在干不下去了，于是他又开始寻找新的工作。
后来，郑周永终于找到了自己还算比较满意的工作，那就是在“福兴商会”的粮米购销商行做一名送货员。
福兴商会的老板李景诚是靠卖芹菜起家的，除了福兴商会，他还有一个大米加工工厂。郑周永想：李老板当初也是赤手空拳打天下。只要我努力工作，将来一定会有出头的那一天。
从这时起，郑周永有了比较稳定的生活。这里的待遇是一个月12元钱，每天三顿饭在店里吃。郑周永想：一个月就可以买一袋米，那一年就能挣12袋米，还是离家出来闯对了，相信父亲知道之后，也会理解支持我的。
上班后第二天，绵绵细雨下个不停。因为太潮湿，许多粮食都需要通风。一大早，郑周永就摇动风箱，风干刚刚收进来的一批黄豆。
这时，店主走过来对郑周永说：“有客人要粮食，你给送一趟吧！这是地址。”
郑周永望着窗外漫天的雨丝，有些犹豫。郑周永用自行车驮这么重的粮食还是第一次，但又怕说不行会失掉这份工作。无奈，他只好硬着头皮把店里那架又笨又旧的自行车推出来，把要送的粮食往车上一放，就出门了。
虽然以前摸过自行车，但是郑周永从没带过这么重的东西。推着走吧，怕用的时间太长，被店主怀疑偷懒；骑着走吧，还真没有太大的把握。
郑周永只好一手推车，一手扶着米袋，一路小跑把粮食送到，又一路跑回粮店。因为是下雨天，路上耽误些时间，店主也没有说什么。
从这天夜里开始，郑周永下定决心，一定要学会骑自行车。白天不能练车，只有晚上练。就这样一练就是一夜。
没几天，他就可以自如地驮着沉重的米袋给顾客送粮食了。不出两个月，郑周永的车技在商会里已无人能比。
郑周永习惯早起。每天早晨，在其他人还都没起来之前，他就已把店里店外打扫得干干净净，并把各种粮食摆放得整整齐齐。
店主有个儿子与郑周永同岁，但懒得什么也不愿做，账本总是乱丢乱放，账也记不清楚。店主没少为这个不争气的儿子操心。郑周永来这里做工以后，把每天要出多少货、进多少货，每一样货各有多少，打理得清清楚楚。
起初李老板只让郑周永记每天进出货的流水账，后来干脆把店里的账本都交给了郑周永。
郑周永接过账本，非常感动，这意味着李老板已经把他当成自己人看待了。
由于郑周永既勤劳又诚实，李老板就奖励给郑周永一辆新自行车。得到新车，郑周永的干劲就更足了，每天早起晚睡，进货送货，忙个不停。因此，不仅李老板非常信任他，一些老客户也对他交口称赞。郑周永还与当时的几个大客户建立起了良好的信誉关系。
几个月后，米店老板给郑周永提高了工资，每月18元钱。
郑周永既为找到一份称心的工作而欣慰，又感到对不起父亲。但是他怕父亲知道他的住处后还会来抓他回去，所以一直不敢给家里写信。后来到了年终发大米时，郑周永一共运回家18袋大米。
父亲辛辛苦苦地在地里苦干一年也得不到这么多的粮食。他看着已经长大的儿子，满意地点点头，再也不说“跟我回去”这句话了，而是说：“看样子你真出息了。”
1937年年底，郑周永在福兴商会已经干了3年。他学到了很多经营米店的知识，也结识了一些人。
这时，郑昌宁写信求郑周永帮忙找工作。
郑周永想来想去，还是与米店的李老板说了。李老板说：“只要是你介绍来的人，一定错不了。”于是郑昌宁也来到米店做工。
1938年年初的一天，李老板突然对郑周永说：“你在客户那里已经有了很好的信誉，不如把这个店过给你。你就在这里重新开张，办个米店吧！”
原来，老板的儿子来往于汉城与满洲之间，把家产都挥霍光了，老板一气之下不打算继续经营下去了。
这可真是天上掉下来的机会。郑周永没花一分钱，只是凭他在这里建立起来的信誉，由米店的伙计成为了米店的老板。
于是，郑周永接过福兴商会的老主顾，又得到粮米加工厂先赊粮、月底算账的承诺之后，就在新堂洞路边租了一间店铺，挂上了“京一商会”的招牌。那一年，郑周永才23岁。
郑周永利用从前结识的老客户，办起了自己的米店。刚一开始，他从三昌精米厂进上好的大米，再把它卖给汉城女商和培花女高。由于良好的信誉和服务，京一商会逐渐发展起来。
郑周永把乡下的堂弟也接到汉城与他一起经营，扩大了经营对象的范围，不断发展新主顾。他不停奔波，从黄海道延白产稻区大量购进稻谷，在汉城加工后批发兼零售。
京一商会的生意越做越兴隆，郑周永在家乡买了2000坪水田，并遵父命同松田面面长边柄权的长女边仲锡结了婚。这时郑周永对自己充满了信心，他想：“要是一直这样下去，不用说是汉城第一，说不定还会成为全国第一呢！”
世事难预料。自从1937年“七七事件”爆发，日本全面发动了侵华战争，朝鲜半岛就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前沿。为了保证战争的需要，日本军政府将朝鲜半岛纳入了战时经济体制。
年底，总督府下达了战时命令，特别是对粮食等军需物资等从生产、流通到消费实行全面管制。先是禁止向中国出口大米，限制大米价格，后来又下令全面禁止粮食自由买卖，在日本本土及朝鲜半岛实行粮食配给制。
在这种情况下，全国大大小小的粮店都被迫关门了，京一商会也没法再做了。郑周永只好把它兑出去，之后回到了家乡。
京一商会是郑周永人生的转折点，使他摆脱了为别人打工的处境，成为一个独立的企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