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之推与《颜氏家训》

那是在南北朝时期的531年，南朝梁西平靖侯颜协的儿子出生了，并取名叫颜之推。作为春秋时期孔子弟子颜回的后代，颜协希望自己的儿子也能精通孔孟之道，明晓儒家事理。

颜之推自幼聪明伶俐，7岁时就会背诵东汉辞赋家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成了人们称赞最多的孩子。

颜之推8岁的时候，他的父亲颜协去世了。父亲的离世，使年幼的颜之推生命中第一次失去了依靠，这让他意识到应该早日自强自立，不能辜负父亲的希望，从此他更加发奋学习。

颜之推12岁时，已经能够听懂《老子》《庄子》这类经典了。他不仅能听懂，还能作出分辨，认定老庄的思想不是自己能接受的，因此就去学《礼记》和《左传》。

颜之推19岁时，已经是学富五车，名扬天下的人了。由于他博览群书、词采华茂，深为南梁湘东王萧绎所赏识，便召他做了自己的属官国左常侍，掌管赞相礼仪、献策谏诤等事宜。

南北朝时期，时局动荡，各个诸侯都特别注重加强军事要地的守备。南梁萧绎派次子萧方诸做郢州刺史，镇守江夏，颜之推被任命为中抚军府外兵参军，随行参谋军务。

548年秋，东魏降将侯景勾结京城守将萧正德，举兵谋反，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侯景之乱”。在此期间，国势大衰的南梁又相继遭到西魏和北齐的进攻，颜之推与萧方诸同时被俘。

紧急关头，幸亏为侯景行台郎中王则所救，使颜之推逃过了死刑，却在建康度过了3年的囚虏生活。这个经历，让颜之推体会到了人生的艰难。

后来，萧绎成了梁元帝，颜之推被任命为散骑侍郎、奏事舍人，备受信用。颜之推本来以为生活就此平静了，但是在554年，西魏入侵并攻占了梁都，颜氏一家都成了西魏的俘虏，被驱入关中。

在听说梁元帝之子萧方智在建康称帝后，颜之推便冒死率妻子逃离长安，企图转道北齐重返故国。可就在途中，颜之推又听说梁将陈霜先已代梁自立，他计划返回故国已无望，只好滞留于北齐。

诸侯 我国古代中央政权所分封的各国国君的统称。周代分公、侯、伯、子、男五等，汉朝分王、侯二等。周制，诸侯名义上需服从王室的政令，向王室朝贡、述职、服役，以及出兵勤王等。汉时诸侯国由皇帝派相或长吏治理，王、侯仅食赋税。

在北齐，颜之推受到北齐文宣帝高洋的礼遇，被引于内馆，侍从左右。这时的颜之推饱受亡国之痛，虽然不断晋升，却始终得不到一刻的安生。

赋 我国古代以“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为手段，以“颂美”和“讽喻”为目的的一种有韵文体，起于战国，盛于两汉。赋是由楚辞衍化出来的，多用铺陈叙事的手法，而且必须要押韵，这是赋区别于其他文体的一个主要特征。此外，赋是用来描绘客观事物的，所以风格要爽朗而通畅。

从幼时的丧父之痛，一直到青年时期的失国丧家，辗转流离，这让颜之推感觉自己生无所依。痛定思痛，他写了《观我生赋》，倾诉自己的苦难经历及屈仕北朝、有国难奔的痛苦心情：

备茶苦而蓼辛，鸟焚林而铩翮，鱼夺水而暴鳞，嗟宇宙之辽旷，愧无所而容身。

北齐灭亡后，颜之推到了北周，在580年又在周静帝宇文阐的提拔下成为了御史上士。然而，波折一个接一个，仅仅才一年时间，丞相杨坚又取北周自代，建立了隋王朝。

颜之推由于满腹才华，颇得重视，隋文帝杨坚并没有想将他斩草除根，当时的太子杨广甚至将颜之推召为学士，对他十分尊重。自此，颜之推波折的遭遇终于画上了一个相对圆满的句点。

也许是坎坷的际遇令颜之推痛心，也许是一次又一次看到江山易主的经历使他对权贵不再热衷，在颜之推的思想中，少欲知足、谦虚自损的处世哲学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公卿 我国古代对于“三公九卿”的简称。其中，三公指的是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九卿指的是奉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内史和少府。“三公九卿”制夏代始设，周代沿袭夏制而有所增制，从120官增至360官。另外，古时的公卿也指丈夫。

