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初年，由顺治帝遗留下来的“四辅臣体制”大大削弱了皇权，这对康熙帝履行自己的职责，亲掌朝政非常不利。为了尽快投身于国家事务之中，年仅14岁的康熙帝，在亲政之初就采取御门听政的方式，实现总揽朝政的目的。

在中国历史上，真正能够履行帝王权力的皇帝很少。而且历史上经常发生宰相擅权、母后专政、外戚篡权、宦官横行、大臣结党等威胁统治秩序的情况。

而清朝则很少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与皇帝亲自行使国家大权，不轻易假手于人有很大关系。清初，国家的体制还带有很浓厚的贵族制色彩，满洲贵族特别是宗室贵族在一些国家大事上有很大的决策权。经过皇太极、顺治二朝，“四大贝勒体制”和“议政王大臣会议体制”受到了制约，皇权日渐加强。

但是康熙帝还是感觉到“四辅臣体制”使自己不能自行其是，处处受到约束，于是便采取“御门听政”的制度。所谓御门听政，就是皇帝亲自到一定场所，听取各部门大臣奏报情况，提出建议，与大学士、学士们一起讨论，呈上折本，发布谕旨，对重要国事作出决定等活动。

由于最初康熙帝御门听政的地点是离他住处最近的乾清门，因此才被称为“御门听政”。每月除了初五、十五、二十五的“常朝”在太和殿外，其余时间都在乾清门。后来根据具体情况和季节变化，也经常在乾清宫东暖阁、懋勤殿、瀛台、勤政殿、畅春园澹宁居、南苑东宫前殿等地举行听政。御门听政时间一般都安排在早晨，因此又称为“早朝”。

康熙帝勤勉为政，无论盛暑严寒，他都坚持亲临听政，几乎是六十一年如一日，从不中辍。康熙帝听政不是图形式，走过场，其认真的程度，就连大臣们都想象不到。对于各部送上来的奏章，他一定要亲自御览。

起初，很多官员认为皇帝肯定不会字字细读，书写经常疏忽。但康熙帝连错字都能发现，并加以改正，翻译得不通顺的，他也亲自加以删改，令大臣们感到汗颜。

军务紧急的时候，每天奏章有三四百件之多，通常情况下，也有四五十件，不论多少，康熙帝都要亲自批览。因为亲自动手，他才能洞察其中的弊端，随时加以纠正，这对于扭转一些不良风气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通过御门亲政，康熙帝抵制了鳌拜等权臣专断朝政的图谋，为铲除鳌拜创造了条件。鳌拜为了扩张权力，垄断了朝廷大政的处理，他甚至将奏疏带回家中，任意更改，并且结党营私，阻塞皇帝和臣下沟通的渠道。但康熙帝通过亲自听政，突破了鳌拜的封锁，和大臣们广泛接触，共商国是，对鳌拜等擅权自专的行为，也能及时发现和制止。

有一次，鳌拜擅自更改已经发抄的红本，被大学士冯溥弹劾，康熙帝毫不留情地当众批评了他，鳌拜心虽不甘，但在朝堂之上，也不敢公然对抗皇帝，而康熙帝也通过这些行动，逐渐树立起自己的权威。

可以说，此时御门听政是康熙帝亲掌国政的演习，也是为铲除鳌拜进行的铺垫。两年以后，康熙帝不动声色，举手之间就除去了这个经营多年的庞大集团，如果没有御门听政所做的准备，是不可想象的。此后，康熙帝正式亲自掌理国家大权，他不但没有因为鳌拜的覆亡而掉以轻心，放松听政，反而更加重视。

“三藩之乱”的时候，国事繁多而重大，军情紧急，康熙帝通过御门听政，充分汲取朝廷大臣的智慧，迅速而果决地处理一系列的事务。重任在肩，他不敢有丝毫放松，每天天还没有亮就起床，天刚蒙蒙亮就开始听政，用他自己的话说，“惟恐有怠政务，孜孜不倦”。

当然，康熙帝也对各部官员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他下诏：“令部院官员分班启奏，偷情安逸，甚属不合。以后满汉大小官员，除有事故外，凡遇启奏事宜，都要一同启奏，我可以鉴其贤否；那些没有启奏事情的各衙门官员，也要每日黎明，齐集午门前，等到别人启奏之后同时散去。都察院堂官及科道官员，没有启奏事宜，也必须每日黎明齐集午门，查满汉部员、官员有怠情规避者，即行题参。”

