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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小的时候，有一次我和伙伴们在北密苏里州一间闲置的老木屋阁楼上玩耍。从阁楼爬下来的时候，我先在窗栏上站了一会儿，然后往下跳。我左手的食指当时带着一个戒指。在我跳下去的时候，我左手食指上的戒指钩住了一根钉子，把我整根手指拉断了。
我吓坏了，以为自己死定了，于是便歇斯底里地尖叫着。可是在我的手好了之后，我就再也没有为这个烦恼过。再烦恼也于事无补，不会让我的手指重新长好，我接受了这个不可避免的事实。现在，我几乎根本就不会去想，我的左手只有三个手指头和一个大拇指。后来，我在纽约市中心一家办公大楼里碰到了一个开运货电梯的人，我注意到他的左手齐腕砍断了。我问他会不会为此伤心难过，他说：“不会，我根本就不会想到它。只有在穿针线的时候，我才会想起这只手来。”
一般情况下，我们差不多能接受任何一种情况，并渐渐地使自己适应，然后就整个忘了它。我常常想起刻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一间15世纪老教堂的废墟上的一行字。那行字刻的是：“事情已然是这样，就不会再是别的什么样。”
在人生的旅途中，你和我都不可避免地会碰到一些不尽如人意的情况，它们既然是这样，就不可能是别样。我们也可以有所选择。我们可以把它们当作一种不可避免的情况加以接受，并且适应它；或者我们可以不断地忧虑，直至它毁掉我们的生活，乃至精神。威廉·詹姆斯是我最喜欢的哲学家，他这样忠告人们：“要乐于承认事情就是这样的情况。能接受事件发生的事实，就是能克服随之而来的任何不幸的第一步。”
住在俄勒冈州波特南的伊丽莎白·康黎，却是经过很多困苦折磨之后才认识到这一点。下面是一封她近来写给我的信：
就在我们陆军在北非大获全胜，接受美国政府嘉奖之际，我接到由国防部送来的一封电报，说我最喜欢的侄儿在战场上失踪了。两天后，另外一封电报说他已经死了。
可想而知，我悲伤到了极点。在那件事发生以前，我一直觉得我的人生是多么美好快乐，我有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并努力带大了这个侄儿，在我看来，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小伙子。我觉得我以前的付出与努力，现在应该会有很好的收获……然而，这两封电报却粉碎了我整个世界，我觉得再活下去也没什么快乐而言了。
我开始忽视我的工作，忽视我的朋友，抛开了一切，既冷淡，又怨恨。为什么我最爱的侄儿会死？为什么死的是我那心爱的侄儿？他还那么年轻，他还没有享受到真正的生活，命运为什么如此不公平？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我悲伤过度，决定放弃工作，离开家乡，在眼泪和悔恨之中度过余生。
然而，就在我整理物品准备辞职时，在我的抽屉里发现了一封信，那还是几年前我母亲去世时，我侄儿寄来的一封慰问信。我怀着缅怀的心情打开了那封信：“当然，我们都会记住她的，尤其是你。不过我知道你会撑过去的，以你个人对人生的看法，你就撑得过去。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你教我的那个真理：不论生活多么糟糕，不论我们分离得多么远，我永远都要微笑，要像一个男子汉，承受发生的一切事情。”
我把那封信反复读了几遍，觉得他似乎就在我的身边，正在和我说话。他好像在对我说：“你为什么不照你教给我的办法去做呢？咬紧牙，坚持就是胜利。不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把你的悲伤化作力量，继续生活下去。”
于是，我留下来继续工作，并且不再对人冷淡无礼。我一再对自己说：“事情既然到了这个地步，人死不能复生，但我可以像他所希望的那样继续活下去。”我把所有的思想和精力都用在工作上，我写信给前方的士兵，鼓励他们奋勇杀敌，保重自己；晚上，我参加了成人教育班，要找出新的兴趣，结交新的朋友。我常常惊异于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些变化。我已不再为难以避免的事而忧伤苦闷了，现在我每天的生活里都充满了快乐，就像我的侄儿希望我做到的那样。
伊丽莎白·康黎学到了我们所有人迟早都要学到的一课，就是我们必须接受和适应那些不可避免的事。即使是皇帝，也常常提醒自己这样去做。已故的乔治五世在白金汉宫的墙壁上挂着这样一句话：“不要为月亮哭泣，也不要因错事后悔。”
