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文学创作

巴维尔的杂货铺经营一直不见红火，他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就决定让儿子们离开杂货店，去接受教育。

1867年，安托沙和哥哥尼古拉先是去了一所希腊教会学校，因为巴维尔觉得，既然希腊富商控制着塔干罗格，那就应该参与他们的活动。其实妻子是希望把孩子送进俄语学校学习的，但巴维尔没有听从妻子的建议。

弟兄俩在希腊教会学校里过得很不开心，也没有学到多少东西。直至1868年8月23日，安托沙才按照母亲的心愿，穿着海军蓝、金属纽扣的制服去了塔干罗格俄语语法学校的预备班学习。学制8年，学生们被列入彼得大帝在一个半世纪前创立的著名的14级“学籍表”的最后一级，这就意味着他们可以直接进入大学。

安托沙在那里读到四年级时，在创作自己“剧院”剧本的同时，也开始尝试最初的文学创作。

当时，高年级的学生编辑出了一类叫《小星》的手抄本刊物，安托沙便很大胆地投去稿件。

编辑同学见了这个小同学的来稿后，惊喜地对同伴们说：“大家看哪，这个小同学写得真不错呢！”

大家看了以后也纷纷表示：“嗯，确实有点儿才气。”于是，安托沙的稿子被登在《小星》的显眼位置上，并时时接到刊物向他的约稿。

在语法学校的所有老师中，神学教员波克罗夫斯基是最受学生们爱戴和尊敬的。这位教员性格开朗，风趣幽默，和学生们相处得亲密融洽。

波克罗夫斯基在教学中反对烦琐的哲学，在教学方法上非常有独创精神，安托沙被他深深地吸引住了。

波克罗夫斯基酷爱文学，他在课堂上经常就哲学、历史和文学问题发表议论，大谈普希金、莱蒙托夫、歌德、莎士比亚……

波克罗夫斯基按希腊文把安托沙的“契诃夫”读为“契洪特”，当他发现安托沙是个很有幽默感的天才时，就建议他去阅读莫里哀、斯韦夫特、谢德林等大师的著作。

有了这样一位引路人，安托沙也尝试着开始写小品和诗歌。他曾经写过一首诗，诗中对季雅科诺夫进行了辛辣的嘲笑和讽刺，表达了对现实社会统治压迫的反抗。这首诗在学校里立刻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同学们开始争相传阅他的作品。

随着作品数量的增多，安托沙又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与其向他们投稿，还不如自己办个刊物什么的好。”于是，他经过深思熟虑，主办了一份以《口吃的人》命名的幽默报纸。

在自己创办的报纸上，安托沙终于可以自由驰骋于笔端，他以其独到的笔触，满怀激情地把身边熟悉的一些典型现象和事件刊登出来，呈现在读者面前。

安托沙没事的时候就到城里四处闲逛。他对一切都是那么的感兴趣：一只翘着尾巴游荡的狗；一家人在棺材后面痛哭的出殡行列；装卸工人的争吵；酒醉人的痛哭；怀抱婴孩的乞讨妇女；吆三喝四的店铺老板等等，这一切都是他一天中值得回味的事情。

当夜幕降临，人们都已进入梦乡的时候，他喜欢躺在床上，独自遐想。他的思绪就如同回到了街上，眼前出现见过的一个个面孔，一个个表情。

他还常去公墓，辨认墓碑上的碑文，思考在这里安息的数百个陌生的人，生前有着怎样的人生，怎样的命运。

他把一切生活中的所见所感全都写在了文章里，在文章中他观点鲜明，却不失讽刺和幽默的风格。

《口吃的人》不仅在学校里大受欢迎，而且还传到了校外，整个塔干罗格城的人都知道了巴维尔家的老三办了一份幽默的娱乐报纸。

1875年，契诃夫一家迁入了新居，新屋子是巴维尔在安托沙的祖父留给他的一块地皮上建造起来的，位于康托尔斯卡亚大街。

为了把房子盖得像样些，尽管巴维尔事先已经精打细算，但还是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积蓄，而且他还向地方信贷互助社借了500卢布。为了还钱，他们把一部分房子租给了商业法庭的一个小职员加布里埃尔·帕尔芬季耶维奇·谢利瓦诺夫。

6月的一天，安托沙应邀去谢利瓦诺夫的兄弟家度假。那一天，天气炎热，走在路上，身上脸上都是汗。安托沙实在受不了这鬼天气，他在烈日下跳进了冰冷的河水里游起泳来。

由于河水冷凉，加上在驿站整夜都没有睡好，安托沙得了急性腹膜炎，被送回了塔干罗格。这个病为他留下了一生都在折磨着他的痔疮。

他在语法学校校医斯特兰夫的精心照料下，身体慢慢痊愈了。从此，安托沙发誓将来要做一名医生，来减轻更多病人的痛苦。

这年7月，19岁的亚历山大由于无法忍受父亲的独断专行，在与父亲吵翻后，孤身一人去语法学校校长家里当上了家庭老师。

巴维尔知道后怒发冲冠，他写信对亚历山大进行斥责：

我很遗憾，你这么早就忘记了你的父母，我们可真是一心扑在你身上啊！为了养育你，我们不惜钱财，不顾身体。今后，我只要求你一件事，把你的性格改一改！对我们尊重一些，你自己也要懂得自爱。

亚历山大早就听厌了父亲的这些训斥，当他出色地通过了毕业考试后，没有征求父母意见，毅然去莫斯科大学读了数学系。

与大哥一样，17岁的尼古拉中学还未上完，也决定跟哥哥一起去莫斯科，1875年8月，他考进了莫斯科美术建筑专科学校。

巴维尔对两个逆子的大胆出走束手无策。

安托沙非常想念两个哥哥，经常与他们通信，诉说他们走后，父亲的严酷专制都强加在他一个人身上。并把《口吃的人》寄给两个哥哥。但是，亚历山大把《口吃的人》评价得一无是处，百般挑剔。他9月份给父母写信说：

请告诉《口吃的人》的作者，他的报纸不再像以前那样令人感兴趣了，它缺乏趣味。

安托沙的创作热情受到了严重挫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