颜之推看到，在南梁全盛时期，王公贵族子弟大都没有学识和本领，看上去像神仙一样，可是一遇到考试选拔人才，就要雇人代替，一参加公卿宴会，就要请人代写诗篇。

当遇到社会动乱，那些平日里不学无术的公子哥们由于体嫩力弱，往往只能坐着等死。即使幸存下来，但经过改朝换代，掌权授官的人已不再是自己过去的亲戚或同伙时，便什么门路也找不到了。

颜之推深知，像自己这样毫无依靠，不断被新的君主所起用的人，是因为有学识和技艺而随处都可以安居。作为一名望族之后，劫后余生的颜之推深深感到，在这朝不保夕的动乱年代，如何设法使名门望族能够趋利避害和继续绵延，正是他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颜之推下定决心要给后代一些训示和指导，于是他根据自己的切身感受和体验，写出了一部书，并取名叫《颜氏家训》。

《颜氏家训》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全面，重点在于详尽的教育理论。在教育方面，颜之推的理论和方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以儒学为核心的基本教育思想。颜之推生于儒学世家之中，自小就对《礼记》等儒家著作感兴趣。因此，在儒家思想教育中获益匪浅的颜之推尤其重视依照儒家的道德规范来培养人才。

《礼记》 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书籍，儒家经典之一。内容是西汉戴圣对秦汉以前各种礼仪著作加以辑录，编纂而成，共49篇，从解说经文的著作逐渐成为经典，到唐代被列为“九经”之一，全书共有1250个小故事，在宋代被列入儒家经典“十三经”之中。

除此之外，颜之推还强调环境对人成长的重要性，强调幼年教育对人一生的重大影响，强调个人立志发奋是成才的重要因素。

二是经世致用的士大夫思想。作为一个名门望族的后代，颜之推对当时士大夫的生活十分熟悉。因满腹经纶而几次免于灭门之灾的颜之推，对当时普遍浑浑噩噩度日、游手好闲的士大夫们十分不满。

颜之推批判了当时的士大夫存在的理论脱离实际、毫无自身修养、败坏世风的三大弊端，还深刻而准确地提出了人才培养的6条目标，从“德”与“艺”两方面着手提出了一些具体方法。如首先要勤奋读书，其次要学以致用，再次是主张士大夫应向下层人民学习，不能轻视劳动生产，具备“德艺周厚”的水准，士大夫才能立身行正。

南北朝 我国历史上的一段大分裂时期，由420年刘裕篡东晋建立南朝宋开始，至589年隋灭南朝陈为止。南朝包含宋、齐、梁、陈4朝；北朝包含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5朝。南北朝上承东晋、五胡十六国，下接隋王朝，南北两势虽有朝代更迭，但长期维持对峙，故称。

三是求实的家庭教育思想。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官学衰微，家庭教育十分兴盛，特别是门阀士族为了维持门第不衰，对此尤为重视。因而关于家庭教育的思想，在这一时期颇为丰富。而颜之推的家教思想在这方面很具有代表性，他认为，家庭教育应及早进行，甚至要从胎教开始。

颜之推回想自己的一生，发现幼时的聪颖和勤奋使自己受益不少。由此，他认为孩子在早期时的教育十分重要，这一点至少有两条原因：其一，幼童时期学习效果较好，得益较大。其二，人在年幼的时候心里纯净，各种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尚未形成，可塑性很强。

颜之推认为，父母在家庭的日常生活中应当严肃地对待儿童，严格要求，以树立威严，使儿童“为则为”或“止则止”。在教育子女的过程中只要是有效的方法和手段，不论是怒斥还是鞭打都可以使用。

颜之推还指出，在家庭教育中，除了严格要求子女外，还应给予子女适当的慈爱。这种慈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偏宠，也不是溺爱。不论子女聪慧与否，都应该以同样的态度和教育标准来对待。

也许是因为幼年丧父又饱经乱世之中妻离子散的痛苦，颜之推对家庭也非常重视。他在《颜氏家训》中叮嘱后人，如果孩子幼年丧母，在另娶时一定要小心挑选新婚人选，千万不能让继母与孩子之间产生隔阂。

由于重视孩子从小成长的环境，颜之推也十分在意兄弟的手足之情，认为兄弟间的感情是除父母、子女之外最为深厚的一种感情，兄弟之间的相亲相爱对于治家是十分重要的。

曾经历战乱却安然无恙，使颜之推对人的身体健康也非常重视，他强调养生学的方法可以有多种。真正的养生还必须注意避祸，必须将修身养性和为人处世的内外功夫结合起来。如果因傲物而受刑，因贪溺而取祸，那么再精于养生之术也是无用的。

