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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5月7日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出生于俄国的边境小镇伏特金斯克。父亲伊里亚·彼得罗维奇·柴可夫斯基是当时伏特金斯克矿区一个官办的铁矿厂经理，他做过矿山学校教师，当过工程师和矿场总管，是一个非常善良、谦逊、和蔼可亲的人。
已到不惑之年的老柴可夫斯基算是小镇上的一位名人，铁矿厂经理的职务使他收入颇丰。他在前妻去世后，娶了年轻而贤惠的亚历山德拉·艾希尔。亚历山德拉·艾希尔是一位法国移民的女儿。据说艾希尔的祖辈是为逃避法国大革命而来俄国定居的，她的父亲是位有名望的议员。
艾希尔受过很好的教育，在文学和音乐方面很有修养，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和德语，会弹琴，能唱歌，富裕的家境使他们的生活安定而甜蜜，艾希尔闲暇时常常坐在钢琴旁打发时光，她弹的钢琴往往使丈夫着迷。
伏特金斯克远离喧嚣的欧洲，在这偏远的地方，到处洋溢着大自然的魅力与旋律。高峻的山峰，林立的松树，冬天一身银装素裹，春天一片郁郁葱葱。漫步白桦林中，似有一双双眼睛在追寻，泛舟河上，又有一曲曲渔歌在荡漾……小柴可夫斯基最喜欢牵着母亲的手，陶醉在这安谧和古朴的大自然中。
“妈妈，这渔歌真好听。他们心中一定有许多难过的事吧？”
天真的小柴可夫斯基常常会为一首首悠扬的民歌感动，母亲艾希尔也常常情不自禁地跟着哼唱。母亲会唱当时许多流行的歌曲和浪漫曲，她并不是一个音乐家，但孩子却在她那优美的钢琴曲中，在她柔美的哼唱中陶醉。这些便形成了柴可夫斯基早期初步的音乐启蒙。
柴可夫斯基4岁那年，母亲艾希尔为大儿子库拉依和寄居他们家的外甥女丽蒂亚请了个女家庭教师。她选中了一位年轻的法国姑娘，名叫樊妮·德贝巧。
老师一上任，“可爱而早慧的孩子”柴可夫斯基就闹着要跟班学习所有课程，就这样，年幼的他就加入了跟哥哥姐姐一起学习的行列。
柴可夫斯基家的孩子们接受着严格的传统教育，他们必须按照规定的作息时间学习、玩耍，进行女教师安排的各种活动。小柴可夫斯基非常聪明，也很努力，在听女教师阅读文学作品时，他总是聚精会神，而在课间休息时，他会想出许多游戏的花招儿。
每当下午的时候，孩子们就围坐在德贝巧身边轮流讲故事，小柴可夫斯基讲得绘声绘色，很吸引人。不过，他却是个“玻璃人儿”，特别敏感和脆弱。对待他可要小心翼翼，微不足道的小事也会刺伤他，别的孩子当成耳旁风的批评和责怪会让他惊恐不安。女教师对小柴可夫斯基的照顾倍加精心。
小柴可夫斯基不仅热爱学习，对音乐也很感兴趣。当时家里除了有一架钢琴之外，还摆着一台名叫“乐队琴”的奇特的乐器。它由许多粗细不同、长短不等的风琴管子组成，能发出乐队中许多乐器的声音，类似现在的录音盘。
这件乐器在小柴可夫斯基的脑海里留下了最初的印记，特别是在乐队琴的音乐集锦中有他终生喜爱的莫扎特的歌剧《唐·璜》中的咏叹调，还有当时在俄罗斯甚为流行的意大利歌剧大师贝里尼、唐尼采蒂和罗西尼等人的作品选曲。当时柴可夫斯基凭自己灵敏的听觉，能在钢琴上十分准确地弹出他从乐队琴里听到的曲调。
柴可夫斯基刚过5岁生日后，家里就为他聘请了一位钢琴教师，对喜欢音乐的他进行比较系统的训练。
钢琴教师的名字叫玛丽亚·玛尔柯夫娜·帕里契柯娃，柴可夫斯基在玛丽亚老师的指导下渐入佳境，在音乐的海洋中如鱼得水，不到几个月的时间，他就可以跟玛丽亚老师弹奏得一样好听了。
在跟玛丽亚学习弹琴的这段时间里，柴可夫斯基常常表现出一种非凡的才能。
一次，一位波兰客人曾向他介绍过肖邦的《玛祖卡》，后来他居然自学学会了两首《玛祖卡》，这的确让人吃惊。
有一天，家里来了许多客人。整个晚上大家都在弹琴唱歌、欣赏音乐。因为是过节，孩子们被允许也和大人们一起欢乐。
