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处世哲学的《论语》

那还是我国上古时期，人文始祖尧帝传位给舜时，在帝位交接那一天，尧举办了庄严而隆重的禅让大典。尧对舜说：

咨！尔舜！天之厉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这句话表明尧已经将天帝的神圣使命托付给了舜，尧告诫舜，要忠于这份神圣使命，并说假如舜辜负了使命使得四海困穷，那么舜将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尧对舜告诫很严厉，强调舜对四海的重大责任。

在舜禅让给禹的时候，舜也同样采用了这句话。禹最后本来应该把帝位禅让给一个叫伯益的德高望重的人。但是，随着社会发展，政权日益落入部落首领们的手中了，他们聚集在禹的儿子启周围，开始反对把帝位禅让给伯益，并联合起来打败了拥护伯益的力量，最后启打败了伯益，继承了帝位。

于是，启正式拉开了我国凭借武力进行世俗制度管理国家的历史大序幕，开创了我国第一个世俗强权的夏王朝。到了夏王桀时期，年年发生天灾人祸，夏王朝对内加强剥削，对外加强武力，结果闹得众叛亲离。这时，诸侯王商汤起兵讨伐夏王朝，并采用祭拜天帝仪式，非常虔诚恭敬地向天帝宣布：

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尔无不信，朕不食言。

意思是说，你们只要辅助我，奉行上天的命令讨伐夏国，我就要加倍地赏赐你们！你们不要不相信，我是决不会失信的。

商汤巧妙借助祭天仪式，成功赋予了自身天帝代言人身份，并自称“天子”，表示自己是天帝的儿子。商汤打败了夏桀，拯救了广大人民。于是，人民也就对商汤这个自封的“天子”深信不疑。商朝开创了我国将对神的信仰置于世俗强权之上的格局。

禅让 指古代帝王让位给不同姓的人，这是一种“拟父子相继、兄终弟及”的王位继承制，是我国历史上统治权转移的一种方法。就是经过各方部落首领以协商的方式推举部落最高首领，这反映了我国“五帝”时期复杂的部族政治现状，是上古政治舞台上部族政治激烈角力的结果。

由于商纣王时期，商王手握“天命”解释权，实行武力治国，导致人民开始恐怖天命。这时，地处西边的诸侯国周族首领姬昌，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仁”，宣告天帝是仁慈的，于是大获民心，力量也日渐强大。

姬昌的儿子姬发打败了商纣，拯救了人民，人民也信赖这个行“仁”的天命代言人，他就是周武王。周武王追尊姬昌为周文王。

周武王 （约前1087年～前1043年），名姬发，周文王次子。西周王朝开国君主，谥号“武”，史称周武王。他继承父亲遗志，于公元前11世纪消灭商朝，夺取全国政权，建立了西周王朝，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政治才能，成为了我国历史上的一代明君。

在周武王去世后，其子周成王姬诵即位，当时由于周成王年幼，就由周成王的叔叔姬旦摄政当国。姬旦，也称叔旦，因是周代第一位周公，又称周公旦。他是周文王姬昌的第四子。

在周公摄政之前，商王朝对于臣服的方国、部落虽加有侯、伯等封号，但始终没有形成完整的分封制度。没有系统的控制方案，所以天下的方国时而臣服，时而反叛，使商政权很不稳固。

周公就从王朝的长治久安出发，吸取了商代的建制不完备的教训，开始对分封制重视起来，目的是使之系统化、制度化，并与宗法制度紧密结合起来，全面推广到广大地区。为了巩固周王朝对分封的各个诸侯的管理，周公从政治及文化方面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典章制度，史称“周公制礼作乐”。

礼器 古代贵族在举行祭祀、宴飨、征伐及丧葬等礼仪活动中使用的器物。礼器是在原始社会晚期随着氏族贵族的出现而产生的，历史悠久，主要用来表明使用者的身份、等级与权力。青铜礼器种类数量众多，工艺精美，最为重要，种类有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和杂器等。

周公发明制定了一整套礼乐制度，颁布给各路“神仙”，并以“礼”来划分人间等级秩序，同时又以“乐”来调和该等级秩序，两者相辅相成。如此一来，礼乐制度使周政权的国家管理和社会生活和谐起来。由于周政权把很多人都抬到了神的高度，人民由此日益失去了对“天帝”的信仰。