官员们为了避免耽误早朝，往往在凌晨三四点就得起床，点着灯笼上朝。在皇帝的带动下，官员们也都养成了未明即起的习惯，整个朝廷呈现出一种勤勉高效的氛围。

平定“三藩”之后，紧急政务相对减少，但是康熙帝仍然坚持御门听政，只是对时间作了调整。在京期间，康熙帝御门听政坚持不辍，外出巡幸，也坚持处理政务，因此热河避暑山庄和各处行宫，也都成了他召见臣下处理政务的场所。每逢康熙帝离开京城，各部院便将奏章集中送至内阁，由内阁派人专程转送。

康熙帝如果住在南苑，就一天汇送一次或隔日汇送一次；如果远行外地，就每三日送一次。每天清晨，各部院尚书、侍郎就要赶到听政的地方，将本部日常事务上奏给康熙帝。有些问题康熙帝当时就作出决定，命令有关部门贯彻执行。遇到重要问题，康熙帝要当面询问详情，征求各方意见，然后仔细调查，最后作决定。

从亲政之日起，除了生病、三大节、重要祭祀之日以及宫中遭遇丧葬等变故，康熙帝不得不暂停御门听政外，到他去世前50多年时间里，他几乎没有一天不坚持听政。因此，虽然御门听政并非康熙帝独创的理政形式，但在中国历史上，像他这样将御门听政定为常制，注重实效，数十年坚持不辍的皇帝，绝无仅有。

康熙帝利用御门听政，解决了大量的实际问题，大大地提高了国家的管理质量和行政效率。康熙四十五年，也就是1706年，农历四月十二日，大学士会同户部奏上有关“钱价太贱，需要平抑”之事，康熙帝当即作出和粜收买，严厉惩处贩钱抬价者。

同年十月，为拿获贩卖大钱人犯一事，刑部侍郎鲁瑚与九门提督发生争执，在康熙帝听政时面奏请旨。康熙帝让二人充分述说理由后，严厉批评刑部悖谬，下令交给都察院处理。许多重要、机密的事，各部还要具本奏上，面奏完毕，由大学士商同处理。

在听政的过程中，康熙帝尽量发挥大臣们的积极性，让他们畅所欲言，甚至鼓励互相争论。经过争论，有时康熙帝发觉自己的意见也并不完全正确，就虚心接受，改变自己的决定，采纳臣下的意见。

有一次，九卿会议提出请皇上亲临河上，指授方略的要求，康熙帝开始断然拒绝，并且声明：“我屡次巡察途经河道，对治河工程非常清楚，有些地方虽然没有去过，但从地图上也早已十分熟悉，随时可以定夺。我几次南巡，发现走小路十分扰民，所以没必要亲自前往。”

但是九卿一再坚持，申明利弊，说皇帝不亲临指示，就不敢动工，工程也不能圆满完成。康熙帝经过通盘考虑，终于同意亲自前往检视。

这场争论整整进行了一年。九卿有的面奏，有的递折，都直陈己见，大大提高了中枢决策的准确程度，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对于自己的正确意见，康熙帝还是勇于坚持的，这也是加强权威的一种体现。

康熙四十五年，也就是1706年，为治理黄、淮，在分工、筹款、官吏管理等诸方面，康熙帝与九卿存在很多分歧，并在御门听政时进行了多次争论。

九卿们提出：“河务重大，需要耗费巨额资金，应该设立民间捐资的条例。”

康熙帝不同意，反复劝谕，说现在国库里银钱十分充足，如果不充足，怎么能减免各省应纳的钱粮呢？康熙帝还批评九卿不熟悉河务，指出：“我去年视察高家堰，见堤坝再不预先修治，一定会出大问题，就命令张鹏翮开工修治。但张鹏翮却坚持说根本不会有事，一直拖着不办。现在修河，应当以高家堰工程为重，如果高家堰溃决，那么黄河也难保。”

康熙帝仔细耐心地分析利弊，终于说服了九卿，使得自己的意见得以顺利贯彻执行。对许多朝中大事，康熙帝都亲自过问。大学士请旨的，康熙帝每一件都要亲自定夺，甚至一些看起来并不重要的事情，他也要关注。

有一次，大学士明珠捧折面奏请示户部奏销前一年湖南钱粮。康熙帝就问：“所奏钱粮数目是不是确切？”

明珠回答说：“我核对过，是相符的。”

康熙帝仍不放心地问：“户部钱粮浩繁，很容易蒙混，经常在销算当中出问题，你们要传我的话，要户部务必严加清查，排除弊病隐患。如果不改，一定严加查办！”经过康熙帝亲自安排落实，解决了许多问题。