起初小柴可夫斯基也玩得很高兴，而晚会即将结束时，玛丽亚老师忽然发现他不见了，连忙跑到儿童间去察看，发现他正一个人躺在床上，但并没有睡着，而是眼睛里闪着晶莹的泪珠。
玛丽亚老师轻轻地抚摸着小柴可夫斯基的头，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小柴可夫斯基哭着说：“啊，这音乐，这音乐……”
其实当时四周已听不见任何乐声。“快把这音乐赶走吧，它总是萦绕在我脑海里，它就在这里！”柴可夫斯基指着自己的头抽泣着说，“它让我静不下来！”
常有这样的情形：夏日的黄昏，落日恋恋不舍地逗留在遥远的天边，晚霞染红了天空和湖面，从孤独的渔舟上不时传来渔民凄婉低沉的吟唱。小柴可夫斯基便一动不动地一个人坐在阳台上，一声不吭，好像他的魂已被那歌声带走了。这时无论谁和他说话他都听不见，谁也没有办法把他从阳台上拖进卧室。可见他是多么痴迷音乐呀！
在柴可夫斯基8岁这年，老柴可夫斯基接受了一份新的工作，他放弃了在伏特金斯克的铁矿厂经理职务。一家人决定背井离乡，准备前往莫斯科。
1848年9月26日，老柴可夫斯基带领一家老小，从伏特金斯克出发，踏上了寻求新前途的旅程。但是，当他们一家人拖着疲惫的脚步跋涉了12天到达莫斯科之后，老柴可夫斯基才发现，自己被一个不讲道德的朋友欺骗了，原来讲好的职位已经另有人代替了。
当时，正赶上莫斯科流行霍乱病，全城笼罩在一片恐怖的氛围之中。老柴可夫斯基很无奈地决定离开莫斯科，前往圣彼得堡。
再次经过一段漫长的旅程后，柴可夫斯基一家人到达了圣彼得堡。但此后的日子也并不顺利。哥哥库拉依和柴可夫斯基上了一所寄宿学校，但他们在这里经常受到欺负和歧视，学习也跟不上进度。没多久，兄弟俩就染上了麻疹，闹得整个家里都很不安宁。
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治疗，两个孩子虽然都恢复了健康，可是柴可夫斯基由于生了这场大病，又加上对环境的不适应，留下了比较严重的后遗症，变得郁郁寡欢，沉默寡言。
这时，老柴可夫斯基又找到了另外一份工作，就是去靠近西伯利亚边境的阿拉里纳斯克附近的一家私营矿山当经理，于是他们不得不又一次开始长途跋涉。但柴可夫斯基的哥哥库拉依仍然留在圣彼得堡，以继续完成他在寄宿学校里的学业，家里的其他成员又都踏上了漫漫征程，再一次开始吉凶未卜的旅程。
阿拉里纳斯克矿山是乌拉尔最古老的黑色冶金中心之一，创建于18世纪初叶，具有悠久的开采历史。矿脉分布在乌拉尔山脉的支系，紧邻尼瓦河，景色壮美。老柴可夫斯基很喜欢这里的一切，他们一家很快就在此安顿下来，开始了新的生活。
生活计划的不断改变，家庭地址的不断变迁给柴可夫斯基带来强烈的不稳定和彷徨感，另外，他还得忍受和哥哥库拉依分离的痛苦，因为他对兄长甚为依赖和尊重。所以，尽管柴可夫斯基的健康状况在一步步好转，但他的性格却变得越来越郁闷、急躁。这让母亲艾希尔很是着急。
柴可夫斯基的这种情况直至1849年年底才渐渐有所好转，家里又为他请来一位家庭教师，在新老师的精心管教下，柴可夫斯基才渐渐地恢复了对学习的兴趣。
这年的5月，母亲艾希尔又生下了一对双胞胎男孩，分别取名为阿纳托利和莫代斯特。可爱的双胞胎兄弟比柴可夫斯基整整小了10岁，但年龄的差异并没有影响他们之间持续一生挚热的亲情。
双胞胎兄弟出世没多久，家里便决定恢复柴可夫斯基的正规教育。1850年，柴可夫斯基被父亲送进圣彼得堡法律学校，成了一名法律专业的学生。
圣彼得堡法律学校是一所著名的贵族法律学校，是专门为沙皇的司法部门培养官吏的学校，但它也培养出了作曲家亚历山大·谢洛夫和艺术批评家弗拉吉米尔·斯塔索夫等一些杰出人才。然而，在柴可夫斯基进校时，这所学校已不像从前那样教授音乐了，这对柴可夫斯基来说是极为不幸的。
1850年10月，柴可夫斯基在母亲艾希尔的陪伴下，到达了圣彼得堡。这期间，母亲带他去看著名俄罗斯作曲家格林卡的歌剧《为沙皇献身》。这也是年幼的柴可夫斯基第一次到剧场观看正式的演出。
