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初年,由顺治帝遗留下来的“四辅臣体制”大大削弱了皇权,这对康熙帝履行自己的职责,亲掌朝政非常不利。为了尽快投身于国家事务之中,年仅14岁的康熙帝,在亲政之初就采取御门听政的方式,实现总揽朝政的目的。
在中国历史上,真正能够履行帝王权力的皇帝很少。而且历史上经常发生宰相擅权、母后专政、外戚篡权、宦官横行、大臣结党等威胁统治秩序的情况。
而清朝则很少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与皇帝亲自行使国家大权,不轻易假手于人有很大关系。清初,国家的体制还带有很浓厚的贵族制色彩,满洲贵族特别是宗室贵族在一些国家大事上有很大的决策权。经过皇太极、顺治二朝,“四大贝勒体制”和“议政王大臣会议体制”受到了制约,皇权日渐加强。
但是康熙帝还是感觉到“四辅臣体制”使自己不能自行其是,处处受到约束,于是便采取“御门听政”的制度。所谓御门听政,就是皇帝亲自到一定场所,听取各部门大臣奏报情况,提出建议,与大学士、学士们一起讨论,呈上折本,发布谕旨,对重要国事作出决定等活动。
由于最初康熙帝御门听政的地点是离他住处最近的乾清门,因此才被称为“御门听政”。每月除了初五、十五、二十五的“常朝”在太和殿外,其余时间都在乾清门。后来根据具体情况和季节变化,也经常在乾清宫东暖阁、懋勤殿、瀛台、勤政殿、畅春园澹宁居、南苑东宫前殿等地举行听政。御门听政时间一般都安排在早晨,因此又称为“早朝”。
康熙帝勤勉为政,无论盛暑严寒,他都坚持亲临听政,几乎是六十一年如一日,从不中辍。康熙帝听政不是图形式,走过场,其认真的程度,就连大臣们都想象不到。对于各部送上来的奏章,他一定要亲自御览。
起初,很多官员认为皇帝肯定不会字字细读,书写经常疏忽。但康熙帝连错字都能发现,并加以改正,翻译得不通顺的,他也亲自加以删改,令大臣们感到汗颜。
军务紧急的时候,每天奏章有三四百件之多,通常情况下,也有四五十件,不论多少,康熙帝都要亲自批览。因为亲自动手,他才能洞察其中的弊端,随时加以纠正,这对于扭转一些不良风气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通过御门亲政,康熙帝抵制了鳌拜等权臣专断朝政的图谋,为铲除鳌拜创造了条件。鳌拜为了扩张权力,垄断了朝廷大政的处理,他甚至将奏疏带回家中,任意更改,并且结党营私,阻塞皇帝和臣下沟通的渠道。但康熙帝通过亲自听政,突破了鳌拜的封锁,和大臣们广泛接触,共商国是,对鳌拜等擅权自专的行为,也能及时发现和制止。
有一次,鳌拜擅自更改已经发抄的红本,被大学士冯溥弹劾,康熙帝毫不留情地当众批评了他,鳌拜心虽不甘,但在朝堂之上,也不敢公然对抗皇帝,而康熙帝也通过这些行动,逐渐树立起自己的权威。
可以说,此时御门听政是康熙帝亲掌国政的演习,也是为铲除鳌拜进行的铺垫。两年以后,康熙帝不动声色,举手之间就除去了这个经营多年的庞大集团,如果没有御门听政所做的准备,是不可想象的。此后,康熙帝正式亲自掌理国家大权,他不但没有因为鳌拜的覆亡而掉以轻心,放松听政,反而更加重视。
“三藩之乱”的时候,国事繁多而重大,军情紧急,康熙帝通过御门听政,充分汲取朝廷大臣的智慧,迅速而果决地处理一系列的事务。重任在肩,他不敢有丝毫放松,每天天还没有亮就起床,天刚蒙蒙亮就开始听政,用他自己的话说,“惟恐有怠政务,孜孜不倦”。
当然,康熙帝也对各部官员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他下诏:“令部院官员分班启奏,偷情安逸,甚属不合。以后满汉大小官员,除有事故外,凡遇启奏事宜,都要一同启奏,我可以鉴其贤否;那些没有启奏事情的各衙门官员,也要每日黎明,齐集午门前,等到别人启奏之后同时散去。都察院堂官及科道官员,没有启奏事宜,也必须每日黎明齐集午门,查满汉部员、官员有怠情规避者,即行题参。”
