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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是个具有高度文化素养的皇帝，从小就接受了很好的文化教育，对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都有着十分浓厚的兴趣。同时，他还是一位酷爱文化典籍的皇帝，他非常重视搜集图书典籍。
那时，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古代流传下来的文献图书受到了严重损耗，社会上流传的图书也因此变得很少，私人藏书都不肯拿出来。因此，汉朝初年曾下诏令，广事收罗书籍篇章，广开献书之路。可是，直到汉武帝即位之后，所收集的图书也还是不多，而且，大多数收集出来的文献也都是残缺的，不是文字缺少就是竹简脱漏。
有一次，汉武帝在皇家成书处，看到这些费了很大劲才收集起来的零乱散落的竹简，喟然长叹了一声，说：“朕真痛心啊！”于是，他便下定决心要把经过秦火燔余的古代文化典籍，尽可能地搜集、整理、保藏起来。因此，他向全国下命令，继续在各地征集图书。
同时，在太常府、太史府和博士官办公地点建设藏书楼，在皇宫内增设了辟延阁、广内、秘室府等藏书楼，专门保管、整理搜集来的图书。他还下令设置抄写图书的专职官员，翻抄包括经书和诸子百家在内的图书典籍。
在武帝的直接关心和支持下，国家搜集的图书一天天多起来。每当收到一种好书，送到汉武帝手上的时候，他都十分高兴。在保存、整理和流传古代文化典籍方面，汉武帝十分有远见、有魄力，同时，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汉武帝从青年时代就十分喜好文学，汉赋的成就，在当时的文化收获中最为辉煌夺目。赋，是从骚体演变而来的散文和韵文并用的文体。赋的成就，也继承了先秦诸子散文巧文多智的特色。汉赋，当时是文学的主流。
《汉书·艺文志》著录文学成就“诗赋百六十家，千三百一十八篇”中，有“屈原赋二十五篇”等“赋二十家，三百六十一篇”，“陆贾赋三篇”等“赋二十家，二百七十四篇”，“孙卿黼十篇”等“赋二十五家，百三十六篇”，“《客主赋》十八篇”等“杂赋十二家，二百三十三篇”。总共多达78家，占诗赋总和的73.58%。篇数合计多至1004篇，占诗赋总和的76.18%。其中除个别先秦和“秦时”的作品外，其他均为西汉作品。
西汉早期的赋，像是贾谊的《吊屈原赋》等，这都属于是借物抒怀，意境深沉的篇章。枚乘的《七发》，开辟了汉武帝时代长篇赋的先河。汉武帝时期，赋的创作走向了全盛阶段，名家名作迭出。
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大文学家司马相如。有一次，汉武帝读到《子虚赋》时，就深深地被文章中那和谐的音调，华丽的辞藻，奇特的构思吸引，令汉武帝赞不绝口。当他看到作者的名字是“司马相如”时，他感慨万千地说：“真是遗憾啊，我没有跟这样的人生活在同一个时代！”
汉武帝的这番话正好被当时负责给他养狗的杨德意听到，于是，他便上前一步说：“皇上，这《子虚赋》的作者正是我的同乡司马相如啊！”汉武帝听后十分高兴，立刻就要召见这位自己欣赏的才子。
司马相如，字长卿，小名狗儿，蜀郡成都人，小的时候就很喜欢读书、击剑，他的父母十分怜爱他，称他为犬子，到了12岁那年，有一次偶然读到了史书，便对战国时期的蔺相如极为仰慕，所以便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相如。
那时蜀郡的太守文翁，大兴教化，选择本郡的士人，送到京城去学习，司马相如和他的一位好朋友王吉正好被选中。5年之后学成回来，文翁便委派司马相如为教授。后来，文翁去世了，司马相如就不愿意继续做教师的工作，于是便前往长安游学。
