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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工作的半年时间里，培根熟练地掌握了法语会话。当他熟悉了外交公文和办事程序之后，就把主要精力放到了学习法国文化、参加巴黎的文化活动上。
作为少年外交官，培根频繁地参加巴黎上流社会的各种沙龙。他英俊的相貌、炯炯有神的眼睛、才思敏捷的头脑，使他走到哪里都受到主人的特别欢迎。
培根知识渊博，思维深透。每遇争论，他总要谈谈自己的看法，这使那些盲目崇拜知识和学者的巴黎贵妇人们禁不住啧啧称奇。
在巴黎，培根不仅参加沙龙，而且还观察欧洲大陆的自然风光、经济发展、政治变化、学术动向。他以极强的求知欲，全面了解英国以外的世界，这使他知识大增，视野更加开阔。
后来，培根根据自己对巴黎政界的观察，写成了《欧洲政情记》，还做了大量的笔记和对沙龙的评论。巴黎的学术活动，对培根的学术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培根在法国生活的这段时间里，巴黎和外省的省会城市，都涌现了一批宣传新思潮的学者。这些人都受过法学教育，有过从政经验。他们经常聚在一起讨论各种新观点，这在当时是一种时尚。
培根在巴黎期间，也被朋友邀请出席过这样的讨论会，所以他对这些沙龙式的座谈讨论非常熟悉。
在当时的巴黎，学术沙龙成为一时风尚。学术沙龙是经常性而又非正式的聚会，各种人士都来参加，大家热烈地讨论一些新思想。对此，培根印象极为深刻。
32年后，培根的哲学著作《各家哲学的批判》，采用的就是一个哲学家在集会上演说的形式，而这个虚拟的集会地点就设在巴黎。
在《各家哲学的批判》一书中，培根这样写道：
大约有50个人出席，其中没有年轻人，都是上了年纪的，而且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尊严和荣誉的标记。集会的人中，有些是当过官的，有些是上院议员，也有著名的教士和几乎来自社会各阶层的要人，也有来自不同国家的外国人。
他们有秩序地一排一排地坐着，互相亲切交谈，好像在等待着什么人似的。不一会儿，有一位安详沉着、但惯于表现怜悯之状的人走到了他们中间。
而这个人，正是培根安排的来给大家讲述一些重要新思想的人。这种形式显而易见是培根早年巴黎之行集会见闻的记忆残余。当时，在法国宣传新思潮最激烈、最有名的学者，就是人文主义思想家蒙田，他差不多比培根大30岁。
培根在法国期间，蒙田正在集中精力埋头撰写《随笔集》头两卷。到了1579年，培根离开法国回国前，蒙田的《随笔集》前两卷已基本完成。在此期间，蒙田还经常去巴黎法院办事，涉足政界与学术界。蒙田在巴黎时，经常挤时间参加风靡一时的学术沙龙，宣传自己的思想。
培根的哲学思想，以及他对人生、对社会的认识，同蒙田的思想极为接近。培根在思想上受蒙田的影响非常深。蒙田把自己的力作称为《随笔集》。培根把自己呕心沥血写成的文章结集出版时，也取名为《随笔集》（有人译为《论说文集》）；两本文集中许多篇文章的题目或相同，或近似。
蒙田的哲学思想是怀疑主义。因为经院哲学把自己的原理说成是终极真理，不仅把自己的原理自诩为人类智慧的最高标准，而且自封为人类行为的最高准则。
蒙田针对经院哲学而提出了怀疑主义，他把神学称为“假科学”、“伪科学”。蒙田力图证明包括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观点在内的一切旧的哲学体系都是错误的。蒙田的这些思想和培根的思想完全一致。
当时，法国流行的思潮也是欧洲流行的思潮。这种思潮的兴起，向人们发出了一个信号，即社会的发展正需要一种新的、更完美的科学的认识方法和与之相适应的解释世界的原则。
蒙田哲学思想的终点，正是培根哲学思想的起点。如果说培根改造旧哲学的大志，在童年时代就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种子，随之在大学时代开始萌芽，那么到了这个时期，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已“如此固植于我的心中，以致无法去掉了”。
16世纪的法国，是一个君主专制的国家，不过其君主和大臣比较开明和进步，是一个有教养的开明统治集团。但是16世纪80年代的法国，正处在内战时期，大部分时间为宗教战争所困扰。
1572年，法国数千名胡格诺派信徒被屠杀，引发了一场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内战，这场战争持续了近10年的时间。培根在法国期间所看到的，大都是战乱和教派之间的残酷斗争以及无谓的牺牲。
