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二十三年,戚继光17岁袭职登州卫指挥佥事。19岁时,得到正式分工,管理登州卫所的屯田事务。
屯田是中国古代一种军队自给自养的制度,明太祖时开始应用于各个卫所。
凡卫所的军丁,有事则战,无事则耕,既减轻了国家的粮饷负担,又能有足够的兵力驻守边防投入备战。
但是,到戚继光接任登州卫屯田事务时,本卫所的屯田与全国其他地方的屯田一样,早已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原该属于屯田的土地,大多被边将和朝中权贵侵夺,卫所的士兵又常常被豪强势力差遣役使,所以大批逃亡,以致卫所的兵力还不到原先的五分之一,其中包括了虚占的名额和老弱病残者。
管理屯田事务是一个要同银粮打交道的官职,但戚继光为官极为清廉,丝毫不染当时弥漫朝野的贪污贿赂的恶习。
由于戚继光对屯田事务的情况十分了解,并且毫不留情地加以清理整顿,所以很快收到了成效,屯务为之一清。
明朝官员的俸禄比较低,当时戚继光的生活还比较清贫,他对自己经手的钱粮为什么能毫不动心呢?
戚继光一次对自己的同僚说:读书人都希望自己能成为圣贤,但必须经得住处境困难时决不沉沦这一关。
假如没有这一关,那就人人都可以成为圣贤了。正因为有这一关,有的人能够抑制自己的私欲而从困境中脱出,就成为君子。
另外一些人,则屈从于自己低下的私欲,而放纵地追求物质利益,最终成为小人鼠辈。
戚继光最后还非常感慨地说,做小人是容易的,所以世界上贪官鼠辈特别多。
戚继光办事认真,廉洁奉公,以及朝气蓬勃的谈吐和行事,给接触过他的人以深刻的印象。
表面上看,戚继光当时的生活是平静的。每天或者处理公务,或者闭门读书。但是,他的内心世界却不平静。
戚继光向往古代建立卓著功勋的英雄豪杰,不甘心于这种安闲的生活。他抱着一颗为国报效的雄心,想趁年轻时轰轰烈烈大干一场,立下不朽的功业。
可是当时边境一直比较太平,戚继光一直没有什么机会。
嘉靖二十七年,戚继光的机会来了,明王朝为抵御蒙古鞑靼部南袭京城,把蓟州列为边镇,由山东、河南抽调官兵戍防。
原来,明朝的外患,不仅仅是沿海倭寇的窜扰,北方边州也时常受到中国北部蒙古族政权的威胁。
当时的蒙古族政权,以东蒙古鞑靼和西蒙古瓦剌两部分势力最强大。鞑靼多次进犯明朝的边州,杀掠人畜,威胁北京。
嘉靖二十七年,明朝政府正式把蓟州列为北方九个边镇之一,防卫鞑靼骑兵从古北口等地侵袭京城。
蓟州的范围很广,从今天河北长城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以及天津以北一带,都属于蓟州所辖。
这么长的战线,光靠原先守卫蓟州的军队,显然是不够的。因此朝廷才调山东、河南等地的官军轮番前往戍防。
戚继光的军队在山东,也在被调的范围,因此他得到了一次到前线的机会。
戚继光得到命令,率领卫所士卒远戍蓟门,即今北京的东北。他十分高兴,因为历史上的许多名将,就是在北方建功立业,从而名垂青史的。
戚继光向往那种大漠朔风,铁骑十万,甲兵几十万,纵横千里,征尘滚滚的场面。
这次能到北方戍边,戚继光心中激动万分。他安排了家事,为弟弟继美娶了妻子,踏上了征程。
那时的蓟州是指山海关到居庸关一线,戚继光每年春季要率本部人马来到这一带驻防。连续五年,戚继光每年奔走于登州和蓟州之间。戚继光当时21岁。
年轻的戚继光发挥了自己的军事组织才能,将自己所率领的军队训练得井然有序,获得了部众的信服。
戚继光在“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的戎马生涯中,意气风发,高吟着“每经霜露候,报国眼常明”的爱国诗篇,抒发自己胸中的激荡豪情。
一次,戚继光率军抵达永平府,路过一个叫太平寨的地方,登高遥望,北山古刹,林木森森。面对眼前一派宁静悠远的幽描景色,有人劝戚继光访求长生之术。
年轻的戚继光断然回答说:
我身为武将,当战死杀场,舍身殉国,以鼓舞士兵斗志,怎么能跟人学习长生道术呢?
倘若能鞠躬尽瘁,捐躯报国,即使今天就战死,又有何憾!为国家而死的人是永生的,这就是我等将门的长生之术。
年轻的戚继光不仅一身浩然正气,而且注重研究实事,他对蓟门一带的防务状况进行了深入调查。
通过实地调查,戚继光感触很深,他想:保卫疆土,是武臣应尽的义务。蓟门和都城唇齿相依,地位重要,但却缺少精兵,一旦有事,关系非同小可。应趁现在边境暂时安宁,预先做好应敌准备。
戚继光考虑成熟以后,决定把自己的见解写出来。他运笔疾书,文才飞扬,滔滔不绝,很快草就了《备俺答策》。
《备俺答策》写成后,戚继光立即上奏朝廷。虽然当政大臣没有采纳他的献策,但对他在策文中显示出的军事才能感到十分惊奇。
在驻守蓟门期间的嘉靖二十八年十月,戚继光参加山东乡试。他已经是指挥佥事了,为什么还要参加武举考试呢?