这时，是汉景帝在位，司马相如大约20多岁左右，他出资30万缗，入朝为郎，做了汉景帝的武骑常侍。虽然说他小的时候学过击剑，但是他更看重文学，因此，他认为这些并非其所好。而且，汉景帝不喜好辞赋，因而他时常会有不遇知音的感叹。
刚巧梁王刘武入京朝拜汉景帝，跟他来的善于游说的人，有齐郡人邹阳、淮阴人枚乘、吴县人庄忌先生等。司马相如看到这些人就喜欢上了，因此就借生病为由辞掉官职，旅居梁国。
粱孝王让司马相如这些读书人居住在一起，这使得司马相如有更多的机会与读书人和游说之士相处。他们一起游山玩水，弹琴作赋。其中他所创作的《子虚赋》便是这个时期的作品。这篇《子虚赋》一经传播便是举国名扬。而且这个时期也是他一生当中最惬意的阶段。
后来，司马相如被召进朝廷，汉武帝问他：“这《子虚赋》果真是你所作？”
司马相如说：“是。但这赋只写诸侯的事情，并不值得一看。请让我写篇天子游猎赋，赋写成后就进献皇上。”
汉武帝是个田猎迷，听到他这样说，便很想看看司马相如到底是怎样描写狩猎的激烈而雄伟的场面。于是，汉武帝答应了，并命令尚书给他笔和木简。
司马相如挥笔疾书，洋洋洒洒，写下了著名的《上林赋》。他以夸张的手法、光华的文采和丰富的语汇，描写了宫苑的富丽，田猎的欢乐，又暗寓讽刺的含义。
在内容上，它以宫殿、园囿、田猎为题材，以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帝王奢侈为主旨，既歌颂了统一大帝国无可比拟的声威，又对最高统治者有所讽刺，开创了汉代大赋的一个基本主题。
在形式上，它摆脱了模仿楚辞的俗套，以“子虚”“乌有先生”“无是公”为假托人物，设为问答，放手铺写，结构宏大，层次严密，而写作的语言富丽堂皇，句式也有很多变化，加上对偶、排比手法的大量使用，使全篇显得气势磅礴，形成铺张扬厉的风格，进而也确立了汉代大赋的体制。
当司马相如把赋进献给汉武帝后，汉武帝被这篇华丽的辞赋迷住了，他特别高兴。因此，对他授以官职，赐给笔札，让其专事写赋。从此，司马相如便一直随从在汉武帝左右，写下了大量的诗赋。流传至今的《子虚赋》和《上林赋》，便是较为重要的两篇，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极高地位。
而在当时，另一位具有文学才能的人则是以滑稽出名的东方朔。东方朔，本姓张，字曼倩，平原郡厌次县人。建元元年十月，也就是公元前140年，16岁的汉武帝签发了一道诏书，要求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诸侯相等各级官僚，推举贤良方正、敢于直言觐见的读书人到朝廷做官。同时，也鼓励天下的吏民直接给皇帝上书，提建议，发议论。
因此，四方士人纷纷都上书议论国家政事的得失，在这当中不乏参杂着一些炫耀卖弄自己才能的人，对那些不够录用条件资格的人就通知他们：上书皇帝已经看了，让你们回家去了。
而东方朔刚到长安，便以3000片竹简内容上书汉武帝。这些竹简需要两个人才扛得起，而汉武帝整整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才读完。在自荐书中，东方朔这样说道：“我东方朔少年时就失去了父母，依靠兄嫂的扶养长大成人。我13岁开始读书，经过3年的刻苦，读的书籍已经足够多了；在15岁时学习击剑；16岁学《诗》《书》；阅读量达到了22万字。19岁又开始学习兵法和作战的常识，懂得各种兵器的用法以及作战时士兵进退的征鼓。这方面的书也读了有22万字，这些总共加起来足有44万字。我本人更加钦佩子路的豪言。
“如今我已经22岁，身高9尺3寸。双目炯炯有神，像明亮的珠子，牙齿洁白整齐得像编排的贝壳，勇敢像孟责，敏捷像庆忌，廉俭像鲍叔，信义像尾生。我这样的人，应该能够做天子的大臣吧？”
