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帙浩繁的历代丛书文献

在我国两宋时期，由于政府推行重文抑武的政策，作为最高执政者的皇帝身体力行，带头读书，赋诗撰文，使得全国上下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在这种氛围中，宋代的士大夫们勤于著述，图书编撰数量大大超过前代，而且多有创新。北宋时期，编撰的史书都是前代的历史，而到了南宋时候，无论是官修与私撰，都十分重视当代史的修撰。南宋图书编撰在北宋的基础上更上了一层楼，在诸多方面都有了进一步发展创新。

南宋时期，政府专门设立一个以馆阁为主的完善的修史机构，负责编修本朝的起居注、时政记、日历、 会要、实录、同史等。这些繁简不一、体例不同的当代史书，详细地记载了小到皇帝一言一行，大到国家方针大略制定的历史，为宋代士大夫私人修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南宋中后期，因为有北宋与南宋前、中期官方编修的《国史》、《实录》和《会要》，以及大量的北宋与南宋前、中期人的文集、笔记等，为那些家学渊源的史学家撰写当代史书提供了资料上的便利，导致私人修史和修撰当代史的风气盛行。

扬雄 （前53年～18年），字子云。西汉官吏、学者。西汉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郫县友爱镇）人。少年时好学，博览群书，擅长辞赋。王莽时任大夫，校书天禄阁。扬雄是继司马相如之后西汉最著名的辞赋家。正所谓是“歇马独来寻故事，文章两汉愧扬雄”，是对他最好的评价。

宋以前的史书虽然种类不少，但主要是编年和纪传两种。编年体以时为经，以事为纬，按年、月、日顺序记载史事。这样记虽然时间清晰，但遇到重大事件，从发生到结束，少则几天，多则数十年，这就容易使同一件事情首尾却被分散在好几卷书里，对读者了解整个事件过程造成困难。而纪传体以人物为中心，人物为纲、时间为纬。这就直接导致了一个涉及多人的事件，往往被反复记载数篇。

所以，到了南宋时候，为了更好更有效地弥补这种体例的不足，士人学子们开创了纪事本末体史书的新体例。同时，士人学子们还开创了将原传抄和刻印的单独著作，按照一定的体例汇辑在一起而冠以一个总名的丛书。

太学生 指在太学读书的生员，亦是最高级的生员。明朝、清朝时太学即国子监的俗称，内设祭酒、司业各一人为正副长官，其属有监丞、五经博士、六堂助教、学正、学录、典簿、典籍等学官掌教务。

1201年，太学生俞鼎孙及其兄俞经编辑的我国第一部丛书《儒学警悟》，就是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编辑而成的。

《儒学警悟》将一些单独著作汇辑在一起，有利于图书集藏和保管，便于读者对图书的搜寻阅读，所以自问世后，很受欢迎，从此，编辑丛书蔚然成风。

士大夫 原指官吏或较有声望、地位的知识分子，通过竞争性考试选拔官吏的人事体制为我国所独有，因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士大夫阶层，即专门为做官而读书考试的知识分子阶层。士大夫是我国特有的产物。

当时，有个叫左圭的学者，他在阅读《儒学警悟》时，发现《儒学警悟》带有作者明显的个人倾向。为此，左圭便决定编辑一套不分派别、不限年代、搜采渊宏、体例完备，让阅读者能于学术得融贯之益，于原著无割裂之嫌，如百川之归海的书。

左圭历时70余年，终于在1273年编成了另一部规模较大的丛书《左氏百川学海》，简称《百川学海》。其书名取于汉代学者扬雄《扬子法言》“百川学海而至于海”，意为由众说之学派，而溯学海之渊源。

在编辑过程中，左圭按甲、乙、 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把全书分成10集，每集收10种书，共收100种书，177卷。这套书中所收的图书大多是唐代和宋代人所著的记述掌故琐记、朝廷故事、遗闻逸事、典章制度和野史笔记，也有不少宋代人编撰的有关谱录、诗话和书法的著作，除此之外，还有少量两晋南北朝人的著作。

小品 就是小的艺术品。广义的小品包涵很为广泛，在散文中指篇幅较短的文学样式；狭义的小品泛指较短的关于说和演的艺术，它的基本要求是语言清晰，形态自然，能够充分理解和表现出各角色的性格特征和语言特征，最具代表性的是喜剧小品。

《百川学海》是我国刻印最早的一部丛书，虽然成书晚于《儒学警悟》70余年，但因其流传较为广泛，影响远远超过《儒学警悟》，故后世尊之为丛书之祖。后来明代的吴永之又有《续百川学海》、《再续百川学海》、《三续百川学海》。在此基础上，明代的冯可宾又编撰了《广百川学海》，分为10集，以十干标目。

