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1790年的秋天,为了庆祝乾隆皇帝的80大寿,扬州盐商江鹤亭在安庆组织了一个名为“三庆班”的徽戏戏班,由艺人高朗亭率领进京参加乾隆皇帝的祝寿演出。
由高朗亭率领的这个徽班以唱二黄调为主,兼唱昆曲、吹腔、梆子等,是个诸腔并奏的戏班。
乾隆皇帝对自己的80大寿非常重视,所以这次北京的祝寿演出也规模盛大,从西华门至西直门外高粱桥,每隔数十米便设一戏台,南腔北调,四方之乐,荟萃争妍。
来自全国各地戏班或弦歌高唱,或抖扇舞衫,前面还没有歇下,后面又已开场,真是群戏荟萃,众艺争胜。其中,在这场艺术竞赛当中,第一次进京的三庆徽班就崭露头角,十分引人瞩目。
三庆班的领班高朗亭是安徽安庆人,他进京时才16岁,演旦角,擅长二黄腔。小铁道人在其所著的《目下看花记》中称赞他:
宛然巾帼,无分毫矫强。不必征歌,一颦一笑,一起一坐,描摹雌软神情,几乎化境。
三庆班进京,原本只为进宫为乾隆皇帝祝寿演出而来,但是由于徽戏曲调优美,剧本通俗易懂,整个舞台演出新颖,而且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所以受到北京观众的热烈欢迎。
三庆班在北京越演越火,演完祝寿戏简直欲罢不能,于是就留在了北京继续进行民间演出。
三庆班进京获得成功后,又有四喜班、和春班、春台班等徽班陆续进入了北京,并逐渐称雄于京华的剧坛。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四大徽班进京”。
四大徽班各有所长,有“三庆的轴子,四喜的曲子,和春的把子,春台的孩子”说法。其中“轴子”指以连演整本大戏著称,“曲子”指擅长演唱昆曲,“把子”指以武戏取胜,“孩子”指以童伶见长。
在捧旦之风十分火爆的京城,技艺不凡的高朗亭自然受宠。抵达北京后,他接替了原三庆班班主余老四而掌班,同时他还担任了京师戏曲界行会组织“精忠庙”的会首,成为了梨园领袖。
后来,继高朗亭之后,著名艺人程长庚、徐小香、杨月楼、刘赶三等人也任过此职。
至清代嘉庆初期,徽班在北京戏曲舞台上已取得主导的地位,据清代戏剧理论家蕊珠旧史所著的《梦华琐簿》记载:
戏庄演剧必徽班。戏园之大者,如广德楼、广和楼、三庆园、庆乐园,亦必以徽班为主。下此则“徽班”、“小班”、“西班”相杂适均矣。
徽班能在北京扎根,得益于其优美的声腔曲调和丰富多彩的演出剧目。徽班艺人擅长演唱二黄、昆曲、吹腔、高拨子等各类声腔,既高亢激越,又不乏浑厚深沉,充满了声腔的美感和表现力。
徽班艺人不仅吸收其他戏曲艺术的声腔曲调和表演方法,还把许多戏曲剧目移植到徽戏中。
据徽戏艺人讲,仅徽戏传统剧目就有千余种,既有像《借靴》《卖胭脂》《一匹布》《打樱桃》等取材民间生活题材的小戏,也有像《闹花灯》《徐策跑城》《双带箭》《挡马》《昭君出塞》《蓝关渡》《清风亭》等反映社会政治斗争的正剧。
同时,还有大量根据历史传说故事编写的剧本,如《淤泥河》《长坂坡》《摔子惊曹》《醉打山门》等。这么多通俗易懂、富有浓厚生活气息的剧目和多姿多彩的表演,赢得了北京观众的欢迎。
另外,徽班扎根北京,还得益于徽商的关照。北京是当时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善于经营的徽商就把生意的重心转移到北京。当时,以徽州六府地域划分的徽商会馆已经纷纷在北京设立。
每逢过年过节时,在徽商会馆里家乡戏自是少不了的,于是,就有了“凡是有徽州会馆的地方就有徽班”一说。在这里,商人们通过聚宴演剧强化同乡之间的凝聚力,徽班也因为有同乡会馆作为后盾,生活上也不至于陷入困顿。
徽班艺人进京之后,继续他们在南方就已经开始的艺术实验。在京的各声腔剧种的艺人,面对徽班无所不能和无所不精的艺术优势,无力与之竞争,多半都转而归附徽班之中。
比如加入春台班的湖北汉戏名优米喜子、李凤林,加入四喜班的湖南乱弹名优韩小玉,加入三庆班的北京籍京腔演员王全福等,于是就形成了多种声腔剧种荟萃徽班之势。因此,徽班在诸腔杂奏的过程中,逐渐侧重皮黄戏的演出。
徽班在表演艺术上也广征博采地吸取诸家剧种之长,不断融于徽戏之中。兼之演出阵容齐整,上演剧目丰富,颇受京城观众欢迎。
自魏长生一度离京后,秦腔不振,秦腔艺人为了生计,纷纷搭入徽班,形成了徽、秦两腔融合的局面。在徽、秦合流的过程中,徽班广泛吸纳秦腔的演唱、表演和剧本,为徽戏艺术的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就是徽剧和汉剧的合流。
汉剧流行于湖北,其声腔中的二黄、西皮与徽戏有血缘关系,徽、汉两剧在进京前就已有广泛的艺术交融。继清代乾隆年期,汉剧名家米应先进京后,清代道光初期,先后又有汉剧老生李六、王洪贵、余三胜,小生龙德云等入京,分别搭入徽班春台、和春班演唱。
