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十年，也就是1671年，内阁满汉大学士，六部满汉尚书，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詹事府等部院官员齐集太和殿，康熙帝首次经筵大典在这里举行。

殿中已设下御前书案和讲官的讲台，当精心遴选的10余名满汉经筵讲官向皇帝行完一跪三叩头礼后，由讲官王熙和熊赐履分别进讲《大学》中的一章和《尚书》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两句后，然后赐宴群臣，仪式便算结束。自四月十日日讲开始，从此康熙帝的学习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担任康熙帝经筵及日讲讲官的官员是从内阁大学士、学士、六部尚书、侍郎及翰林院官员中挑选的。这些官员都通晓儒家经典和历代史事，都把造就一代贤君明主当作崇高的目标和荣耀，不仅尽心尽力，讲解明白晓畅，条理清晰，而且十分注重引导康熙帝以古来的著名贤君为榜样，作育君德；并注意结合为政的实际，以古喻今，提高他处理政务的能力和水平。这种学习对康熙帝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激发了他充实自己的强烈渴望，他不仅要求讲官打破隔日一讲的旧制，且经常要求在经筵不开的假期也能进讲。

康熙十二年二月，也就是1673年3月，他对讲官们说：“朕听政之暇，即于宫中披阅典籍，殊觉义理无穷，乐此不疲。向来隔日进讲，朕心犹然未惬。”下令改变传统的办法，从此讲官每天都要上课，使“日讲”真正名副其实。

从那以后，一些惯例一再被打破，不分寒暑，不论忙闲，也不管是否举行经筵开学，凡有时间都要上课。甚至他到外地巡视也要带着讲官，随时进讲。康熙帝倾心向学，刻苦努力的精神不仅令讲官们非常感动，甚至惊叹，认为是古今帝王中无可匹敌。在康熙帝以后执政的数十年中，除了因重大斋戒典礼节庆、巡幸出征等事偶有暂停外，他都在繁忙的政务之余孜孜不倦、持之以恒地进行着自己的学习。

他像一个历尽艰辛，终于寻找到了热望已久的宝藏的开发者，怀着激动的心情不遗余力地在千古智慧的宝库中搜求。这个长年驰骋在马背上，在白山黑水、冰天雪地上一代代锤炼出的民族的后代，已将祖先吃苦耐劳、坚韧勤奋的精神凝入他安邦定国的实践中来。

从那以后，或在乾清宫，或在弘德殿，或在懋勤殿，康熙帝与日讲官员度过了一个个晨昏寒暑。常常是每天天还没有完全亮，康熙帝便召集群臣奏报政务，处理当天的国事。因此或在听政之前，或在听政之后开始当天的日讲。

朝臣与讲官披星戴月，风雨无阻，春夏天看东方日出，秋冬日随夜幕隐退，星稀殿角，露湿庭阶。康熙帝精神振奋，不惮劳苦听政听讲，从无厌倦之态。

康熙十四年四月，也就是1675年5月，他对讲官们说：“日讲原期有益身心，加进学问。今止讲官进讲，朕不复讲，则但循旧例，渐至日久将成故事，不惟于学问之道无益，亦非所以为法于后世也。自后进讲时，讲官讲毕，朕仍复讲，如此互相讨论，方可有裨实学。”

其实在此之前的讲学过程中，康熙帝早已不是仅只被动地听讲，而是经常与讲官反复研讨、辨析，经常阐发自己的学习体会和思想。当时南方吴三桂等“三藩”已发动叛乱，战火燃及半个中国，康熙帝要处理的问题实在太多，便将固定的日讲时间改为“乘间进讲”，并从这时开始他每次都复述讲官所讲解的知识。

到了康熙十六年，也就是1677年，他已具备了相当高的文化水平和理解能力，又把每次进讲改为由他自己先讲，然后由讲官复讲。由被动地接受到讨论式的学习逐渐过渡到自学加辅导，明显地看出康熙帝的进步迅速，而这不过只有短短的6年时间！

此间康熙帝还经常半夜起身，甚至通宵达旦披衣苦读。几年中，已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尚书》《易经》《诗经》等儒家经典和《资治通鉴》等史书反复研读一遍。