官员们为了避免耽误早朝,往往在凌晨三四点就得起床,点着灯笼上朝。在皇帝的带动下,官员们也都养成了未明即起的习惯,整个朝廷呈现出一种勤勉高效的氛围。
平定“三藩”之后,紧急政务相对减少,但是康熙帝仍然坚持御门听政,只是对时间作了调整。在京期间,康熙帝御门听政坚持不辍,外出巡幸,也坚持处理政务,因此热河避暑山庄和各处行宫,也都成了他召见臣下处理政务的场所。每逢康熙帝离开京城,各部院便将奏章集中送至内阁,由内阁派人专程转送。
康熙帝如果住在南苑,就一天汇送一次或隔日汇送一次;如果远行外地,就每三日送一次。每天清晨,各部院尚书、侍郎就要赶到听政的地方,将本部日常事务上奏给康熙帝。有些问题康熙帝当时就作出决定,命令有关部门贯彻执行。遇到重要问题,康熙帝要当面询问详情,征求各方意见,然后仔细调查,最后作决定。
从亲政之日起,除了生病、三大节、重要祭祀之日以及宫中遭遇丧葬等变故,康熙帝不得不暂停御门听政外,到他去世前50多年时间里,他几乎没有一天不坚持听政。因此,虽然御门听政并非康熙帝独创的理政形式,但在中国历史上,像他这样将御门听政定为常制,注重实效,数十年坚持不辍的皇帝,绝无仅有。
康熙帝利用御门听政,解决了大量的实际问题,大大地提高了国家的管理质量和行政效率。康熙四十五年,也就是1706年,农历四月十二日,大学士会同户部奏上有关“钱价太贱,需要平抑”之事,康熙帝当即作出和粜收买,严厉惩处贩钱抬价者。
同年十月,为拿获贩卖大钱人犯一事,刑部侍郎鲁瑚与九门提督发生争执,在康熙帝听政时面奏请旨。康熙帝让二人充分述说理由后,严厉批评刑部悖谬,下令交给都察院处理。许多重要、机密的事,各部还要具本奏上,面奏完毕,由大学士商同处理。
在听政的过程中,康熙帝尽量发挥大臣们的积极性,让他们畅所欲言,甚至鼓励互相争论。经过争论,有时康熙帝发觉自己的意见也并不完全正确,就虚心接受,改变自己的决定,采纳臣下的意见。
有一次,九卿会议提出请皇上亲临河上,指授方略的要求,康熙帝开始断然拒绝,并且声明:“我屡次巡察途经河道,对治河工程非常清楚,有些地方虽然没有去过,但从地图上也早已十分熟悉,随时可以定夺。我几次南巡,发现走小路十分扰民,所以没必要亲自前往。”
但是九卿一再坚持,申明利弊,说皇帝不亲临指示,就不敢动工,工程也不能圆满完成。康熙帝经过通盘考虑,终于同意亲自前往检视。
这场争论整整进行了一年。九卿有的面奏,有的递折,都直陈己见,大大提高了中枢决策的准确程度,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对于自己的正确意见,康熙帝还是勇于坚持的,这也是加强权威的一种体现。
康熙四十五年,也就是1706年,为治理黄、淮,在分工、筹款、官吏管理等诸方面,康熙帝与九卿存在很多分歧,并在御门听政时进行了多次争论。
九卿们提出:“河务重大,需要耗费巨额资金,应该设立民间捐资的条例。”
康熙帝不同意,反复劝谕,说现在国库里银钱十分充足,如果不充足,怎么能减免各省应纳的钱粮呢?康熙帝还批评九卿不熟悉河务,指出:“我去年视察高家堰,见堤坝再不预先修治,一定会出大问题,就命令张鹏翮开工修治。但张鹏翮却坚持说根本不会有事,一直拖着不办。现在修河,应当以高家堰工程为重,如果高家堰溃决,那么黄河也难保。”
康熙帝仔细耐心地分析利弊,终于说服了九卿,使得自己的意见得以顺利贯彻执行。对许多朝中大事,康熙帝都亲自过问。大学士请旨的,康熙帝每一件都要亲自定夺,甚至一些看起来并不重要的事情,他也要关注。
有一次,大学士明珠捧折面奏请示户部奏销前一年湖南钱粮。康熙帝就问:“所奏钱粮数目是不是确切?”