康熙二十五年，也就是1686年，农历七月的一天，康熙帝处理翰林官外转的奏章，询问大学士的意见，明珠奏报说，可以依吏部所议。

康熙帝听后很是不满，他批评道：“这是你们顾及情面，现在的翰林官，有的不善书法，不能写文章，不能读断史书，只知饮酒下棋，这样的人一旦重用，使无才之人反受宠幸，怎么去教育后人？一定要降谪一两个人来警诫他们。”

于是，康熙帝当即指示大学士、学士带着谕旨到翰林院、吏部去质询。当天晚上，大学士们就回来汇报了吏部与翰林院的疏误之处，加以改正。

通过这些做法，不但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而且也掌握了各地、各部门的薄弱之处，对加强皇权，防止权臣擅政现象的发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御门听政时，康熙帝不只处理日常事务，而且还借机考察官员，整顿吏治，并通过这种方式增进官员们同自己的感情联系。

康熙帝首先将官员是否认真按时启奏视为勤勉与否、贤良与否的重要标准。因而对朝奏时偷情安逸的官吏严加训斥，对启奏诸臣，他也时时要求他们要注意民生疾苦。他曾多次告诫身边的官员，作为一方大吏，所奏必须与国计民生相关。

康熙二十二年，也就是1683年，农历二月初六，江西布政使石琳上奏本省要政时，多举琐碎事情，康熙帝严厉批评说：“你身为地方大吏，应举有关民生利弊以及应该革除的大事奏告，怎能用这种琐事来搪塞呢？”

对官员们的升转任命，康熙帝很注意听取大学士们的意见。每当吏部或九卿推荐官吏，康熙帝总是让大学士们充分发表意见，以决定取舍。有时一时无法议定，便下令有关部院或九卿再作商议。

有一年，户部侍郎、贵州按察使、浙江按察使、山东布政使等都出现缺员，吏部报上拟升转名单，康熙帝并未指点，而是下令：“着以开列人员问九卿，各举所知。”

对吏部所开山东等9省学政名单，康熙帝对学士们说：“直隶地区，我已点过；江南等地学臣紧要，这本折子里开列的人员我不大认识，请向九卿去问询。”但是，对各部部议及大学士们票签的错误，康熙帝却丝毫不加迁就。

康熙帝曾经问大学士马齐：“前代君王不接见诸臣，所以诸臣也见不到君王，君臣之间怎样通气呢？”

马齐回答说：“明代皇帝向来无接见诸臣之例，即使接见，也不许说话。”

康熙帝慨叹道：“为人君者若不面见诸臣，怎么能处理政务呢？”

为了增进君臣之间的感情交流，康熙帝对各级官员，处处表示关心。他认为只有君臣经常在一起商讨国是，才能上通下达，共同筹划，避免前明君臣相隔、依赖宦官而至亡国的局面再度重演。

康熙帝经常通过询问官员的家境来联络感情。出于对他的感戴之情，不少臣下对工作尽职尽责，甚至敢于与他争论。他对这种大臣总是十分赞许。

康熙帝对大臣们说：“你们都是议政大臣，应该各抒己见，直言不讳，即使有小差错，我难道还会因议政而加罪于你们吗？”因此，康熙帝在位期间，君臣关系一直非常融洽。各级官员普遍任劳任怨，对康熙帝也倍加爱戴。

康熙帝生病期间，暂停御门听政，但是各部院官员仍然全部赶到左门请安，使康熙帝十分感动，他动情地说：“君臣谊均一体，分势虽悬，而情意不隔。”

通过御门听政，康熙帝对大臣们的“感情投资”得到了回报，大大增强了官员们的向心力，从而极大地强化了他的权力，使得他的统治得到了空前的巩固。

御门听政作为康熙帝长期坚持的处理政务的主要方式，对于清朝政局的健康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康熙帝充分利用御门听政，使朝廷上下协调一致，克服困难，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对手。

在平定“三藩之乱”的8年中，诸多情况下，都是康熙帝利用御门听政及时地作出各种决定，并贯彻执行，从而取得了平叛战争的胜利。之后，康熙帝又抓住有利时机，在御门听政时授任姚启圣为福建总督、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终于顺利收复台湾，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 fQNwGkDhzBpEXKf6GzdYfoKMF8xkdp5P9Irk2S+EcWExY/BYlQfbba8fGTCQOS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