“能够顺从，这是你在踏上人生旅途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叔本华如是说。
很显然，环境本身并不能决定我们快乐与否，我们对周围环境的反应才能决定我们的感觉。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承受灾难和悲伤，甚至对它们视而不见的能力。有人也许以为自己办不到，但我们内在的力量却坚强得惊人，只要我们肯发掘利用，它就会带领我们闯过一切难关。已故的布思·塔金顿总是说：“人生带给我的任何事情，我都能接受，除了一样，就是瞎眼，那是我无论如何也忍受不了的。”
然而，在塔金顿六十多岁的时候，有一天，他低头看着地上的地毯，色彩一片模糊，他竟然无法看清楚地毯的花纹。于是他去看医生，得到的结论是，他的视力已经下降到了底线，有一只眼睛几乎全瞎了，另一只离瞎也为期不远了。他最怕的灾难发生了。
塔金顿有什么反应呢？他是不是觉得再活下去也毫无意义，或下半辈子就此完了呢？没有，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还能活得那么开心，甚至还能善用他的幽默感。以前，浮动的“黑斑”令他很难过，现在它们在他眼前晃过的时候，他却会说：“嘿，老伙伴又来了，不知在今天这种大好天气里，它要待多久才离去。”
当塔金顿的视力完全丧失之后，他说：“我发现我能承受瞎眼的事实，就像一个人能承受别的事情一样。我想，即使我的五种感官全部失去了功能，我也能够继续生存于自己的思想之中，因为我们只有在思想里才能够看，只有在思想里才能够生活，不论我们是否相信这一点。”
为了恢复视力，塔金顿在一年之内先后共接受了12次手术，为他动手术的是当地的眼科医生。那么，塔金顿有没有畏惧手术呢？没有，一次也没有过。因为他知道，这都是自己必须去做的事情，他知道自己没有办法逃避，而唯一能减轻他痛苦的办法就是坦然地去接受。他坚持与其他病人住在一个大病房里。
在他接受好几次手术之后，他还试着使大家开心，他很清楚在他眼睛里动了些什么手术，他尽力让自己去想他是多么幸运。“真是赶上好时代了，”他说，“科技发展得竟然能够在人的眼睛这么脆弱的部位动手术。”
这件事教会塔金顿如何接受不可改变的事实；也使他了解到，生命所能带给他的没有一样是他力所不及、不能忍受的；更使他领悟了约翰·弥尔顿所说的那句话：“瞎眼并不令人难过，难过的是你不能忍受瞎眼。”
对于那些不可避免的事实，要是我们因此而退缩，或者是加以反抗，为它难过，我们也不可能改变它。可是，如若我们改变自己，我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战胜它。我知道，因为我就试过。有一次，我拒绝接受我所碰到的一个不可避免的情况，我做了一件傻事，想去反抗它，结果使我失眠好几夜，并痛苦不堪。我让自己想起所有不愿意想的事情。经过一年这样的自我虐待，我终于接受了我早就应该接受的事实。
我应该在好几年前就领悟惠特曼的诗句：“要像树和动物一样，去面对黑暗、暴风雨、饥饿、愚弄、意外和挫折。”
我与牛打了十多年的交道，发现，无论哪一条母牛，都从未因草地缺水干枯，天气太冷，或是哪条公牛追上了别的母牛而大为恼火。动物面对夜晚、暴风雨和饥饿时大都很平静，所以，它们从来不会精神崩溃不会得胃溃疡，更不会发疯。
但也请记住这样一点，我并不是说在碰到任何挫折的时候都应该低声下气，那样就成为宿命论者了。不论在哪一种情况下，只要还有一点希望，我们都要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即使不幸的事情注定要发生，再不可能有任何转机，为了保持我们的精力，也不要“左顾右盼，无事自忧”。
已故的哥伦比亚大学郝基斯院长告诉我，他曾经作过一首打油诗，当作他的座右铭：
天下疾病多，数也数不了。
有的可以治，有的治不好。
如果还有治，就该把药找。
要是没法治，干脆全忘掉。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曾经访问过美国好几个有名的生意人。我惊奇地发现，他们中大多数人都能接受那些不可避免的事实而过着自然无忧的生活。
“即使我所有的钱都赔光了，我也不会忧虑，因为我从忧虑那里除了失败，其他的什么也得不到。我尽可能地把工作做好，至于结果，就要看上帝的安排了。”遍及全国的潘氏连锁店创始人潘尼告诉我。亨利·福特也告诉我一句类似的话：“碰到我没有办法处理的事情，我就让它们顺其自然。”
克莱斯勒公司总裁K.T.凯勒先生说：“碰到很棘手的情况时，如果我能想出解决的办法，我就会努力去做；要是不成，我就干脆把它忘了。我从不为未来担心，因为没有人能够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影响未来的因素太多了，也没有人能够说出这些影响和因素的由来，所以为它们担心都是毫无意义的。”