明珠回答说:“我核对过,是相符的。”
康熙帝仍不放心地问:“户部钱粮浩繁,很容易蒙混,经常在销算当中出问题,你们要传我的话,要户部务必严加清查,排除弊病隐患。如果不改,一定严加查办!”经过康熙帝亲自安排落实,解决了许多问题。
康熙二十五年,也就是1686年,农历七月的一天,康熙帝处理翰林官外转的奏章,询问大学士的意见,明珠奏报说,可以依吏部所议。
康熙帝听后很是不满,他批评道:“这是你们顾及情面,现在的翰林官,有的不善书法,不能写文章,不能读断史书,只知饮酒下棋,这样的人一旦重用,使无才之人反受宠幸,怎么去教育后人?一定要降谪一两个人来警诫他们。”
于是,康熙帝当即指示大学士、学士带着谕旨到翰林院、吏部去质询。当天晚上,大学士们就回来汇报了吏部与翰林院的疏误之处,加以改正。
通过这些做法,不但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而且也掌握了各地、各部门的薄弱之处,对加强皇权,防止权臣擅政现象的发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御门听政时,康熙帝不只处理日常事务,而且还借机考察官员,整顿吏治,并通过这种方式增进官员们同自己的感情联系。
康熙帝首先将官员是否认真按时启奏视为勤勉与否、贤良与否的重要标准。因而对朝奏时偷情安逸的官吏严加训斥,对启奏诸臣,他也时时要求他们要注意民生疾苦。他曾多次告诫身边的官员,作为一方大吏,所奏必须与国计民生相关。
康熙二十二年,也就是1683年,农历二月初六,江西布政使石琳上奏本省要政时,多举琐碎事情,康熙帝严厉批评说:“你身为地方大吏,应举有关民生利弊以及应该革除的大事奏告,怎能用这种琐事来搪塞呢?”
对官员们的升转任命,康熙帝很注意听取大学士们的意见。每当吏部或九卿推荐官吏,康熙帝总是让大学士们充分发表意见,以决定取舍。有时一时无法议定,便下令有关部院或九卿再作商议。
有一年,户部侍郎、贵州按察使、浙江按察使、山东布政使等都出现缺员,吏部报上拟升转名单,康熙帝并未指点,而是下令:“着以开列人员问九卿,各举所知。”
对吏部所开山东等9省学政名单,康熙帝对学士们说:“直隶地区,我已点过;江南等地学臣紧要,这本折子里开列的人员我不大认识,请向九卿去问询。”但是,对各部部议及大学士们票签的错误,康熙帝却丝毫不加迁就。
康熙帝曾经问大学士马齐:“前代君王不接见诸臣,所以诸臣也见不到君王,君臣之间怎样通气呢?”
马齐回答说:“明代皇帝向来无接见诸臣之例,即使接见,也不许说话。”
康熙帝慨叹道:“为人君者若不面见诸臣,怎么能处理政务呢?”
为了增进君臣之间的感情交流,康熙帝对各级官员,处处表示关心。他认为只有君臣经常在一起商讨国是,才能上通下达,共同筹划,避免前明君臣相隔、依赖宦官而至亡国的局面再度重演。
康熙帝经常通过询问官员的家境来联络感情。出于对他的感戴之情,不少臣下对工作尽职尽责,甚至敢于与他争论。他对这种大臣总是十分赞许。
康熙帝对大臣们说:“你们都是议政大臣,应该各抒己见,直言不讳,即使有小差错,我难道还会因议政而加罪于你们吗?”因此,康熙帝在位期间,君臣关系一直非常融洽。各级官员普遍任劳任怨,对康熙帝也倍加爱戴。
康熙帝生病期间,暂停御门听政,但是各部院官员仍然全部赶到左门请安,使康熙帝十分感动,他动情地说:“君臣谊均一体,分势虽悬,而情意不隔。”
通过御门听政,康熙帝对大臣们的“感情投资”得到了回报,大大增强了官员们的向心力,从而极大地强化了他的权力,使得他的统治得到了空前的巩固。
御门听政作为康熙帝长期坚持的处理政务的主要方式,对于清朝政局的健康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康熙帝充分利用御门听政,使朝廷上下协调一致,克服困难,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对手。
在平定“三藩之乱”的8年中,诸多情况下,都是康熙帝利用御门听政及时地作出各种决定,并贯彻执行,从而取得了平叛战争的胜利。之后,康熙帝又抓住有利时机,在御门听政时授任姚启圣为福建总督、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终于顺利收复台湾,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