康熙帝读书的自觉性和动力来源他对儒家典籍有益身心、有资治道的深刻认识。他20岁时，一次与讲官们的对话就已经表现很清楚了。他说：“学问之道，在于实心研索，使视为故事，讲毕即置之度外，是徒务虚名，于身心何益？朕于诸臣进讲后，每再三细绎，即心有所得。尤必考证于人，务求道理明彻乃止。至德政之暇，无间寒暑，惟有读书作字而已。”

他所谓作字，是指书法。康熙帝自小便养成了爱好书法的习惯，非常喜欢董其昌的行书，后又对米芾字产生了兴趣，临摹习仿，写得一手遒劲有力、飘逸舒展的好字。说完上面的话后，康熙帝随手写了一行字，给讲官们传看。

接着说：“人君之学不在此，朕非专攻书法，但暇时游情翰墨耳。”随后他对讲官熊赐履说，“朕观尔等所撰讲章，较张居正《直解》更为切要。”

熊赐履当即回答说：“臣等章句小儒，不过敷陈文义。至于明理会心，见诸日用，则在皇上自得之也。”

康熙帝对此颇为赞同，便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见解说：“讲明道理，乃为学切要功夫。修己治人，方有主宰。若未明理，一切事务，于何取则？”且说，“学问之道，毕竟以正心为本。”

熊赐履见康熙帝有如此深刻的领悟，不由得称赞说：“圣谕及此，得千古圣学心传矣。”

康熙帝说：“人心至灵，出入无乡，一刻不亲书册，此心未免旁骛。朕在宫中手不释卷，正为此也。”

随后康熙帝潜心写下了《读书贵有恒论》一文，勉励自己不自欺，切戒始勤而终惰，不能坚持长久。其中有言：“人之为学，非好之笃嗜之深，其势必不能以持久！”准备“无论细旃广厦，讽咏古训，日与讲臣共之。即至銮车帐殿之间，罔废图史，寻味讨论，弗敢畏其艰深而阻焉，弗敢骛于外物而迁焉，盖初终如一日也”。

康熙帝确实是在用这些认识鞭策着自己，他也是这样做的。他是一个帝王，知道自己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用不着与自己的臣民在文化上一较高低。

他对自己约束和激励并不完全出自兴趣和天性。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一个统治者，更清楚知道自己是一个被一个文化发达的大汉民族视为野蛮的“异族”的统治者，他的谦虚好学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

他要用自己的行为和实际能力证明自己不仅是一个皇帝，还是一个称职的皇帝，是一个超越前代诸多帝王的皇帝。

假如说几十万的满族与几千万的汉民族在打天下、治天下的冲突中所需要的不仅是战争，同时也是竞争的话，康熙帝的祖先和前辈们已然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当他成长为一个举国瞩目的君主后所面临的问题已别无选择，只有治天下这唯一的任务，他要完成的只有获取人心，取得全国人民的认同。尽管他不能想象自己可以与围绕在身边那些饱学诗书、满腹经纶的汉臣的“学问”相比，但却可以通过接受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满足他们的愿望，换取他们的信任，赢得他们的敬服。后来的事实表明，康熙帝的成功恰在于此。

康熙帝通过长期对儒家经典的研习和在为政的具体实践中的应用，深深感受到儒家思想对其安邦定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已远远超出以其笼络汉族地主阶级士大夫的工具意义。

经过明末以来半个世纪的战乱和激烈的阶级矛盾与民族之间的冲突，人们望治心切，使儒家思想的中庸倾向、阶级调和致治以礼的内涵在缓和矛盾、恢复秩序、制定政策等方面不仅有了理论根据，而且也正符合当时的社会实际。

正是依照儒家经典的精神主旨和社会的实际形势，康熙帝迅速扭转了四辅臣严苛残酷的政风，逐渐转向追求德治，崇尚宽仁，而这也成为他一生治国理政的基本调子。尽管他在晚年将此经验教条化，为政失之宽纵，造成严重的政治腐败，但清王朝能在严重的战乱和尖锐的对立中走出困境，应该说仍只能归功康熙帝的这一明智抉择。

