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尊儒术思想

汉武帝16岁登基，面对先辈的丰厚遗产，他希望把政权集中在皇帝之手，干一番大事业。而新儒学正符合他的要求，于是在他登基后做的第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便是尊崇儒学。所以才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出台，把儒学定为最高统治思想。这是汉武帝为实现政治抱负所奠定的思想基础，其实质是对政治指导思想作出新的选择和确定。

汉武帝深知，治国之道最重要的就是尊贤任能，使俊杰在位。先贤墨子曾说：“尚贤者，政之本也。”“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

因此，在汉武帝掌国执政后的第二年建元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40年农历冬十月，他便下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汉武帝还下制书，策问治国之道。这时，一份论述“天人合一”“君权神予”“《春秋》大一统”的文章吸引了他，他反复诵咏，不禁拍案叫绝。再看篇尾署名，竟然是广川董仲舒。

董仲舒是文景气氛熏陶和培育出来的汉代第一位有系统思想体系的经学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以及政论家。汉文帝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79年，他出生在一个家有大批藏书的大地主家庭。

董仲舒从小就潜心发愤，“论思《春秋》，造著传记”，以著《公羊春秋》著名，著有《春秋繁露》17卷。他的思想以《春秋》为基础，糅进阴阳五行，来发挥阐扬先儒思想，开创并奠定了汉儒思想的基础。在他30岁的时候，开始招收了大批学生，精心讲授。

通过讲学，董仲舒为汉王朝培养了一批人才，他的学生后来有的当了诸侯王国的国相，有的成了长吏。由于董仲舒广招门生，宣扬儒家经典，他的声誉也日益扩大，在汉景帝时当了博士，掌管经学讲授。

董仲舒课讲得十分精彩，弟子很多，而后弟子再教弟子，一些再传弟子甚至只是听说过他的大名，根本就没见过他的面。他一门心思教学和研究，甚至3年都没回家。他的行为举止，都遵循礼节，很多读书人都尊他为师。

而汉武帝对董仲舒的博学早有耳闻，如今一看，果然是名不虚传。汉武帝下的这三封对策，董仲舒有问必答，字字句句都切中武帝的心意。于是，汉武帝立刻写下了“贤良之首”4个大字，并下旨：“速召董仲舒觐见，朕要当面策问。”宫廷内外，顿时议论纷纷，都想一睹董仲舒的风采。

不久之后，汉武帝又在未央宫单独召见了董仲舒。汉武帝对他说：“朕即位以来，希望治理好国家，深感责任重大，昼夜不敢安心。深思万机，犹恐有失。所以广请四方豪杰与贤良有学之士，希望能听到你的有关治国的宏论。朕当专诚听取，向你请教。”

董仲舒说：“这是我主英明圣哲的体现，臣愿竭尽全力，以报圣上恩德。”

汉武帝见董仲舒举止合礼，言辞达理，心中非常满意。汉武帝接着问：“朕有些问题百思不得其解，想烦先生解释。从前三皇五帝的时候，天下太平。可到后来，王道衰微，国家灭亡，这是否是天意如此？朕继位后，很想取法上古，向尧舜看齐，使天下圣明，不知这样做有没有用？夏商周三代受天命而兴起，它们的祥兆是什么？天下的灾异为什么会起？人可寿夭，天性有好坏，究竟是什么道理？还有，朕现在希望淳朴的风尚在社会上畅行，法令能执行下去。刑罚减轻，奸佞改过。朕也期望百姓和乐，政治清明。如何修治整饬，从而达到雨露滋润，百谷丰登，享受天的保佑和鬼神的阴庇，洋溢着德泽足以施及四海众生，但不知怎么样才能实现？”

汉武帝一口气提出这么多问题，他看了看面前的董仲舒，接着又说：“先生明晓先圣的业绩，研究风俗习气的变化和事物发展的规律。而且先生研究高深学问的时间也很久了，请阐明你的看法。”

董仲舒是一个饱读诗书的人，他见汉武帝年纪轻轻，便提出了这么多非一般常人可提出的尖锐深刻的问题，深切地体会到汉武帝很了不起。他多年研读讲学，已形成一套自己完整的儒学治用思想和理论。他望了望御座上的汉武帝，定了定神，然后一一作了回答：

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习，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还至而有效者也。《诗》曰“夙夜匪解”，《书》云“茂哉茂哉！”皆强勉之谓也。

……

董仲舒用了天谴论回答了武帝“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的问题。他又提出，国家若要长治久安，必须要兴起儒家的“礼乐教化”。

他说：“国君是承继上天意志在人间办事的，故应当用德教，不能滥用刑罚，刑罚不能用来治世，就像年岁不能用黑夜造成一样。”因此，他建议要以“教化”治理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

“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教化立则奸邪皆止”。要教化百姓，就要在国都设立太学，在邑城设立庠序。接着，董仲舒猛烈抨击秦朝以法治国的弊端，认为秦的历史证明，法令愈多而奸邪愈生，正好像扬汤止沸、抱薪救火一样。

