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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二十三年，戚继光17岁袭职登州卫指挥佥事。19岁时，得到正式分工，管理登州卫所的屯田事务。
屯田是中国古代一种军队自给自养的制度，明太祖时开始应用于各个卫所。
凡卫所的军丁，有事则战，无事则耕，既减轻了国家的粮饷负担，又能有足够的兵力驻守边防投入备战。
但是，到戚继光接任登州卫屯田事务时，本卫所的屯田与全国其他地方的屯田一样，早已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原该属于屯田的土地，大多被边将和朝中权贵侵夺，卫所的士兵又常常被豪强势力差遣役使，所以大批逃亡，以致卫所的兵力还不到原先的五分之一，其中包括了虚占的名额和老弱病残者。
管理屯田事务是一个要同银粮打交道的官职，但戚继光为官极为清廉，丝毫不染当时弥漫朝野的贪污贿赂的恶习。
由于戚继光对屯田事务的情况十分了解，并且毫不留情地加以清理整顿，所以很快收到了成效，屯务为之一清。
明朝官员的俸禄比较低，当时戚继光的生活还比较清贫，他对自己经手的钱粮为什么能毫不动心呢？
戚继光一次对自己的同僚说：读书人都希望自己能成为圣贤，但必须经得住处境困难时决不沉沦这一关。
假如没有这一关，那就人人都可以成为圣贤了。正因为有这一关，有的人能够抑制自己的私欲而从困境中脱出，就成为君子。
另外一些人，则屈从于自己低下的私欲，而放纵地追求物质利益，最终成为小人鼠辈。
戚继光最后还非常感慨地说，做小人是容易的，所以世界上贪官鼠辈特别多。
戚继光办事认真，廉洁奉公，以及朝气蓬勃的谈吐和行事，给接触过他的人以深刻的印象。
表面上看，戚继光当时的生活是平静的。每天或者处理公务，或者闭门读书。但是，他的内心世界却不平静。
戚继光向往古代建立卓著功勋的英雄豪杰，不甘心于这种安闲的生活。他抱着一颗为国报效的雄心，想趁年轻时轰轰烈烈大干一场，立下不朽的功业。
可是当时边境一直比较太平，戚继光一直没有什么机会。
嘉靖二十七年，戚继光的机会来了，明王朝为抵御蒙古鞑靼部南袭京城，把蓟州列为边镇，由山东、河南抽调官兵戍防。
原来，明朝的外患，不仅仅是沿海倭寇的窜扰，北方边州也时常受到中国北部蒙古族政权的威胁。
当时的蒙古族政权，以东蒙古鞑靼和西蒙古瓦剌两部分势力最强大。鞑靼多次进犯明朝的边州，杀掠人畜，威胁北京。
嘉靖二十七年，明朝政府正式把蓟州列为北方九个边镇之一，防卫鞑靼骑兵从古北口等地侵袭京城。
蓟州的范围很广，从今天河北长城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以及天津以北一带，都属于蓟州所辖。
这么长的战线，光靠原先守卫蓟州的军队，显然是不够的。因此朝廷才调山东、河南等地的官军轮番前往戍防。
戚继光的军队在山东，也在被调的范围，因此他得到了一次到前线的机会。
戚继光得到命令，率领卫所士卒远戍蓟门，即今北京的东北。他十分高兴，因为历史上的许多名将，就是在北方建功立业，从而名垂青史的。
戚继光向往那种大漠朔风，铁骑十万，甲兵几十万，纵横千里，征尘滚滚的场面。
这次能到北方戍边，戚继光心中激动万分。他安排了家事，为弟弟继美娶了妻子，踏上了征程。
那时的蓟州是指山海关到居庸关一线，戚继光每年春季要率本部人马来到这一带驻防。连续五年，戚继光每年奔走于登州和蓟州之间。戚继光当时21岁。
年轻的戚继光发挥了自己的军事组织才能，将自己所率领的军队训练得井然有序，获得了部众的信服。
戚继光在“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的戎马生涯中，意气风发，高吟着“每经霜露候，报国眼常明”的爱国诗篇，抒发自己胸中的激荡豪情。
一次，戚继光率军抵达永平府，路过一个叫太平寨的地方，登高遥望，北山古刹，林木森森。面对眼前一派宁静悠远的幽描景色，有人劝戚继光访求长生之术。
年轻的戚继光断然回答说：
我身为武将，当战死杀场，舍身殉国，以鼓舞士兵斗志，怎么能跟人学习长生道术呢？
倘若能鞠躬尽瘁，捐躯报国，即使今天就战死，又有何憾！为国家而死的人是永生的，这就是我等将门的长生之术。
年轻的戚继光不仅一身浩然正气，而且注重研究实事，他对蓟门一带的防务状况进行了深入调查。
通过实地调查，戚继光感触很深，他想：保卫疆土，是武臣应尽的义务。蓟门和都城唇齿相依，地位重要，但却缺少精兵，一旦有事，关系非同小可。应趁现在边境暂时安宁，预先做好应敌准备。