康熙十六年五月的一天，儒臣进讲完毕，康熙帝对他们说：“卿等每日起早进讲，皆天德、王道，修、齐、治、平之理。朕孜孜向学，无非欲讲明义理，以资治道。朕虽不明，虚心倾听，寻绎玩味，甚有启沃之益。虽为学不在多言，务期躬行实践，非徒为口耳之资。然学问无穷，义理必须阐发。卿等以后进讲，凡有所见，直陈无隐，以副朕孜孜向学之意。”

其实类似的话在他一生中说过无数次。之所以如此，已经明显地反映出他对宋明以来诸儒对儒家思想的解释所持的保留态度。尽管他一再倡导理学，但他似乎已感觉到那种对理、气、心、性的繁冗解释和攻讦驳辩不仅难以分清高下，即使被尊为所谓纯儒的一些人多也只限于侈谈。他反复强调学问要有资治道，“务期躬行实践”。

他在与臣下谈到“理学”时说：“日用常行，无非此理。自有理学名目，而彼此辩论，朕见言行不相符者甚多矣。终日讲理学，而所行之事，全与其言悖谬，岂可谓之理学？若口虽不讲，而行事皆与道理吻合，此即真理学也。”

康熙帝最需要的是治国的经验和实际的效果。终其一生，他倡导理学，也出了一些所谓“理学名臣”，可在他眼中，并没有几个人是值得肯定的。他晚年时曾说：“理学之书，为立身根本，不可不学，不可不行。朕尝潜心玩味，若以理学自任，必致执滞己见，所累者多。宋、明季世人好讲理学，有流入于刑名者，有流入于佛老者。昔熊赐履自谓得道统之传，其殁未久，即有人从而议其后矣。今又有自谓道统之传者，彼此纷争，与市井之人何异？凡人读书，宜身体力行，空言无益也。”

从这既倡导又厌恶的情绪中，康熙帝表现出他完全是一个实用主义政治家而非理论家，尽管他对理学理论有很精深的研究。在康熙帝所读过的无数典籍中，历代史籍几乎都有所涉猎，并作了很多批注。他非常注重研究历代王朝兴盛衰亡的经验和教训，从帝王品德好尚到君臣关系，从整肃朝政到吏治安民，从发展经济到固舆安边都能引起他的高度重视。

比如，他对汉武帝、唐太宗等君主的治绩多有赞誉，但对汉武帝信神仙方术，唐太宗以疑杀人却不以为然，认为“惑己甚矣”；对汉文帝的善政，宋太祖微服了解吏治民情都深深敬服。

对许多帝王的品格治迹都有很中肯明智的看法，当他读了魏徵上唐太宗《十思疏》后，不无感慨地评道：“人莫不慎于创业，怠于守成，故善始者未必善终。惟朝乾夕惕，不敢少自暇逸，乃可臻于上理。”

他对冯道历官几个朝代仍扬扬自得地自称为“长乐老人”嗤之以鼻，说他“四维不张，于兹为甚”。但却对冯道向唐明宗所说的“历险则谨而无失，平路则逸而颠蹶”的话大为赞赏，总结说：“粤稽史册，国家当蒙庥袭庆之后，率以丰亨豫大弛其兢业之心，渐致废坠者往往有之，所以古者圣贤每于持盈保泰之际三致意焉。冯道以明宗喜有年而设譬以对，犹得古人遗意。虽道之生平不足比数，而其言固可采也。”

这种不因人废言、清醒知警的态度，在康熙帝读史书时是一念常存的。

在他年轻的时候就一直很注重历代兴亡的教训，自汉代以后的宦官、外戚之祸，亲王、权臣、武臣擅政都引起他的警觉，并在制度建设上予以充分的研究。尤其明朝亡国的教训，他可以说是念念不忘，经常与臣下们谈论，总是感慨不已。他深知：人主以一人临御天下，自身的修养深系天下安危。

他以历史的经验告诫自己，为政不能怠惰，不能感情用事，要善于了解情况，听取臣下的意见。尽管一人高高在上，可以为所欲为，但偏激致误、纵欲亡身乃至于亡国，历史都提供了无数的先例。

事实证明，康熙帝从一个深宫诞育的皇子成长为一位非常有作为的君主，得益于读书学习的“作育之功”甚多。也正是他深受数千年中原王朝治国经验的熏陶，在他手中，清廷终于从马上打天下的赳赳武夫姿态改变了形象，开始了以文治天下的辉煌历程。