在春秋末期，社会礼崩乐坏，国家诸侯割据。面对这样的社会环境，士人们纷纷思考治国良策，形成了不同的学说流派，“百家争鸣”的局面出现了。

孔子是春秋末期鲁国人，他祖先本是殷商贵族的后裔。自孔子六世祖孔父嘉以后，后代子孙开始以孔为氏。孔子曾祖父孔防叔为了逃避宋国内乱，从宋国逃到了鲁国的陬邑曲阜。

孔子父亲叔梁纥是鲁国出名的勇士，叔梁纥夫人施氏一连生了9个女儿，却没生一个男孩。叔梁纥为此十分烦恼，晚年便又娶了年轻的颜徵在为妻。颜徵在为叔梁纥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孔丘，字仲尼。

孔丘3岁时，叔梁纥便去世了。从此以后，家里生活全靠颜徵在一人支撑着，生活过得十分拮据。孔丘从小就饱尝到了生活的艰辛，并由此学会了体贴母亲。长大成人的孔丘特别注重孝道，除了时代的原因外，也与他的成长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小仲尼从小就受到周礼的耳濡目染，他与小伙伴们嬉戏时，常把祭祀礼器摆放出来，练习礼仪。

仲尼6岁的时候，有一天，有位贵族在曲阜南郊进行祭祀活动，他观看完了郊祭大典的整个过程。祭祀结束后，小仲尼意犹未尽，回到家便从屋里找出一些坛坛罐罐恭敬地摆在院子里，模仿刚才在南郊看到的祭礼，按照程序一丝不苟地认真演练了一遍。从此，模仿郊祭便成了小仲尼经常做的游戏。

在母亲悉心教导下，小仲尼进步飞快，只用了6天的工夫，就把300多个字学会了。13岁时，小仲尼进入官学学习，当时学生们所学的，主要是敬神祭祀的礼节。15岁前，仲尼学习了一般文化知识和基本技能，但这些根本无法满足他对知识的渴求。

仲尼勤奋好学，当时社会上要求士人必须精通“礼、乐、射、御、书、数”六大科目，他都努力去掌握。他进太庙时遇见什么问什么，表现了极其强烈的求知欲望。

孔丘17岁时，母亲颜徵在去世了。母亲离世后，孔丘的生活更为艰难了。迫于生计，他选择了相礼助丧的职业，也叫丧祝，就是专门为贵族和富裕平民主持、操办丧事。按照当时礼制，丧礼仪式是十分复杂的，也颇为讲究，尤其是富庶人家的葬礼更是隆重奢华。

孔丘虽然严肃认真地从事着助丧相礼的职业，但他却不满足于只做传统的丧祝儒者，他希望把丧祝的礼仪发扬光大，使其成为一套社会规范的礼仪。

于是他刻苦学习周礼，很快他渊博的学识和出众的才华，在丧祝活动中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承认和赏识，他的名气也越来越大了，后来，就连鲁国国君鲁昭公也开始注意到他了。

公元前532年，19岁的孔子结婚了。婚后第二年，他便有了儿子。鲁昭公知道这个消息后，特命人送了一条大鲤鱼以示祝贺。孔子随即给儿子起名为鲤，字伯鱼，以表示对君王赐鱼的纪念。

孔子渊博的学识和出众的才华，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承认和赏识。于是便有一些年轻人慕名而来求学于他，并尊称他为孔子。不久，在鲁国执政的正卿季武子派人前来请孔子，让他担任中都宰。孔子恪尽职守，正直公正，工作卓有成效，得到了众人赞誉。

孔子从23岁起便开始在乡间收徒讲学，到30岁时，由于求学的学生越来越多，鲁国上卿大夫孟僖子面奏鲁国君，请求准许孔子开办学校教授学生。鲁国君答应了。孔子建成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所民间学堂，由此，开启了我国私人办学的先河。