颜之推要求自己子女从小就要学会正确发音，这也是最基本的知识教育。他还告诫子女，对未经查证的事物，不要妄下断语。这确实是一种严谨的求学态度。

《颜氏家训》内容驳杂，从繁琐家事，谈及社会人生；从修身治家，讲到音韵、训诂，因而对颜氏后裔产生了直接影响。

根据记载圣贤家族历史的古籍《陋巷志》所言，颜之推的3个儿子颜思鲁、颜愍楚、颜游秦，4个孙子颜师古、颜相时、颜勤礼、颜育德，都很有名气。

尤其是颜之推的嫡长孙颜师古，成为了后来唐代最著名的音韵学家、训诂学家和文学家。颜之推四世孙颜昭甫、五世孙颜元孙、颜惟贞也都是名家。六世孙有名的更多，尤为“颜氏三卿”，颜真卿、颜杲卿、颜春卿更为显赫。

《颜氏家训》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内容丰富、体例宏大的家训。“家训”就其本义来讲，是对本家族的子孙后代进行家庭教育的教材，但事实上它的作用却远不止此，而是对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著述的一种体裁类别。

《颜氏家训》一经问世，即在社会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南宋藏书家陈振孙在其私人藏书目录《直斋书录解题》中说：

古今家训，以此为祖。

在颜之推以后，“家训”著作竞相模仿，以至于成了士大夫阶层的一种风气。《颜氏家训》对我国乃至世界家庭教育理论研究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历史资料，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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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与《温公家范》

北宋时期，在河南的西阳县曾经发生这样一件远近闻名的事：几个六七岁的孩子在场院里玩耍。场院里放着一口存满水的大缸。有一个孩子攀上缸沿，一不小心掉进了水缸里，大家一看不好，都吓跑了。

这时，只有一个小男孩没有跑，他当机立断，搬起一块石头往水缸砸去，缸破了，水流出来，掉进缸里的孩子得救了。

这件事传播开来，有人把它画成《小儿击瓮图》，一直流传至今。

那位机智的小男孩，就是北宋时期伟大的史学家、《温公家范》的作者司马光。

司马光出生于河南省西阳县，世代贵胄之家，他的先辈和堂兄们多是好学之士，爱好诗文。这个家庭是一个颇具政治经验和学问素养的家庭。族人累世聚居，人口众多，常常是几十口人，却都能和睦相处，宗族间也从无间言。这个家族，对内，勤俭自励，辛苦经营，治家有方；对外，慷慨尚义，关心乡里，抚恤孤寡，很受乡里尊重。

馆阁校勘 宋代官名。宋仁宗时的1026年置。馆阁是宋代国家藏书机构的别称，也是国家整理颁印图书典籍的一个重要部门。北宋时期国家颁行的官本对后世影响甚巨，产生了不少能继承汉唐学术传统、又对校勘的学术发展有所推进的严谨扎实的高质量的馆阁校勘专书。

司马光自幼聪明伶俐，在父亲的教育下，刻苦读书，勤于思考。20岁时一举考中进上甲科，此后进京，升任馆阁校勘，负责编校图书典籍，后来迁任殿中丞，是专职史官。他用了19年时间，主持编撰了一部编年体巨著《资治通鉴》。此书在我国官修史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资治通鉴》 简称《通鉴》，是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告成。它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时的后周世宗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官修史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在编撰《资治通鉴》的过程中，司马光深受礼教思想的影响，他把礼义道德教育具体落实到家庭教育上。《温公家范》一书，就是以儒家经典论证治国之本在于“齐家”的道理；同时广泛选取历代人物史事作为“轨范”“仪型”，具体阐述各项道德准则和治家的方法。

《温公家范》简称《家范》，是一部比较完整的反映我国封建社会家庭道德关系的伦理学著作。书中宣扬了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的思想，阐述了司马光的封建伦理道德观点。

《温公家范》是继《颜氏家训》一书之后一部影响较大的家庭教育专著，在内容上既有反映封建地主阶级的正统思想和浓烈的政治要求，也有继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伦理范畴。

从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进行评价，也不无合理、可取的成分。特别是此书反映出的司马光的家庭教育思想，尤为值得有分析地加以借鉴。

