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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自从即皇帝位不久，就不断进行尊儒的活动，其中置五经博士、兴学校这两件大事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根据历史考证，在我国战国末期就已经设立博士一职。
而到了汉初时期，汉承秦制，博士官予以保留。可在那时，汉高祖刘邦是一个不喜欢儒生、不喜欢经学的皇帝。而陆贾却时不时在刘邦面前演说称赞《诗》《书》。
于是，刘邦骂他说：“朕在马上得到天下，哪儿用得着《诗》《书》？”
陆贾说：“在马上得到天下，难道可以在马上治理天下吗？况且商汤、周武用武力夺取天下而后用仁义治理天下，文德武功一起使用，是维护长久的方法啊。假如秦国吞并天下之后施行仁义，效法古代的圣贤君王，陛下怎能获得天下呢？”
刘邦听了，觉得他说得十分有道理，顿时感觉有些羞愧。于是对陆贾说道：“请先生为我写出秦失去天下的原因和我得到天下的原因以及古代成功与失败的国家是怎么回事。”
于是，陆贾大略地记述国家存亡的原因，一共著作12篇。每上奏一篇，刘邦都对他的著书称赞不已，在皇帝身边的人也都高喊万岁，并且称那本书叫《新语》。
到了汉文帝、汉景帝时期，便出现了博士。如张生，如晁错，都属于《书》博士；如申生，如辕固，如韩婴，都属于《诗》博士；如胡毋生，如董仲舒，都属于《春秋》博士。像这样设置的博士，虽都属于经学博士，还不能说是经学博士的定制。
建元五年，也就是公元前136年春，汉武帝设置五经博士，即《诗》《书》《礼》《易》《春秋》博士。由于这时的《乐》因为时间久远而已失传，儒家的六经也只剩五经，而《诗》《书》《春秋》三经已置，所以，要置的只是《礼》《易》两经。
五经博士归属太常统辖。当时的主要职责是钻研儒家经典，参与朝廷议论典礼、政事，充当皇帝的顾问。
置五经博士作为汉武帝独尊儒术系列举措中的—环，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从此以后，儒家垄断了博士一职，博士官不仅是精通儒家经典的议政官、礼官，而且还具有学官的身份。这样就从根本上或体制上保证了经学的统治地位，使儒家的五经成为汉帝国政治生活和行为道德的基本标准。
五经博士的设置，为以后的举孝廉、兴太学等兴儒措施开辟了道路，打下了基础。汉武帝正是通过这些具体的可操作的举措，将他尊祟儒术的意图，演变成了现实。
根据典籍记载，中国在夏、商、周时已有学校。汉代国立大学称之为太学，是在汉武帝时期创办设立的。郡国地方办的学校称之为庠序，在汉武帝之前，例如蜀都已经设置，汉武帝时期，诏令天下郡国都设立学校，学校逐渐普及于全国。
董仲舒在其《对策》中说：“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大下之士。”
其中的“置明师”就是设置儒家思想经学之师，也就是后来武帝所设置的五经博士。而“养天下之士”就是培养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汉武帝立即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并付诸实施。
兴太学、置明师使尊儒进程具体化。利用学校教育来传播统治阶级的思想，董仲舒是首创者，而真正具体实施这项计划的是丞相公孙弘。
汉高祖七年，也就是公元前200年，公孙弘出生在菑川国薛县。公孙弘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家乡薛县做狱吏，后来因为触犯法律而被免职。失去职务的公孙弘没有了经济来源，于是到海上去牧猪。
40多岁的他才开始学习《春秋》，后来又研究当时非常流行的《公羊春秋》。而因通晓《诗》《书》而闻名郡国，并与公孙弘同龄的贾谊被征为博士，一年之中升迁为太中大夫之职。
虽然汉文帝喜好刑名学家的言论，然而在贾谊的一系列建议下，文帝也开始慢慢地尝试任用一些儒学之士，并且初设一经博士。
后来，汉武帝派遣公孙弘出使匈奴，因复命之言不合武帝的心意，武帝认为公孙弘没有才能。公孙弘因此称病，被免官后依旧回到家乡。元光五年，也就是公元前130年，公孙弘再次被推举为贤良文学。
但是，他却执意辞谢，说：“我已经被推举一次，西行至长安，能力不足，未能称职，所以才回来了。还是推举别的先生吧。”不过，国人仍坚持推举他。
汉武帝策诏群儒，请教天命废兴的道理。公孙弘对策，回答了治民之本，强调“礼仪”“赏罚”的应用。
