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的神话传说和宗教故事以及地理博物传说孕育了志怪小说的萌芽,到魏晋南北朝时,志怪小说得到了迅速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数量极其庞大,内容相当复杂,表现出较高的质量层次,其作品想象丰富,情节曲折,人物形象丰满,语言优美。
■ 宗教故事绘画
在先秦时期,我国就盛行卜算和方术,当时人们的很多事情做与不做以及怎样做,都要取决于卜算和方术,这两种活动似乎已经左右了当时人们的生活。秦汉以来,当权者极力倡导求仙得道的思想,一时间,人们对得道飞仙充满向往,趋之若鹜。到东汉后,这种信仰情况更加复杂。
一方面,佛教从外传入,并逐渐立足,取得人们的信任。另一方面,我国的本土宗教道教也兴起繁盛起来,人们信奉鬼神的信念由此更加坚定。这就为志怪小说的诞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 志怪小说插图
进入魏晋南北朝以来,社会动荡,人们要为自己编织一个理想的天国,以寻求精神的安慰和心灵的解脱。此时,志怪小说无疑是适应了这种心理需求,因此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方术 我国古代用自然的变异现象和阴阳五行之说来推测、解释人和国家的吉凶祸福、气数命运的医卜星相、遁甲、堪舆和神仙之术等的总称。方术的出现与古代落后的生产力和科技水平密切相关。
还有,魏晋南北朝时期谈风盛行,所谈内容由品评人物、清谈玄理扩展到讲故事。这为各种传说、故事的编造、搜集、汇编、流传等提供了良好条件,对志怪小说的创作更是意义重大。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题材广泛,内容驳杂,大概可分为三类,一类是神仙鬼怪类。这类小说多鬼神异事,又以鬼的故事为多。
第二类是地理博物类。这类志怪小说直接继承了先秦时期地理博物类著作中带有志怪的传统,又在两汉一些志怪小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这类小说多记述山川地理,远方异物,多琐碎简短,穿插了大量的神话传说,自成一派,对后世影响深远。
■ 干将莫邪塑像
第三类是宣扬宗教类。这类志怪小说一是佛教徒宣扬生死轮回,善恶报应,佛法无边;二是道教徒宣扬长生不老、修炼成仙。它们都新颖动人,想象丰富,构思奇特。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蕴含着极其丰富的社会内容,有些反映了人们见义勇为和英勇反抗的精神。《搜神记》是一部记录古代民间传说中神奇怪异的故事小说集,搜集了古代的神异故事共400多篇,开创了我国古代神话小说的先河,作者是东晋史学家干宝。其中大部分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人民的思想感情,集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之大成的著作。
李寄斩蛇出自《搜神记》,写以前东越国有一条大蛇,为祸一方,地方官吏束手无策,听信巫祝神蛇之说,每年送一女孩喂蛇。将乐县有一百姓名叫李诞,家里有六个女儿,没有儿子。他的小女儿名寄,要应征前往。最后李寄访求好剑和会咬蛇的狗,将蛇杀死了。李寄斩蛇的胜利,反映了她敢于斗争的胆略和善于斗争的智慧。
有些志怪小说热情歌颂了纯真美好的爱情,《紫玉韩重》写吴王夫差的小女紫玉与韩重相爱,因父亲反对,气结而死。她的鬼魂与韩重同居3日,完成了夫妇之礼。故事的情调悲凉凄婉,紫玉的形象写得很美。
魏晋时期的志怪小说还不属于有意识的文学创作,叙事多,描写少,不精心刻画人物形象,一些故事虽以离奇取胜,但情节又往往很简单,但是一些优秀作品在艺术上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一些志怪小说加强了故事的完整性和丰富性,开始注意避免平铺直叙,追求情节波澜曲折,代表作品有《干将莫邪》《李寄斩蛇》等。一些描写妖魅神怪的小说在离奇曲折情节的基础上,还常常赋予被描述对象以人性和可感的音容笑貌,用写人的手法来写鬼神妖魅,富于人情味和生活情趣,令人兴味盎然,给人以丰富深刻的感受。
魏晋时期一些志怪小说已初步注意了对场面、人物动作、人物语言进行细节性的描写渲染,以衬托人物性格。
《搜神记》的《干将莫邪》和《韩凭夫妇》中,也都有关于人物语言和行动的细节描写,这对塑造人物形象帮助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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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在我国小说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唐代传奇就是在它的基础上,又接受史传文学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相当成熟的文言短篇小说。
同时。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为白话长短篇小说、戏剧提供了丰富的神怪故事的素材。
宋人平话如《生死交范张鸡黍》、《西湖三塔记》出自《搜神记》相同题材的故事;明长篇小说中的《封神演义》《三国演义》吸收了《搜神记》的若干材料;关汉卿的《窦娥冤》,汤显祖的《牡丹亭》《邯郸记》是《东海孝妇》《庞阿》《焦湖庙祝》的进一步发展。
另外,志怪小说在艺术想象和表现手法上为后代小说积累了一定的艺术经验,一直给后代小说以深刻的启示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