秦朝以法治国的遗毒余烈，至今尚未泯灭。汉家已有天下70年了，必须改变这种局面，这叫作“退而更化”，只有更化才能治理好国家。

董仲舒的第一个对策，适应了当时汉朝从政治上、思想上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切中了当时政治上最高代表汉武帝的心思。这位年轻君王早就酝酿着许多想法，只是还没有系统化、理论化，还很朦胧，也没有用文字、语言表达出来。听了董仲舒的对策，他大为惊异，想不到汉家天下竟有这样的人才。

很快地，汉武帝对董仲舒进行了第二次召见。董仲舒能够推行自己的主张，当然感到十分兴奋。他把自己思索了多年的哲学观点和政治思想，郑重地提了出来：

臣闻尧受命，以天下为忧，而未以位为乐也，故诛逐乱臣，务求贤圣，是以得舜、禹、稷、卨、咎繇。众圣辅德，贤能佐职，教化大行，天下和洽，万民皆安仁乐谊，各得其宜，动作应礼，从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此之谓也。尧在位七十载，乃逊于位以禅虞舜。尧崩，天下不归尧子丹朱而归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为相，因尧之辅佐，继其统业，是以垂拱无为而天下治。

董仲舒进一步总结了三代以来的历史经验，特别点明秦朝以刑法治天下，“赋敛无度”，导致“死者相望而奸不息”的教训。为了培养一批“德治”人才，他再次建议设立太学，作为“教化之本”。

他说皇帝若通过考问得到天下“英俊”之才，就有可能实现三代的至治局面，陛下的英名也就能和尧、舜比美。早就想成就一番事业的武帝，被董仲舒的对策说得心痒痒的。这两次的对策，都获得皇帝的嘉许，董仲舒感到不胜荣幸。他在第三道对策中，郑重提出自己思索多年的哲学观点和政治思想。

董仲舒希望汉武帝要坚持不变的天道。在不变的天道之下，让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间遵守严格有序的上下尊卑关系，使“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廷有位，乡党有序”，以保持永恒的封建秩序。

他又向汉武帝提出了政治上大一统的思想，“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帝王要在“大一统”的总原则下，统一思想。凡是不符合儒家六艺、孔子之术的思想学说，一律摒绝禁止，不允许再存在。

只要“邪辟之说灭息”了，“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老百姓就好统治了。董仲舒这套建立在唯心主义哲学观点上的政治思想，从“春秋大一统”的原则出发，维护了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利用儒家思想，以维持封建统治秩序。

在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董仲舒的思想原则，不仅加强了封建中央集权制度，也适应了建立在宗法制基础上的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要求。这就是武帝能够接受他3次对策的根本原因。

董仲舒对策成功，汉武帝任命他为江都相，在武帝之兄易王刘非那里做事。武帝下诏，命令全国“推问孔氏，抑制百家，立学校之官，州举茂材孝廉”。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为汉武帝时期意识形态领域中一项重大政策，对以后的封建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董仲舒后来年老归家，朝廷每有大事，还遣使相问。他的对策和儒家论著，前后共写了123篇，其中一部分保留在流传至今的《春秋繁露》这部古书中。

董仲舒的这些主张，是从维护专制统治的长远利益而谋略的，这不仅有利于专制统治的长治久安，而且为汉武帝统一思想，集权中央，一统天下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因而被汉武帝采纳。

从汉武帝以后，儒学居于独尊地位，成为此后整个汉代以至两千年封建社会间统治人民的正统思想，汉武帝为独尊儒术，使这种思想推而广之，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兴办太学。

大约是在建元对策的当年就建立了太学，到了建元五年，也就是公元前136年春，又设置了五经博士，将博士制度与太学制度结合起来，进而确立以经术造士的教育制度。太学完全采用儒家五经为课程，教师聘请儒学博士担任。

元朔五年，也就是公元前124年，汉武帝下《劝学诏》，命礼官劝学，把举遗风、兴礼学视为天下的首要任务。汉武帝还号召在郡国兴办地方学校，推广蜀守文翁在郡兴立地方学校的做法，“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

这样，使得儒学成为士人进身阶梯，天下士人为进入仕途，纷纷统一到儒家思想中来，用儒学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才成为封建专制中央集权最得力的拥护者。

汉武帝对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并未完全实施。尊儒兴学，他做了，而禁灭百家的极端主张，他没有采纳。在保证儒学的官方学术、政治主导思想的前提下，汉武帝在学术思想领域走的是“悉延百端之学”的路子。

除了学官独用儒家外，武帝没有排斥百家，禁止学术活动。前朝好其他学说的许多大臣，大都留任朝廷，有的还被重用。朝廷中有些公卿即使是以儒术见用的，也可兼治其他学说。对郡国及民间的其他学说活动，武帝并未明令取缔、禁止，而任由其存在。

“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是武帝继位后实行的学术文化政策，它表明了武帝并不动用皇权强行推行和追求学术思想的大一统，而是在确定了儒家为主流、主导思想之后，不断按实际需要吸取诸子百家学为辅导，作为对自己政治主导思想的必要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