这一方面是因为,他渴望杀敌立功,成为一个真正的将领。另一方面,戚继光一直以为,袭职当上指挥佥事,是凭借祖上的功劳,要自己努力求功名,拼搏升官职,这才符合自己的本愿。
武举科是封建社会科举考试的一种。考武举,在明代是一种升官的方式。
当时明朝政府开武举科已经八十多年。明代中期以后,因外敌的猖獗,愈见边防的虚弱,朝廷尤其需要武备人才,所以也就更加重武举,轻世袭。
这对于有真刀真枪武艺本事的青壮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他们可以凭真本领博取功名,受任军职,然后立功,升级,直至高级将领。
正是在这种情势下,嘉靖二十八年,22岁的戚继光,以普通人的身份,参加了乡试,结果他以娴熟的刀马技术以及精妙的箭法,中了武举。
戚继光戍守蓟门的那些日子里,明朝北方的形势相当紧张。蒙古族的俺答汗经常率兵南下,不仅威胁明朝的河北、陕西、山西边境,而且经常深入内地。
嘉靖二十九年秋天,戚继光正在北京参加会试,俺答汗率兵十几万,进犯大同。
俺答汗知道当时大同守将勇武,于是将精兵埋伏在山谷里,而以一百来名老弱骑兵往来驰骋,作为诱饵。
大同守将轻率出击,中伏阵亡。
明朝政府任命严嵩的干儿子出守大同。严嵩的干儿子居然以重金贿赂俺答,叫他进攻别处要塞,只要不打大同就好。
俺答得了贿赂,不打大同了,改从东面进攻蓟州等地。兵部尚书得到急报,赶紧调集边防1.2万骑兵、京营2.4万骑兵,前往救援。
按照明朝制度,边兵是屯守要塞,捍卫国土的,京营兵或称京兵则是戍卫京城,保护皇室的。
到嘉靖年间,边兵还勉强能打仗,而京兵大多由市井无赖充数,根本没有战斗力。因此有识之士纷纷议论说,这一战必败无疑。
果然,俺答汗率骑兵一到古北口,京兵就大惊溃散,丢盔弃甲,窜逃山林。
鞑靼骑兵长驱直入,攻占了长城沿线的古北口、密云、顺义、通州,逼近京师。
鞑靼骑兵对北京形成很大的威胁,在长城一线巡按的御史是一位爱国的大臣,发现情况紧急,一边亲率兵马,到通州一带防御,一边发急报到京城,指出从古北口到京城只一百来公里路,要朝廷迅速商议战守对策。
急报送到,京师惊恐。
明朝政府合计京城兵马,一共只四五万人,而且其中有一半是老弱残兵,仓促间又从民间招募了四万义军。
正逢上有1000来名武举到京城会试,武举都是会武艺的,也派上了他们的大用场,分到京师九座城门参与卫戍。
这1000来名武举中,有一位情况又与众不同,他就是登州卫指挥佥事戚继光,因为他是现任军职的。
戚继光戍边两年,还未亲临疆场和蒙古骑兵打过仗,这次有机会,他便积极请战。
戚继光不是那种匹夫之勇的人,凭他几次戍守蓟门的经验,深知要击败敌军,需靠智谋取胜。
于是,戚继光向朝廷上书,陈述御敌策略。他主张面对强兵不能示弱,反对消极防守,主张积极抵抗。
针对各地援兵纷纷前来,戚继光还提出了统一指挥、明确分工合作、抓紧训练士卒、严格部队纪律等十几项措施。
戚继光的上书得到兵部官员的赞同,并把他的建议发到京师各部队,供将士们学习参考。
由于戚继光才华出众,被提拔为传令总旗牌,负责监督京城九门的防卫工作。不久,俺答汗见防备森严,就退兵了。
这次战争,虽然时间不长,但在明朝历史上却影响很大,史称“庚戌之变”。这是蒙古骑兵继“土木堡之变”后,第二次严重威胁明朝的安全。
戚继光在“庚戌之变”中的突出表现,在兵部、京师、山东的一些高级军官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后来,戚继光又向朝廷奏进御敌之策,所提十几条措施,都是克敌取胜的切实良法,被兵部采纳后,奏请朝廷刊布出来,供将士学习,用以退敌制胜。
戚继光这位23岁的有为青年,品德出众,才华横溢,当时已被人们誉为“国士”,由朝廷纪录为“将才”。
明廷中一些主持军务的官员对戚继光的胆识很是赞赏,兵部主事计士元在一封推荐书里说,戚继光“留心韬略,奋迹武闱。管屯而俗弊悉除,奉职而操持不苟”。他认为戚继光将来一定能成大器,为国家作出贡献。
5年的蓟门戍防,使戚继光熟悉了边疆的形势,磨练了保卫边疆的责任心。这一点,有他所作的《马上作》一诗可以说明。诗是这样写的:
南北驱驰报主情,江花边月笑平生。
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