随着治国经验的增长和对文化典籍领悟能力的提高，康熙帝逐渐感到烦琐仪式的日讲不如自学来得实惠、自由。况且固定的学习程式和讲解，既耽误时间又妨碍处理政务。但他很尊重自己的那些师傅，很羡慕他们的学问，不愿与他们分开。

在康熙二十五年，也就是1686年，他宣布停止日讲之前，便已在9年前设立了南书房。从那时起，甚至可能更早，在乾清门内西侧，面对乾清宫的那几间低矮的小房，已成了皇帝和他的文学侍从也就是词臣们经常研讨学问、谈文论政的永久场所。

他保持15年的“业余学校”生涯尽管已经毕业，可在他的寝宫中却常常是烛光伴随他的刻苦攻读，有时直亮到天明。读书已成为他皇帝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直到他的晚年仍坚持不懈。因此，他区别于以往帝王的一个重要成就不仅在于他有突出的文治武功，他还给后人留下一百数十万字的著述。

励精图治，察吏安民；选贤任能，优礼良臣；安边恤刑，武功文治；轻徭薄赋，赈灾蠲免，事无巨细，凡有益治国安邦均挂怀在心。在他心中展开的是一幅国家安泰、物阜民丰的宏图。

在他龙飞凤舞、笔力遒劲的文字中，透射出充分的安然和自信；而在他留下的1000多首诗和数十篇文赋中虽常有忧国忧民的思绪萦绕心头，可胸怀广阔的浪漫主义情操却时时洋溢，慨叹边塞的辽远苍凉、瀚海无垠，寄志于大河奔流、山河壮阔，关情于草木鸣蝉、风雨明月。其诗作中，“既有金戈铁马之声，又有流风回雪之态”。

这个“马背上的民族”的后代，虽然仍牢记祖辈不忘骑射的遗训，却已是深谙治国之道并且满腹诗书。他虽然不乏祖辈坚忍雄健的马背雄风和叱咤风云的气度，但却已更具有远迈先祖的文化素养和治理新世界的广阔胸怀。祖先创业的那片黑土地上留下的只是令他追想的一连串神奇故事，可当他父亲走进山海关的大门时，历史便注定了他要有一个更博大的胸怀来面对这个广阔辽远的国度和生于斯、长于斯的似曾相识的世界。

他睁开双眼，惊异地关注着每一丝新奇，贪婪地吸吮着中国文化中的营养，以至于令深恨“夷族入寇”、很难放弃“华夷之辨”传统观念的汉族士大夫也睁大了惊奇的双眼，感到非同寻常。

康熙帝正是以这种突破祖辈狭隘换以宽容博大、兼容并蓄的全新姿态确立了自己“明君”形象，终于使清王朝在国人心中赢得了“正统”认可。康熙帝还做了三件意味深长的事：宣《圣谕十六条》、中西历法之争和御门听政。雍正帝在雍正九年，也就是1731年，农历十二月二十日，为圣祖仁皇帝实录所作的序文中称：“纲举目张，庶司各修其职。”意即纲举目张，才能治国安邦。所谓纲，就是敬天法祖、勤政爱民8个大字。

敬天法祖是形式，勤政爱民是内容，前者为手段，后者为目的。所谓目，就是为纲服务的具体施政方针和各项政策，既有综合全局的总政策，又有各个不同时期的个别政策，即目中有目。那么，什么是康熙朝勤政爱民的总政策呢？

康熙九年，也就是1670年，农历十月九日，即康熙亲政后的第三年，他曾发布《圣谕十六条》，代表他勤政的总策略，并一生为之遵行，孜孜不倦。《圣谕十六条》，即究竟如何训练、启发、劝导以及怎样责成内外文武各主管部门官员们督促率先举行等事情，礼部须详查典制，议定后报朝廷。

十六条的中心思想是重视思想文化教育，教育上去，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为此，康熙曾说过：政治所先，在崇文教。储养之源，由于学校。重农桑以足衣食，意即是物质建设。隆学校以端士习，是精神建设。二者相结合，如此，则纲举目张，由天下大乱走向天下大治。康熙做了六十一年的太平天子，与此不无关系。 /08VzWpMoAeX1ISwVGmVJEzjRjGlx/TDGdiVBwf95oYypEv7eKL1dsdf7IRJXP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