汉武帝读后，认为东方朔气概不凡，便命令他在公车署中等待召见。由于公车令俸禄微薄，又始终没有得到汉武帝的召见，因此，东方朔觉得很是不满。
这一天，东方朔午休起来，一群侏儒像是刚从外边吃饭回来。满面红光，叽叽喳喳。这些侏儒是专门给皇上养马的。东方朔一看到他们这个高兴样子就来气：我堂堂的9尺男儿，怎么能和这些人为伍呢？我得想办法吓唬他们一番。
于是，东方朔便冲着那群侏儒们喊道：皇帝说你们这些人既不能种田，又不能打仗，更没有治国安邦的才华，对国家毫无益处，因此打算杀掉你们。你们还不赶紧去向皇帝求情！”
那些侏儒听说皇帝要杀他们，便嚎的一声哭了起来。而东方朔在一边强忍住笑，装作十分同情的样子劝道：“有道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死到临头，你们光知道傻哭有什么用，还不赶快想点办法！”
众侏儒跪到地上，恳切地说道：“人慌无智，我等有什么办法呀？听说东方先生您是皇上十分看中的人，请求先生赶快给我们想个办法，救救我们这些可怜的侏儒吧！”
这时，东方朔叹了一口气，说：“不是在下不愿意给你们想办法，只怕是这事传到皇上耳里，说在下泄了他的密，坏了他的大事，找在下算账可怎么得了？”
侏儒们拍着胸脯向东方朔担保，说道：“先生放心，您救了我们大伙的命，我们感激都来不及，谁还会把您给捅出去呢？”
东方朔慷慨激昂地说道：“捅出去在下也不怕，大不了一死，死在下一人，换你们生，死也死得值得了。”这话说得侏儒们热泪盈眶，再一次磕头以示感谢。
东方朔轻咳一声，清了清嗓子说道：“这样吧，你们尽管去皇宫门口候着，一旦御驾出来，大家一齐将它拦住，叩头谢罪。皇上问你们听谁说的，你们就推到在下身上，保准你们没事。”
众侏儒破涕为笑，千恩万谢地离去。第二天，果然依着东方朔的话，早早地来到宫门口候驾。等皇上出来之后，他们呼啦一下围了上去，一边下跪磕头，一边哀求皇上饶命。
汉武帝一听当时就懵了，一脸困惑地说道：“朕何时说过要杀你们，你们这话是听谁说的？”
众侏儒异口同声地回道：“臣等是听东方朔说的。”
汉武帝脸色铁青，咬牙切齿地说道：“这个东方朔，谣言竟敢造到朕的头上！韩嫣听旨。”
韩嫣闻声而出，跪地问道：“陛下有何赐教？”
“速传东方朔进宫见朕。”说完，便喝令打道回宫，坐等东方朔。
这时，东方朔正在卧室读书，一听说皇上召见，赶紧整了整衣冠，大步流星地朝皇宫赶来。见到皇帝后，他赶忙三拜九叩，行君臣大礼。
这时，汉武帝问道：“东方朔，听说你恐吓侏儒，你可知罪？”
东方朔面对皇上的问罪，高声说道：“启奏陛下，臣不知罪！”
汉武帝把脸一沉说道：“你恐吓侏儒，造谣惑众，而这谣言竟然制造到了朕的头上，你难道还不知罪吗？”
东方朔理直气壮地回答道：“我是不得已才这样做的。侏儒身高3尺，我身高9尺，然而我与侏儒所赚的俸禄却一样多，总不能撑死他们而饿死小臣吧！圣上如果不愿意重用我，就干脆放我回家，我不愿再白白耗费京城的粮食。”
汉武帝听后纵声大笑，于是命令他在金马门待诏，至此东方朔与武帝的关系就稍稍亲近了一些。有一次，汉武帝玩射覆的游戏时把壁虎藏在盂中，却没有人猜中。
东方朔看了一阵，哑然失笑，他这一笑，把众人的目光全都都吸引了过来。汉武帝有些诧异地问道：“东方朔，你能猜中这盂里是什么东西吗？”
东方朔不慌不忙地回道：“能。臣曾学《易》，请允许我猜猜是什么。”于是他将蓍草排成各种卦象，回答说，“我认为说它是龙却无角，说它是蛇又有足，肢肢而行脉脉而视，善于爬墙，这东西不是壁虎就是蜥蜴。”
说完之后，汉武帝就派左右的人把盂掀开，果然是只壁虎，围观人都齐声称妙。武帝心中高兴，当众赏给东方朔细帛十匹。接着，汉武帝又让东方朔猜其他的东西，而东方朔每猜必中，都会得到皇帝的赏赐。从此之后，汉武帝便任命东方朔为常侍郎，东方朔也终于受到了汉武帝的喜爱。