培根在看到这种情况之后，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他回到巴黎使馆后，便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对哥哥安东尼说：“一国之君，在党派斗争中，不能偏向任何一方，更不能成为某党某派的成员。”
安东尼非常同意培根的意见，他说：“君主制国家，政府中的党派永远都是有害无益的。”
培根说：“你算说到问题的实质了。因为党派要求其成员尽各种义务，而这些义务往往高于对君主和国家应尽的义务。如果党派斗争愈演愈烈，并甚嚣尘上，必然会损害君主和政权的威信，也说明君主软弱无力。”后来，培根把这次与哥哥议论的观点写到了《论党派》里。
培根在一篇名为《论叛乱》的文章中指出：
酿成叛乱的原因一般来说，有如下几方面：
对宗教的不满、要求减轻赋税、要求改革法律或风俗、要求废除特权、要求贬斥小人、要求抵抗异族入侵、由于饥荒以及其他那些足以激怒人民，使众心一致地团结起来反抗的事件。
君主讲话应当慎重，不应该讲那种自以为机智、实际上却十分轻率狂妄的话。恺撒曾说“苏拉不学无术，所以不适于当独裁者”，结果他为这句话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因为这句话使那些不希望他走向独裁的人绝望了。
加尔巴说：“我不会收买兵士，而只征用兵士。”结果这句话也毁掉了他，因为他使那些希望得到赏金的士兵绝望了。
普罗巴斯说过：“有我在，罗马帝国将不再需要士兵了。”这使那些职业战士们绝望了，结果断送了他的生命。
因此，作为君主，在动荡形势下的某些重大问题上，必须慎其所言。尤其是此类锋利的警句，它们传播之迅速有如飞箭，并被人们看作君主所吐露的肺腑之言，其作用甚至超过长篇大论。
当时的法国，也同英国一样，正在经历一场经济的变革。法国的工业进步，主要得益于改进技术和改造手工业的生产方式。技师波纳德·巴里西的制陶事业取得很大的成功，就是这场改革的典型事例。
巴里西最初是一个玻璃技师的学徒，后来转行学习制造陶瓷。他潜心研究白珐琅技术，后来得到宫廷的赞助，并最终获得成功，一举成名。巴里西在成名之前差点儿破产，以致他不得不把家里的东西卖了，来购买制造陶器的原材料。
巴里西不只是一个手艺人，他还钻研一些科学问题，在化学、地质、农学、造林等领域都有过一些成就。巴里西的事迹，当时在法国被传为佳话。
培根到法国时，巴里西已经是一位名人了，他在宫廷里任职，经常在巴黎举办演讲会。在沙龙里，朋友们不止一次向培根介绍巴里西的事迹。培根也从报刊、书籍上读了不少有关巴里西的材料。
巴里西当时在巴黎办了一个“自然博物馆”，展示自己的事业成功的轨迹。巴里西在介绍这个展览的文章中写道：
亲爱的观众，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在几个小时以内，在参观的第一天，你们就能从这个博物馆所展览的物品中，得到比用50年的工夫研究古代哲学家的理论还要多的自然哲学知识。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巴里西轻视经院哲学、重视应用科学，主张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巴里西的主张和见解，与培根的观点是如此的接近，因而引起了培根的浓厚兴趣。
后来，培根在著作中曾写过这样一段话：
各种科学的真正的与合法的目标，简单说来就是用新的发现和能力来丰富人类的生活。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思想永远不会超出赚钱和他们本行中的日常工作的范围。不过有时也会发生这类情况：一个特别聪明的和有志气的手艺人致力于一项新的发明，在这个过程中甚至会倾家荡产。
巴里西正是历史上一个致力于新发明，几乎倾家荡产、聪明而有志气的手艺人中最著名的范例。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培根的两个重要的思想观点：一是在赚钱与把科学运用于实践并争取有所发明两者之间，培根更重视后者；二是要创造一门在实践方面富有成效的科学，就必须克服轻视工匠的思想。
培根还有一个十分明确的观念：要想在认识真理上取得进步，就必须直接求教于自然界而不是求教于书本。
培根在其著作中还曾指出：主要的发明，大多都是在人类还没有许多书本知识的远古时代做出的。他还认为，在书本知识与科学实践相结合方面，工匠比士大夫阶级的知识分子好得多。培根的这种认识，已经超出了他的阶级局限。
在旅居巴黎两年半的时间里，培根几乎走遍了整个法国，接触到不少的新鲜事物，吸取了许多新的思想，这对他的世界观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