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蚕桑丝织业的发展

自从古人发明了植桑养蚕之后，我国古代丝织业开始出现并有了最初的发展。在夏商周时期，蚕桑业已经受到人们的广泛重视，至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古代蚕桑业和丝织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考古发现说明，春秋战国时期蚕桑和丝织的发展状况，黄河中下游地区蚕桑业已相当普遍。同时，长江流域的蜀国、楚国和吴国、越国都有蚕桑和丝织之业。

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中出土的绢片和丝带，经鉴定为家蚕丝。此后在江苏吴江梅堰和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器物上发现了蚕纹图案。这都说明长江流域的我国先民经长期采用野蚕丝的实践，到了新石器时期的晚期已将野蚕驯化为家蚕，至今有4000多年的历史。

黄河流域至今尚无确凿的证据证明新石器时期已经有了蚕桑业，不过从种种迹象来看，黄河流域蚕桑业的起源也是很早的。

河南安阳殷墟出土过一只雕琢逼真的玉蚕，安阳武官村所发现的戈援上，残留着绢纹和绢帛。另外，甲骨文里已有了蚕、桑、丝、帛等象形字和祭祀蚕神的记载，说明在商代黄河流域已经有了相当发达的养蚕和丝织事业了。

至秦汉时期，全国各地蚕桑和丝织得到进一步发展，陆续形成了齐鲁地区、河南地区、楚国旧地和成都平原等几个主要丝绸产区。

齐鲁盛产蚕桑，《尚书·禹贡》中说青州贡有蚕丝。“厥篚檿丝”，意思是说，进贡的物品是筐装的柞蚕丝。古代青州的丝织物，是贡赋中的特产之一。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早在战国时期，齐国的丝织品就已经举世闻名，“齐阴之缣”“亢父之缣”均为名优产品。西汉时期设立的服官之地有两处，其一就是在齐国都城临淄，春冬夏三服官“做工各数千人，一岁费巨万”，产品以刺绣为主。

河南地区的丝织业重心在襄邑至睢阳一带。襄邑就是后来的杞县，是西汉时期除齐城临淄外的另一处服官所在地。襄邑以织锦为主，有“襄邑俗织锦，纯妇无不巧”之说，专供宫廷皇室享用。

西汉初年，睢阳也出现了丝织业。睢阳就是后来的商丘。汉初的大将军灌婴，在跟随刘邦之前就是睢阳的一个贩卖丝织品的商人。

汉初的另一丝织品产地在今濮阳一带的卫国旧地。《诗·卫风·泯》说“抱布贸丝”，说明丝已作为商品进行贸易。《尚书·禹贡》中说兖州“桑土既蚕”，“厥贡漆丝，厥篚织文”。时人称濮阳为中原重要商业都会，当与丝织业有关。

楚国旧地在秦汉时期也出现了丝织业。在河南信阳、湖北江陵、湖南长沙诸地的楚墓中出土了不少质地良好的丝织品。

比如，1957年，长沙左家塘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一批丝织品，包括各种颜色的绢和纹样繁复的纹锦；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一件素纱蝉衣，薄如蝉翼，同时出土的还有绣袍和彩帛，证明战国时期的丝织工艺水平已达到惊人的程度。

成都平原著名的产品是蜀锦。葛洪的《西京杂记》载，汉成帝曾下令益州留下三年税赋，为宫廷织造七成锦帐，以沉水香饰之。东汉时，成都城内有锦官城，以贮存锦。城内锦江即以濯洗蜀锦而得名。

丝织业的发展，有赖于桑树种植面积的扩大。两汉时期，桑树种植的北界大致在泾渭河中游、山西中部和河北北部永定河流域。

自魏晋开始，南北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加强，驱动桑树种植地域的扩大。东晋末年，平州刺史慕容嵬向朝廷要求种桑，于是在辽河流域开始种植桑树。北魏时期，在延水河谷和银川平原的黄河沙洲上都有桑林分布。延水就是后来的洋河，是桑乾河上游的两大支流之一，属于海河流域。