建元三年，也就是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常常出游狩猎，出游的时间也从一天到5天。后来，这样的游玩已经不能为汉武帝所满足。加之路途遥远又被当地的百姓厌烦，于是汉武帝萌生了修建上林苑的想法。
在估算完修苑囿所占农田的价值之后，又派人划出占地所属县的荒地以抵偿农民。做此决策之时东方朔恰好在场，便向武帝谏言：“请陛下不要扩建上林苑！”
此言一出，武帝的脸立马沉了下来，文武百官目光各异地瞅着东方朔。有赞许，有担心，也有幸灾乐祸。对此，东方朔全然不顾，一口气讲了“不要扩建上林苑”的两大理由：
“陛下，终南山是国家天然的屏障。从大汉建国以来，离开了三河之地的洛阳，而在灞水、浐水之西，泾河、渭河之东建立都城，这里就是所谓的像大海一样富饶的地方。秦王朝凭借它降服西戎，兼并崤山以东的地区；终南山是座宝山，这一带山中产玉和金、银、铜、铁以及优质木材。各种手工业用它们做原料，百姓们靠它们维持生活。
“这里又盛产稻、黍，还有梨树、栗子、桑、麻和竹子等物品，土地适宜种植姜和芋头，水中有许多青蛙和鱼类。贫穷的人家可以靠这些获得温饱，而不必担忧饥寒之苦。所以，丰、镐之阔，号称肥沃土膏，每亩地的价值都达到一斤黄金。
“而今陛下把终南山划为上林苑，就断绝了田沼湖泽的财利来源，夺取了百姓的肥沃土地，对上减少了国家的财税费用收入，对下破坏了农桑生产，这是不该建上林苑的第一个理由。
“而开拓并营建上林苑，周围筑墙以作为禁苑。皇帝在苑中可以策马东奔西驰，驱车南北追逐，其中有很多的深沟大河，乱石高岗。为追求一天的射猎乐趣，不值得尊贵无比的天子去涉险犯难。这是不该建上林苑的第二个理由。”
接着，东方朔又列举了殷纣王、楚灵王、秦始皇大兴土木导致天下大乱的例子。最后献上《泰阶六符》希望汉武帝能够观察天象的变异而自省自己所做的事情。汉武帝因此拜东方朔为一千石太中大夫之官职，加给事中之衔，并赏赐黄金百斤。
东方朔虽以滑稽出名，但他取得官职也是因为他写得一手好辞赋。他时常以诙谐幽默的言辞，为汉武帝解闷。有时也在其中夹进一些讽谏的内容，因而博得了汉武帝的赞赏。
汉武帝搜罗、蓄养大批文人学士，一方面命他们随从出巡出游，作辞献赋量才录用，同时也让他们参与政治，在朝廷中委以官职。有了大事廷议时，也让这些人参加，对公卿的奏本提出意见，平时则都是作为专职的文学侍从和俳优弄臣蓄养起来。
武帝经常和群臣在柏梁台聚会饮酒赋诗，据说古诗中的“柏梁体”就是由汉武帝和群臣赋诗而开始流行起来的。汉武帝自己创作诗赋的水平也相当高，流传至今的《瓠子歌》《秋风辞》和《李夫人歌》等，都非常精美，表现出他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修养。
同时，汉武帝重视修史，以学识非常渊博的大学者司马谈为太史令，使其次第旧闻，裁剪论著。司马谈有志于编撰一部汉王朝的通史。为此，他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司马谈是左冯翊夏阳人，司马迁的父亲。他博学多识，曾随当时著名天文学家唐都学习天文历法知识，跟随哲学家杨何学习《易》，并对黄老之学进行过深入钻研。
可是，司马谈的宏愿还没有实现，却于元封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10年，病死于洛阳。死前，他郑重地把未竟的事业，嘱托给他的儿子司马迁。
司马迁是龙门人，自幼受到家庭的熏陶和良好的教育，使他对文史星卜之学有浓厚的兴趣。他非常好学深思，曾师事著名经学大师董仲舒、孔安国等，博通天文历法，诸子百家。
当初，在董仲舒向汉武帝上书三纲五常的时候，司马迁就深深地被董仲舒的对答钦佩不已，一心想跟从他学习。于是，在下朝的时候，司马迁便追了上去，向走在前面的董仲舒施礼道：“董老先生，请受小生一拜，您刚才的对答真是太了不起了。”