当时对策100多人，太常把公孙弘的对策列在下等，汉武帝阅读之后，将其提升为第一。又亲自召见公孙弘，看到他容貌端正庄严，于是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
公孙弘是武帝时著名的儒官之一，生活简朴，谙于世故，为人谦虚谨慎。全国各地贤士多去投奔他，口碑极好。他历任左内史、御史大夫，终于拜相封侯。
公孙弘以贤良对策的儒生身份一跃成为丞相，确实让读书人羡慕。于是许多人以他为楷模，努力研习经书，希望有朝一日也能拜官封爵。
公孙弘以布衣入相，没有任何政治背景，所以为人处世更是八面玲珑。面对武帝不断集权于自己手中，他表现出软弱服从的样子。公孙弘经常以“人主病不广大，人臣病不节俭”来迎合武帝，主动要求加强皇权，削弱臣权。
廷奏时也总是唯唯诺诺，不敢争辩，和敢于直谏的都尉汲黯形成鲜明对比。公孙弘身世微不足道，学术上不能和董仲舒相比，但他善于“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而平步青云，位列三公。他执政期间实行的吏治和太学对汉朝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元朔五年六月，也就是公元前124年夏，汉武帝下了一道兴学的诏书，诏书中讲了制礼作乐进行教化的重要性，并指令太常商议为博士置弟子的事情，以使乡里人人崇尚教化，并达到砥砺贤才的目的。
诏书下达不久，丞相公孙弘与太常孔臧、博士平等共同上奏：
闻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痒。其劝善也，显之朝廷；其惩恶也，加之刑罚。
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由内及外。今陛下昭至德，开大明，配天地，本人伦，劝学修礼，崇化厉贤，以风四方，大平之原也。
古者政教未洽，不备其礼，请因旧官而兴焉。为博士言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已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
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字，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令相长承上局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当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
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奏籍。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不称者罚。
可以说这是董仲舒兴太学建议后，公孙弘进一步把它完善、具体化的证明。明确了生源、师责、考法和分配等各方面规定，从而建立了我国教育史上第一所有完备规章制度、史实可考的官学校。
公孙弘奏议中指出办太学的目的是为了兴教化，实质上是想把儒学推广到全国，使读书人把儒家经典作为学习内容。
汉武帝批示说“可以”。从此以后，公卿大夫和一般官吏，很多都是才华横溢的文学之士了。汉朝掌管文教的官员为太常，居九卿首位，原名奉常，是秦朝的官名，汉景帝时改为太常。汉武帝时期兴办了太学，太学的教师称为博士。
西汉博士多由熟读经书的名流担任，采用征拜或举荐的方式选拔，也有诸科始进或他官迁任的。博士要求德才兼备，学识渊博，能够“明于古今”“通达国体”。汉代太学向来都有“严于择师”的传统，所以经过严格挑选后的博士多是为人师表、修养高深的儒学大师。
教学的内容则以讲经学为主，经学大师在专门的学堂讲学，弟子在台下听教诲，遇到有名儒授课，更是济济一堂，颇有学术气氛。因为西汉时纸未普及，帛难以承担，主要使用简牍。
由于简牍书写的速度比较慢，而且也不好出版，所以大师学说师师相传，遵循一定的家法和师法，基本依照汉武帝的五经博士的经书为准。
而被选送到太学的学生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太常遣派的博士弟子50人，另一部分是郡国选送经太常批准的“得受业如弟子”地方派遣生。这两部分学生经过学习一年后要经过严格考核，并按学习的等次分派到皇帝身边做郎官，和被委派到中央一些其他机构和郡国守相下做属吏，学习不及格的罢除。