在孔子看来，一个人只有正直才能光明磊落，只有心中坦荡做事才没有担忧。孔子认为，做人除了要正直外，还要仁德，因为仁德是做人的根本，是处于第一位的。孔子认为，能够自己做主去实践礼的规范就是人生的正途。一旦做到言行符合周礼，即“克己复礼”，天下的人就会赞许你为仁人了。有一天，孔子和弟子们讨论学问。弟子颜渊向孔子请教，说道：“老师，什么是仁呢？如何做到仁呢？”

孔子回答：“克制自己，恢复周礼，就是仁；以周礼为标准，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使自己的言行符合周礼，就是做到仁了！”

弟子子路便又接着问：“老师，什么是仁德呢？怎样做才算是仁德呢？”

孔子说：“对人恭谨就不会招致侮辱，待人宽厚就会得到大家拥护，交往信实别人就会信任，做事勤敏就会取得成功，给人慈惠就能够很好使唤民众。能实行这五种美德者，就可算是仁德了。”

老子 （约前571年～前471年），又称李耳，春秋时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被道教尊为教祖。老子存世著作有《道德经》，又称《老子》，其学说对我国乃至世界哲学发展具有深刻影响。老子的思想主张是“无为”，“道”为客观自然规律，同时又具有“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的永恒意义。

孔子认为，要重视向仁德的人学习，用仁德的人来帮助自己培养仁德。而仁德的人应该是自己站得住，也使别人站得住，自己希望达到也帮助别人达到，凡事能推己及人的人。

孔子31岁的时候，在鲁昭公的赞助下，来到周的京城洛阳考察参访。首先拜见了老子这位高人，老子此时担任周王室的图书档案和文物的保管工作，他热情地接待了孔子。老子的年龄比孔子大得多，大概年长40岁，人生阅历丰富，接触的文物史料也非孔子所能及，所以，孔子见老子是孔子学问事业上的一个大转折。

老子见孔子千里迢迢来学习，为他的好学所感动，不仅指出了孔子内在涵养的不足，还回答了孔子的很多有关古礼的问题。同时，老子还给孔子引见了擅长音乐的苌弘。苌弘也把自己掌握的有关乐的知识全部告诉了孔子，使孔子对音乐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齐景公 （约前561年～前490年），是春秋后期的齐国君主。他年幼登基，在位58年，是齐国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国君。他亲政之初，虚心纳谏，认真听取、采纳晏婴、弦张等人建议，从而使齐国在短短几年间由乱入治。他的文治武功使齐国得以强盛一时，成为后来齐国强大的基石。

孔子离开前，老子告诫说：“一个聪慧又能深思洞察一切的人，却常遭到困厄、濒临死亡，那是因为他喜好议论别人的缘故；学问渊博见识广大的人，却常使自己遭到危险不测，那是因为他喜好揭发别人罪恶的缘故。做人子女的应该心存父母，不该只想到自己；做人臣子的应该心存君上，不能只顾到自己。”

公元前517年，齐景公出访鲁国时因仰慕孔子的大名，便派人把孔子请到府上，向孔子请教安邦治国的良策。齐景公问孔子：“请问夫子，做为国君，应该如何治理他的国家呢？”

孔子回答说：“治国的根本在于‘人伦纲常’。君主必须像个君主，臣子必须像个臣子，父亲要像个父亲，儿子要像个儿子。每个人都要各在其位，各司其职。否则国将不国，政将不政，社会将混乱不堪。而治国的前提在于君主要严于律己。如果君主自己正，管理国政就不会有什么困难，如果自己不端正，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就不可能去端正别人，其国家也无法治理。除此之外，君主还应该重视才智礼仪仁德的关系，这些都是治国不可偏废的条件。”

齐景公又问：“稳定天下的大计是什么呢？”

孔子回答说：“要实行清明的政治，用贤惩恶，减轻赋税，助民兴业。”

齐景公问：“教育百姓的良策是什么呢？”

孔子回答说：“用道德感化教育，用礼教加以约束，能使百姓不但有羞耻之心，而且能改过向善。”

齐景公又问：“怎样才能富国强兵呢？”

孔子回答说：“从严治吏、发展生产、节俭，三者结合是强国的关键；从严治军、注重德教、加强训练，为强兵之本。”