东汉以后种植桑树除养蚕外，还有解决饥困的作用。东汉末年，曹操、袁绍、刘备都曾以桑葚为军粮，但主要还是育蚕。例如河北地区种植大批桑树，蚕丝业也十分发达。

桑树种植面积的扩大，促进了丝织业的发展。东汉末年，封建国家开始按户抽调。所谓户调，即以绢、绵为征收对象。204年，政府令河北地区居民“户出绢三匹，绵二斤”。此后历魏晋至隋唐，历代政府都实行户调制，由此可见，丝织业已成为古代非常普遍的家庭手工业。

魏晋南北朝时黄河流域的丝织业，最发达的是河北地区。清河的缣、总，房子的绵、纩，朝歌的罗绮，均为上品。清河就是后来的河北清河，总是绢的一种，房子就是后来的河北高邑，纩是一种丝绵，朝歌就是后来的河北淇县。

河北其他地方如巨鹿、赵郡、中山、常山等郡出产的缣，也为人们所称道。北魏统一北方，太和年间规定黄河流域19州贡绵、绢、丝，可见当时黄河流域的丝织手工业十分普遍。

长江流域丝织技术虽不如黄河流域，但蜀锦负有盛名。诸葛亮说，蜀汉“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当时江东尚未有锦，河北所产又不及蜀锦，故魏、吴两国都从蜀汉输入蜀锦。刘禅降魏时国库中尚有锦绮绢各20万匹，可见不论在产量或质量上，蜀锦在全国丝织品中均首屈一指。

唐代丝织品主要产区在河北、河南、江南、剑南四道。大体上为河北、河南、山东三省和淮河流域苏、皖地区。另外，定州以产绫为主，越州临城以产纩为主。扬州以锦袍、锦被为贡品，越州以产绫、纱等丝织物著称。

唐代后期南方丝织业的逐渐兴起，与北方的先进技术南传有关。先秦以来蚕桑业一直比较发达的关中、河东地区，从唐代开始渐趋衰落。宋代以后，长江流域蚕桑业逐渐兴起。北方的河北、山东地区仍保持着一定的发展势头，河北、河南、山东养蚕业仍很发达。但就整个黄河流域而言已不及长江流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女真入居黄河流域，当时女真族的军事和社会组织单位不尚耕垦，桑树被大批砍伐，必然影响到育蚕事业。而北方战祸致使大量人口南移，使蚕桑纺织技术也随之南移，大大加强了南方丝织业的技术力量。

另外，当时西北陆路的“丝绸之路”阻塞，而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加强了对外交流，刺激了南方丝织业的发展，使长江流域尤其是太湖地区蚕桑、丝织业得到空前发展。

当时的建康、苏州、杭州，越州、成都等地，是南方丝织业中心。南宋临安城中出售南方各地的绮、绫、缎、锦，名目繁多，花色齐全。

到了元代，黄河流域缫丝业和织造业已分化，农家多以育蚕缫丝为限。从元初大司农编纂的综合性农书《农桑辑要》、元代农学家王祯的《王祯农书》记载来看，元代南方的育蚕、栽桑的饲养、培植技术都比北方先进，所产丝的质量也高。

至明代，明洪武年间朝廷规定，黄河流域数省的夏税绢数共7.4万余匹，比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的21.4万余匹少了很多，这正是反映了元末北方蚕桑和丝织业衰落的情况。

明清时期，长江流域是全国蚕桑和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尤其是东南一带，植桑育蚕几乎是所有农户的副业。蚕桑业以浙江湖州为全国之首。各地商人均来湖州收购蚕丝，获利甚高，甚至当地农村出现以蚕桑为主的现象。

在苏州、杭州、嘉兴等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城镇居民皆习机业，并出现了一批以丝织业为主的集镇。如吴江震泽、盛泽及桐乡濮院等。长江上游成都蜀锦的地位逐渐被下游地区的产品所替代。

明清时期，就黄河流域丝织业总体水平而言，已不及长江流域，但也有一些著名的产地。如山西潞安府所产的潞绸，名闻海内。其他如河北饶阳的饶绸、关中的秦缎、河南的汴绸和汴绫，均曾享誉一时。

明清及其以后，对蚕桑业、丝织业发展有一定影响的是棉植业和棉织业的兴起。因为棉花比之蚕桑，“无采养之劳，有必收之效”，所以一部分丝绵为棉花所替代，一部分丝织品为棉布所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