莎拉·班哈特适应那些不可避免的事实的能力可谓是超强的。50年来，她一直是四大州剧院里独一无二的皇后，也是全世界观众最喜爱的一位女演员。后来，她在71岁那年破产了，赔掉了所有的钱财不说，还被她的医生告知，她必须锯掉双腿。
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暴风雨袭击了莎拉乘坐的那艘横渡大西洋的船只，由于来势凶猛，莎拉不小心摔倒在甲板上，使她的腿伤得很重，又染上了静脉炎；腿痉挛。剧烈的痛苦使医生觉得她的腿一定要锯掉。这位医生原以为这个可怕的消息一定会使莎拉大为恼火。然而，莎拉却很平静地说：“如果非这样不可的话，那也只好这样了。”不可避免的命运是无法反抗的。当她被推进手术室的时候，她的儿子站在一边哭。她朝他挥了挥手，高高兴兴地说：“别离开，我很快就会回来。”
在去手术室的通道上，她一直背诵着她演出过的一幕戏里的几句话。有人问她这么做是不是为了提起精神，她说：“不是的，是要让医生和护士们高兴，他们所受的压力要比我大得多！”手术完成，健康恢复之后，莎拉·班哈特还继续环游世界，她的观众又为她疯迷了七年。“当我们不再反抗那些不可避免的事实之后，我们就能节省下精力，创造出一个更加丰富的生活。”爱尔西·麦可密克在《读者文摘》的一篇文章里如是说。
任何人都不可能有足够的情感和精力，去抗拒不可避免的事实，同时又创造一个新的生活。你只能在这两个中间选择一样，或者在生活中遇到那些不可避免的暴风雨时弯下身子，或者抗拒它们而被摧折。
这样的启示在自然界中也很常见。我在密苏里州的农场时，曾种下几十棵树，它们长得很快。后来下了一场冰雹，每根细小的树枝上都堆满了一层厚厚的冰。这些树枝在重压之下并没有顺从地弯下来，而是骄傲地反抗着，最终因承受不了而折断。
相比之下，北方的树木就明智得多。我曾经在加拿大看过长达好几百里的常青树林，从来没有看见一棵柏树或是松树被冰雪或冰雹压垮，因为这些常青树懂得顺从重压，懂得怎样弯垂枝条减轻压力，懂得如何适应不可避免的情况。
在多难的人生旅途上，如果我们能够承受所有压力的话，我们就能够活得更长久，我们的人生旅程就会更加顺利！反之，我们就会产生一连串内在的矛盾，我们就会忧虑、紧张、急躁和神经质。如果我们抛弃现实世界的不快，躺在一个由我们自己连成的梦幻世界里，那么我们就会精神错乱。在战时，所有心怀恐惧的士兵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接受那些不可避免的事实，要么在压力之下崩溃。威廉·卡塞纽斯在纽约成人教育班上曾讲述过这样一个获奖的故事：
我刚刚成为海岸防卫队队员不久，就被派往大西洋的一个单位监管炸药。要知道，我原来只不过是一个卖饼干的小店员，现在竟成了管炸药的人！光是想到站在成千上万吨TNT顶上，就足以让我吓得连同骨髓都冻住了。另一方面，我只接受了两天的训练，而我所学到的东西使我的内心更加充满恐惧。
我第一次执行任务时的情形令我终生难忘。那天，我奉命到新泽西州贝永的卡文角负责船上的第五号舱，和我一起工作的还有五名码头工人。他们身强力壮，可对炸药却一无所知。他们正将重2000到4000磅的炸弹往船上装，每一个炸弹都包含1吨的TNT，足以把我们连船全部炸飞。他们用两条铁索把炸弹吊到船上时，我在心里不停地嘀咕着，万一有一条铁索滑溜了，或是断了，天哪，后果可想而知！
我害怕极了，不由得浑身颤抖，嘴里发干，两膝发软，心跳加速。可是我不能跑开，因为那样就会犯临阵脱逃罪，会被枪毙的。我呆站在那里，一直看着那些码头工人毫不在乎地把炸弹搬来搬去，心想船随时都会被炸掉。
这种不安持续了九十多分钟后，我终于开始运用我的普通常识进行思考。我对自己说：“听着，就算你被炸，又怎么样？你反正也没有什么感觉了。这种死法倒痛快得很，总比死于癌症要好得多吧。不要忘了，人总是要死的。这个工作也不能不做，否则要挨枪子儿，所以你还不如做得开朗点，做好安检工作，把事故发生率降到最低。”
我这样跟自己讲过后，就去检查那些铁索。最后，我克服了忧虑和恐惧，接受了那不可避免的情况。这段经历让我受益终身。现在每逢我要为一些不可能改变的事实忧虑的时候，我就耸耸肩膀说：“忘了吧。”
好极了，让我们欢呼三声，再为这位卖饼干的店员多欢呼一声。“对必然的事，就轻快地去承受。”这句话是在耶稣基督出生前399年一位哲人说的。但是，在这个充满忧虑的世界，今天的人比以往更需要这句话。因此，在面对难以避免的事情时，要在忧虑毁了你之前，改变忧虑的习惯，适应已经发生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