司马光在《温公家范》的一开头就指出，在家庭里，每个家庭成员都遵守自己的道德规范，家道就正了。而家道正，国也就安定了。

《大学》 原为《礼记》第2 4篇。宋代程颢、程颐兄弟把它从《礼记》中抽出来，编次章句。后来，朱熹又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部书合编注释，称为《四书》，从此《大学》便成为了儒家经典。朱熹把《大学》重新编排整理，分为“经”一章，“传”十章。

司马光为进一步说明家庭教育和国家、社会的关系，又详细引述了《礼记•大学》篇里对于家庭、国家、天下三者关系的论述：

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在司马光看来，“齐家”的中心问题或基本措施是教育家人，教育好全家成员。能教育好全家成员，便可以推而广之，影响和教育全国的人。事实上，连家里人都教育不好的人，是不会教育好其他的人的。

司马迁 字子长，生于西汉时夏阳，即今陕西省韩城。西汉史学家和文学家。被世人称为“历史之父”。他所著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同时在文学上取得了辉煌的艺术成就。因此，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光的写作形式和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不同，他是采用对家庭教育分别论述的方法，并在论述的过程中，列举了大量历史实例加以阐述。

司马光认为早期教育有利于人一生的成长发展，充分肯定注重孩子早期教育的优良传统。他认为“古有胎教”，也就是说，古人在孩子未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注重胎教了。

在这方面，司马光举例说，周文王之母在怀着周文王的时候，“目不视邪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敖言，能以胎教”。因此周文王聪明过人，能够“教之以一而识百”。

司马光还例举了“孟母三迁”的故事：春秋战国时期的孟轲，在年少之时，家住在坟墓的附近。孟轲经常喜欢学别人办丧事玩。

孟轲的母亲仉氏见此情景，说：“这个地方不适合安顿儿子。”于是就带着孟轲搬迁到市场附近居住下来。

可是，孟轲又玩闹着学商人做买卖的样子。孟母又说：“此处也不适合安顿我的儿子。”于是又搬迁到书院旁边住下来。

周文王 （前1152年～前1056年），姓姬名昌，黄帝的后裔。商纣王统治时，他被封为西伯，也称伯昌。姬昌治理岐山50年，使岐山的政治和经济得到了极大发展。其子姬发得天下后，便追尊他为“周文王”。孔子称周文王为“三代之英”。

孟轲以进退朝堂的规矩作为自己的游戏。此时，孟母说：“这正是适合安顿我儿子的地方。”于是就定居下来了。

等到孟子长大了，学成了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最终成为了一代圣贤。

司马光曾经把早教比作成长中的小树，他说：“树在小的时候，如果不修剪整枝，任其自然生长，很容易长得又歪又斜，等树木长成合抱之木，再去修剪整枝，能不费很大的气力吗？”

这样做，又好比是打开鸟笼把鸟放走，然后再去捉，也好比是松开缰绳把马放跑，然后再去追，哪比得上当初开笼放鸟、不解缰放马更为省力呀！

曾参 （前505年～前435年），字子舆，春秋末年生于鲁国。16岁拜孔子为师，勤奋好学，颇得孔子真传。积极推行儒家主张，传播儒家思想。他的“修齐治平”的政治观，省身、慎独的修养观，以孝为本的孝道观影响我国2000多年。著述《大学》《孝经》等，后世儒家尊他为“宗圣”。

针对儿童的心理特点，司马光认为对儿童进行早期教育的重要手段是给儿童树立正面的榜样，用正面的形象去影响儿童。他主张使儿童从小就“习其目端正”，让儿童经常看到正面的榜样。

司马光根据儿童的模仿性相当强，而分辨是非善恶的能力又比较差的年龄特点，提出千万不要欺骗孩子。他借用古代曾参的例子。

有一天，曾参的妻子要上街，儿子哭着闹着也要跟着去。为了摆脱孩子的纠缠，妻子对孩子说：“好孩子，你在家里等我，回来给你杀猪炖肉吃。”孩子信以为真，就放弃跟母亲上街的要求。

妻子从街上回来，只见曾参正磨刀霍霍要杀猪。妻子赶忙阻拦说：“我是哄孩子随便说的，怎么你真的要杀猪？”

曾参认真地说：“小孩子的一言一行都是跟父母学的。我们说话不算数，言而无信，就是在教孩子撒谎。”为不给孩子产生言而无信的不良影响，曾参还是坚持把猪杀了，兑现了妻子对儿子的许诺。