齐景公赞扬道：“夫子所谈治国之道言近旨远，切实可行啊！”自从这次交谈之后，齐景公多次召见孔子论政述志。

公元前516年，孔子来到齐国，这是孔子生平中第一次有记录的政治活动。这一年他36岁。孔子在齐国听到了韶乐，这可是舜帝时代的乐曲，孔子对它的评价是“尽善尽美”。

在孔子的教学科目中，音乐是很重要的一科，他认为“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经孔子整理过的传统文化，又叫礼乐文化，礼是文化教育，开发人的左脑功能；乐是艺术教育，开启人的右脑功能。用礼来约束行为，用乐来陶冶情操，这就是人文教育。

孔子原本希望从齐景公这里能够得到一个从政机会，可是，他在齐国住了一年多时间，不仅从政的希望没有实现，就连齐景公当面答应的给予尼谿之地的封赏也落空了。后来，孔子得知齐国大夫妒忌自己的才能，不但要挟齐景公收回对自己已许下的赏赐，而且还欲加害自己。于是，孔子又重新回到鲁国，继续聚徒讲学。

孔子一面教导弟子，一面上下求索。孔子提出的“仁”实际上就是赋予仁以普遍人人之爱的形式，换句话说就是对所有人，包括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奴隶，都要尊重、关心和体谅。当时正是百家争鸣时期，孔子的言论是百家争鸣中最有影响的。

公元前501年，51岁的孔子接受鲁国大夫季氏的聘任，担任了地方官中都宰。一年以后，他擢升为司空，之后又升任大司寇。在孔子的治理下，鲁国国力日益强盛起来，引起了邻国齐国的警惧。于是，齐大夫黎锄设计，向鲁定公赠送大量女乐宝马。从此，鲁定公成天只顾沉溺于女乐而不问朝政。

孔子劝谏多次却无功而返。孔子见与鲁定公、季桓子等人在道德与政见上的分歧难以弥合，知道自己留在鲁国也难以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便离开鲁国，希望到别的诸侯国实践自己的治国理想，然而他均未获得重用。

颠沛流离14年后，年近70岁的孔子被鲁国权贵季康子派人迎回鲁国尊为“国老”。但此时的孔子对仕途已经淡漠了，他便将精力主要用在培养弟子和整理古代文化典籍上了。

孔子从事教育达40多年之久，门生众多。据史料记载，孔子弟子有3000人，其中才华出众、品德优良者有72人。这些弟子都非常尊敬孔子，他们把孔子的思想进行广泛传播，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孔子主要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把孔子的言行记录并整理成了一部书，名叫《论语》，意思是语言的论纂。

《论语》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全书共20篇，每篇由若干段文字组成，多数段落是以“子曰”开头的孔子语录，少数段落略有记事和对话。

在《论语》中，表现了孔子因材施教的特点，他对于不同的学生对象，考虑其不同的素质、优点和缺点以及具体情况，给予不同的教诲，表现了他诲人不倦的可贵精神。

《论语》和儒家伦理学著作《孝经》是汉朝初学者的必读书，一定要先读这两部书，才进而学习“五经”，“五经”就是后来的《诗经》《尚书》《易经》《仪礼》和《春秋》。

汉朝人所注释的《论语》，后来基本上全部亡佚，后来所残存的，以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注为较多。其他所注各家，在三国时期玄学家何晏《论语集解》以后，就多半只存于《论语集解》中。

后来，我国古代文籍《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就是用的何晏的《集解》和宋人邢昺的《疏》。至于何晏、邢昺前后还有不少专注《论语》的书，可见《论语》影响的深远。

《论语》是研究孔子思想的主要资料，孔子思想的精微就集中在书中。全书的语言简洁精练，含义深刻，其中有许多言论至今仍被世人视为至理名言。作为我国古代儒家经典著作之一，《论语》在东汉时就被列为“七经”之一。

在南宋时，著名思想家朱熹将《论语》和《孟子》以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合编为“四书”，与“五经”并列，成为后来读书人科举考试的必读书目。

一部《论语》，便将孔子及其门生的有限生命融入到了无尽的历史之中，创造了我国古代光辉的人文主义精神，被后人誉为“天不生仲尼，如万古长夜”。后人还称赞道：“半部《论语》治天下。”可见《论语》对我国文化的巨大影响力。

阅读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