宋代是我国古代笔记成熟期，宋代笔记中，原先的志怪传奇内容趋于淡化，注重现实成为主流，可以说，宋代笔记已是晚明小品的先驱。

礼部尚书 我国古代官职。礼部南北朝北周始设，隋唐为六部之一，历代相沿。礼部最高长官礼部尚书是主管朝廷中的礼仪、祭祀、宴筵、学校、科举和外事活动的大臣，清代为从一品。

此外，宋代笔记也开启了后世考据辨证笔记的先河。如洪迈《容斋随笔》、王应麟《困学纪闻》是其代表作。

洪迈生于1123年，南宋饶州鄱阳人，字景卢，号容斋，南宋著名文学家。作为一个勤奋博学的士大夫，洪迈一生涉猎了大量的书籍，并且养成了做笔记的习惯。在读书之际，每有心得，便随手记录下来，集40余年的成果，形成了丛书《容斋随笔》。

《容斋随笔》分《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共5集74卷。其中前四集各16卷，因书未成而作者过世，故《五笔》仅为10卷。

《容斋随笔》内容繁富，议论精当，是一部涉及领域极为广泛的著作，自经史诸子百家、诗词文翰以及历代典章制度、医卜、星历等，无不有所论说，而且其考证辨析之确切，议论评价之精当，皆备受称道。

《容斋随笔》最重要的价值和贡献是考证了前朝的一些史实，如政治制度、事件、年代、人物等，对历代经史典籍进行了重评、辨伪与订正，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观点，更正了许多流传已久的谬误。不仅在我国历史文献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而且对于我国文化的发展亦意义重大，对后世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推它为南宋笔记小说之冠。

王应麟字伯厚，生于1223年，是南宋末年的政治人物和经史学者以及文字学家。其父曾任温州知州。王应麟从小受家父培养教育，中进士后21岁即任衢州主簿，受程朱学派王野、真德秀等人影响，任官同时勤于读经史，后官至礼部尚书兼给事中。

1276年宋亡后，王应麟在家乡隐居，讲述经史20年。其著作甚多且学术价值甚高，其中《玉海》为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为其准备博学宏词考试时所整理的。《困学纪闻》是笔记类的著作，集合其大量经史研究的心得成果。《汉制考》为历史著作。《通鉴地理通释》是历史地理学的著作。《小学绀珠》则是关于文字学的著作。

《困学纪闻》采用笔记形式，分类编排，对文献典籍、学术渊源、文化现象，进行疏理、考证、鉴定与评介。凡说经8卷，天文、地理、诸子2卷，考史6卷，评诗文3卷，杂识1卷，共20卷。由此可见内容广博，凡属后学所当知当学的方方面面，均有所发明，有所创见，其文辞简约而道理融通，探奥穷源而真知洞见，成为学子视为珍宝的案头书。

翰林院 初时为供职具有艺能人士的机构，唐朝始设。初唐玄宗选擅长文词的朝臣入居翰林起草诏制，后逐渐演变为草拟机密诏制的重要机构，任职者称为待诏，以备起草急诏。宋沿唐制设学士院，称翰林学士院。元设翰林兼国史院及蒙古翰林院。清设翰林院，置掌院学士两人，满、汉各一人，从二品。

后世历代治学者对《困学纪闻》极为重视，特别是清末民初以来从事古籍整理的专家学者，每每利用该书的原始资料与考据成果。

南宋刊刻丛书之风在明代得到了蓬勃发展。明代著名学者解缙，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颖敏绝伦，有“神童”之称。他在18岁时参加江西乡试，名列榜首；次年，会试名列第七，选为庶吉士，读中秘书。

解缙初入仕时，深受明太祖朱元璋宠爱，常侍奉左右。一日，明太祖在大庖西室向解缙询问治国安邦良策，对解缙说：“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当知无不言。”

内阁首辅 首辅是明代对首席大学士的习称。明中期后，大学士又成实际宰相，称之为“辅臣”，称首席大学士为“首辅”，或称为“首揆”、“元辅”。清代领班军机大臣之权极重，亦称首辅。

解缙遂日上万言书，剖切陈词。明太祖连连称赞解缙有安邦济世之奇才，治国平天下之大略。不久，缙又献《太平十策》，再次陈述自己的政治见解，亦得明太祖赞许。遂官至翰林学士。

明太祖去世后，朱棣登上帝位，年号“永乐”，是为明成祖。自幼喜欢读书的明成祖为了实行文治，遂任命翰林院学士解缙为内阁首辅，下令由解缙领导编纂一部有史以来数量最多、种类最全、质量最好的大型图书。

