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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米哈伊尔的毛皮作坊里，师傅们早晨7时开始劳动，19时收工，中间只有一小时的休息吃午饭。所以，一个劳动日就是11个小时。如果活多，师傅们就要干到22时至23时。那一个劳动日就是15个小时了。加班时间，工人们可以领到一些加班费。
徒工们经常是早晨6时起床。他们很快地洗完脸，就去收拾工作场地，准备好师傅们工作所需要的一切。晚上等打扫完了，为第二天做好准备后，要到很晚才能睡觉。徒工们就睡在作坊里的地板上，天很冷的时候，才让睡后门过道里的高板床上。
起初，朱可夫感到很累，他很难习惯晚睡觉。因为他在乡下时，通常睡得很早。但慢慢也就习惯了，也能担当起每天繁重的劳动。
一开始，朱可夫很想家。他常常想念那些心爱的小树林，他最喜欢同普罗什卡一起到那里打猎，同姐姐一起去那里摘野果、采蘑菇、拾柴火。一想到这些，朱可夫心里就感到很难过，就想哭。他想，他永远也看不到母亲、父亲、姐姐和朋友们了。徒工要到第四年才给几天假回家看看，而朱可夫觉得，这个时间好像永远也不会到来了。
每到星期六，库兹马就领着朱可夫他们去礼拜堂做彻夜祈祷，每个星期日要做晨祷和弥撒。每逢大的节日，老板还领他们去克里姆林宫的乌斯平斯基大教堂去做弥撒。
可是，朱可夫他们不喜欢去礼拜堂，并经常找出各种借口从那里逃走。但是，他们很高兴到乌斯平斯基大教堂，因为那里可以听到美妙动听的教堂大合唱，并且特意去听大辅祭罗佐夫讲道，他的嗓门大得像个大喇叭。
一转眼，一年就过去了。虽然学习中遇到了不少困难，但是朱可夫还是顺利学会了毛皮匠这一行当的初步手艺。在作坊里工作，很是艰辛。因为老板常常为了一点点小过错，就狠狠地打他们，他打人时手还特别重。徒工们经常要挨师傅的打，要挨女工头的打，还要挨老板娘的打。
有时，老板让两个犯了过错的徒弟，用一种抽打皮子的树条互相抽打，自己则在一旁喊着：“给我狠狠地打，使劲地抽！”徒弟们也只好默默地忍受着。
徒工们认为，老板打徒弟是司空见惯的事，这是法规，是制度。老板也认为，徒弟的一切是完全由他支配的，永远也不会有人因为他打徒弟，对年幼的徒工们给予非人道的待遇而责问他。
事实上，从来没有人关心过徒工们是怎样劳动生活的。对于徒工来说，最高审判官就是老板。徒工们被套上的就是这样沉重的枷锁，朱可夫认为，这种枷锁并不是每一个成年人都能承受得了的。
当时，年仅12岁的朱可夫，他所遭受的磨难多么令人心伤，可朱可夫是一个坚强的孩子，他很有韧性，硬是咬紧牙关坚持下来了。他在作坊里已经学会了很多东西。
身为学徒，朱可夫虽然每天都很忙，但他仍然挤出时间来读书。朱可夫非常感激他的老师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雷米佐夫，是他教育朱可夫热爱读书的。老板的大儿子亚历山大也帮助朱可夫学习。两个人同岁，又是表兄弟，所以他对朱可夫比对别人要好一些。
在亚历山大的帮助下，朱可夫读了长篇小说《护士》、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笔记》和其他许多廉价的惊险小说。这些书都很有趣，但朱可夫觉得没有什么教益，他想认真地学些东西。
经过考虑，朱可夫和亚历山大商量，他同意朱可夫的看法，并答应帮助他。以后，两个表兄弟就开始一起学习俄语、数学、地理，并阅读一些通俗科学读物。通常是他们两人一起学习，主要是利用老板不在家的时候和星期日进行学习。
就这样，有一年多的时间，朱可夫相当成功地进行了自学，并上了课程相当于市立中学的文化夜校。开始时，老板不想让朱可夫上夜校，但是，亚历山大说服了父亲，于是他就同意了。朱可夫的功课，都是他在夜间爬到高板床上，借着厕所的灯光做的，厕所里通宵亮着一只小电灯。
在朱可夫夜校毕业考试前一个月的一个星期日，老板出去看朋友了，于是朱可夫和老板舅舅的两个儿子坐在一起打牌，玩的是抓“二十一点”，他们玩得正高兴，谁也没有注意老板在这个时候回来了，并走进了厨房。
这时，正轮着朱可夫坐庄了，他赢牌了。突然有人打了他一记重重的耳光。回头一看，啊！原来是老板！朱可夫吓得目瞪口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而此时，亚历山大和尼古拉都跑掉了。
老板生气地对朱可夫说：“你学文化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打牌数点点？从今天起，你哪儿也不准去，也不准同亚历山大再在一起！”
过了几天，朱可夫去特维尔斯卡亚街到夜校讲了事情的经过，因为他的学习只剩下一个多月了。人们把他取笑了一番，但准许他继续参加考试。
最后，朱可夫参加了市立中学的全部课程考试，成绩很好。他感到很高兴，从此更加热爱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