这时的董仲舒不认识司马迁，于是便问跟他并肩走着的大臣：“这个孩子是谁？”
大臣看了看司马迁说：“噢，他是太史公司马谈的儿子，太史公常把他带到殿下旁听。”
这时，司马谈赶了上来：“董先生，这是在下的犬子司马迁，冒犯了，孩子，还不赶快给董先生叩拜。”
司马迁听了父亲的话，赶忙跪下：“高师在上，请受小生一拜。”
“快请起，请起。”董仲舒扶起了小司马迁。
司马迁说：“我听说董老先生特别苦学，曾经3年没有进过花园。”
董仲舒听了司马迁的话后，不禁大笑起来，说道：“是啊，确实是有3年时间不曾离开书房去光顾花园。司马迁，那你是欣赏我的什么观点呀？”
司马迁回答说：“我推崇您的大一统。”
董仲舒又是一阵笑，说：“好，小小的年纪就会如此有眼力，真不愧是太史公的儿子。”
“先生过奖了。以后，还要请您多多垂教呢。”司马谈说。
“可以，可以。”从此，司马迁便跟随董仲舒学习了。
有一次，在董仲舒的家里，董仲舒在给司马迁讲《春秋》。
司马迁便问道：“老师请赐教，《春秋》的大义是什么？”
这时，董仲舒放下手里的书简，对司马迁说道：“要知道《春秋》的大义，首先要知道孔子作《春秋》的时代背景和写作动机。”说着便站了起来，走到窗口，看着窗外树下的落叶，想到孔子晚年著《春秋》时的落寞，于是又接着说，“孔子所处的时代是王室衰落，诸侯称霸，礼崩乐坏的时代，那个时候，臣僭君，子弑父，可谓君不君，臣不臣，朝纲不张，礼义不明，所以……”
司马迁眨了眨眼说：“所以，孔子作《春秋》以正礼义、明视听。”
“说得对。所以孔子作《春秋》是为了拨乱反正。”
这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来了，司马谈问道：“董老先生，犬子学得如何？”
“他功底不错，真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啊！老夫准备给他讲完《春秋》后讲《左传》。”董仲舒欣慰地说道。
不久之后，司马谈带着司马迁乘车前往孔安国府上拜师。路上，司马谈向儿子介绍：“孔安国是长安赫赫有名的儒学大师，他精通《尚书》，他是孔子的第十一世孙。他学的《尚书》是从曲阜孔子故居的夹墙里发现的。因为是用篆书写的，所以又叫《古文尚书》。”
“噢，父亲，《古文尚书》与今文《尚书》还有什么不同？”
“比今文《尚书》多16篇，现在孔安国老先生已经把它译成今天通行的隶书了，你要向他学的就是今文《尚书》。”
司马迁兴奋地说：“父亲，孔安国真了不起。”
到了孔安国府上，孔安国看过司马迁问道：“在家都学了些什么？”
这时，司马迁的父亲说道：“犬子在家，就读于家乡的书院，主要学的《诗经》《论语》及《周礼》，到长安后，又拜师于董夫子学完了《春秋》《左传》，现在想深造《尚书》。”
孔安国对司马迁说：“看来小公子崇尚正义，《尚书》是讲为政治国的书，你感兴趣吗？”
小司马迁回道：“禀先生，《尚书》我已初学，略知一二，《书》是史官的临政记录，《书》记先王之事，长于政。”
这时，孔安国用手摸了摸雪白的胡须，点了点头，对司马谈说：“太史公，令公子将来恐怕是经国之才呀。老夫就收下这个弟子了。”
从此，司马迁便向京城里一位又一位的高师求教。
元朔三年，也就是公元前126年，20岁的司马迁为了“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进行了一次全国性漫游。他南游江淮，登会稽山，访问大禹陵，又去楚地，攀九嶷山，浮舟沅水、湘水之上，再北上齐鲁，观孔子遗风，在孟子故乡邹县峄山观看古老的乡射之礼……每到一处，必求访当地父老，搜集史事，了解风俗，考察山川。