明成祖希望编纂一部自有图书以来，包括经史子集、百家之书、包罗万象的大规模的丛书。然而一开始解缙并没有真正领悟明成祖编一部终极之书的意图，才一年工夫，和同事们就编成了这部把历代文献分门别类的书。

当解缙把这部名为“文献大成”的著作献上时，明成祖十分不满意，认为所纂尚多未备，过于简略，不符合他的原意，因此又下令大规模地予以修改充实，并增派太子少师姚广孝、礼部尚书郑赐等协同解缙为监修官，又从翰林院和国子监抽调2000多名学者参加编写、校订、录写、绘图等工作。

解缙这才意识到，明成祖实际上是想借由这部大书的编纂，使意识形态高度集中到他指定的方向上来，以达到文治的目的。

接着，解缙便带领着这支由朝臣文士、宿学老儒组成的2.16万人的庞大的编纂队伍，重新开始了工作。经过3年寒暑，到1407年12月，这部名为《永乐大典》的皇皇巨著终于全部编成。

《永乐大典》收录上自先秦，下迄明初各种书籍七八千种，内容涵盖经史子集，以及天文、地理、阴阳、医术、占卜、释藏、道经、北剧、南戏、平话、工技、农艺、志乘等，共计11095册，22877卷，3.7亿字，全书被装订成11095册，仅目录就达60卷之多。

《永乐大典》纂成后，被放置在南京文渊阁的东阁。1421年明成祖移都北京，挑选了一部分藏书带到新都，《永乐大典》在正统年间正式被放置在文楼中。

在明代皇帝中，明世宗嘉靖皇帝最喜爱《永乐大典》，平时在案头上常备几册大典以供随时翻阅。1557年宫中发生大火，三大殿都被烧毁。火势蔓延，很快便危及文楼中的大典。明世宗连夜下了3道金牌，令人把大典及时抢救出来。

为防止今后再遭受类似的祸患，明世宗便萌生了重录大典的想法，并同大臣徐阶反复商议此事，最终完成了重录工作。

自明成祖朱棣以皇家名义组织辑成《永乐大典》后，民间富学力之士纷起效仿，乃至明代出现私家撰著丛书盛行的文化现象。如通州学者撰著的大型丛书就有两部：曹大同的《艺林花烛》160卷和彭大翼的《山堂肆考》240卷。但只有后者得以流传后世。

1595年，彭大翼历经40余年的博览群书，采集辑录，终于完成了大型丛书《山堂肆考》，并由周显金陵书林刊印。

《山堂肆考》以其洋洋260余万字的鸿篇巨制，在我国古代私家撰述的众多丛书中确实出类拔萃。该书采集宏富，内容浩博，门类繁杂。经史子集、释经道藏，无所不及。

《山堂肆考》全书分宫、商、角、徵、羽5集，共45门：每门又分子目若干，每一子目有小序一篇，述其内容、范围、沿革等，下录引文，或标书名。剪裁得当，浅显易懂。

到了明万历年间，在宰相张居正和申时行等人的大力改革下，经济得以快速增长，出现了“万历盛世”的繁华景象。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各种文化思想如雨后春笋般拔出地面，丛书也在这个时期得以蓬勃发展。

张居正 （1525年～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明代政治家、改革家。明神宗万历初年，张居正代首辅。当时明神宗年幼，张居正得到当时摄政的神宗生母李太后的完全信任，一切军政大事均由他主持裁决，前后当国10年，实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措施，收到一定成效。

当时有个叫何镗的人，为人刚直，在任进贤知县期间，很有政声。后来，何镗又晋升为开封府丞、潮阳知县、江西提学佥事等职。

何镗崇尚理学，勉励读书。他在读书研习的过程中，发现古代书籍由于时代变迁而发生的散佚现象非常普遍，感到非常痛心，便立志于从事对亡佚之书的辑佚整理工作。

后来，何镗在任云南参政间以亲老乞归养获准。他在家亲老期间，政府又升任他广东按察使和河南布政使，他均未赴任，而是在家闲居著书，先后编成《古今游名山记》和《中州人物志》，并撰有《修攘通考》、《翠微阁集》等。

由于明代丛书刊刻之风盛行，于是，何镗别出心裁地专辑了一套以汉魏时期的旧作为主，间有南北朝时晋、梁、陈人以及隋人著作的丛书，并以这一时期冠名为《汉魏丛书》。

《汉魏丛书》的内容主要是汉魏及两晋南北朝的古经逸史、稗官野乘之作。何镗编辑完成后并没刊行。直到1592年，藏书家程荣得到此书后，才选刊了其中的38种。10年后，藏书家何允中将《汉魏丛书》分为经翼、别史、子余、载籍四部刊行，名为《广汉魏丛书》。