汉武帝之后博士弟子名额逐渐增加，昭帝时增加到100人，宣帝时增加200人，元帝时增至1000人，成帝末增至3000人，到东汉末竟然增加至3万人。而太学生的补选主要有两种渠道：一是由太常直接选送；二是由郡国县道邑选送。选送的条件参照公孙弘奏议，条件不符、弄虚作假的要受惩罚。另外也有通过考试和按“父任”入学的。
虽然公孙弘拟定太学生为18岁青年，可实际上既有60岁以上的白首翁，也有12岁的任贤童。由太常选送的太学生为正式生，享受俸禄，其他途径入学的费用自理。
太学的学生还拥有充裕的自学时间。学校提倡太学生自由研讨学问和向社会名流学者求教。先秦游学的风尚依然流行。汉代太学鼓励自学，允许自由讨论，这样就为当时造就了相当一大批学识渊博，而且有研究能力的人才。
当时的汉武帝在设立太学的同时还创造了“密封”试卷的考试法。这种方法叫“射策法”，也就是后来所说的一种抽签式的考试，每年进行一次。
太学生毕业后，能通一艺以上的学生，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就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艺。辄罢之，而请诸能称者。说明太学生的级别不高，优秀者仅仅就相当于孝廉，那些学而无成，空手而归的人也有很多。
太学的兴立，进一步有效地助长了民间积极向学的风气，对于文化的传播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使大官僚和大富豪子嗣垄断官位的情形有所改变，一般中家子弟入仕的门径得以拓宽，一些出身社会下层的“英俊”之士，也得到入仕的机会。
总之，汉代太学的创建代表了汉朝兴盛时期的文明。更是高度强调了中央集权，全国统—。不但为当时统治集团培养了大量儒生充任了各级政府官吏，而且这种现象以后维持了封建社会两千多年，对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生活以及经济都发生了重大影响。它进一步将培养人才和选拔人才结合起来，开创了后世选举与教育相结合的先河。
而地方办的学校以汉景帝后期文翁在蜀郡办学时间最早。文翁是庐江郡舒县人。小的时候就很喜欢读书，通晓《春秋》，担任郡县小官吏时被考察提拔。汉景帝后期，担任蜀郡守，仁爱并喜欢教导感化。
他看到蜀地的民风野蛮落后，就打算诱导教化，加以改进。于是选出张叔等10多个聪敏有才华的郡县小官吏，亲自告诫勉励，遣送他们到京城，就学于太学中的博士，有的学习法规法令。减少郡守府中开支，购买蜀刀、蜀布等蜀地特产物品，委托考使送给太学中的博士。
几年之后，这些蜀地青年都学成归来，文翁让他们担任要职，按顺序考察提拔，在他们当中甚至有的人成为了郡守刺史。
他又在成都市中修建学宫，把条件差的县的青年学生招收为学宫弟子，免除他们的徭役，让他们能够安心地读书。学成之后，便在他们之中选出一些成绩显著的学生委以重任。
为了鼓励学生积极上进，文翁还创制了许多奖励进学的方法。郡国学办得有声有色，取得了十分广泛的社会影响。蜀守文翁可以说是郡国学的倡导者。
文翁办学的事情传到汉武帝的耳朵里，便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这样做是一个可以推广儒学的好办法，于是便立刻下诏：“郡国皆立学校官。”这样一来，地方办的学校在全国才普及起来，初步建立了地方教育体系。
汉代的地方官学与行政区划是相一致的，分别称为学、校、庠、序。由课程设置可知，学与校程度相当，有经师之设；庠与序程度相当，有《孝经》师之设，比学、校低一级。
有的专家认为，学、校大致属于中学，庠、序大致属于小学。当然，这都不是今天所说的中小学，只是就其教学程度的高低差别而言的。汉代地方学校的教官，其供奉相当于卒史。
汉元帝时，由于郡国学有所发展，朝廷颁布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史。说明郡国经师俸禄大约为百石，俸月为16斛，享受中等官吏的待遇。
汉代没有专门的教育行政机构，地方学校的隶属关系，没有相关的记载。郡文学大多数为学者名流担任。在东汉时期，还有文学祭酒的职称。郡文学增进地方教育的事迹，史籍也有记载。
汉代的郡文学，有可能为兼管地方文教的行政长官，这一建制延续到了三国。清代的著名学者黄本骥在《历代官职表》中表示：西汉的郡文学和东汉的文学祭酒，相当于后世的府儒学教授，官居校、学经师之上。乡的《孝经》师则隶属于司隶校尉。
汉平帝时期，由于王莽的提倡，在郡国又专门设立了教育皇亲宗室的宗师，尊称为宗卿师。
东汉时期，郡国学设置就已经十分普遍了，边陲辟壤都建立了学校。这也表明了在我国的汉代，统治者对教育是相当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