这次漫游，不仅使司马迁搜集到了许多宝贵的史料，而且使他深刻地认识了社会，为他以后著史奠定了重要基础。回到长安后，汉武帝对这个广阔博识、学问丰富的青年人，十分重视，任命他为郎中。
后来，由于他的父亲司马谈因为未能跟随汉武帝参加泰山封禅大礼而忧郁成病，临终前他难过地对司马迁说：“我死以后，你必为太史。做了太史，莫忘了我的遗愿。今大汉兴盛，海内一统，上有明主贤君，下有忠臣义士。我身为太史，而未能记载，愧恨不已。你一定要记住，完成我未竟之业！”
司马谈去世后，司马迁继任父职为太史。他读遍了皇家藏书处“石室金柜”收藏的文史经籍、诸子百家。5年以后，他以太史令身份和太中大夫公孙卿、壶遂一起，参加了太初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04年的历法改革。这都说明，武帝对他的才能是很看中的。
天汉三年，也就是公元前98年，正当司马迁全力著史时，发生了李陵叛降匈奴之事。司马迁为李陵辩解，触怒了汉武帝，将其下狱处以腐刑。
伤残肉体的酷刑，不仅使司马迁受到剧烈的肉体痛苦，更使他的精神遭受严重创伤。年已48岁的司马迁想自杀，但他想起了父亲的遗言，想到了古代圣贤：周文王被囚禁于羑里，推演出了《周易》；孔子遭困厄，编撰了《春秋》；屈原被放逐，写出了《离骚》；孙膑受了膑刑，完成了《孙膑兵法》。终于以惊人的意志忍辱负重地生活下来，发愤要完成父亲的未竟之业。
身心备受摧残、忍辱含垢生活的司马迁深知：“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决心以残烛之年，完成父亲要他完成的史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让这部书流传下去。到那时，即使万死，也无悔恨了。
司马迁忍辱负重，发愤著述。终于在征和三年，也就是公元前90年左右，完成了他的史著。前前后后大约用了18年的时间。时人称之为《太史公记》或《太史公书》或《太史公》。大约是在魏晋以后，称为《史记》。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历史巨著。他运用本纪、表、书、世家、列传5个部分，叙述了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约3000年的历史。全书共130篇。
“本纪”按年代顺序记述帝王的言行、事迹；“表”分为世表、年表、月表，以表列人物、事件、爵位、世系等内容；“书”记载各种典章制度及其演变；“世家”记载诸侯兴衰以及有特殊地位人物的事迹；“列传”记载各种代表人物的活动事迹。
全书共十表、八书、十二本纪、十三世家、七十二列传，共50多万字。司马迁所开创的纪传体史，成为以后历代王朝正史的规范体例。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永垂千古的光辉史著。
《史记》不仅记述了中国历史，还兼及当时所能了解的广大空间地域的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和历史，是当时的世界历史著作。《史记》综合性的体例，内容系统，全面丰富，记录准确，条理分明，便于人们全面概括地把握历史。司马迁首创这种修史体例，形成中国史学著作的优秀传统。《史记》以其独创性、科学性、完整性、系统性远远超越了古代世界各国的史学著作。
它的产生，不完全是司马迁个人遭遇的产物，也是汉武帝时期封建大一统帝国建立后，总结以前历史的产物。没有汉武帝时期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就不可能产生司马迁这样伟大的史学家，不可能产生《史记》这样伟大的史学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