布政使 明太祖洪武初年罢元代的行中书省，至明宣宗时，除南北两京外，分全国为十三承宣布政使司，每司设左、右布政使各一人，为一省最高行政长官。后为加强统治，设置总督、巡抚等官，布政使权位乃轻。

《汉魏丛书》内容大多是古经逸事、稗官野史等。这部丛书子目38种，计251卷，以编校细、篇目全、刻印精，成为古代大型出版丛书之祖及著名的精善本。

《汉魏丛书》是我国第一部名副其实的综合性丛书，也被誉为“开创古代大型出版丛书之始祖”。自《汉魏丛书》出版后，许多学人纷纷涉足考据学、目录学、文献学等领域，开拓性地对编纂类书、丛书进行研究。一时间，整理、刻印古代典籍蔚然成风。

明代丛书的大量出现，促成了清代历史的新发展。清代学者朱筠早年任翰林院编修，后被授予贵州都匀知府，未及赴任，即以四品服留任，后又擢升为侍读学士。

六书 指象形、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汉代学者把汉字的构成和使用方式归纳成6种类型，总称六书。六书是后来的人把汉字分析而归纳出来的系统。然而，有了六书系统以后，人们再造新字时，都以该系统为依据。

朱筠任安徽学政时，遂刊布宋版《说文解字》，并意识到“六书”之学的重要性：

六书者，所以辅史而通经，其道大，非独一端而已。

朱筠在诲导士子时，特别指出“六书”为研究古学的入门之径。此说一出，遂为学者认同，流风所向，士子因多有通“六书”及注疏家言者，学风为之一变。

此时正是清乾隆皇帝在位期间，乾隆帝下诏向天下广求遗书，以昭示盛世文治之意及自己对载籍的重视，并为士人指明了为学应有的态度和方法。而朱筠这种以经义古学为宗尚的取向，正好顺乎时代潮流。正是在此背景之下，朱筠遂上一则《购献遗书折子》以示对皇帝之谕的积极响应。他还上有一则《谨陈管见开馆校书折子》，阐发了自己对购求遗书事宜的看法。

朱筠的建议得到皇上的肯定和采纳。不几日，清乾隆皇帝即下命开馆校核《永乐大典》，接着便诏令将所辑佚书与“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汇编在一起，名曰《四库全书》。

1772年征书开始，次年二月，《四库全书》正式开始编修，以大学士纪晓岚、陆锡熊、孙士毅为总纂官，编修陆费墀为总校官，下设纂修官、分校官及监造官等400余人。

在纪晓岚、陆锡熊、孙士毅等人的领导下，把其中“经部”分为“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10类。

“史部”分为“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15类；

“子部” 分为“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14类；

“集部”分为“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5类。全书共44类。

考虑到这部书囊括古今，数量必将繁多，总纂官纪昀、陆锡熊等便提出分色装潢经、史、子、集书衣的建议。书成后它们各依春、夏、秋、冬四季，分四色装潢，即经部绿色，史部红色，子部月白色，集部灰黑色，以便检阅。

为了保存这批精典文献，由皇帝“御批监制”，从全国征集3800多文人学士，集中在京城，历时10年，用工整的正楷抄书7部，连同底本，共8部。虽然9部书由数千人抄写，但字体风格端庄规范，笔笔不苟，如出一人。

为了存放《四库全书》，清乾隆皇帝效仿著名的藏书楼“天一阁”的建筑建造了南北七阁。分别将这8部书分藏在“北四阁”和“南三阁”。七阁之书首尾都钤有玺印。

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为了便于阅读，清乾隆皇帝还下诏编了《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全书考证》、《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等书。

《四库全书荟要》是《四库全书》的精华，收书473种、19931卷。《四库全书总目》200卷是《四库全书》收录书和存目书的总目录。《四库全书简明目录》20卷是《四库全书总目》的简编本，它不列存目书，只列《四库全书》收录的图书，每种书的提要也写得较简单。《四库全书考证》100卷是四库馆臣对应抄、应刻各书校勘字句的记录汇编。《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是用木活字印成的。

《四库全书》是清乾隆皇帝亲自组织的我国历史上一部规模最大的丛书。据文津阁藏本，该书共收录古籍3503种、79337卷、装订成3.6万多册，约10亿字。《四库全书》整理、保存了一大批重要典籍，开创了我国书目学，具有无与伦比的文献价值、文物价值与版本价值。

在此之后，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的藏书家鲍廷博父子又刊刻了丛书《知不足斋丛书》全书30集，其前27集由鲍廷博所刻，后3集由其子鲍士恭续刻。共收书208种，含附录12种。后来还有《续知不足斋丛书》和《后知不足斋丛书》等，最大限度地保存了一批重要古代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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