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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底，朱可夫4年的学徒期满了，他成了一个青年师傅，也就是老师傅的帮手。
老板问朱可夫：“你以后打算怎么住啊？是留在作坊宿舍里，还是到私人住宅去住呢？如果住在作坊里，继续在厨房里同学徒们一起吃饭，每月的工资是10个卢布。如果住私人住宅，就能拿到18个卢布。”
当时，年轻的朱可夫生活经验不足，于是就对老板说：“我想住在作坊里。”不过后来他才明白，这样做不是很划算，因为每天师傅们下工后，老板总要找些紧急的、但又是白做的活让他干。
朱可夫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因为他还是想多读些书。搬到私人住宅去住，晚上有更多的时间来学习。
过圣诞节的时候，朱可夫又回了一趟乡下，看望父母和姐姐。他现在已经17岁了，是一个师傅了，每月可以挣到10卢布，这在当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挣到的钱数。
老板很信任朱可夫，认为他是一个忠诚老实的小伙子。他常派朱可夫去银行为他兑取支票，或者办理活期存款，并且常带着朱可夫到他的店里去。在店里，除了让朱可夫干毛皮工人的活以外，还叫他负责捆货，到货房办理托运。
朱可夫比较喜欢在店里面工作，因为在这里可以常常同多少有一些知识的人打交道，可以听到他们对当时各种事件的谈论。
作坊里除了科列索夫师傅以外，其他的师傅们都没有看报的习惯，所以对政治问题，谁也搞不清楚。当时，没有毛皮工人工会，每个人都是自己顾自己。后来成立了皮革工会，毛皮工人才加入进去。
所以说，毛皮工人们那时候都不问政治也是不足为奇的。只有个别人例外。大多数毛皮工人师傅们只关心自己的切身利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天地、打着自己的算盘。某些人还不择手段地为自己积攒一笔小小的资本，总想开个小店，自己当老板。
朱可夫认为，当时的“毛皮工人、成衣工人和其他小手工业作坊的工人，与产业工人不同，与真正的无产者不同，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很浓厚，缺乏无产阶级的团结精神”。
产业工人不会想着去开办工厂。因为，这需要有成千上万的卢布。而他们的收入微薄，只够勉勉强强地吃饱肚子。劳动条件和经常性的失业威胁，使产业工人能够联合起来，同剥削者进行斗争。
1910年至1914年间，俄国的革命形势发展得十分迅速。莫斯科、彼得堡和其他工业城市的罢工运动风起云涌，接连不断。大学生们也经常举行一些集会和游行。由于1911年的大饥荒，农村已经非常贫困了，出现了不稳定的情况。
朱可夫对形势很关心，他经常看一些报纸，了解最新的政治形势。作坊里的师傅中，只有科列索夫有时能搞到布尔什维克的《明星报》和《真理报》，这些报纸简单而通俗地解释了为什么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并证明了工人和贫农有着共同的利益。
当时，年少的朱可夫在政治问题上还比较的幼稚。但他此时已经明白，这些报纸反映了工农的利益，而《俄国言论报》和《莫斯科新闻报》则代表了沙俄老板和资本家的利益。每次回家探亲时，朱可夫已经能向他的朋友们和乡亲们讲解一些革命道理了。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在沙俄的鼓动宣传下，许多青年，特别是有钱人家的子弟，都志愿到前线去打仗。老板的儿子亚历山大也决定去，并极力劝朱可夫也去。一开始朱可夫接受了他的建议，但是他觉得还是找自己最尊重的科列索夫师傅商量商量。
科列索夫对朱可夫说：“亚历山大的心愿，我是理解的，他父亲有钱，他有理由去打仗。你呢，你为什么打仗？是不是因为你父亲被赶出了莫斯科，你母亲被饿得要死？你被打残废回来，就再也没人雇用你了。”这些切合实际的发自肺腑的话，把朱可夫说服了。
随后，朱可夫告诉亚历山大，他不去打仗了。亚历山大把他痛骂了一顿，然后就离家出走了，上了前线。两个月以后，他就负重伤被送回了莫斯科。
朱可夫仍然在作坊里工作，此时他已经住到奥哈得内街私人住宅里去了。他以每月3个卢布的租金，向寡妇马雷舍瓦娅租了一个床位。马雷舍瓦娅有个女儿叫玛丽亚，朱可夫与她相爱，并且还决定要和她结婚。但是，战争使他们的希望和打算都变成了泡影。
由于前线的伤亡很大，所以在1915年5月，沙皇政府提前征召了1895年出生的青年。还不到20岁的年轻人就上前线打仗去了。
1915年7月底，政府宣布提前征召1896年出生的青年入伍。于是，正适合此年龄段的朱可夫向老板请假，回乡下同父母亲告别，顺便帮他们收完了庄稼。
在离开莫斯科时，朱可夫看到到处都是从前线运回来的伤兵，而那些阔少爷却仍然与从前一样，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他们乘着华丽的马车到处游逛，或者赛马玩，或者到“雅尔饭店”狂欢暴饮，每天都喝得烂醉如泥。
虽然看到这两种迥然的现实状态，但是朱可夫依然这样想：既然叫我入伍，我就要忠诚地为俄罗斯打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