从乐队奏响第一个音符起，柴可夫斯基就因新奇和神秘的感觉而屏住了呼吸。熟悉的俄罗斯生活的场景一一展现在他面前，乐队的演奏和歌手的演唱都令他感到十分熟悉。他习惯带有俄罗斯民族风格的音乐，就像习惯母亲的嗓音一样。由此，柴可夫斯基的脑海里打开了一扇通向美妙旋律的自由之门。
就在母亲安排好一切行将离开圣彼得堡的时候，从出生以来一直没有离开过母亲的柴可夫斯基感到十分难过，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和恐惧突然袭来。
柴可夫斯基哭叫着紧抓着母亲的衣角不放，不让母亲走。人们怎样劝慰都无济于事，只好强行把他从母亲身边拉开。
柴可夫斯基一直哭喊着，跟在母亲坐的马车后面奔跑，直至渐行渐远的马车看不到踪影。这是柴可夫斯基第一次离开家，他很难适应法律学校的生活。他非常想念父母，想念哥哥，性格变得越来越抑郁、孤僻。
性格孤僻的柴可夫斯基把自己的精力都投入学习中，所以他的成绩非常好。虽然他不喜欢学校设置的那些枯燥课程，但是他从小养成了认真做事的好习惯，他对待学习也是一丝不苟的。
但是，幼时就表现出强烈自主精神的柴可夫斯基不甘受学校刻板教条和沉闷空气的羁绊，向往更为广阔、自由的发展空间，所幸的是学校还没有迂腐到限制学生课外兴趣的地步。
受俄罗斯深厚的文学传统的熏陶和影响，当时学校的贵族子弟都普遍爱好文学，学法律的学生爱好写诗作文也并不稀奇，而且他们还自己出版文学杂志，发表自己的习作。
柴可夫斯基班里有一名叫历可赛·卡什金的同学，他后来成为著名的俄罗斯诗人。他是班上文学刊物的创办者，当时就显露出杰出的写作才能。这时候的柴可夫斯基也积极从事文学活动，不仅写诗，而且写小说和一些评论文章。
除了写诗、作文之外，酷爱音乐的柴可夫斯基还是将他的主要课余时间都放在他所钟爱的音乐课业上了。他着重练习钢琴演奏，有时在琴凳上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枯燥而有益的练习为他日后成为技巧熟练、风格独特的作曲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柴可夫斯基的音乐老师是位名叫克莱尔的德国老先生。老师对柴可夫斯基的音乐灵气很欣赏，看到柴可夫斯基刻苦勤奋地练习弹钢琴，他感到很满意，那时学生们时常聚在音乐教室里听音乐、练唱歌。
有一次，大家一起欣赏了乐曲《海鸥》之后，柴可夫斯基立即在钢琴上凭着记忆弹奏出这首曲子，大家对他的音乐敏感性赞叹不已。从那时起，柴可夫斯基开始试着写曲。缕缕乐思萦绕在他的脑海，他沉浸在自己喜欢的音乐里。
在法律学校的柴可夫斯基就已表现出谦逊、温和、善良和乐于助人的优秀的品质。班级里的同学也都十分乐意跟他交往，他也乐于与同学们分享他的喜悦和忧伤。不仅如此，同学们还明显感到柴可夫斯基身上具有一种无法表达的、超出常人的心理潜质。
柴可夫斯基虽然对刻板机械的法律课程不感兴趣，但出于一种责任和道义，他还是始终十分认真地尽量完成好自己的课业，不辜负父母的一片苦心。
在法律学校读书的几年中，唯一使他感到开心和高兴的大概是他每周一次与哥哥库拉依的相见。当时库拉依就读于圣彼得堡的一所矿业学校，兄弟俩每周日相见一次，叙叙亲情，晚间怅然分手，各自回到自己的学校。
1854年7月柴可夫斯基挚爱的母亲不幸得了霍乱病，没多久就去世了。母亲的离世给14岁的柴可夫斯基带来了无尽的伤痛。人间已经没有了他慈爱的母亲，一向感情脆弱的柴可夫斯基难以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母亲走了，永远地走了，母亲的离去带走了家庭的温馨。
母亲去世后，柴可夫斯基的家庭发生了很大变化，哥哥库拉依和妹妹亚历山德拉各自进了不同的学校读书，家里只剩下父亲和两个双胞胎弟弟，一下子变得十分冷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