司马光借用这个故事提醒做父母的，在儿童面前言行举止要谨慎，不能给儿童以不良的影响。

司马光注意到，家庭教育是父母亲自教育自己的孩子，这样很容易产生娇惯溺爱的现象。他认为，由母亲亲自教育自己的孩子，不必担心她不爱孩子，反而要担心做母亲的只知道爱孩子，却不知道教育孩子。这不是别人的过错，完全是母亲的过错。像这种教训，从古到今屡见不鲜。

石碏 春秋时期卫国人。卫庄公有嬖妾所生子州吁，有宠而好武，石碏之子石厚与州吁游，石碏劝戒，石厚不听。后来州吁弑君自立，石厚向其父请教安定君位之法。石碏因石厚助州吁弑君，属大逆不道，遂杀之。当时的史学家左丘明称石碏：“为大义而灭亲，真纯臣也！”

春秋时期，卫国有一个大臣叫石碏，他有一个儿子叫石厚，在朝为官，多行不义。石碏大义灭亲，为维护国家的利益和道义，亲自设计将石厚杀掉。石碏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曾进谏卫庄公说：“我认为父母爱子女，必须教之以正理正道，不能眼看着他走邪路。有的人之所以骄奢淫逸，走邪路，完全是父母溺爱的结果。”

有鉴于此，司马光告诫父母们说：“夫爱之当教之使成人。”意思是说，父母若是真正爱孩子，就应当努力把他们培养教育成才，不能只爱不教育。

在祖辈人给子孙后代遗留什么的问题上，司马光举例说，有一位士大夫，其祖先是“国朝名臣”，“家甚富”。然而，这位士大夫却特别吝啬，白天把钥匙带在身上，晚上则压在枕头下边，钥匙是从不撒手。

士大夫 旧时指官吏或较有声望、地位的知识分子。在中世纪，通过竞争性考试选拔官吏的人事体制为我国所独有，因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士大夫阶层，即专门为做官而读书考试的知识分子阶层。是中国社会特有的产物，是知识分子与官僚相结合的产物，是两者的胶着体。

后来，这位士大夫老了，身患重病，不省人事。他的子孙趁此机会，把钥匙偷出来，开藏室取其财。当老人苏醒以后，心里首先惦记的是那保管家财的钥匙，伸手一摸，钥匙不见了，一急之下便去世了。

司马光说，同上述那样的祖父母相反，从来的圣贤之人都不是“遗子孙以利”，而是“昔圣人遗子孙以德以礼，贤人遗子孙以廉以俭”，是留给子孙后代以德、礼、廉、俭等好的风尚、品德。

《训俭示康》 司马光写给儿子司马康的训诫文。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一文中，紧紧围绕着“成由俭，败由奢”这个古训，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切身体验，旁征博引许多典型事例，对儿子进行了耐心细致、深入浅出的教诲。其见解和主张，可谓影响深远。

司马光还介绍了许多贤明的为人祖者，以供后人效法。比如，春秋时期，楚国宰相孙叔敖临终之前对儿子说：“国王要分封良田给我，我没有收。我死后，国王还会分封给你良田，你也不要收。”孙叔敖死后，国王果然要“以美地封其子”，但其子遵父嘱，婉辞谢绝，被传为佳话。

再如，汉宣帝时的皇太子的老师疏广，年老退休回家，皇帝赐给他黄金20斤，太子又送给他50斤。疏广回家后，每天都摆宴席，宴请乡亲、邻里、朋友、故旧，花去许多钱财。

子孙希望能得到一些钱财，就托一老人劝说疏广给子孙留下一些，置些田产。但疏广不同意，而是愿意给子孙留下美德，不愿留下大批财产而助长他们的过错。

对上述为人祖者司马光曾评价：“此皆以德业遗子孙者也。”值得后人效法。

司马光不仅从道理上论述遗子孙以德、以义的重要意义，还大力提倡这种美德，并身先士卒，以俭朴的美德教导自己的子孙。

司马光专门为其子司马康撰写了《训俭示康》这一有名的家训。在家训中，他用司马家族世代以清白相承的家风，他自己俭朴的生活态度和古代圣人以俭为美的道德观念教育儿子，希望他继承发扬，牢记“以俭立名，以侈自败”的道理，并且要求司马康把俭朴家风世代传下去。

司马光继承了儒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而他所著的《温公家范》，就是礼义道德教育在家庭教育中的具体体现。以至于成为了封建社会进行家庭道德教育的重要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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