汉剧演员搭入徽班后,将声腔曲调、表演技能、演出剧目等融于徽戏之中,使徽戏的唱腔板式日趋丰富完善,其唱法和念白等更具北京地区的语音特点,十分易于京人接受。
1845年,各大名班,均为老生担任领班。徽、汉合流后,促成了湖北的西皮调与安徽的二黄调再次交流。徽、秦、汉的合流,为京剧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1840年至1860年间,经徽戏、秦腔、汉调的合流,并借鉴吸收昆曲、京腔之长而形成了一个全新剧种,这个剧种因为在北京演出,十分易于北京人接受,因此人们称之为“京剧”。
京剧的标志之一就是曲调板式完备丰富,超越了徽、秦、汉三剧中的任何一种。京剧唱腔由板腔体和曲牌体混合组成,其声腔主要以二黄、西皮为主。
另外,当时剧种的行当大体完备,又形成了一批京剧剧目,而且涌现了京剧形成初期的众多代表。包括被称为“老生三杰”的程长庚、余三胜和张二奎,被称为“三鼎甲”的“状元”张二奎、“榜眼”程长庚和“探花”余三胜。
他们在演唱及表演风格上各具特色,在创造京剧的主要腔调西皮、二黄上和京剧戏曲形式上,以及具有北京语言特点的说白、字音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第一代京剧演员中,还有老生卢胜奎、薛印轩、张汝林、王九龄等,小生龙德云、徐小香,旦角胡喜禄、罗巧福、梅巧玲,丑角杨鸣玉、刘赶三,老旦郝兰田、谭志道,净角朱大麻子、任花脸等,他们为丰富各个行当的声腔及表演艺术,均有独特的创造。
“四喜班”的后任班主梅巧玲,勇于突破青衣、花旦的严格分工,为旦角的演唱艺术开辟了一条新路。
后来清代晚期民间画师沈蓉圃绘制了《同光名伶十三绝》,是京剧史上的一幅名伶彩色剧装写真画。
他挑选了程长庚、卢胜奎、张胜奎、杨月楼、谭鑫培、徐小香、梅巧玲、时小福、余紫云、朱莲芬、郝兰田、刘赶三、杨鸣玉等这些清代同治、光绪年间京剧舞台上享有盛名的13位演员,用工笔重彩把他们扮演的剧中人物描绘出来。
从1883年至1918年,京剧由形成期步入成熟期,代表人物时称“老生后三杰”的谭鑫培、汪桂芬、孙菊仙。其中谭鑫培承继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各家艺术之长,又经创造发展,把京剧艺术推进到崭新的成熟境界。他创造出独具演唱艺术风格的“谭派”,形成“无腔不学谭”的局面。
汪桂芬承继了程长庚的艺术风格,演唱雄劲沉郁,悲壮激昂,腔调朴实无华,有“虎啸龙吟”的好评,他因“仿程可以乱真”,故有“长庚再世”之誉。
孙菊仙18岁时选中武秀才,善唱京剧,常入票房演唱,他于36岁后投师程长庚。他嗓音洪亮,高低自如,且念白不拘于湖广音和中州韵,多用京音、京字,听来亲切自然,表演大方逼真,十分接近生活。
“老生后三杰”师承各有侧重,艺术风格各异,谭鑫培文武兼备,艺术造诣及对京剧的发展,远远超过汪桂芬、孙菊仙等人。在清代光绪年间,谭鑫培被称为“伶界大王”,他在剧界地位,如同当年的程长庚。
1883年,慈禧五旬寿日,挑选了张淇林、杨隆寿、鲍福山、彩福禄、严福喜等18位戏剧艺人入宫当差,不仅演唱戏剧,而且当京剧教师,向太监们传授技艺。
从这之后,清代朝廷掌管演出事务的机构“升平署”,每年均选著名艺人进宫当差。至1911年,总共有谭鑫培、杨月楼、孙菊仙、陈德霖、王楞仙、杨小楼、余玉琴、朱文英、王瑶卿、龚云甫、穆凤山、钱金福等生、旦、净、丑的名家150余人入宫。
由于慈禧嗜好京剧,加之京剧名家频繁在宫中献艺,声势日盛。在同期,位于大栅栏地区的广德楼、三庆园、庆乐园、中和园、文明园等戏园日日有京剧演出,形成了京剧一统的局面。
在京剧的成熟期,除“老生后三杰”外,比较著名的艺人中,生行有许荫棠、贾洪林;武生有俞菊笙、杨隆寿;净行有何佳山、黄润甫、金秀山、裘桂仙、刘永春等;小生有王楞仙、德珺如、陆华云;旦行有陈德霖、田桂凤、王瑶卿、朱文英;丑行有王长林、张黑、罗百岁、萧长华、郭春山。
在这一时期,旦角崛起,形成与生角并驾齐驱之势。武生俞菊笙,开创了武生自立门户挑梁第一人,他被后人称为“武生鼻祖”。
这些京剧名家,在继承中有创新发展,演唱技艺日臻成熟,同时将京剧推向了新的高度。
著名京剧宗师杨月楼是“同光十三绝”之一,曾几度到上海演出。有一位闲居上海的广东徐姓妇女,见他人品出众,便想将女儿许配与他。住沪的广东人见她与杨月楼过从甚密,又听说要娶她女儿,便断定杨企图霸占母女,便联名讼之于官。
杨月楼被捕入狱遭审讯时拒不开口,县令命衙役用铁锤打他1000下,谁知铁锤落下,毫无痛苦。这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是一个叫沈月春的上海名妓得知杨月楼的事后,花了1000两银子,买通了衙役。最后,衙役在行刑时,用的“铁锤”是软木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