戚继光考虑成熟以后，决定把自己的见解写出来。他运笔疾书，文才飞扬，滔滔不绝，很快草就了《备俺答策》。
《备俺答策》写成后，戚继光立即上奏朝廷。虽然当政大臣没有采纳他的献策，但对他在策文中显示出的军事才能感到十分惊奇。
在驻守蓟门期间的嘉靖二十八年十月，戚继光参加山东乡试。他已经是指挥佥事了，为什么还要参加武举考试呢？
这一方面是因为，他渴望杀敌立功，成为一个真正的将领。另一方面，戚继光一直以为，袭职当上指挥佥事，是凭借祖上的功劳，要自己努力求功名，拼搏升官职，这才符合自己的本愿。
武举科是封建社会科举考试的一种。考武举，在明代是一种升官的方式。
当时明朝政府开武举科已经八十多年。明代中期以后，因外敌的猖獗，愈见边防的虚弱，朝廷尤其需要武备人才，所以也就更加重武举，轻世袭。
这对于有真刀真枪武艺本事的青壮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他们可以凭真本领博取功名，受任军职，然后立功，升级，直至高级将领。
正是在这种情势下，嘉靖二十八年，22岁的戚继光，以普通人的身份，参加了乡试，结果他以娴熟的刀马技术以及精妙的箭法，中了武举。
戚继光戍守蓟门的那些日子里，明朝北方的形势相当紧张。蒙古族的俺答汗经常率兵南下，不仅威胁明朝的河北、陕西、山西边境，而且经常深入内地。
嘉靖二十九年秋天，戚继光正在北京参加会试，俺答汗率兵十几万，进犯大同。
俺答汗知道当时大同守将勇武，于是将精兵埋伏在山谷里，而以一百来名老弱骑兵往来驰骋，作为诱饵。
大同守将轻率出击，中伏阵亡。
明朝政府任命严嵩的干儿子出守大同。严嵩的干儿子居然以重金贿赂俺答，叫他进攻别处要塞，只要不打大同就好。
俺答得了贿赂，不打大同了，改从东面进攻蓟州等地。兵部尚书得到急报，赶紧调集边防1.2万骑兵、京营2.4万骑兵，前往救援。
按照明朝制度，边兵是屯守要塞，捍卫国土的，京营兵或称京兵则是戍卫京城，保护皇室的。
到嘉靖年间，边兵还勉强能打仗，而京兵大多由市井无赖充数，根本没有战斗力。因此有识之士纷纷议论说，这一战必败无疑。
果然，俺答汗率骑兵一到古北口，京兵就大惊溃散，丢盔弃甲，窜逃山林。
鞑靼骑兵长驱直入，攻占了长城沿线的古北口、密云、顺义、通州，逼近京师。
鞑靼骑兵对北京形成很大的威胁，在长城一线巡按的御史是一位爱国的大臣，发现情况紧急，一边亲率兵马，到通州一带防御，一边发急报到京城，指出从古北口到京城只一百来公里路，要朝廷迅速商议战守对策。
急报送到，京师惊恐。
明朝政府合计京城兵马，一共只四五万人，而且其中有一半是老弱残兵，仓促间又从民间招募了四万义军。
正逢上有1000来名武举到京城会试，武举都是会武艺的，也派上了他们的大用场，分到京师九座城门参与卫戍。
这1000来名武举中，有一位情况又与众不同，他就是登州卫指挥佥事戚继光，因为他是现任军职的。
戚继光戍边两年，还未亲临疆场和蒙古骑兵打过仗，这次有机会，他便积极请战。
戚继光不是那种匹夫之勇的人，凭他几次戍守蓟门的经验，深知要击败敌军，需靠智谋取胜。
于是，戚继光向朝廷上书，陈述御敌策略。他主张面对强兵不能示弱，反对消极防守，主张积极抵抗。
针对各地援兵纷纷前来，戚继光还提出了统一指挥、明确分工合作、抓紧训练士卒、严格部队纪律等十几项措施。
戚继光的上书得到兵部官员的赞同，并把他的建议发到京师各部队，供将士们学习参考。
由于戚继光才华出众，被提拔为传令总旗牌，负责监督京城九门的防卫工作。不久，俺答汗见防备森严，就退兵了。
这次战争，虽然时间不长，但在明朝历史上却影响很大，史称“庚戌之变”。这是蒙古骑兵继“土木堡之变”后，第二次严重威胁明朝的安全。
戚继光在“庚戌之变”中的突出表现，在兵部、京师、山东的一些高级军官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后来，戚继光又向朝廷奏进御敌之策，所提十几条措施，都是克敌取胜的切实良法，被兵部采纳后，奏请朝廷刊布出来，供将士学习，用以退敌制胜。
戚继光这位23岁的有为青年，品德出众，才华横溢，当时已被人们誉为“国士”，由朝廷纪录为“将才”。
明廷中一些主持军务的官员对戚继光的胆识很是赞赏，兵部主事计士元在一封推荐书里说，戚继光“留心韬略，奋迹武闱。管屯而俗弊悉除，奉职而操持不苟”。他认为戚继光将来一定能成大器，为国家作出贡献。
5年的蓟门戍防，使戚继光熟悉了边疆的形势，磨练了保卫边疆的责任心。这一点，有他所作的《马上作》一诗可以说明。诗是这样写的：
南北驱驰报主情，江花边月笑平生。
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